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合群策、集事功"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2/2）
作者：吕祖谦评传
"独运万机"之说。
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偏察；勿详于小而遗远大之计，勿急于近而忘雍蔽之荫。吕祖谦曾当面规劝孝宗皇帝说，一旦相信"独运万机"之说，而包揽一切，结果只能是"天下徒闻陛下独运万机，事由中出，听其声，不究其实，??声势浸长，趋附浸多，过咎浸积"，③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极为不利的。
吕祖谦指出决定国家大事和社会进步的决不是帝王个人之事。必须"合群策、定成策、次第行之"，"广揽豪杰，共集事功"方能奏效。他以古之勾践、刘邦君臣共谋大事为例再次说明了这一观点。
如勾践、种（文种）、蠡（范蠢），如高祖、良（张良）、平（陈平），相与共图大计，反复筹划，至于今可考，曷尝敢易为之哉？??夫一郡一邑之事，尚疑者半、难者半，参合审定，然后至于无悔，况天下大计果无可疑而无可难耶？??故先尽其所疑，极其所难，再三商榷，胸中了然无惑，然后敢以身任之，虽死不惮。勾践、文种、范蠡以及刘邦、张良、陈平等古之君臣，凡要作出重大决策总要事先互相质疑，非常慎重，不敢轻易决定，而不是由勾践、刘邦"独运万机"。因而，他们所定下来的大政国策就基本上不会出大的差错。这是一个很值得后世君主所汲取的范例。吕祖谦认为处理郡县的小事，尚且要再三斟酌才付之实行，更何况涉及天下大计之事呢，应该"尽其所疑，极其所难"才是。吕祖谦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心术决定论的否定和匡正。
与"合群策、定成策、次第行之"的观点相一致，吕祖谦坚决反对君主"自任一己聪明"的"师心自用"的独断论。他说：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明四目、达四聪，方说出治天下规模，如食哉惟时蛮夷率服之类，此是圣人之治天下手段，必先资诸人而后展出规模，后世兴王之君即位之初必自用，如高祖一入关便约法三章，晋悼公一即位亦便自用。②吕祖谦认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要订立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规模"），总是要广泛地征求他人的意见，做到"明四目、达四聪"，这也是他们能够使天下达到大治的根本手段。如舜就是这样做的。而后世君主一即位就不听取别人的任何意见，就"师心自用"，随随便便地颁布法令，这就很难避免失误。吕祖谦激烈地① 《东莱书说·伊尹第四》。
②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③ 同上。
① 《文集》卷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
抨击了后世封建君主的"自任一己聪明以临天下"的行为。他说：后世之君，自任一己聪明以临下，适足为不知，盖用众人聪明以临下，此乃大君之所宜。在吕祖谦看来，尧舜这些古代圣人之所以超越"后世之君"，关键就在于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注意汲取"众人聪明"。"是以天下之耳日为耳目，是上下远近俱无雍蔽不通下情者，此舜即位第一件事。"②吕祖谦这些论述不是无意义的。它不仅在客观上否定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君主**制度，而且还涉及对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有益探索。吕祖谦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国家的兴亡，与"下情通塞"与否有着密切联系。
指出：汉武帝穷侈，淫刑、黩武，比秦、隋无几，然秦、隋亡而汉不亡者，要须深思。二世、炀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汉武下情却通，只轮台诏可见，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国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这就是说，君主必须了解世务民情，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如果与外界隔绝，"下情不通"，就会导致国家之衰与亡。为此，他主张"定国是以一民听"，"下孚群听"，强调"民听"、"群听"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尽管吕祖谦所说的与我们今天所主张的倾听群众呼声，走群众路线不可同日而语，有着极为本质的区别，但就其观点本身而言，确属有识之见。
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偏察；勿详于小而遗远大之计，勿急于近而忘雍蔽之荫。吕祖谦曾当面规劝孝宗皇帝说，一旦相信"独运万机"之说，而包揽一切，结果只能是"天下徒闻陛下独运万机，事由中出，听其声，不究其实，??声势浸长，趋附浸多，过咎浸积"，③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极为不利的。
吕祖谦指出决定国家大事和社会进步的决不是帝王个人之事。必须"合群策、定成策、次第行之"，"广揽豪杰，共集事功"方能奏效。他以古之勾践、刘邦君臣共谋大事为例再次说明了这一观点。
如勾践、种（文种）、蠡（范蠢），如高祖、良（张良）、平（陈平），相与共图大计，反复筹划，至于今可考，曷尝敢易为之哉？??夫一郡一邑之事，尚疑者半、难者半，参合审定，然后至于无悔，况天下大计果无可疑而无可难耶？??故先尽其所疑，极其所难，再三商榷，胸中了然无惑，然后敢以身任之，虽死不惮。勾践、文种、范蠡以及刘邦、张良、陈平等古之君臣，凡要作出重大决策总要事先互相质疑，非常慎重，不敢轻易决定，而不是由勾践、刘邦"独运万机"。因而，他们所定下来的大政国策就基本上不会出大的差错。这是一个很值得后世君主所汲取的范例。吕祖谦认为处理郡县的小事，尚且要再三斟酌才付之实行，更何况涉及天下大计之事呢，应该"尽其所疑，极其所难"才是。吕祖谦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心术决定论的否定和匡正。
与"合群策、定成策、次第行之"的观点相一致，吕祖谦坚决反对君主"自任一己聪明"的"师心自用"的独断论。他说：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明四目、达四聪，方说出治天下规模，如食哉惟时蛮夷率服之类，此是圣人之治天下手段，必先资诸人而后展出规模，后世兴王之君即位之初必自用，如高祖一入关便约法三章，晋悼公一即位亦便自用。②吕祖谦认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要订立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规模"），总是要广泛地征求他人的意见，做到"明四目、达四聪"，这也是他们能够使天下达到大治的根本手段。如舜就是这样做的。而后世君主一即位就不听取别人的任何意见，就"师心自用"，随随便便地颁布法令，这就很难避免失误。吕祖谦激烈地① 《东莱书说·伊尹第四》。
②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③ 同上。
① 《文集》卷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
抨击了后世封建君主的"自任一己聪明以临天下"的行为。他说：后世之君，自任一己聪明以临下，适足为不知，盖用众人聪明以临下，此乃大君之所宜。在吕祖谦看来，尧舜这些古代圣人之所以超越"后世之君"，关键就在于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注意汲取"众人聪明"。"是以天下之耳日为耳目，是上下远近俱无雍蔽不通下情者，此舜即位第一件事。"②吕祖谦这些论述不是无意义的。它不仅在客观上否定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君主**制度，而且还涉及对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有益探索。吕祖谦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国家的兴亡，与"下情通塞"与否有着密切联系。
指出：汉武帝穷侈，淫刑、黩武，比秦、隋无几，然秦、隋亡而汉不亡者，要须深思。二世、炀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汉武下情却通，只轮台诏可见，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国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这就是说，君主必须了解世务民情，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如果与外界隔绝，"下情不通"，就会导致国家之衰与亡。为此，他主张"定国是以一民听"，"下孚群听"，强调"民听"、"群听"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尽管吕祖谦所说的与我们今天所主张的倾听群众呼声，走群众路线不可同日而语，有着极为本质的区别，但就其观点本身而言，确属有识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