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史迪威将军在中国（1/2）
身兼六职难指挥，美蒋各自有算计；
将军陈词为抗战，一片热心付流水。
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一下子改变了整个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新蜜月”；罗斯福总统想靠蒋介石政府顶住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攻，并为日后的反攻提供重要的基地。从此美援源源不断地运到重庆，但为时不久，这个幻想就破灭了。史迪威将军成了这一悲剧中的牺牲品。
珍珠港事件后，德国参加了对美战争，日军开始击溃分散在太平洋各岛屿的美、英、荷军队。这一打击虽然最后证明是使美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的转折点，却使无数的美国人感到震惊和丧失信心。战争爆发不久，《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满怀希望地说，尽管美国最初遭受了损失，但它决不是孤立的：“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但是，重庆蒋介石政府的看法却和《纽约时报》不一样，大多数官员对日美开战欢欣鼓舞， 如释重负。 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没有飞鸟的夏天》一书中写道：“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作战，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五亿美元、十亿美元……现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将大为增加。如今美国将不得不支持蒋介石了，而这意味着美钞跑进官吏的腰包，跑进军队司令官的腰包，意味着枪炮送到胡宗南手里，以便将来攻打延安。”
对于珍珠港事件，《纽约时报》社论撰稿人的估计和国民党人的实际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助于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关系的悲剧。同盟虽已结成，但进行的是两种不同的战争。美国决策人员希望利用中国的人力作为一股抗击日本的巨大力量，而国民党政权却想利用它同美国的结盟捞取金钱、武器，以及帮助他们赢得国内最高权力的影响力。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够把援助当作一种手段，“鼓励中国领导人进行必要的改革”；而蒋介石等人却相信，有了外援就能为我所用，根本不必进行什么改革。这些矛盾给虚构的“太平洋战略的钥匙”投下了第一个漫长的阴影。
甚至在日本席卷美国在太平洋的分散的前哨基地时，在中国的美**事和外交官员就力求提醒罗斯福政府，不要过分看重同中国的盟友关系。美**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曾预言，国民党人会同日本缔结事实上的停战协定，而让美国人继续进行战争。国民党想要捞取大量美援，“主要是打算在战后采取军事行动”。期待国民党人发动攻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倒助长了他们的“尔虞我诈”倾向。马格鲁德解释说，蒋介石把他的士兵和装备看作固定资产，必须保存下来，用以支援对其……同胞的战斗，去谋求经济和政治的最高权力。”
海军武官麦克休在写给海军部和白宫的报告中，建议对中国现有的军事价值不要再作乐观的估计。尽管如此，麦克休由于一贯主张给予国民党以政治上的支持，提醒华盛顿不要吝惜对中国的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如果这样做，那就要冒促使蒋介石“排外”或与日本妥协的风险。这位武官说，美国的策略必须迁就落的要求，同时给“委员长的宠儿陈纳德”提供一支空军去打击日本。
这些来自重庆的报告虽然在政治内容上不尽相同，却证实了中国在当前战争努力中的军事价值是靠不住的。但是，罗斯福却认为，在日本最终被打败以后，亚洲将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将随之消失，而强大的英、法、荷也将如此，即使不是立刻衰落，也为期不远。两支主要的力量可能会赶快填补这一势力的真空。因此，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希望经过稳妥地改组亚洲将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而美国在塑造战后亚洲的面貌方面应起主要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1942年12月，经马歇尔提议，由罗斯福批准，成立了盟国的中国战区，建议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同意担任此职，但是要求罗斯福派一名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而此人“不必诺熟东方旧情，只要有品学而热心之人，便可合格，并以中将为合适”。
根据马歇尔总参谋长的推荐，罗斯福总统决定派遣约瑟夫·史迪威中将来华。可是史将军“借熟东方旧情”，而且特别谙熟中国旧情。中**阀混战时期，北伐时期，日本在华北侵略扩张时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他曾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等职，四次来华，前后在中国驻了10年，会说中国话，也了解中国官场黑幕和老百姓的苦境。根据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交换的函件，史迪威将军享有以下权力：监督和控制美国对华军援事宜；在蒋介石统辖之下，指挥在华美军及可能拨予的中**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在中国的国际军事委员会，以及以委员长的参谋长身份行事，改善、维持和控制滇缅公路中国段。
1942年1月29日， 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荚、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接受任命之前，提出受命的唯一条件是必须拥有指挥权。但是，日后这一问题成为史迪威与蒋介石交恶的一个触发点。
史迪威受命后，于1942年2月9日去白宫晋见罗斯福。对于这次晋见，史迪威是有不满情绪的。他在日记中写道：“造访白宫，12点至12点z0分。罗斯福十分愉快，但极为淡漠。就好像我是一个前来找他的选民。他海阔天空地泛谈对战争的见解，言不及义，我插话问他有没有带给蒋介石的信。他显然没有，又花了5分钟找了一些震惊世界的事来谈。最后他算说到正题上了——‘告诉他（指蒋介石），我们在做的事是维持住中国，我们还打算一直维持到中国收回全部失地’。他接着说，他认为蒋夫人最好不要接受这个或那个组织的邀请来这里。那太像一些妇女俱乐部的宣传旅行了。总统这一点是正确的。他令人感到亲切、愉快……而又感到空空洞洞。”
在参战初期，罗斯福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太平洋上，美国主力东移之前，希望中国顶住日本的进攻。他相信中国的战斗潜力，愿意继续加强中**队，以便将来打击日本。1942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已经阻遏住日本的攻势，美国海军希望得到增援来保持太平洋上前进的势头。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在罗斯福的战略布局中，虽然仍在大西洋之后，但是与丘吉尔的想法大不相同。丘吉尔的次序是大西洋、地中海、北非、印度洋，只有在取得地中海后，才能将兵力调到印度和东南亚打击日本人。丘吉尔对中国人能作出战争贡献没有信心。丘吉尔出于对大英帝国前途的疑虑，长期猜疑和排斥中国。他不愿意在印度和东南亚使用中**事力量打击日本，为的是保持英国殖民帝国。
在1942年和1943年，罗斯福总统为“维持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盟国，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步骤。这些措施除了供应军事物资、加强中国空军、训练军官和技术人员等军援之外，还给蒋介石政府近七亿元的贷款。罗斯福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1943年1月11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关于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规定的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北京议定书所赋予的特权，其中包括在华驻兵权。通商口岸制度、北平使馆界、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等等；美国声明放弃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特权、 美**舰在中国领水内享有的特权。 美国参议院根据罗斯福的请求，于1943年2月11日一致批准上述条约。此外，1943年12月17日，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的请求，废除了1882年至1919年制定的一系列的排华法。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与此同时，罗斯福还注意在国际事务中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将军奉罗斯福总统之命经印度前往重庆，迎候他的这座陪都本身就是满目疮痍。1937年以前，重庆是长江峡谷上游的一座死气沉沉的省城，日本的进攻使它变成千百万难民的一个拥挤的避难所，其中主要是国民党政府机关。沿着穿过重庆市中心的这条大江的陡峭斜坡，老鼠、虱子、疾病、饥饿和日本人的轰炸侵袭着老百姓。在外围的小山上，有钱有势的人都安适地住在自己的别墅里。蒋介石挑选了其中一座别墅作为史迪威的官哪，可是这位美国司令官觉得那是一座令人扫兴的坟墓。
史迪威从到达之日起，就拒绝接受像别墅那样的一切虚假的权力象征。他同蒋介石的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就提出他要指挥已进入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蒋表面上同意这一要求，可是私下却抱怨史迪威态度傲慢，对他这位委员长不够尊重。他说，“这个美国人的举动根本不像一位参谋长或一位顾问，而是一位独断独行的司令官。”
史迪威于3月11日前往缅甸前线时， 完全没有料想到那里竟是这样一种局面。中国或英国司令官，都不想为了他们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牺牲他们的人力和物力。中国司令官不愿接受美国人的指挥，英军则希望抽身去保卫印度。当然，蒋介石只不过曾授予史迪威一点名义上的权力。史迪威在缅甸急得团团转，他再次回到重庆，希望蒋介石能指令中国陆军司令官服从他的指挥，可是没有成功。史迪威所得到的口头上的保证，在他返回前线时变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3月在缅甸的战斗几乎各方面都是灾难性的。组织散漫、充满失败主义情绪的英、中部队，根本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抱有明确目标的日军的对手。史迪威发现他已无法激励自己部队的土气，并很快就看出，他并没有指挥那些归他统率的中国部队的实权。日本人掌握了制空权，使他几乎无法接济和调动他的部队。到了4月中旬，战斗已明显地失败了；到5月初，在缅甸的英军、印军和中国部队，已经彼此失去联系，乱成一团。史迪威本人率领一个纵队披荆斩棘，经山间小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安全抵达印度。当那些疲惫不堪、虎口逃生的土兵于5月29日到达印度时，这位美国将军公开承认：盟军已经在缅甸遭到“惨重的失败”。
史迪威对这次战役的失败，满腔怒火，在一份55页的报告中，他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和中国指挥官贻误战机的行为。他得出结论说，英国人只关心保卫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战局符合帝国更大的战略需要时才这样做。他们不屑同中国人合作，认为中国是长期威胁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对于蒋介石，史迪威更是十分严厉地加以指责，尤其是因为他阻挠了这个美国人指挥中**队的工作。史迪威写道，中国现有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事实上是无可救药的。只有依靠一批在“新军”中由军官们重新加以整训、装备和指挥的中国士兵，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史迪威在缅甸溃败时抱有的“新军”美梦，在他准备返回重庆时在内心深处扎了根。到了重庆，他向蒋介石递交照会，要求彻底改组蒋介石花费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
当时蒋介石管辖的军队大约有380万人，由300个师组成，受12个军区司令官的统辖。各师的忠诚和素质差别极大，以司令官个人的好恶和派系的倾向而定。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大约只有30个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嫡系部队”。蒋介石的大部分力量主要依靠他在相互竞争的势力之间施展手腕，使其保持平衡。他力图视忠诚的程度使用大量的经费和物资去操纵地区司令官。部队的薪响由将领任意发放，他们编造假名册，虚报人数，然后把余额塞进自己的腰包。这是无本生利的大好买卖。
为了维持部队满员，军官们横征暴敛，强征农民入伍，其残酷程度，同英国19世纪征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美国记者曾作过如下的报道：“中国农民一遇到征兵就像碰上水灾或饥荒。饥荒、水灾和干旱，同征兵相比，犹如水痘和瘟疫。这种毒害遍及整个中国农村。”
“部队的士兵如果有人死了，”这位记者继续写道，
将军陈词为抗战，一片热心付流水。
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一下子改变了整个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新蜜月”；罗斯福总统想靠蒋介石政府顶住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攻，并为日后的反攻提供重要的基地。从此美援源源不断地运到重庆，但为时不久，这个幻想就破灭了。史迪威将军成了这一悲剧中的牺牲品。
珍珠港事件后，德国参加了对美战争，日军开始击溃分散在太平洋各岛屿的美、英、荷军队。这一打击虽然最后证明是使美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的转折点，却使无数的美国人感到震惊和丧失信心。战争爆发不久，《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满怀希望地说，尽管美国最初遭受了损失，但它决不是孤立的：“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但是，重庆蒋介石政府的看法却和《纽约时报》不一样，大多数官员对日美开战欢欣鼓舞， 如释重负。 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没有飞鸟的夏天》一书中写道：“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作战，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五亿美元、十亿美元……现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将大为增加。如今美国将不得不支持蒋介石了，而这意味着美钞跑进官吏的腰包，跑进军队司令官的腰包，意味着枪炮送到胡宗南手里，以便将来攻打延安。”
对于珍珠港事件，《纽约时报》社论撰稿人的估计和国民党人的实际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助于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关系的悲剧。同盟虽已结成，但进行的是两种不同的战争。美国决策人员希望利用中国的人力作为一股抗击日本的巨大力量，而国民党政权却想利用它同美国的结盟捞取金钱、武器，以及帮助他们赢得国内最高权力的影响力。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够把援助当作一种手段，“鼓励中国领导人进行必要的改革”；而蒋介石等人却相信，有了外援就能为我所用，根本不必进行什么改革。这些矛盾给虚构的“太平洋战略的钥匙”投下了第一个漫长的阴影。
甚至在日本席卷美国在太平洋的分散的前哨基地时，在中国的美**事和外交官员就力求提醒罗斯福政府，不要过分看重同中国的盟友关系。美**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曾预言，国民党人会同日本缔结事实上的停战协定，而让美国人继续进行战争。国民党想要捞取大量美援，“主要是打算在战后采取军事行动”。期待国民党人发动攻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倒助长了他们的“尔虞我诈”倾向。马格鲁德解释说，蒋介石把他的士兵和装备看作固定资产，必须保存下来，用以支援对其……同胞的战斗，去谋求经济和政治的最高权力。”
海军武官麦克休在写给海军部和白宫的报告中，建议对中国现有的军事价值不要再作乐观的估计。尽管如此，麦克休由于一贯主张给予国民党以政治上的支持，提醒华盛顿不要吝惜对中国的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如果这样做，那就要冒促使蒋介石“排外”或与日本妥协的风险。这位武官说，美国的策略必须迁就落的要求，同时给“委员长的宠儿陈纳德”提供一支空军去打击日本。
这些来自重庆的报告虽然在政治内容上不尽相同，却证实了中国在当前战争努力中的军事价值是靠不住的。但是，罗斯福却认为，在日本最终被打败以后，亚洲将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将随之消失，而强大的英、法、荷也将如此，即使不是立刻衰落，也为期不远。两支主要的力量可能会赶快填补这一势力的真空。因此，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希望经过稳妥地改组亚洲将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而美国在塑造战后亚洲的面貌方面应起主要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1942年12月，经马歇尔提议，由罗斯福批准，成立了盟国的中国战区，建议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同意担任此职，但是要求罗斯福派一名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而此人“不必诺熟东方旧情，只要有品学而热心之人，便可合格，并以中将为合适”。
根据马歇尔总参谋长的推荐，罗斯福总统决定派遣约瑟夫·史迪威中将来华。可是史将军“借熟东方旧情”，而且特别谙熟中国旧情。中**阀混战时期，北伐时期，日本在华北侵略扩张时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他曾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等职，四次来华，前后在中国驻了10年，会说中国话，也了解中国官场黑幕和老百姓的苦境。根据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交换的函件，史迪威将军享有以下权力：监督和控制美国对华军援事宜；在蒋介石统辖之下，指挥在华美军及可能拨予的中**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在中国的国际军事委员会，以及以委员长的参谋长身份行事，改善、维持和控制滇缅公路中国段。
1942年1月29日， 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荚、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接受任命之前，提出受命的唯一条件是必须拥有指挥权。但是，日后这一问题成为史迪威与蒋介石交恶的一个触发点。
史迪威受命后，于1942年2月9日去白宫晋见罗斯福。对于这次晋见，史迪威是有不满情绪的。他在日记中写道：“造访白宫，12点至12点z0分。罗斯福十分愉快，但极为淡漠。就好像我是一个前来找他的选民。他海阔天空地泛谈对战争的见解，言不及义，我插话问他有没有带给蒋介石的信。他显然没有，又花了5分钟找了一些震惊世界的事来谈。最后他算说到正题上了——‘告诉他（指蒋介石），我们在做的事是维持住中国，我们还打算一直维持到中国收回全部失地’。他接着说，他认为蒋夫人最好不要接受这个或那个组织的邀请来这里。那太像一些妇女俱乐部的宣传旅行了。总统这一点是正确的。他令人感到亲切、愉快……而又感到空空洞洞。”
在参战初期，罗斯福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太平洋上，美国主力东移之前，希望中国顶住日本的进攻。他相信中国的战斗潜力，愿意继续加强中**队，以便将来打击日本。1942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已经阻遏住日本的攻势，美国海军希望得到增援来保持太平洋上前进的势头。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在罗斯福的战略布局中，虽然仍在大西洋之后，但是与丘吉尔的想法大不相同。丘吉尔的次序是大西洋、地中海、北非、印度洋，只有在取得地中海后，才能将兵力调到印度和东南亚打击日本人。丘吉尔对中国人能作出战争贡献没有信心。丘吉尔出于对大英帝国前途的疑虑，长期猜疑和排斥中国。他不愿意在印度和东南亚使用中**事力量打击日本，为的是保持英国殖民帝国。
在1942年和1943年，罗斯福总统为“维持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盟国，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步骤。这些措施除了供应军事物资、加强中国空军、训练军官和技术人员等军援之外，还给蒋介石政府近七亿元的贷款。罗斯福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1943年1月11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关于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规定的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北京议定书所赋予的特权，其中包括在华驻兵权。通商口岸制度、北平使馆界、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等等；美国声明放弃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特权、 美**舰在中国领水内享有的特权。 美国参议院根据罗斯福的请求，于1943年2月11日一致批准上述条约。此外，1943年12月17日，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的请求，废除了1882年至1919年制定的一系列的排华法。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与此同时，罗斯福还注意在国际事务中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将军奉罗斯福总统之命经印度前往重庆，迎候他的这座陪都本身就是满目疮痍。1937年以前，重庆是长江峡谷上游的一座死气沉沉的省城，日本的进攻使它变成千百万难民的一个拥挤的避难所，其中主要是国民党政府机关。沿着穿过重庆市中心的这条大江的陡峭斜坡，老鼠、虱子、疾病、饥饿和日本人的轰炸侵袭着老百姓。在外围的小山上，有钱有势的人都安适地住在自己的别墅里。蒋介石挑选了其中一座别墅作为史迪威的官哪，可是这位美国司令官觉得那是一座令人扫兴的坟墓。
史迪威从到达之日起，就拒绝接受像别墅那样的一切虚假的权力象征。他同蒋介石的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就提出他要指挥已进入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蒋表面上同意这一要求，可是私下却抱怨史迪威态度傲慢，对他这位委员长不够尊重。他说，“这个美国人的举动根本不像一位参谋长或一位顾问，而是一位独断独行的司令官。”
史迪威于3月11日前往缅甸前线时， 完全没有料想到那里竟是这样一种局面。中国或英国司令官，都不想为了他们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牺牲他们的人力和物力。中国司令官不愿接受美国人的指挥，英军则希望抽身去保卫印度。当然，蒋介石只不过曾授予史迪威一点名义上的权力。史迪威在缅甸急得团团转，他再次回到重庆，希望蒋介石能指令中国陆军司令官服从他的指挥，可是没有成功。史迪威所得到的口头上的保证，在他返回前线时变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3月在缅甸的战斗几乎各方面都是灾难性的。组织散漫、充满失败主义情绪的英、中部队，根本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抱有明确目标的日军的对手。史迪威发现他已无法激励自己部队的土气，并很快就看出，他并没有指挥那些归他统率的中国部队的实权。日本人掌握了制空权，使他几乎无法接济和调动他的部队。到了4月中旬，战斗已明显地失败了；到5月初，在缅甸的英军、印军和中国部队，已经彼此失去联系，乱成一团。史迪威本人率领一个纵队披荆斩棘，经山间小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安全抵达印度。当那些疲惫不堪、虎口逃生的土兵于5月29日到达印度时，这位美国将军公开承认：盟军已经在缅甸遭到“惨重的失败”。
史迪威对这次战役的失败，满腔怒火，在一份55页的报告中，他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和中国指挥官贻误战机的行为。他得出结论说，英国人只关心保卫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战局符合帝国更大的战略需要时才这样做。他们不屑同中国人合作，认为中国是长期威胁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对于蒋介石，史迪威更是十分严厉地加以指责，尤其是因为他阻挠了这个美国人指挥中**队的工作。史迪威写道，中国现有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事实上是无可救药的。只有依靠一批在“新军”中由军官们重新加以整训、装备和指挥的中国士兵，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史迪威在缅甸溃败时抱有的“新军”美梦，在他准备返回重庆时在内心深处扎了根。到了重庆，他向蒋介石递交照会，要求彻底改组蒋介石花费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
当时蒋介石管辖的军队大约有380万人，由300个师组成，受12个军区司令官的统辖。各师的忠诚和素质差别极大，以司令官个人的好恶和派系的倾向而定。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大约只有30个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嫡系部队”。蒋介石的大部分力量主要依靠他在相互竞争的势力之间施展手腕，使其保持平衡。他力图视忠诚的程度使用大量的经费和物资去操纵地区司令官。部队的薪响由将领任意发放，他们编造假名册，虚报人数，然后把余额塞进自己的腰包。这是无本生利的大好买卖。
为了维持部队满员，军官们横征暴敛，强征农民入伍，其残酷程度，同英国19世纪征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美国记者曾作过如下的报道：“中国农民一遇到征兵就像碰上水灾或饥荒。饥荒、水灾和干旱，同征兵相比，犹如水痘和瘟疫。这种毒害遍及整个中国农村。”
“部队的士兵如果有人死了，”这位记者继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