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忠孝论（2/2）
作者：吕祖谦评传
莫大焉。"②吕祖谦在解释这段话时指出：父子之间不责善，非置之不问也。盖自常有滋长涵养良心底气象。认为"父子之间不责善"，绝对不是意味着子女对父母的过失置之不问。恰恰相反，真正的孝子对于父母之过，应该是及早"救正"，最好是"救正"于"无形"之地，否则就是未尽人子之职。他批评有些人子平时不把父母放在心上，父母之过失处于萌芽状态时不及早讽谏。当父母不听自己之讽谏时又撒手不管，听之任之，凡此种种都是未尽"人子之职"，当然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子。
平时不以父母为心，见几不谏，到得过形见方谏，又不能委曲和顺，忿戾刚很，常③ 同上。
① 《论语·学而》。
① 王崇炳：《吕东莱先生本传·附志》。
② 《孟子·高娄上》。
③ 《文集》卷18《孟子说》。
致父母之怒，至于谏不从便止，既不加敬，又复惮劳，皆舜之罪人也。吕祖谦的这一说法，实际上否定了孟子所说的"父子之间不责善"。他力倡对父母之过要加以讽谏，这本身就是"责善"。必须承认，他的这一观点要比盂子的进步些。
吕祖谦关于"孝"的见解不仅有与传统观点相异之处，而且有时还赋于"孝"以新义。曾援"公"人"孝"，便是一例。他在评论颍考叔争车时指出：颍考叔开始意气用事，与子都争车于朝廷，险酿殴斗，毁伤"身体发肤"，这是不孝。后来颍考叔随郑伯伐许，奋勇登城，虽然有可能被流矢击中，毁伤来自父母的"身体发肤"，但这是为公，不能认为这是不孝。
争车者，私也，不孝也；先登者，公也，孝也。爱其身者事亲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岂有二道乎？这就是说"孝"与"公"是统一的，为"公"而奋不顾身，这就是"孝"的体现。吕祖谦的这一理论不仅扩大了"孝"义，而且也显得相对合理些。
二、 "忠而无谄"论
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是家庭父子关系的扩大和延伸。如果说与父纲对应的道德观念是"孝"，那么君纲在道德伦理观念上的反映则是"忠"。
"忠"是对臣节的要求。
吕祖谦认为"忠"与"孝"一样，是天地间的正理。任何人对其只能遵循，不能违背。他对"忠"这一道德观念最为重视。其程度超过了对"孝"的重视。"忠"是吕祖谦伦理道德观的核心。
和他尊君权的政治思想相一致，在伦理观上，吕祖谦提倡臣必须绝对地忠卜君主，在他看来最理想的君臣关系当然是君仁臣忠。但不是天下所有的君主都是明君圣主，更多的只是暴君昏主。作为人臣不幸而适逢残暴不仁之君，应该怎么办呢？吕祖谦说：君臣本非论施报之地，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天下之常理。无庸置言，这种道德观念，乃是君主**的曲折反映，其毒素犹如砒霜，惨毒无比。
《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后来王安石在诠释这段话于其中添了两个"则"字，谓："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王氏这一观点受到了吕公著的严厉批评。
他认为王安石这种说法不啻是"启后世悖逆之端"的异端邪说，吕祖谦同意其六世祖的意见，其理由是因为"君不君则臣不臣"之说，悸逆于"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的教条，提倡的是有条件忠君沦，即臣忠于君的前提必须是君诗臣以仁。这实际上是把君臣之间看作"论施报之地"了。
在"君臣本非论施报"的基础上，吕祖谦又提出了"君臣之际本非较曲直之地"的命题。他认为君臣之间不应该分辨是非曲直，"不当以曲直之理而废上下之分"①。即使臣有理，也不能自以为理直；君无理，也不要认为君① 《文集》卷17《论语说》。
② 《东莱博议》卷1《颍考叔争车》。
① 《文集》卷18《孟子说》。
① 《东莱博议》卷1《詹父以王师伐虢》。
理曲。人臣之职分就是忠君事君。那种考虑君之贤庸，计较君之是非曲直的行为，不符合臣节。他举周文王事商纣王之事例说：文王事纣亦与事尧、舜、禹、汤之君之心无异。盖文王之心，但已纣之为天子，欲为臣尽臣道而已。初不见纣之难事也。??王事多磨，不遑启居，王事靡监，不遑启处，其忧勤王家切切如此。曾被孟子斥为"独夫"之商纣，在理学家那里是一切昏君暴主的代名词，文王则被誉为完美无缺的贤君明主，被理学家奉为值得后世之君主永远效法的楷模。但是文王事纣之心与事尧、舜、禹、汤这些圣明之先王始终一样，并不因为纣王是暴君而减少事之忠心，在文王的心目中，纣只是至尊至贵的天子，对他必须竭尽臣道，而根本不考虑纣是一位很难伺奉也不值得伺奉之君。唯一使作为商臣的文王忧心如焚的是：殷商政权**混乱。毫无疑问，吕祖谦是主张每一个为臣者都必须象文王那样对君"尽臣道"的。即使做不到象文王那样，至少也要象箕子那样"守正"。箕子，传说为商之三仁之一。纣王无道，他知规谏无效，只好佯狂为奴，以求全身于乱世，吕祖谦肯定箕于的行为不亏臣节，"能守正"，是因为箕子始终没有因纣王无道而产生不臣之心，或使纣王蒙受恶名。
吕祖谦指出：人臣之忠诚不仅表现在太平时节对君主的恭敬顺从，尤其是在天下大乱，君主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要恪守臣道，不能对君主有失礼之举。在他看来，高共之所以得到赵襄子的首赏，并不是他在襄阳之战中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战功或谋略，而是因为在赵襄子处于危难之中，他始终"不敢失礼"，对襄子一片忠诚始终不渝，显示了忠臣之本色。
进尔，吕祖谦认为，天下太平无事，人矢忠于王事并不困难，难的是在败乱之衰世，也对君主矢忠不渝。
其时世之败乱，而人各营私自便，才有人肯出来理会公家事，则几事尽推与之，更不计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摧谪。他人处此，何以堪之，必翻然远去自洁其身，然忠臣之计却不出此，只自开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耳。退情之心至此而不生。
①败乱之世，人多为自己谋求出路，或为全身避祸而不理会"公家事"，或翻然远离王室而洁身自好；或乘机怀不臣之心，以图取而代之。但忠臣与凡此种种不同，他们明明知道不可挽狂澜于既倒，但仍坚持安于义命，慨然理会王事，以尽人臣之职，有多少力尽多少力，毕精竭智地尽忠王事，决不因为事先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可能无济于事而产生"退情之心"。唐人魏征也说过与此大致意思相同的话："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废身，不可废国家大计。"①对此，吕祖谦表示欣赏，认为有"可取"之处。
尽忠王事不惟是人臣的职分所在，同时也是君子为人的基本信条。吕祖谦说：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凡人多不达此意。所为之事，当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怀不须做尽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终也。君子则不然，虽下居其成功，而其所为不以小大远近，未尝有一毫之不尽，一毫不尽，则失有终之义矣。无成有终者，虽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尽之心乃可。在吕祖谦这里，凡是尽忠于王事，为君贡献出全部聪明才智而毫无保留的就是君子。凡是对王事不尽己力，"当做十分，只做五六分"来敷衍搪塞者，就不是君于而只能是"无成无终"之辈。吕祖谦② 《文集》卷15《诗说拾遗》。
① 《文集》卷10《择善》。
② 同上卷12《易说·坤》。
所处的时代，国家、民族和君主三位一体，不大容易分开。他强调臣必须尽心尽力地效忠王事，客观上也有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力之因素。故而必须给予适当的评价。
吕祖谦不主张人存"富贵利禄之心"，而应"以柔和恬淡自安于位"，但却又反对对王事漠不关心，"与己分工夫皆废"。他说：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轻出，但并与已分工夫皆废，又非所谓吾斯之未能信，君子虽不轻出，不妨做立事业工夫。吕祖谦认为臣民的"己分"就是尽忠王事，如坚持不肯为君主"做立事业"，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己分"。在他看来，只有以"天下事为己任"②，才是值得称道的行为。因此他对逃尧隐居的许由很有几分嘲讽，曾作诗刺之：许由不耐事，逃尧独参寥。行至箕山下，盈耳康衢谣。谓此污我耳，临流洗尘嚣。
水中见日驭，劳苦如尧朝。尧山接天际，尧云抹山椒，谁云能避世，处处悉逢尧，关于许由遁世的传说，是一个众说纷坛的历史题材。是之非之莫衷一是。显然，吕祖谦是不赞成许由逃尧遁世的。这，不仅是"与己分工夫皆废"，而且真正的遁世是不可能的。吕祖谦这一看法不失为有识之见。因为在任何时代，想要逃避现实，只能犹如想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荒唐。当然，吕祖谦否定许由，是因为许由不从王事，不忠尧朝。在他这里，不管是什么人，忠君是首决条件，否则即使志大才高也是不会得到肯定的。
必须指出：吕祖谦虽然提倡臣绝对忠于君，但是他又不赞成将忠君理解为一味地顺从君。他力倡"君臣本非较曲直是非"的同时，提出了臣当格守正道的观点。诚然，臣是不应计较君主之曲与非，然而却不是说可以对君主的过失视而不见。正确的态度是以"正道"去讽谏君主，感化君主。"然下之感上，须守其正，臣之感君，须戒于顺"①。这里的"顺"是指无原则的顺从。人臣当以"顺"为戒。因为一味顺从君主，无助于君主的"迁善改过"，不利于将王事办好。
吕祖谦还认为人臣虽然不能违背君主之旨意，而自行其是，但又不是毫无主见的"随"（附合），更不能置是非曲直于不顾，谄谀君主。他指出谄谀君主和陷谀小人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大凡馅谀君主者，总是企图从君主那里得到自己所不配享受的"爵秩"。
今委靡者既不足言将顺，奉承者多为赞美称诵之词，既未尝献疑，复无所论难，??彼随声响和，无可疑难者，岂所见真如是之同哉？特欲媮取一时之快以钓爵秩。君命一出，人臣随声附合，一片赞美称颂之词，也不管其是"正"还是"舛"。
对于人臣来说，固然因而媮取了君主"一时之快"，得到了信任，有了"爵秩"，但是误了国家大事。这种人决不是什么忠臣，而是奸佞小人。
吕祖谦尖锐地指出，如果当官的总是考虑自身之荣辱利害，患得患失，就不敢忤逆君主之意，君主的过失得不到及时讽谏规劝，必然会恶性膨胀，结果将是"杀数百万生灵，亡数百年社稷"①。他在评论秦二世而亡这一历史① 《文集》卷12《易说·需》。
② 同上《易说·蛊》。
③ 《文集》卷11《许由》。
① 《文集》卷12《易说·临》。
② 《文集》卷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
① 《文集》卷20《杂说》。
教训时说："秦之亡只缘李斯患失，学者须是消利欲"②。秦朝的灭亡有许多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但是李斯怕失去相位而不敢制止胡亥、赵高之阴谋，则无疑是加速秦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因此，吕祖谦颇为感叹地说："大抵人臣多顾一分之害，坏国家十分之利。"③他要求人臣以此为鉴，将国家之利放在首位，而克服自家之"利欲"。很明显，吕祖谦这一观点的意义是积极的，且不只是限于封建社会。
由此，吕祖谦提出了一条检验人臣是否对君主具有"忠爱"之心的标准，即当君主有了过失或不正当的嗜好，如果人臣"冒万死而夺君之所嗜"，或极力讽谏君主之过失，就是有忠爱之心。相反，当君主沉湎于声色狗马之中，陶醉于"晏安之适，声色之娱，环丽之玩，??其乐难舍、其惑难移"之际，人臣"视之漠然不相干，或迟疑畏缩而不发，皆是忠爱上少欠耳。"④应该亟侍纠正。
在中国封建社会，几乎所有的新王朝伊始之际，总希望传之万世，然而却从来没有万世不变之一姓天下。尽管吕祖谦力倡"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但无道之昏君，到头来总是被自己的臣民所推翻。例如汤代夏而兴，纣之王冠则被周武王打落在地。怎样看待这种所谓的"汤武革命"呢？吕祖谦说：下之伐上，圣人不得已而为者，是汤武革命之象也。汤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盖上受天命之传，下迫民心之归，犹且徘徊有不忍意，如汤必使伊尹五就桀，然后有鸣条之诛，武王必五年观政于商，然后有牧野之誓，皆非一举而为，待彼不能迂善改过，然后征之。盖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盖有成汤武王之志，然后大得，应天心，顺民心也，无汤武之志则篡矣。汤武伐桀纣，从名分上说，都是臣之伐君，"下之伐上"。吕祖谦认为就汤武之本意而言，"固非有心如此"，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使是在"上受天命之传，下迫民心之归"之际，仍心怀"不忍"之意，耐心等待桀纣"迁善改过"，只有在事实证明桀纣毫无悔过之心、悔过之举的情况下，才有"鸣条之诛"、"牧野之誓"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桀纣真正"迁善改过"，也就没有"汤武革命"了，吕祖谦的这一观点沿袭的是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管怎样解释，"汤武革命"与"君可不仁，臣不可不忠"的说教是无法统一的，因为只要一承认"汤武革命"合理，实际上就是承认"下之伐上"、"臣之伐君"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只要是"不得已而为"，事实上谁都可以将自己征伐杀戮其君的行为说成是不得已的，而要提倡"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就必然要否定"汤武革命"，因为桀纣无论怎样残暴不仁，毕竟是汤武之君，作为人臣的汤、武是不可有"鸣条之诛"、"牧野之誓"的，这就使吕祖谦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我们认为吕祖谦关于"忠"的论述，虽然糟粕居多，而尤以"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为最，但其中亦有部分合理的见解，尤其是他主张臣应该忠而无谄，对于巩固封建君主**不无裨益，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可以抽象地继承下来。问题是在封建社会中，能真正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的人，却是极为罕见的，客观现实也不允许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即使吕祖谦本人对于"今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文集》卷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道》。
① 《文集》卷14《易说·明夷》。
上"、"本朝"也不得不违心地说了许多"神武英睿"、"聪明勤俭"之类的"赞美称诵之词"，然而他毕竟不是那种专伺君主喜怒的阿谀之徒，不失为封建主义的忠臣。
平时不以父母为心，见几不谏，到得过形见方谏，又不能委曲和顺，忿戾刚很，常③ 同上。
① 《论语·学而》。
① 王崇炳：《吕东莱先生本传·附志》。
② 《孟子·高娄上》。
③ 《文集》卷18《孟子说》。
致父母之怒，至于谏不从便止，既不加敬，又复惮劳，皆舜之罪人也。吕祖谦的这一说法，实际上否定了孟子所说的"父子之间不责善"。他力倡对父母之过要加以讽谏，这本身就是"责善"。必须承认，他的这一观点要比盂子的进步些。
吕祖谦关于"孝"的见解不仅有与传统观点相异之处，而且有时还赋于"孝"以新义。曾援"公"人"孝"，便是一例。他在评论颍考叔争车时指出：颍考叔开始意气用事，与子都争车于朝廷，险酿殴斗，毁伤"身体发肤"，这是不孝。后来颍考叔随郑伯伐许，奋勇登城，虽然有可能被流矢击中，毁伤来自父母的"身体发肤"，但这是为公，不能认为这是不孝。
争车者，私也，不孝也；先登者，公也，孝也。爱其身者事亲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岂有二道乎？这就是说"孝"与"公"是统一的，为"公"而奋不顾身，这就是"孝"的体现。吕祖谦的这一理论不仅扩大了"孝"义，而且也显得相对合理些。
二、 "忠而无谄"论
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是家庭父子关系的扩大和延伸。如果说与父纲对应的道德观念是"孝"，那么君纲在道德伦理观念上的反映则是"忠"。
"忠"是对臣节的要求。
吕祖谦认为"忠"与"孝"一样，是天地间的正理。任何人对其只能遵循，不能违背。他对"忠"这一道德观念最为重视。其程度超过了对"孝"的重视。"忠"是吕祖谦伦理道德观的核心。
和他尊君权的政治思想相一致，在伦理观上，吕祖谦提倡臣必须绝对地忠卜君主，在他看来最理想的君臣关系当然是君仁臣忠。但不是天下所有的君主都是明君圣主，更多的只是暴君昏主。作为人臣不幸而适逢残暴不仁之君，应该怎么办呢？吕祖谦说：君臣本非论施报之地，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天下之常理。无庸置言，这种道德观念，乃是君主**的曲折反映，其毒素犹如砒霜，惨毒无比。
《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后来王安石在诠释这段话于其中添了两个"则"字，谓："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王氏这一观点受到了吕公著的严厉批评。
他认为王安石这种说法不啻是"启后世悖逆之端"的异端邪说，吕祖谦同意其六世祖的意见，其理由是因为"君不君则臣不臣"之说，悸逆于"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的教条，提倡的是有条件忠君沦，即臣忠于君的前提必须是君诗臣以仁。这实际上是把君臣之间看作"论施报之地"了。
在"君臣本非论施报"的基础上，吕祖谦又提出了"君臣之际本非较曲直之地"的命题。他认为君臣之间不应该分辨是非曲直，"不当以曲直之理而废上下之分"①。即使臣有理，也不能自以为理直；君无理，也不要认为君① 《文集》卷17《论语说》。
② 《东莱博议》卷1《颍考叔争车》。
① 《文集》卷18《孟子说》。
① 《东莱博议》卷1《詹父以王师伐虢》。
理曲。人臣之职分就是忠君事君。那种考虑君之贤庸，计较君之是非曲直的行为，不符合臣节。他举周文王事商纣王之事例说：文王事纣亦与事尧、舜、禹、汤之君之心无异。盖文王之心，但已纣之为天子，欲为臣尽臣道而已。初不见纣之难事也。??王事多磨，不遑启居，王事靡监，不遑启处，其忧勤王家切切如此。曾被孟子斥为"独夫"之商纣，在理学家那里是一切昏君暴主的代名词，文王则被誉为完美无缺的贤君明主，被理学家奉为值得后世之君主永远效法的楷模。但是文王事纣之心与事尧、舜、禹、汤这些圣明之先王始终一样，并不因为纣王是暴君而减少事之忠心，在文王的心目中，纣只是至尊至贵的天子，对他必须竭尽臣道，而根本不考虑纣是一位很难伺奉也不值得伺奉之君。唯一使作为商臣的文王忧心如焚的是：殷商政权**混乱。毫无疑问，吕祖谦是主张每一个为臣者都必须象文王那样对君"尽臣道"的。即使做不到象文王那样，至少也要象箕子那样"守正"。箕子，传说为商之三仁之一。纣王无道，他知规谏无效，只好佯狂为奴，以求全身于乱世，吕祖谦肯定箕于的行为不亏臣节，"能守正"，是因为箕子始终没有因纣王无道而产生不臣之心，或使纣王蒙受恶名。
吕祖谦指出：人臣之忠诚不仅表现在太平时节对君主的恭敬顺从，尤其是在天下大乱，君主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要恪守臣道，不能对君主有失礼之举。在他看来，高共之所以得到赵襄子的首赏，并不是他在襄阳之战中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战功或谋略，而是因为在赵襄子处于危难之中，他始终"不敢失礼"，对襄子一片忠诚始终不渝，显示了忠臣之本色。
进尔，吕祖谦认为，天下太平无事，人矢忠于王事并不困难，难的是在败乱之衰世，也对君主矢忠不渝。
其时世之败乱，而人各营私自便，才有人肯出来理会公家事，则几事尽推与之，更不计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摧谪。他人处此，何以堪之，必翻然远去自洁其身，然忠臣之计却不出此，只自开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耳。退情之心至此而不生。
①败乱之世，人多为自己谋求出路，或为全身避祸而不理会"公家事"，或翻然远离王室而洁身自好；或乘机怀不臣之心，以图取而代之。但忠臣与凡此种种不同，他们明明知道不可挽狂澜于既倒，但仍坚持安于义命，慨然理会王事，以尽人臣之职，有多少力尽多少力，毕精竭智地尽忠王事，决不因为事先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可能无济于事而产生"退情之心"。唐人魏征也说过与此大致意思相同的话："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废身，不可废国家大计。"①对此，吕祖谦表示欣赏，认为有"可取"之处。
尽忠王事不惟是人臣的职分所在，同时也是君子为人的基本信条。吕祖谦说：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凡人多不达此意。所为之事，当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怀不须做尽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终也。君子则不然，虽下居其成功，而其所为不以小大远近，未尝有一毫之不尽，一毫不尽，则失有终之义矣。无成有终者，虽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尽之心乃可。在吕祖谦这里，凡是尽忠于王事，为君贡献出全部聪明才智而毫无保留的就是君子。凡是对王事不尽己力，"当做十分，只做五六分"来敷衍搪塞者，就不是君于而只能是"无成无终"之辈。吕祖谦② 《文集》卷15《诗说拾遗》。
① 《文集》卷10《择善》。
② 同上卷12《易说·坤》。
所处的时代，国家、民族和君主三位一体，不大容易分开。他强调臣必须尽心尽力地效忠王事，客观上也有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力之因素。故而必须给予适当的评价。
吕祖谦不主张人存"富贵利禄之心"，而应"以柔和恬淡自安于位"，但却又反对对王事漠不关心，"与己分工夫皆废"。他说：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轻出，但并与已分工夫皆废，又非所谓吾斯之未能信，君子虽不轻出，不妨做立事业工夫。吕祖谦认为臣民的"己分"就是尽忠王事，如坚持不肯为君主"做立事业"，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己分"。在他看来，只有以"天下事为己任"②，才是值得称道的行为。因此他对逃尧隐居的许由很有几分嘲讽，曾作诗刺之：许由不耐事，逃尧独参寥。行至箕山下，盈耳康衢谣。谓此污我耳，临流洗尘嚣。
水中见日驭，劳苦如尧朝。尧山接天际，尧云抹山椒，谁云能避世，处处悉逢尧，关于许由遁世的传说，是一个众说纷坛的历史题材。是之非之莫衷一是。显然，吕祖谦是不赞成许由逃尧遁世的。这，不仅是"与己分工夫皆废"，而且真正的遁世是不可能的。吕祖谦这一看法不失为有识之见。因为在任何时代，想要逃避现实，只能犹如想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荒唐。当然，吕祖谦否定许由，是因为许由不从王事，不忠尧朝。在他这里，不管是什么人，忠君是首决条件，否则即使志大才高也是不会得到肯定的。
必须指出：吕祖谦虽然提倡臣绝对忠于君，但是他又不赞成将忠君理解为一味地顺从君。他力倡"君臣本非较曲直是非"的同时，提出了臣当格守正道的观点。诚然，臣是不应计较君主之曲与非，然而却不是说可以对君主的过失视而不见。正确的态度是以"正道"去讽谏君主，感化君主。"然下之感上，须守其正，臣之感君，须戒于顺"①。这里的"顺"是指无原则的顺从。人臣当以"顺"为戒。因为一味顺从君主，无助于君主的"迁善改过"，不利于将王事办好。
吕祖谦还认为人臣虽然不能违背君主之旨意，而自行其是，但又不是毫无主见的"随"（附合），更不能置是非曲直于不顾，谄谀君主。他指出谄谀君主和陷谀小人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大凡馅谀君主者，总是企图从君主那里得到自己所不配享受的"爵秩"。
今委靡者既不足言将顺，奉承者多为赞美称诵之词，既未尝献疑，复无所论难，??彼随声响和，无可疑难者，岂所见真如是之同哉？特欲媮取一时之快以钓爵秩。君命一出，人臣随声附合，一片赞美称颂之词，也不管其是"正"还是"舛"。
对于人臣来说，固然因而媮取了君主"一时之快"，得到了信任，有了"爵秩"，但是误了国家大事。这种人决不是什么忠臣，而是奸佞小人。
吕祖谦尖锐地指出，如果当官的总是考虑自身之荣辱利害，患得患失，就不敢忤逆君主之意，君主的过失得不到及时讽谏规劝，必然会恶性膨胀，结果将是"杀数百万生灵，亡数百年社稷"①。他在评论秦二世而亡这一历史① 《文集》卷12《易说·需》。
② 同上《易说·蛊》。
③ 《文集》卷11《许由》。
① 《文集》卷12《易说·临》。
② 《文集》卷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
① 《文集》卷20《杂说》。
教训时说："秦之亡只缘李斯患失，学者须是消利欲"②。秦朝的灭亡有许多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但是李斯怕失去相位而不敢制止胡亥、赵高之阴谋，则无疑是加速秦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因此，吕祖谦颇为感叹地说："大抵人臣多顾一分之害，坏国家十分之利。"③他要求人臣以此为鉴，将国家之利放在首位，而克服自家之"利欲"。很明显，吕祖谦这一观点的意义是积极的，且不只是限于封建社会。
由此，吕祖谦提出了一条检验人臣是否对君主具有"忠爱"之心的标准，即当君主有了过失或不正当的嗜好，如果人臣"冒万死而夺君之所嗜"，或极力讽谏君主之过失，就是有忠爱之心。相反，当君主沉湎于声色狗马之中，陶醉于"晏安之适，声色之娱，环丽之玩，??其乐难舍、其惑难移"之际，人臣"视之漠然不相干，或迟疑畏缩而不发，皆是忠爱上少欠耳。"④应该亟侍纠正。
在中国封建社会，几乎所有的新王朝伊始之际，总希望传之万世，然而却从来没有万世不变之一姓天下。尽管吕祖谦力倡"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但无道之昏君，到头来总是被自己的臣民所推翻。例如汤代夏而兴，纣之王冠则被周武王打落在地。怎样看待这种所谓的"汤武革命"呢？吕祖谦说：下之伐上，圣人不得已而为者，是汤武革命之象也。汤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盖上受天命之传，下迫民心之归，犹且徘徊有不忍意，如汤必使伊尹五就桀，然后有鸣条之诛，武王必五年观政于商，然后有牧野之誓，皆非一举而为，待彼不能迂善改过，然后征之。盖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盖有成汤武王之志，然后大得，应天心，顺民心也，无汤武之志则篡矣。汤武伐桀纣，从名分上说，都是臣之伐君，"下之伐上"。吕祖谦认为就汤武之本意而言，"固非有心如此"，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使是在"上受天命之传，下迫民心之归"之际，仍心怀"不忍"之意，耐心等待桀纣"迁善改过"，只有在事实证明桀纣毫无悔过之心、悔过之举的情况下，才有"鸣条之诛"、"牧野之誓"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桀纣真正"迁善改过"，也就没有"汤武革命"了，吕祖谦的这一观点沿袭的是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管怎样解释，"汤武革命"与"君可不仁，臣不可不忠"的说教是无法统一的，因为只要一承认"汤武革命"合理，实际上就是承认"下之伐上"、"臣之伐君"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只要是"不得已而为"，事实上谁都可以将自己征伐杀戮其君的行为说成是不得已的，而要提倡"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就必然要否定"汤武革命"，因为桀纣无论怎样残暴不仁，毕竟是汤武之君，作为人臣的汤、武是不可有"鸣条之诛"、"牧野之誓"的，这就使吕祖谦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我们认为吕祖谦关于"忠"的论述，虽然糟粕居多，而尤以"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为最，但其中亦有部分合理的见解，尤其是他主张臣应该忠而无谄，对于巩固封建君主**不无裨益，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可以抽象地继承下来。问题是在封建社会中，能真正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的人，却是极为罕见的，客观现实也不允许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即使吕祖谦本人对于"今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文集》卷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道》。
① 《文集》卷14《易说·明夷》。
上"、"本朝"也不得不违心地说了许多"神武英睿"、"聪明勤俭"之类的"赞美称诵之词"，然而他毕竟不是那种专伺君主喜怒的阿谀之徒，不失为封建主义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