七、到底是知识过剩还是文凭过剩？（2/2）
作者：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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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话似乎很有道理，但似乎还是经不起推敲。社会的发展确实需要大学生，社会恨不得它的每个成员都是大学生，但是社会不会给大学生的就业支付成本，也不会为大学生的就业承担责任。对大学生的就业能说话的只有用人单位，可是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需要是有限的。
为了孩子读大学，家长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希望的不过是能让孩子将来的就业更加容易。如果他们的投入得不到回报，是没有人愿意送孩子去读大学的。如果大学毕业在就业中没有产生优势，是没有人愿意为读书而付出高额的学费的。
高等学校给予大学生的是知识还是文凭，而大学生就业需要的是文凭还是知识呢？
仔细想想，高中学习的微积分，没有几个人在工作中能用得到的。再想想那个去了金融部门的地质专业学生，那个进了保险公司的化工专业的学生，还有那个当了文秘的材料力学专业的学生，他们有几个是在工作中运用了自己所学的知识的。事实上，在与他们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工作，他们的薪资水平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专业知识也没有发挥任何优势。
在扩招之前，大学毕业生的薪资水平比没有上过大学的人高出许多，即使是在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也是一样。原因就是人们认为大学生有知识，有文凭，综合素质高。用人单位可以招一个专业不对口的大学毕业生来装装门面，以此显示自己单位的实力。而在大学毕业生多如牛毛的时候，其炫耀的功能也就消失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啊。当冬枣几十块钱一斤或者是一百块钱一斤的时候，它可以当作高档礼品去送人，但是当冬枣只要10块钱3斤的时候，再拎着它去送人就会有些尴尬了。
文凭是进入好单位的敲门砖，是获得高工资高待遇的资格。在现实生活中看来，文凭的重要程度远远高过知识。许多开公司的大老板、大企业家，他们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或者小学，他们并没有学过管理学、经济学的专业知识，但是照样当了董事长、总经理。可见专业知识在一个岗位中所起的作用也并不是绝对的。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有一年科举在北京和南京各开设了一个考场。考试的结果，同一份试卷，在不同的考场，平均成绩不一样。南京的考生成绩普遍比较好，大都在80分以上。而北京的考生成绩相对差一些，在60分左右。主考官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从分数的高低进行录取，结果有95%中进士的考生都是来自南京考场的。北京的考生不服此事就起来闹事，朱元璋为了排患解纷，就按照四六比例进行录取。后来，朱元璋发现，当年考60分的县令和当年考80分的县令在行政管理方面，水平相当，不分仲伯。看来成绩不好未必不是人才，而应付日常事物的管理，也只需要60分的水平就够了。
在宁波有一家高校，招聘了一个当时凭假硕士文凭蒙混过关的高中毕业生当政治老师，一年多的时间里，学生对他负责的课程反映很好，要不是后来查档案使事情败露，恐怕他还在那里当着一帮大学生的老师呢？
事情的是非曲直当然是毋庸置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文凭的重要性。没有文凭，这个高中生是怎么也进不了高校当老师的。现实生活中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毕竟是少部分，大部分的工作招聘中，文凭是比知识重要。
可能某个大学会因为只给学生知识不给文凭而门庭冷落，或者说，某个大学会因为只发文凭不管知识的学习而人满为患。这就是中国人对文凭与知识的辩证关系的理解，能改变命运的不是知识，而是文凭。
高等教育扩招是为了迎合人们对文凭的需求，并不是对知识的需求。扩招，可以让几所中专合并成一所大学，可以让中专的校长升为大学的校长，也可以让中专的老师成为大学的教授。地位、工资、待遇上的好处和实惠就不言而喻了。这也难怪扩招总是受到这么多业内人士的追捧。大学扩招成了老师们获得更多利益的工具，即使他们明白大学生过多，供过于求带来的影响，但是面对利益，他们欲罢不能。
面对扩招带来的就业难问题，政府应该负起责任，限制扩招，减少大学招生的人数。政府在对高等教育进行限制缩招的同时，可以对中专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相应的扩招。把大学招生下调的比例，让给中专和职业院校。让中专和职业教育普及化，而大学教育精英化。
学校给学生的应该是多知识少头衔。把原来由中专合并为大学的学校，恢复其本来面貌，重新回到中专的定位上，但可以在这些中专职业院校里开设大学的课程，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学到大学的知识。这样学校培养出来的中专生就拥有了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因为中专生的职业定位没有大学生的高，他们可上可下，可以做蓝领也可以做白领。这样就业压力也会得到相应的缓解。
扩招引起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知识的过剩，而是文凭的过剩。
政府要制止当今高校滥发文凭的举动，必须严格限制大学的招生人数，要把高等教育的精英位置重新摆正，让大学生成为真正的“抢手货”。社会需要的是多知识多技能的人才，只有文凭没有知识和技能的人对社会是无任何意义的。
专家的话似乎很有道理，但似乎还是经不起推敲。社会的发展确实需要大学生，社会恨不得它的每个成员都是大学生，但是社会不会给大学生的就业支付成本，也不会为大学生的就业承担责任。对大学生的就业能说话的只有用人单位，可是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需要是有限的。
为了孩子读大学，家长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希望的不过是能让孩子将来的就业更加容易。如果他们的投入得不到回报，是没有人愿意送孩子去读大学的。如果大学毕业在就业中没有产生优势，是没有人愿意为读书而付出高额的学费的。
高等学校给予大学生的是知识还是文凭，而大学生就业需要的是文凭还是知识呢？
仔细想想，高中学习的微积分，没有几个人在工作中能用得到的。再想想那个去了金融部门的地质专业学生，那个进了保险公司的化工专业的学生，还有那个当了文秘的材料力学专业的学生，他们有几个是在工作中运用了自己所学的知识的。事实上，在与他们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工作，他们的薪资水平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专业知识也没有发挥任何优势。
在扩招之前，大学毕业生的薪资水平比没有上过大学的人高出许多，即使是在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也是一样。原因就是人们认为大学生有知识，有文凭，综合素质高。用人单位可以招一个专业不对口的大学毕业生来装装门面，以此显示自己单位的实力。而在大学毕业生多如牛毛的时候，其炫耀的功能也就消失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啊。当冬枣几十块钱一斤或者是一百块钱一斤的时候，它可以当作高档礼品去送人，但是当冬枣只要10块钱3斤的时候，再拎着它去送人就会有些尴尬了。
文凭是进入好单位的敲门砖，是获得高工资高待遇的资格。在现实生活中看来，文凭的重要程度远远高过知识。许多开公司的大老板、大企业家，他们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或者小学，他们并没有学过管理学、经济学的专业知识，但是照样当了董事长、总经理。可见专业知识在一个岗位中所起的作用也并不是绝对的。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有一年科举在北京和南京各开设了一个考场。考试的结果，同一份试卷，在不同的考场，平均成绩不一样。南京的考生成绩普遍比较好，大都在80分以上。而北京的考生成绩相对差一些，在60分左右。主考官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从分数的高低进行录取，结果有95%中进士的考生都是来自南京考场的。北京的考生不服此事就起来闹事，朱元璋为了排患解纷，就按照四六比例进行录取。后来，朱元璋发现，当年考60分的县令和当年考80分的县令在行政管理方面，水平相当，不分仲伯。看来成绩不好未必不是人才，而应付日常事物的管理，也只需要60分的水平就够了。
在宁波有一家高校，招聘了一个当时凭假硕士文凭蒙混过关的高中毕业生当政治老师，一年多的时间里，学生对他负责的课程反映很好，要不是后来查档案使事情败露，恐怕他还在那里当着一帮大学生的老师呢？
事情的是非曲直当然是毋庸置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文凭的重要性。没有文凭，这个高中生是怎么也进不了高校当老师的。现实生活中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毕竟是少部分，大部分的工作招聘中，文凭是比知识重要。
可能某个大学会因为只给学生知识不给文凭而门庭冷落，或者说，某个大学会因为只发文凭不管知识的学习而人满为患。这就是中国人对文凭与知识的辩证关系的理解，能改变命运的不是知识，而是文凭。
高等教育扩招是为了迎合人们对文凭的需求，并不是对知识的需求。扩招，可以让几所中专合并成一所大学，可以让中专的校长升为大学的校长，也可以让中专的老师成为大学的教授。地位、工资、待遇上的好处和实惠就不言而喻了。这也难怪扩招总是受到这么多业内人士的追捧。大学扩招成了老师们获得更多利益的工具，即使他们明白大学生过多，供过于求带来的影响，但是面对利益，他们欲罢不能。
面对扩招带来的就业难问题，政府应该负起责任，限制扩招，减少大学招生的人数。政府在对高等教育进行限制缩招的同时，可以对中专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相应的扩招。把大学招生下调的比例，让给中专和职业院校。让中专和职业教育普及化，而大学教育精英化。
学校给学生的应该是多知识少头衔。把原来由中专合并为大学的学校，恢复其本来面貌，重新回到中专的定位上，但可以在这些中专职业院校里开设大学的课程，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学到大学的知识。这样学校培养出来的中专生就拥有了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因为中专生的职业定位没有大学生的高，他们可上可下，可以做蓝领也可以做白领。这样就业压力也会得到相应的缓解。
扩招引起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知识的过剩，而是文凭的过剩。
政府要制止当今高校滥发文凭的举动，必须严格限制大学的招生人数，要把高等教育的精英位置重新摆正，让大学生成为真正的“抢手货”。社会需要的是多知识多技能的人才，只有文凭没有知识和技能的人对社会是无任何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