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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学"经"(1/2)

作者:刘因评传

    前文提到,刘因早年曾从砚弥坚先生游,"初为经学,究训估疏释之说",对经学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后来在主导思想上发生了由经学到理学的转变,成了理学家。但是,在授徒教学中,他还是注意让学生打下经学功底,强调学习经学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主要有:

    (一)先秦之书,六经、语、孟为大

    刘因说:"先秦之书,《六经》、《语》、《孟》为大。"①宋代已有"十三经"之说,但最基本最重要的还是《六经》和《论语》、《孟子》。把六经、语、孟作为重点,所有儒家都是无疑义的。但当时已经出现了重视不够的情况。他认为:世变既下,风俗日坏,学者与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

    三代之学,大小之次第,先后之品节,虽有绪余,竟亦莫知适从。这一批评,可能是针对陆学未流的空疏和朱学未流的支离而发,这从他下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他说: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②这里提出了《六经》与《语》、《孟》的关系问题。把《语》、《孟》作为问学之始,这是当时流行的看法。刘因对此也不反对,但他认为,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语》、《孟》不仅应是问学之起始--出发点,还应是终点--归宿。《语》、《孟》相对于《六经》说,是简约的,但这种简约,学习者应该通过对《六经》的详说之后而求得,即由《语》、《孟》而《六经》,再由《六经》而返于《语》、《孟》。这样才能得到圣贤的真谛。他说:虽然,句读训佑,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优游讽诵,涵泳胸中,虽不明了,以为先人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凿则惑耳。《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优游讽诵,涵泳胸中",是传统的读书法。它并不是简单地死记硬背,而是着眼于整体把握和心领神会。作为学习方法,其精神实质在今天也仍有意义。还应指出,刘因这里只提《语》、《孟》,未提《学》、《庸》,并不能表明他对后二书不重视。《静修先生墓表》和本传都说,刘因编著有《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门生故友还辑录了他的《四书语录》(已佚)。由此可知,(四书)是刘因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刘因所有著作中,从未有丝毫贬低《学》、《庸》的意思。因此,这里的《语》、《孟),似可看作是《四书)的代称,他讲的《语》、《孟》与六经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四书与六经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理解,"刘因与前代理学家实有所不同。众所周知:从朱熹撰《四书集注》以后,四书的地位日益被抬高,甚至凌驾于六经之上,有的人甚至只读四书而抛弃六经。刘因说的"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等语,正是对于此类世风的针贬。作为理学家,他固然也重视四书,但他认为,六经是详,四书是约,应该由博返约,而不能一味求约。此点反映了刘因思想比较质实的一面。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三。

    ① 《叙学》,《静修先生学集》卷一,页三。

    ②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三。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三。

    (二)学六经要由粗到精

    关于六经的学习次序,刘因提出了由粗到精的见解。他认为,其学习之次第应该是:《诗》-《书》-《礼》-《春秋》-《易》。(《乐》已亡,故不说。)他说: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裁断天下之事)。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一贯本末具举,天下之理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学夫《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成始也。学者于是用心焉。刘因认为,"经"的内容相对他说有精粗远近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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