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屡经浮沉（2/2）
作者：刘基评传
珍的矛盾又趋尖锐。当时行省左丞帖里帖木耳也力主剿捕，于是刘基起草了议剿奏书，帖里帖木耳派其兄径呈朝廷，但方国珍也以重金贿赂朝中权要，结果朝廷又授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一职。而力主剿捕的帖、刘二人则成了朝廷与方国珍交易的牺牲品，以"擅作威福，伤朝廷好生之仁"②的罪名，帖里帖木耳被罢职，刘基则被羁管于绍兴。这一猝然而至的沉重打击，使刘基几无生望：发愤恸哭，血呕数升，欲自杀，家人叶性等力阻之，门人密里沙曰："今是非混淆，岂自径于沟渎之时耶？且太夫人在堂，将何依乎？"遂抱持得不死，因有痰气疾。③仅因门人以孝道温言相劝，才打消了轻生念头，但由此便身染疴疾。
刘基的这一悲剧是忠而见弃的悲剧。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往往将忠君和爱国融为一体，屈原、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是笃敬君王的忠烈，因为封建时代，君主被认为是维系国家命运的核心人物，是国家的象征。《管子·霸言》曰："观国者观君。"《韩非子·喻老》曰："邦者，人君之辎重也。"将国家看成为君主的附属。因此，在民权思想尚未产生的封建时代，两者的结合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忠君与爱国不但互不相碍，有时往往能相得益彰。但是，刘基面临着一种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后人也因之对他的忠君思想产生了过多的訾诃。
首先，元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少数民族统治者统一海内、建立全国政权的时代。刘基所忠荩的皇帝是蒙古族人奇渥温妥欢帖睦尔，这往往是后代狭隘民族主义者责难刘基的重要话柄。当然，具有较高文明水准的民族取得政权，对于国家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个人并不能选择时代。刘基出生时，元王朝已建立数十年，蒙古民族已成为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统治者也吸收了汉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着新的文明，因此，并不能仅将隐遁山林或复兴赵宋王朝视为爱国，所谓"华沦于夷，易仕于时"①仅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而已。
其次，刘基处于元明鼎革，农民起义蜂起的时期，因此，忠君必须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前提。无疑，对农民起义的仇视是与历史发展规律相悖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往往又是从保境安民的角度对农民起义进行价值判断的，这常常是许多往古英烈难免在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失节"的原因。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些历史人物（包括刘基）多一分宽宥，而不能仅以今人的标准④ 《文集》卷十四。
① 黄伯生《行状》："公（刘基）建议招捕，方氏首乱，掠平民，杀官吏，是兄弟宜捅而斩之，余党胁从诖误，宜从招安议。方氏兄弟闻之惧，请重赂公，公悉却不受，执前议益坚"。② 黄伯生：《行状》。
③ ［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六，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① ［明]彭韶：《诚意伯像赞》，《诚意伯文集》卷首。
尺寸古人。
至正十四年（1354）刘基挈家由台州至绍兴，居于城南宝林寺附近王原实家的南园，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羁管生涯。其时的心境颇为复杂。一方面，受辱但壮心难泯，对国事民瘼仍很关注，驻足兰亭之下，缅怀先贤，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古抒怀，发抱负难以施展的感慨："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谢万之语，可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徜徉沈园之中，捧读放翁诗作，又深深为其壮怀激烈的诗篇所感染："男儿抱志气，宁肯甘衰朽"①，壮心犹存。当脱脱在高邮大败张士诚时，闻讯赋诗，对国事战况十分关注。②但是羁管之累与勃发的雄心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只能暂求"吾心之裕如"③而已。另一方面，更多地表现为惆怅悲伤的心境。身居清幽寂寥的南园，登楼远眺，怀乡之情每每油然而生，悼往悲来，涕泗涟涟。所幸的是，友人们仍相从甚密，常结伴同游，赋诗酬唱，心灵受到了莫大的慰籍。绍兴富庶丰盈的物产、友朋的接济，使全家并无冻馁之虞，又使他几乎忘却了自己乃一羁客，尤其是与著名文人王冕的交游更是相契甚欢。王冕，字元章，诸暨人，《明史》有传。其人诗画俱佳，曾携妻孥隐于九里山中，自号梅花屋主，画梅堪称一绝。刘基曾为其中的两幅梅花图题诗两首。其中一幅画中既有红颜雪髭的老道，又有枝同虬蟠、蕊如珠玉的剪剪梅花，画面清雅爽洁。刘基对其"布袍阘茸发不梳，一生只被梅花恼"①的疏狂而又峻洁的人格表示赞叹。观赏这些摹梅珍品，刘基忧烦尽遣，襟怀大畅。不仅如此，刘基还遍览了王氏的全部诗作，体味了其中的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而对王元章"在下位而挟其诗以弄是非之权"②的讪上之作，尤为激赏。遭逢羁管，虽然不混忠君爱国之心，但更多了几分幽怨情感，这种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幻，对朝廷、对地方僚吏的了解更为明彻而逐渐萌生、膨胀，最终蕴酿成了人生旅途的重大转折。
羁管之时，行动并未受到大多的限制。古城绍兴特有的人文自然景观使其心灵创痛得到了抚慰。会稽青山、鉴湖秀水，宝林古刹、横碧危楼成了其遣闷抒怀，求得淡泊清逸的绝佳去处。还曾往杭州，过萧山，游活水源、灵峰寺，登松风阁，"凡新、剡、萧、暨诸名胜，游赏殆遍。"③尤其是与僧人交游较多。一方面此时的心境与万法皆空的佛义较易冥会，另一方面，佛寺古刹往往座落在风景独胜之处，自然景观与禅院钟声、庙宇飞檐构成了一幅幅完美和谐的图画，刘基涉足其间流连忘返，留下了多篇清新自然的诗文佳作。就文而言，无论是与《小石城山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出越城至平山记》，还是"可以蠲烦析醒、起人心情，读之神骨俱冷"④的《活水源记》，设喻神奇、辞章华美的《松风阁记》，都堪称文苑精品；就诗而论，既有诗韵工稳，格律熨贴的唱和诗，又有即景抒情、富有浓郁的悲凉情调的即兴之作。政治上的失意，反而给刘基的诗文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心境、物境，形成① 《题陆放翁<晚兴>诗后》，《文集》卷十三。
② 《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尧帝封疆元荡荡，世皇功业甚巍巍。忠臣义士同休戚，纵欲寻安总祸机"。③ 《裕轩记》，《文集》卷六。
① 《题王元章梅花图》，《文集》卷十二。
② 《王元章诗集序》，《文集》卷五。
③ [清]王蒲修，沈元泰等：《会稽县志稿·寓贤》。
了仕途得意之时无法企及的创作高峰。
随着朝廷对方国珍剿抚政策的改变，刘基等人的晋用陟黜也发生着变化，在招抚方国珍、刘基羁管、帖里帖木儿解甲时，方国珍并没有真正降附，仍奄有三郡，活动于海上，至正十六年（1356）月，刘基也随之复被起用为行省都事、次年，又改任枢密院经历，与行省院判石抹宜孙同守处州。这次起用，赋予的权力甚大，可自募义兵，捕杀拒招下从的起义军，刘基自此也建立起了一支自己控制的武装。当时，处州的青田、丽水、松阳、遂昌、缙云等县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刘基赴任后，作《谕瓯括父老文》，宣扬皇恩浩荡，为扑灭农民起义，维护元王朝的统治继续竭忠尽力。其后，在镇压、招抚处州一带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刘基等人筹谋赞画，石抹宜孙指挥，或发兵进剿，或设计诱捕，不久即几乎残歼无遗。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不能不说是刘基一生中的遗憾和污点。
在台州、处州任职期间，与石抹宜孙的交谊十分深笃。宜孙嗜学问，好赋诗，颇有政绩，惠安百姓，不伐不矜。刘基至处州时，百姓曾遮道称赞石抹宜孙曰："往微公，吾聚已为墟；今微公，吾属已为菹。生我者天，而活我者公。"①为元末官场罕见。他们二人政治抱负仿佛，又都雅好诗赋，文学志趣相投。刘基与石抹宜孙成了志同道合的诗友同仁，对其十分推挹敬重，曰："羡君名重中台上，勋业终光北斗南。"①当时，处州可谓群贤毕至，鸿生畯夫极一时之选，东南人物大都荟萃于此。既有夙负重望的石抹宜孙，又有冠冕士林的刘基、胡深、叶琛、章溢、苏友龙等人为僚佐，他们揽事触物辄以诗歌更唱迭和，两年之间，总成一集，名为《少微唱和集》，共三百余首，而刘基与石抹宜孙之间的唱和之作竟多达九十七首，主要表现了忠君爱国、伤时悯俗的心愫。
虽然刘基跟随石抹宜孙为剿灭起义军驰驱效力，但同样是因为对方国珍的态度，悉心镇压的"军功"被置而不录，仍以儒学副提举的资格授为处州路总管府判，且不与兵事。仕途的坎坷多舛，屡屡忠而见弃，对元王朝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次贬抑，使刘基的思想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化，愤然弃官归里，隐居青田。
在元末纷乱扰攘之时，隐居不仕成了文人们的一种时尚。浙东四先生中，除叶琛继续随石抹宜孙避走建宁之外，宋濂隐居龙门山，章溢隐居匡山。章溢对浙东元帅府佥事一职坚辞不受，是因为"吾所将皆乡里子弟，肝脑涂地，而吾独取功名，弗忍也。"②宋濂和刘基则主要是秉奉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③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刘基仕元之后，由于耿介不阿的性格，屡次解绶归里。这种"隐"，不是道家的高蹈远慕，而是如司马光所云："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①是世无道而被迫归隐。
① 《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抹公德政碑颂》，《文集》卷八。
① 《次韵和石末公自讼之作》，《文集》卷十六。
②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章溢传》。
③ 《论语·泰伯第八》，《十三经注疏》本。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汉纪四十三》，中华书局1956 年版。
刘基的这一悲剧是忠而见弃的悲剧。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往往将忠君和爱国融为一体，屈原、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是笃敬君王的忠烈，因为封建时代，君主被认为是维系国家命运的核心人物，是国家的象征。《管子·霸言》曰："观国者观君。"《韩非子·喻老》曰："邦者，人君之辎重也。"将国家看成为君主的附属。因此，在民权思想尚未产生的封建时代，两者的结合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忠君与爱国不但互不相碍，有时往往能相得益彰。但是，刘基面临着一种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后人也因之对他的忠君思想产生了过多的訾诃。
首先，元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少数民族统治者统一海内、建立全国政权的时代。刘基所忠荩的皇帝是蒙古族人奇渥温妥欢帖睦尔，这往往是后代狭隘民族主义者责难刘基的重要话柄。当然，具有较高文明水准的民族取得政权，对于国家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个人并不能选择时代。刘基出生时，元王朝已建立数十年，蒙古民族已成为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统治者也吸收了汉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着新的文明，因此，并不能仅将隐遁山林或复兴赵宋王朝视为爱国，所谓"华沦于夷，易仕于时"①仅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而已。
其次，刘基处于元明鼎革，农民起义蜂起的时期，因此，忠君必须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前提。无疑，对农民起义的仇视是与历史发展规律相悖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往往又是从保境安民的角度对农民起义进行价值判断的，这常常是许多往古英烈难免在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失节"的原因。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些历史人物（包括刘基）多一分宽宥，而不能仅以今人的标准④ 《文集》卷十四。
① 黄伯生《行状》："公（刘基）建议招捕，方氏首乱，掠平民，杀官吏，是兄弟宜捅而斩之，余党胁从诖误，宜从招安议。方氏兄弟闻之惧，请重赂公，公悉却不受，执前议益坚"。② 黄伯生：《行状》。
③ ［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六，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① ［明]彭韶：《诚意伯像赞》，《诚意伯文集》卷首。
尺寸古人。
至正十四年（1354）刘基挈家由台州至绍兴，居于城南宝林寺附近王原实家的南园，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羁管生涯。其时的心境颇为复杂。一方面，受辱但壮心难泯，对国事民瘼仍很关注，驻足兰亭之下，缅怀先贤，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古抒怀，发抱负难以施展的感慨："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谢万之语，可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徜徉沈园之中，捧读放翁诗作，又深深为其壮怀激烈的诗篇所感染："男儿抱志气，宁肯甘衰朽"①，壮心犹存。当脱脱在高邮大败张士诚时，闻讯赋诗，对国事战况十分关注。②但是羁管之累与勃发的雄心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只能暂求"吾心之裕如"③而已。另一方面，更多地表现为惆怅悲伤的心境。身居清幽寂寥的南园，登楼远眺，怀乡之情每每油然而生，悼往悲来，涕泗涟涟。所幸的是，友人们仍相从甚密，常结伴同游，赋诗酬唱，心灵受到了莫大的慰籍。绍兴富庶丰盈的物产、友朋的接济，使全家并无冻馁之虞，又使他几乎忘却了自己乃一羁客，尤其是与著名文人王冕的交游更是相契甚欢。王冕，字元章，诸暨人，《明史》有传。其人诗画俱佳，曾携妻孥隐于九里山中，自号梅花屋主，画梅堪称一绝。刘基曾为其中的两幅梅花图题诗两首。其中一幅画中既有红颜雪髭的老道，又有枝同虬蟠、蕊如珠玉的剪剪梅花，画面清雅爽洁。刘基对其"布袍阘茸发不梳，一生只被梅花恼"①的疏狂而又峻洁的人格表示赞叹。观赏这些摹梅珍品，刘基忧烦尽遣，襟怀大畅。不仅如此，刘基还遍览了王氏的全部诗作，体味了其中的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而对王元章"在下位而挟其诗以弄是非之权"②的讪上之作，尤为激赏。遭逢羁管，虽然不混忠君爱国之心，但更多了几分幽怨情感，这种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幻，对朝廷、对地方僚吏的了解更为明彻而逐渐萌生、膨胀，最终蕴酿成了人生旅途的重大转折。
羁管之时，行动并未受到大多的限制。古城绍兴特有的人文自然景观使其心灵创痛得到了抚慰。会稽青山、鉴湖秀水，宝林古刹、横碧危楼成了其遣闷抒怀，求得淡泊清逸的绝佳去处。还曾往杭州，过萧山，游活水源、灵峰寺，登松风阁，"凡新、剡、萧、暨诸名胜，游赏殆遍。"③尤其是与僧人交游较多。一方面此时的心境与万法皆空的佛义较易冥会，另一方面，佛寺古刹往往座落在风景独胜之处，自然景观与禅院钟声、庙宇飞檐构成了一幅幅完美和谐的图画，刘基涉足其间流连忘返，留下了多篇清新自然的诗文佳作。就文而言，无论是与《小石城山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出越城至平山记》，还是"可以蠲烦析醒、起人心情，读之神骨俱冷"④的《活水源记》，设喻神奇、辞章华美的《松风阁记》，都堪称文苑精品；就诗而论，既有诗韵工稳，格律熨贴的唱和诗，又有即景抒情、富有浓郁的悲凉情调的即兴之作。政治上的失意，反而给刘基的诗文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心境、物境，形成① 《题陆放翁<晚兴>诗后》，《文集》卷十三。
② 《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尧帝封疆元荡荡，世皇功业甚巍巍。忠臣义士同休戚，纵欲寻安总祸机"。③ 《裕轩记》，《文集》卷六。
① 《题王元章梅花图》，《文集》卷十二。
② 《王元章诗集序》，《文集》卷五。
③ [清]王蒲修，沈元泰等：《会稽县志稿·寓贤》。
了仕途得意之时无法企及的创作高峰。
随着朝廷对方国珍剿抚政策的改变，刘基等人的晋用陟黜也发生着变化，在招抚方国珍、刘基羁管、帖里帖木儿解甲时，方国珍并没有真正降附，仍奄有三郡，活动于海上，至正十六年（1356）月，刘基也随之复被起用为行省都事、次年，又改任枢密院经历，与行省院判石抹宜孙同守处州。这次起用，赋予的权力甚大，可自募义兵，捕杀拒招下从的起义军，刘基自此也建立起了一支自己控制的武装。当时，处州的青田、丽水、松阳、遂昌、缙云等县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刘基赴任后，作《谕瓯括父老文》，宣扬皇恩浩荡，为扑灭农民起义，维护元王朝的统治继续竭忠尽力。其后，在镇压、招抚处州一带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刘基等人筹谋赞画，石抹宜孙指挥，或发兵进剿，或设计诱捕，不久即几乎残歼无遗。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不能不说是刘基一生中的遗憾和污点。
在台州、处州任职期间，与石抹宜孙的交谊十分深笃。宜孙嗜学问，好赋诗，颇有政绩，惠安百姓，不伐不矜。刘基至处州时，百姓曾遮道称赞石抹宜孙曰："往微公，吾聚已为墟；今微公，吾属已为菹。生我者天，而活我者公。"①为元末官场罕见。他们二人政治抱负仿佛，又都雅好诗赋，文学志趣相投。刘基与石抹宜孙成了志同道合的诗友同仁，对其十分推挹敬重，曰："羡君名重中台上，勋业终光北斗南。"①当时，处州可谓群贤毕至，鸿生畯夫极一时之选，东南人物大都荟萃于此。既有夙负重望的石抹宜孙，又有冠冕士林的刘基、胡深、叶琛、章溢、苏友龙等人为僚佐，他们揽事触物辄以诗歌更唱迭和，两年之间，总成一集，名为《少微唱和集》，共三百余首，而刘基与石抹宜孙之间的唱和之作竟多达九十七首，主要表现了忠君爱国、伤时悯俗的心愫。
虽然刘基跟随石抹宜孙为剿灭起义军驰驱效力，但同样是因为对方国珍的态度，悉心镇压的"军功"被置而不录，仍以儒学副提举的资格授为处州路总管府判，且不与兵事。仕途的坎坷多舛，屡屡忠而见弃，对元王朝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次贬抑，使刘基的思想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化，愤然弃官归里，隐居青田。
在元末纷乱扰攘之时，隐居不仕成了文人们的一种时尚。浙东四先生中，除叶琛继续随石抹宜孙避走建宁之外，宋濂隐居龙门山，章溢隐居匡山。章溢对浙东元帅府佥事一职坚辞不受，是因为"吾所将皆乡里子弟，肝脑涂地，而吾独取功名，弗忍也。"②宋濂和刘基则主要是秉奉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③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刘基仕元之后，由于耿介不阿的性格，屡次解绶归里。这种"隐"，不是道家的高蹈远慕，而是如司马光所云："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①是世无道而被迫归隐。
① 《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抹公德政碑颂》，《文集》卷八。
① 《次韵和石末公自讼之作》，《文集》卷十六。
②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章溢传》。
③ 《论语·泰伯第八》，《十三经注疏》本。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汉纪四十三》，中华书局195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