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九江之战（2/2）
？为什么不用？什么‘铁军英雄’、什么‘抗战先锋’，统统是假的。这是他公然抗命，目无军纪！目无军令！”
参加会议的总参谋长何应钦想替张发奎圆通：“委员长，张向华放置第4军不用，也许是见大局难以挽回，怕被日军缠住脱不开身。如今全军安然撤至第二阵地，结局也还说得过去。不如给他个机会，让他在金官桥一线阻滞敌人，挽回影响。”
蒋介石对两广将领素无好感，对其中有私心之嫌者更不能容忍，他不同意何应钦的处理意见：“失去九江，不啻给进攻武汉之敌一个立足点，对此目无统帅固守命令的将领，决不能再放在前线。”不久，冈村宁次筹划南浔攻势，蒋介石今薛岳、吴奇伟主持南3寻线战事，让张发奎坐了冷板凳。
其实，九江丢失，张发奎也十分痛心。1938年8月7日，他在总结九江失利的原因时说道：“一是交通线破坏太早，阵地未能预先完成；二是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在九江附近我军部队将近10万，因粮弹之补给，伤兵之后送，均无法实施，士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三是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且无乱忾之气。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四是联络不确，未能协同；五是警戒疏忽；六是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掌握部下之能力……”
但是，他对蒋介石的处罚也一直耿耿于怀。很久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变相撤职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8年抗战中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当时乃根据当面敌情，我军状况所下达之决心，不幸为蒋先生误以为我有保存第4军实力之嫌。实则我不仅对九江之战役毫无私见，即全抗日期间所有大小战役之过程中，莫不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全民利益着想，从未将私人利益的意念夹杂其间。固然，第4军与我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远在北伐时，我首任该军军长，在指导作战时，任何配署我指挥之部队只寻求如何去部署完成任务，绝无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队之深浅关系，以保存自己实力之行为。假如有这种自私行为，第4军番号早就淘汰，哪有‘铁军’之辉煌绰号见称于国人呢？九江战役后，未详细调查，即以‘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的命令变相撤职。我对职位视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级指挥官，有辱我的尊严，至为难堪。……退一步说，蒋先生当时越级处分，实欠考虑。如我有错，应由我的上级陈辞修（诚）将军处理，但蒋先生并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级呈报，就径自越级干涉，这是他常犯的毛病……”
武汉会战结束后，张发奎才被调到别的战场指挥战斗，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总的来说在抗日战争中，他是尽了力的。后话不提。
7月26日，日军完全占领了九江城，冈村宁次如愿以偿，首仗成功。不过，冈村部队入城后，正赶上当地流行霍乱，他派防疫人员即刻调查，“调查结果，此次霍乱起源于市内东南部的井水，虽不能断定是否有人把霍乱菌投入井中，但据当时传说很可能是敌军撤退战术的一环”。
他的这种捕风捉影的“调查结果”，当然是对中**队的栽赃诬陷。实际上，在整个武汉会战过程中，倒是日方违反1925年日内瓦协议书和国际法，多次悍然使用过毒气武器。据日方记录，会战中日军使用毒气达375次，发射毒气炮弹4万发以上。
日军拿下九江后，就计划将这座长江上的重要港口城市作为它的集结根据地，江南日军主力溯江西上，人员、物资都要在此上陆，往南进攻也需以此为后勤补给基地，如果霍乱蔓延，日第11军作战就可能受挫。因此，冈村党得对这一情况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我军占领九江后，我下达的第一项命令，就是‘全军定要消灭九江霍乱’，并立即派出以军参谋长为首的有关参谋、各部部员携带所需物资前往现场。按照常规，这种命令应由后勤课幕僚负责发布，但这次是在作战课由我起草，并在命令编号上冠以‘作（战）命（令）’字样。日后听说此事传到国内，被军医学校和军需学校当作教材示例，广为宣传”。
在冈村的“全军定要消灭九江霍乱”命令的实施过程中，九江城内大批染病或被日本军医指定认为有染病嫌疑的中国老百姓，再遭涂炭，被日军屠杀、焚尸。
占领九江后不久，窜到江北的第6师团又于8月2日占领了黄梅。不过，事后却引发了冈村与该师团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
第6师团原属华中派遣军直辖，该师团自恃曾首先攻入中国首都南京城，并在那里大量屠杀中**民“弘扬皇军威力”有功，骄横不可一世。隶属于第11军序列后，它又是该军的主力师团，对谁也不怎么买帐。本来在8月2日晚，冈村收到该师团占领黄梅的电报后，立即以军司令官名义用急电向其师团长稻叶中将拍去了“贺电”，岂料“数天后，通过联络飞机的吊筒（与无机场的司令部相互传递信件用的权宜办法）收到该师团作战主任参谋秋永的信函。信中大意为：‘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以尖锐词句发泄了愤懑情绪”。矛头自然是指向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一贯注意笼络部属的冈村，“感到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我虽然想尽力使部属满意，但初临战场就犯如此大错，深感惭愧”。于是，他立即叫来两名报务军官询问，查明了此次失误的原因：“原来是进军九江以后，无线电报剧增，其中大部分是‘特急电’，尽管译电员彻夜不眠，酷暑之下努力工作，但总也处理不完，直到现在仍积压近70份待译电文。这样，发给第6师团长的电文还需等待数日。据说，报务军官按轻重缓急先处理的，大部分是兵器部与上级司令部之间，关于将发来的物资分存后方各地的照会和答复收到武器、零件件数的电报。结果给组建不久的军司令部的协调及监督指导造成困难，我的祝贺电，也被认为是不甚紧急而稍候处理。”尽管查清了原因，冈村觉得对下级发泄愤懑情绪，要有虚怀若谷的风度，大将肚里能撑船不必与之斤斤计较，然后，“我复函秋永参谋，避免采用辩解之词（尽管不无原因），对军司令部的过失，再三表示歉意。此事虽与作战无关，但为汲取教训，将经过情况告之军参谋长，他完全同意我的处理，并表示今后要密切调整司令部的报务与各部的业务”。
冈村这次攻取九江，得到了海、空军的密切配合。这两个军种须协助第11军作战，虽是大本营的命令，但具体运作起来也要有融洽的关系。他“鉴于中国事变爆发后陆海军曾因占领青岛问题发生丑恶争执，或争先抢占城镇，以及因空军误炸友军引起抗议和愤懑等事例，时常教导部下：‘应以武士道精神对待友邻部队及配合作战的空军、海军’”。当他的部队为占领九江，越过鄱阳湖进行登陆作战时，也曾遭到海军航空队飞机的误炸，死伤70余人。在判明事件责任真象之前，冈村认为宜冷静、不向对方妄提交涉和抗议。不久，他派人查清原来是波田支队的步兵摆弄缴获的小炮时，击发了装在炮膛里的炮弹飞向了第106师团，巡航的日机见地面火光，以为是中国炮兵在射击，便进行一通俯冲轰炸。知此情况后，冈村立即复电海军航空队：“事故原因在我方，感谢航空战士勇敢行动。”
看来，此人确实能够注意与上下左右搞好关系，这也是他在日军中不断获得擢升、晋级的因素之一。前面提到的那个不知深浅责怪上司的秋水，说来也有意思，他竟是冈村宁次在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学习时的同期同学！到参加这次武汉会战的1938年，秋永才是冈村属下一个师团的作战课中佐衔主任参谋，而冈村已是指挥好几个师团10来万人的中将军司令官了，两人的仕途差距竟如此之大。只是到日本投降的前几个月，大本营遍施恩惠、突击加官晋衔，弄得日本的将军满街走，秋永才终于捞到了个少将的肩章戴一戴。不过，这时“皇军”已快要投降、散伙了。闲话不提。
夺取了九江，冲破了中**队的外围防线，下一步先打哪里？冈村不愧是日军中一张唱大戏的头牌角色，他盘算：占据九江后，直接向西猛攻，取捷径进攻武汉，虽然可能会很快拿下这座城市，但歼灭不了多少中**队，打仗的主要目的在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这也是大本营交给他的任务。再说，在他侧后方有中国重兵集团，他前面的部队能否稳稳当当地攻下武汉是个疑问，暂时攻下了也不一定能站得稳。根据蒋介石“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针，中**队的主力大都部署于距武汉城一二百公里之外，冈村要寻歼中**队，还得要先在外围打。
先拿谁开刀呢？冈村盯住了薛岳。他计划，自湖口、九江南下，攻占德安、南昌，得手后再西趋长沙，截断粤汉铁路，对武汉形成战略大包围。此举不但能消除日军侧后方左翼薛岳数十个师的威胁，而且从战略上先求截断武汉退路，彻底动摇中国守军意志，求得最终夺取武汉、歼灭中国重兵集团的目的。
这一战略恶招果然还未实施就起了作用。蒋介石看出了冈村的阴险，为避免南京惨案在武汉重演，也减轻军委会负担，蒋介石定下了疏散撤退的决心。8月3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发表文告，劝导武汉民众疏散。次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发表《为疏散武汉人口劝告民众书》，要求市民百姓和除军委会外的政府其他机关从速撤离。一时间，武汉三镇人心惶惶，一股新的溃潮泛起。
得知把武汉闹得人慌马乱，冈村宁次狰狞一笑：这正是本军发动南3寻线作战的大好时机。
此时，南浔线中**队的总指挥是薛岳将军。张发奎是他的老上司，张被变相撤职卸任后，使长江南岸的战事更多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所指挥调动的部队，也陡然增加了好几个军，这使他一时信心大增。数月前徐州会战时，薛岳教训了土肥原师团，可最后还是没能生擒活捉住这个侵华凶鸾，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决心要在南浔线上与日军大干一番。
南浔线上，日军先后投入第106师团、101师团和第人第27等师团的部分兵力；中**队总计有7个军的20多个师参战。一场厮杀恶战就要拉开帷幕，冈村宁次这出戏唱的到底怎样？请看下章文字。
参加会议的总参谋长何应钦想替张发奎圆通：“委员长，张向华放置第4军不用，也许是见大局难以挽回，怕被日军缠住脱不开身。如今全军安然撤至第二阵地，结局也还说得过去。不如给他个机会，让他在金官桥一线阻滞敌人，挽回影响。”
蒋介石对两广将领素无好感，对其中有私心之嫌者更不能容忍，他不同意何应钦的处理意见：“失去九江，不啻给进攻武汉之敌一个立足点，对此目无统帅固守命令的将领，决不能再放在前线。”不久，冈村宁次筹划南浔攻势，蒋介石今薛岳、吴奇伟主持南3寻线战事，让张发奎坐了冷板凳。
其实，九江丢失，张发奎也十分痛心。1938年8月7日，他在总结九江失利的原因时说道：“一是交通线破坏太早，阵地未能预先完成；二是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在九江附近我军部队将近10万，因粮弹之补给，伤兵之后送，均无法实施，士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三是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且无乱忾之气。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四是联络不确，未能协同；五是警戒疏忽；六是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掌握部下之能力……”
但是，他对蒋介石的处罚也一直耿耿于怀。很久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变相撤职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8年抗战中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当时乃根据当面敌情，我军状况所下达之决心，不幸为蒋先生误以为我有保存第4军实力之嫌。实则我不仅对九江之战役毫无私见，即全抗日期间所有大小战役之过程中，莫不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全民利益着想，从未将私人利益的意念夹杂其间。固然，第4军与我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远在北伐时，我首任该军军长，在指导作战时，任何配署我指挥之部队只寻求如何去部署完成任务，绝无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队之深浅关系，以保存自己实力之行为。假如有这种自私行为，第4军番号早就淘汰，哪有‘铁军’之辉煌绰号见称于国人呢？九江战役后，未详细调查，即以‘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的命令变相撤职。我对职位视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级指挥官，有辱我的尊严，至为难堪。……退一步说，蒋先生当时越级处分，实欠考虑。如我有错，应由我的上级陈辞修（诚）将军处理，但蒋先生并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级呈报，就径自越级干涉，这是他常犯的毛病……”
武汉会战结束后，张发奎才被调到别的战场指挥战斗，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总的来说在抗日战争中，他是尽了力的。后话不提。
7月26日，日军完全占领了九江城，冈村宁次如愿以偿，首仗成功。不过，冈村部队入城后，正赶上当地流行霍乱，他派防疫人员即刻调查，“调查结果，此次霍乱起源于市内东南部的井水，虽不能断定是否有人把霍乱菌投入井中，但据当时传说很可能是敌军撤退战术的一环”。
他的这种捕风捉影的“调查结果”，当然是对中**队的栽赃诬陷。实际上，在整个武汉会战过程中，倒是日方违反1925年日内瓦协议书和国际法，多次悍然使用过毒气武器。据日方记录，会战中日军使用毒气达375次，发射毒气炮弹4万发以上。
日军拿下九江后，就计划将这座长江上的重要港口城市作为它的集结根据地，江南日军主力溯江西上，人员、物资都要在此上陆，往南进攻也需以此为后勤补给基地，如果霍乱蔓延，日第11军作战就可能受挫。因此，冈村党得对这一情况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我军占领九江后，我下达的第一项命令，就是‘全军定要消灭九江霍乱’，并立即派出以军参谋长为首的有关参谋、各部部员携带所需物资前往现场。按照常规，这种命令应由后勤课幕僚负责发布，但这次是在作战课由我起草，并在命令编号上冠以‘作（战）命（令）’字样。日后听说此事传到国内，被军医学校和军需学校当作教材示例，广为宣传”。
在冈村的“全军定要消灭九江霍乱”命令的实施过程中，九江城内大批染病或被日本军医指定认为有染病嫌疑的中国老百姓，再遭涂炭，被日军屠杀、焚尸。
占领九江后不久，窜到江北的第6师团又于8月2日占领了黄梅。不过，事后却引发了冈村与该师团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
第6师团原属华中派遣军直辖，该师团自恃曾首先攻入中国首都南京城，并在那里大量屠杀中**民“弘扬皇军威力”有功，骄横不可一世。隶属于第11军序列后，它又是该军的主力师团，对谁也不怎么买帐。本来在8月2日晚，冈村收到该师团占领黄梅的电报后，立即以军司令官名义用急电向其师团长稻叶中将拍去了“贺电”，岂料“数天后，通过联络飞机的吊筒（与无机场的司令部相互传递信件用的权宜办法）收到该师团作战主任参谋秋永的信函。信中大意为：‘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以尖锐词句发泄了愤懑情绪”。矛头自然是指向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一贯注意笼络部属的冈村，“感到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我虽然想尽力使部属满意，但初临战场就犯如此大错，深感惭愧”。于是，他立即叫来两名报务军官询问，查明了此次失误的原因：“原来是进军九江以后，无线电报剧增，其中大部分是‘特急电’，尽管译电员彻夜不眠，酷暑之下努力工作，但总也处理不完，直到现在仍积压近70份待译电文。这样，发给第6师团长的电文还需等待数日。据说，报务军官按轻重缓急先处理的，大部分是兵器部与上级司令部之间，关于将发来的物资分存后方各地的照会和答复收到武器、零件件数的电报。结果给组建不久的军司令部的协调及监督指导造成困难，我的祝贺电，也被认为是不甚紧急而稍候处理。”尽管查清了原因，冈村觉得对下级发泄愤懑情绪，要有虚怀若谷的风度，大将肚里能撑船不必与之斤斤计较，然后，“我复函秋永参谋，避免采用辩解之词（尽管不无原因），对军司令部的过失，再三表示歉意。此事虽与作战无关，但为汲取教训，将经过情况告之军参谋长，他完全同意我的处理，并表示今后要密切调整司令部的报务与各部的业务”。
冈村这次攻取九江，得到了海、空军的密切配合。这两个军种须协助第11军作战，虽是大本营的命令，但具体运作起来也要有融洽的关系。他“鉴于中国事变爆发后陆海军曾因占领青岛问题发生丑恶争执，或争先抢占城镇，以及因空军误炸友军引起抗议和愤懑等事例，时常教导部下：‘应以武士道精神对待友邻部队及配合作战的空军、海军’”。当他的部队为占领九江，越过鄱阳湖进行登陆作战时，也曾遭到海军航空队飞机的误炸，死伤70余人。在判明事件责任真象之前，冈村认为宜冷静、不向对方妄提交涉和抗议。不久，他派人查清原来是波田支队的步兵摆弄缴获的小炮时，击发了装在炮膛里的炮弹飞向了第106师团，巡航的日机见地面火光，以为是中国炮兵在射击，便进行一通俯冲轰炸。知此情况后，冈村立即复电海军航空队：“事故原因在我方，感谢航空战士勇敢行动。”
看来，此人确实能够注意与上下左右搞好关系，这也是他在日军中不断获得擢升、晋级的因素之一。前面提到的那个不知深浅责怪上司的秋水，说来也有意思，他竟是冈村宁次在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学习时的同期同学！到参加这次武汉会战的1938年，秋永才是冈村属下一个师团的作战课中佐衔主任参谋，而冈村已是指挥好几个师团10来万人的中将军司令官了，两人的仕途差距竟如此之大。只是到日本投降的前几个月，大本营遍施恩惠、突击加官晋衔，弄得日本的将军满街走，秋永才终于捞到了个少将的肩章戴一戴。不过，这时“皇军”已快要投降、散伙了。闲话不提。
夺取了九江，冲破了中**队的外围防线，下一步先打哪里？冈村不愧是日军中一张唱大戏的头牌角色，他盘算：占据九江后，直接向西猛攻，取捷径进攻武汉，虽然可能会很快拿下这座城市，但歼灭不了多少中**队，打仗的主要目的在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这也是大本营交给他的任务。再说，在他侧后方有中国重兵集团，他前面的部队能否稳稳当当地攻下武汉是个疑问，暂时攻下了也不一定能站得稳。根据蒋介石“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针，中**队的主力大都部署于距武汉城一二百公里之外，冈村要寻歼中**队，还得要先在外围打。
先拿谁开刀呢？冈村盯住了薛岳。他计划，自湖口、九江南下，攻占德安、南昌，得手后再西趋长沙，截断粤汉铁路，对武汉形成战略大包围。此举不但能消除日军侧后方左翼薛岳数十个师的威胁，而且从战略上先求截断武汉退路，彻底动摇中国守军意志，求得最终夺取武汉、歼灭中国重兵集团的目的。
这一战略恶招果然还未实施就起了作用。蒋介石看出了冈村的阴险，为避免南京惨案在武汉重演，也减轻军委会负担，蒋介石定下了疏散撤退的决心。8月3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发表文告，劝导武汉民众疏散。次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发表《为疏散武汉人口劝告民众书》，要求市民百姓和除军委会外的政府其他机关从速撤离。一时间，武汉三镇人心惶惶，一股新的溃潮泛起。
得知把武汉闹得人慌马乱，冈村宁次狰狞一笑：这正是本军发动南3寻线作战的大好时机。
此时，南浔线中**队的总指挥是薛岳将军。张发奎是他的老上司，张被变相撤职卸任后，使长江南岸的战事更多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所指挥调动的部队，也陡然增加了好几个军，这使他一时信心大增。数月前徐州会战时，薛岳教训了土肥原师团，可最后还是没能生擒活捉住这个侵华凶鸾，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决心要在南浔线上与日军大干一番。
南浔线上，日军先后投入第106师团、101师团和第人第27等师团的部分兵力；中**队总计有7个军的20多个师参战。一场厮杀恶战就要拉开帷幕，冈村宁次这出戏唱的到底怎样？请看下章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