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学史（2/2）
作者：刘因评传
理解，"六经皆史"之说，在今天也是可以成立的。
刘因此说，主观上当然并不是要贬低"经"，但确实是想抬高"史"。
而从其客观效果说，不可否认，它确实有破除对儒家经典的迷信的作用。刘因此说，后世颇有响应者。明代王守仁说："以事言渭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①李贽也认为，"经史相为表里"②，与王说相近。清代章学诚针对汉学家埋头考据的时弊，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认为，六经是夏商周三代盛时各守专官的掌故，是当时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不是圣人为了垂教立言而故意编写出来的。③此后，龚自珍、章炳麟也同主此说。④章学诚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破迷促醒的作用；龚自珍所论，更揭开了近代思想斗争的序幕；至于太炎先生，就更是以其说直接参加对旧学的冲击了。由此看来，我们虽不能肯定章、龚等人都是直接受到刘因的启发，但刘因"古无经史之分"之论毕竟开了先河，对其意义应给予充分的估价。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一五。
② 《中说·王道》。《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96 册，第526 页。
① 《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集》卷一。
② 《焚书》。
③ 《文史通义》中《易教》、《经解》等篇。
④ 参见龚自珍，（占史钧沈论二》；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
（三）学史必读全史
刘因对历代史书都很熟悉，且作了系统地论列。从先秦史书《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到"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下至《晋史》、《南史》、《北史》、《隋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一一作出评价（参见第六章）。进而，他对学史的方法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说：学者必读全史，历代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但然明白，时以《六经》指要立论其间，以试己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以此为原则，他进而对当时的学风提出批评：学者往往全史未见，急于要名，欲以为谈论之资，嘴吻之备。至于《通鉴》，亦不全读，抄撮钩节《通鉴》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随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浅浅乎！刘因"学史必读全史"的观点，从方法论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的有三点：一是要全面占有材料，从实际出发。不道听途说，不以偏概全；二是有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以之作为评判长短是非的标准；三是不可断章取义。浅尝辄止、急于要名。这些看法，都是比较深刻的。其对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推重，更表现了他颇具史学家的眼力。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五。
②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五～六。
刘因此说，主观上当然并不是要贬低"经"，但确实是想抬高"史"。
而从其客观效果说，不可否认，它确实有破除对儒家经典的迷信的作用。刘因此说，后世颇有响应者。明代王守仁说："以事言渭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①李贽也认为，"经史相为表里"②，与王说相近。清代章学诚针对汉学家埋头考据的时弊，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认为，六经是夏商周三代盛时各守专官的掌故，是当时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不是圣人为了垂教立言而故意编写出来的。③此后，龚自珍、章炳麟也同主此说。④章学诚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破迷促醒的作用；龚自珍所论，更揭开了近代思想斗争的序幕；至于太炎先生，就更是以其说直接参加对旧学的冲击了。由此看来，我们虽不能肯定章、龚等人都是直接受到刘因的启发，但刘因"古无经史之分"之论毕竟开了先河，对其意义应给予充分的估价。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一五。
② 《中说·王道》。《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96 册，第526 页。
① 《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集》卷一。
② 《焚书》。
③ 《文史通义》中《易教》、《经解》等篇。
④ 参见龚自珍，（占史钧沈论二》；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
（三）学史必读全史
刘因对历代史书都很熟悉，且作了系统地论列。从先秦史书《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到"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下至《晋史》、《南史》、《北史》、《隋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一一作出评价（参见第六章）。进而，他对学史的方法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说：学者必读全史，历代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但然明白，时以《六经》指要立论其间，以试己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以此为原则，他进而对当时的学风提出批评：学者往往全史未见，急于要名，欲以为谈论之资，嘴吻之备。至于《通鉴》，亦不全读，抄撮钩节《通鉴》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随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浅浅乎！刘因"学史必读全史"的观点，从方法论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的有三点：一是要全面占有材料，从实际出发。不道听途说，不以偏概全；二是有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以之作为评判长短是非的标准；三是不可断章取义。浅尝辄止、急于要名。这些看法，都是比较深刻的。其对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推重，更表现了他颇具史学家的眼力。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五。
②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五～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