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学"经"（2/2）
作者：刘因评传
，《诗》、《书》、《礼》、《春秋》，属于粗、近的部分，《易》属于精。远的部分，因此，《诗》、《书》、《礼》不明，则不可以学《春秋》，诗、书、礼、春秋不明，则不可以学《易》。他针对当时的学风批评道：夫不知其粗者，则其精者岂能知也？迹者未尽，则其远者岂能尽也？学者多好高务远，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故人异学，家异传，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经的次序如何排列，原是经学史上的老问题。先秦至汉初，多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序（如《庄子·天运》等）。东汉班固修《汉书. 艺文志》，以刘欲《七略》为蓝本，始将次序改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此后，《易》被抬高为"群经之首"注家蜂起，异说纷呈。至宋代，各派学者无不以谈《易》而相高。《易）学研究的这种热烈情况，未尝不可说是学术繁荣的表现（刘因也曾在病中亲笔写了《易系辞说》，可惜已亡佚）。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即相形之下，对其他五经反而有所忽视；在《易》学研究中，也有穿凿附会。谈空说妙等弊病。刘因的批评，正是针对此种现象而发。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
②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
（三）先传注疏释而后议论
经学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传注疏释之学。孔子所删定的叫"经"，解释经的叫"传"。汉以后，经传都不好理解了，于是作"注"。隋唐以后，对传注又加以解释，叫"疏"，还有"笺"、"释"、"正义"、"章句"等说法。传注疏释以解释字义为主，注重的是训诂。这主要是古文经学的方法。汉代的今文经学虽称重视"微言大义"，但也多是讲事理，而缺乏对义理（哲理）的发挥。至宋代理学兴起，学风为之一变，各家多借解经的形式，抒发己见，着重于义理的探讨，理学遂大为盛行。这便是刘因所说的"议论"之学。刘因认为，对于经学的这种演变过程，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他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刘因这里简明地勾勒出了由汉至宋经学发展史的脉络，用"传注"、"疏释"、"议论"分别概括汉、唐、宋的经学特点也比较恰当。这表明，刘因对于经学的确有相当深的研究。但他说的"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议论仅是"补其三四而备之"这种量的判定则未必准确，更不能说是定评。刘因此论的用意当然不是贬低理学（这从他说的"正大高明之论"、"铲伪以真"这些评价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是强调不能舍弃传注而只重议论，而应把议论之学（理学）建立在注疏之学（经学）的基础上。这还是有见地的。他接着讲：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析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异，勿好低汗，勿生穿凿。平吾心，易吾气，充周隐微，无使亏欠。??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渊实昭旷，开廓恳恻，然后为得也。②这些告诫的话，语重心长，当也是针对当世的学风而发。自南宋未年，朝廷推崇道学，程朱之学盛行于时，逐渐形成将四书凌驾于五经之上，甚至只知有语录，不知有经传的风气。元朝统一全国后，随着理学在北方的普及，这种风气也有所蔓延。刘因强调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对于矫正时弊有积极意义。遗憾的是，人微言轻，刘因所论并未在当时引起普遍的注意。其后的元代学风，主流是"会合朱陆"，终于导致明代王学的泛滥，其未流更走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极端。反观刘因这一片言辞，不能不承认他的眼光是相当敏锐的。作为学习的方法论，且具有普遍意义。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
②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
（三）先传注疏释而后议论
经学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传注疏释之学。孔子所删定的叫"经"，解释经的叫"传"。汉以后，经传都不好理解了，于是作"注"。隋唐以后，对传注又加以解释，叫"疏"，还有"笺"、"释"、"正义"、"章句"等说法。传注疏释以解释字义为主，注重的是训诂。这主要是古文经学的方法。汉代的今文经学虽称重视"微言大义"，但也多是讲事理，而缺乏对义理（哲理）的发挥。至宋代理学兴起，学风为之一变，各家多借解经的形式，抒发己见，着重于义理的探讨，理学遂大为盛行。这便是刘因所说的"议论"之学。刘因认为，对于经学的这种演变过程，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他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刘因这里简明地勾勒出了由汉至宋经学发展史的脉络，用"传注"、"疏释"、"议论"分别概括汉、唐、宋的经学特点也比较恰当。这表明，刘因对于经学的确有相当深的研究。但他说的"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议论仅是"补其三四而备之"这种量的判定则未必准确，更不能说是定评。刘因此论的用意当然不是贬低理学（这从他说的"正大高明之论"、"铲伪以真"这些评价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是强调不能舍弃传注而只重议论，而应把议论之学（理学）建立在注疏之学（经学）的基础上。这还是有见地的。他接着讲：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析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异，勿好低汗，勿生穿凿。平吾心，易吾气，充周隐微，无使亏欠。??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渊实昭旷，开廓恳恻，然后为得也。②这些告诫的话，语重心长，当也是针对当世的学风而发。自南宋未年，朝廷推崇道学，程朱之学盛行于时，逐渐形成将四书凌驾于五经之上，甚至只知有语录，不知有经传的风气。元朝统一全国后，随着理学在北方的普及，这种风气也有所蔓延。刘因强调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对于矫正时弊有积极意义。遗憾的是，人微言轻，刘因所论并未在当时引起普遍的注意。其后的元代学风，主流是"会合朱陆"，终于导致明代王学的泛滥，其未流更走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极端。反观刘因这一片言辞，不能不承认他的眼光是相当敏锐的。作为学习的方法论，且具有普遍意义。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