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史迪威将军在中国（2/2）
“他的尸体就被扔在路边。他的名字仍旧留在名册上。只要他的死亡没有上报，他就始终是一宗财源，并且由于他不再吃喝，他给人提供的钱财就更多一些。他的口粮和所关的薪饷就成了他的司令官口袋里长期的纪念品，而他的家属只好把他忘掉。”
但是，蒋介石所最关心的，不是改革这支杂牌军，而是把它一直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有谁能够给部队分发金钱和武器，或者安排军官的训练，蒋就会失去控制，他那炙手可热的正统地位也将随之垮台。同时，蒋介石的办法是保证使那些经过挑选的“可靠师团”能够得到奖赏和倚重。这样，“总是一片忠诚的胡宗南就为他自己及其监视中国西北地区**根据地的40万大军赢得了特殊的恩宠”；而与日本人对抗的部队却享受不到什么特殊的照顾。
为了消除这种军事上的恶劣状况，史迪威打算精选30个师进行改编、训练、重新装备，置于新司令官的指挥之下。改组中**队的建议主要是组建两支新的集团军。一支在印度建立，由从缅甸撤退下来的中国残余部队组成，并招募新兵加以补充。与此同时，另一支规模较大的30个师的兵团将在中国云南省西部调集。这两个兵团在美国人的指导下由中**官自己指挥，它们在重新训练和装备后将调往缅甸，在英军协助下重新开辟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史迪威认为，这一“简单的改组”将在中国造成一条活跃的军事战线，并为中国经由缅甸获取更多的援助铺平道路。但是，这一计划刚一出笼就遭到蒋介石的愤怒拒绝。这位独裁者转弯抹角地威胁说，除非史迪威和美国重新估价现行的政策，否则他就要同日本单独媾和。几天之后，蒋介石向史迪威递交了一份正式照会，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调遣美军三个作战师前往中国； 第二，立即建立一支拥有50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交给**亲蒋的陈纳德指挥；第三，每月飞越喜马拉雅山运送5000吨物资。蒋介石并电告当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迫使华盛顿的官员尽可能召回史迪威。
在这一事件后，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直到1944年晚些时候两人最后闹翻为止。在史迪威的日记中和他的总部里称蒋介石为“小人”，称宋美龄为“白雪”。这位美国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必须设法扫除这帮坏透的家伙，让一些实实在在的人来领导一切”。他在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报告中说，除非陆军部和总统全力支持他迫使中国进行军事改组，否则蒋介石所要求的大量援助将被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和国内的其他敌手。史迪威要求华盛顿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除了史迪威不断向陆军部抱怨而外，唯一经常以批评的态度报道国民党人消息的，是美国国务院的“驻外机关”派驻重庆美国使馆的一批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史迪威的参谋人员，他们撰写了一些报告。使馆参赞文森特，把国民党人描绘为一群自私自利的小集团，“他们的唯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标是希望维持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他写道，中国还可能有救，但就看能否扫除现在的领导集团，代之以一个至今尚未发现的“自由主义革新派”。另一位在史迪威麾下兼职的驻华外交官谢伟思报告说，统一战线“肯定已经成为陈迹了”。他强调说明，美国的援助必须针对日本和法西斯主义而不是为了蒋介石打内战。首先，美国决不应当拿起武器去直接或间接地对付目前华盛顿差不多还毫不了解的中国**人。谢伟思劝告美国人到延安去发现谁是真正的革命派。另一位美国官员戴维斯说，仅仅由于美国在中国提供了援助和武器，这些东西便成了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因素。既然史迪威领导着美国代表团，他自然成了这场斗争中卷入得最深的美国人。而且，史迪威为了抗击日本想要改组中**队的决心，同蒋介石的基本战略背道而驰。“在蒋委员长看来，这些现实几乎同**或日本人一样，是对他的严重威胁。”
文森特、谢伟思和戴维斯所写的这些敏锐的、几乎是一针见血的报告，对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相反，罗斯福却愿意遵循柯里提出的方针，而这种政策显然是以偏袒亲蒋的陈纳德和依靠“个人外交”为特征的。罗斯福决定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和重庆互派高级人员进行互访。大致按照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罗斯福将派遣威尔基前往中国，蒋介石将派他的夫人宋美龄作为他的特使晋见总统。
蒋夫人以她与威尔基对等的身份在美国从1942年11月逗留到1943年的5月。 作为白宫的客人，这位特使利用一切机会去纠缠总统的助手、众议员、参议员以及可能会影响外交政策的行政官员。在乱哄哄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和美国公民举行的集会上，宋美龄为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游说。她宣称，“中国不仅为它自身而且也为全人类而努力奋战”。她吹捧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最受人民信赖的领袖”。
1944年，革命力量、外国侵略力量和一项矛盾的美援计划汇集在一起，使中国的紧张局面达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在盟军终于开进缅甸，日本在中国中南地区发动一场猛烈的攻势时，战斗达到1938年以来的最**。蒋介石继续拒绝把他的武装部队用于抗击日军，而磨擦事件不断发生，中国内战的迹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就不但促使史迪威而且也促使罗斯福考虑要在政策上作根本的变动。有几个月，总统看来认清了新的现实，甚至想部分地抛弃蒋政权。但是，这一方针未能得以实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在这时，蒋介石又向华盛顿提出了10亿美援的要求。白宫认为，重庆政府动用1942年的贷款还不到一半，他们既没有用于抗日前线，又没有努力遏制通货膨胀， 并且仍旧维持美元和法币之间的人为的低汇率（20比1）来牟取暴利。实际上除了斯坦利·项白克而外，谁也不赞成提供新的大笔贷款。美驻华大使高斯坚持认为，“现时要支持任何这类贷款的建议，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考虑，都是没有牢靠的基础的。”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把蒋的要求说成是敲诈勒索。他气冲冲地说：“连一个镍币也不打算再借给蒋介石，让这个骗子去跳长江吧！”最后，罗斯福正式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理由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取缔货币投机，没有修改美元与法币的汇率，而目也没有充分承担中国作战地区的任务。因此，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再向重庆方面提供贷款。
从此，美蒋关系出现新的僵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沙勒博士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披露了大量的材料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史迪威和罗斯福都重新致力于同延安进行接触，想必是为了把**的力量结合到中国政府和美**援计划中去。 ”9月，美国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从延安转来**领导人的一份邀请赫尔利前去访问的函件。信上说，**武装部队热烈希望在抗日战斗中与美国人合作。史迪威也发现他自己深为**的建议所吸引，并为他们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想法把武器交给斗志昂扬的**人。”
但是，在史迪威能够采取行动之前，他必须取得实际的指挥权，而这件事情仍然颇成问题。蒋介石原则上同意罗斯福先前提出的要求，但这并没有成为事实。蒋扬言，在他能够亲自控制“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权和武装共军的计划之前，拒绝交出任何权力。然而这些限制条件取消了史迪威担任总司令的全部目的。而且，当史迪威和赫尔利在9月中旬商谈的时候， 中国的战局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又吵着要把中国的远征军撤出缅甸。
在绝望之中，史迪威愤怒地提醒马歇尔，除非他立即掌握指挥权，战区可能要土崩瓦解。 第二天，即9月16日，史迪威把宋子文请来，“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如果他不能马上得到充分的指挥权，他就要敦促华盛顿“完全撤出中国，另行建立基地”。
史迪威的信件在1944年9月回6日送达马歇尔和罗斯福，这时他们正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出席“八方”会议。晚餐时，总统和罗斯福夫人在抱怨蒋介石的班底“贪得无厌和穷奢极欲”时，流露出了他们对中国局势的担忧。在史迪威提出警告的影响下，马歇尔在魁北克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责备蒋介石的电报，由罗斯福批准发出。电报说，拖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不给史迪威指挥部队的全权，美援即将停止。电报谴责蒋介石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并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里出席会议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再行拖延，你们和我们力求挽救中国的一切努力定将付之东流。”
史迪威9月19日亲自把这份最后通蝶交给蒋介石， 打断了他和赫尔利的一次私下会谈。史迪威“称心如意的复仇感”在他纪念这件事的一首诗里表达了出来。
我等了好久，要想报仇——
终于时运来了，
我瞪眼瞧着那个小子，
兜屁股踢他个够。
旧日的标枪准备在手，
对准目标，算好时候，
我直刺过去，只剩枪柄留在外头，
捅得他两面穿透。
小杂种浑身发抖，
无力说话，开不了口，
他脸色发青，肌肉颤抖，
强抑着自己不吐哀声鸣啾。
为了我一切困乏的战斗，
为了我所有灾难的时候，
我终于有机会一显身手，
叫那小子当场出丑。
我晓得我仍须忍受，
进行一场令人厌倦的竞走，
可是啊，天赐的欢乐多么酣畅！
我已叫那小子颜面尽丢。
9月23日， 当史迪威还认为赫尔利在支持他的时候，向这位总统特使递交了一份要求联合对抗蒋介石的建议。史迪威希望到延安去，以便在那里向“赤色分子提出一些建议”。他将要求**人承认蒋介石名义上的职权，同时认可史迪威是实际上的野战军司令官。那时他将把**部队调到黄河以北，并给予可以装备五个师的军用物资，抗击日军。
在史迪威把这份毫不起作用的建议交给赫尔利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和宋子文就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表示蒋原则上同意由美国人担任总司令，但坚决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这个职位。这样做将是“故意引起不可避免的灾难”。赫尔利在蒋介石的信上附加了他自己的评论，告诉总统史迪威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中心问题。如果决定把史迪威调开，总统希望蒋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采取认真的新的主动行动的想法就可得到保证。最后，赫尔利宣布蒋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他赫尔利赞成这个决定。
在1944年9月25日到10月1日的一个星期里，问题悬向未决。由于不能确定应该采取什么方针， 罗斯福总统迟迟没有答复蒋介石——赫尔利9月24日的最后通蝶。i0月i0日，这位特使又在给罗斯福的第二封信中写道：
“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将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
赫尔利这个臭名昭著的善于拨弄事端的政客，向总统提出了一个狡猾阴险的问题，即对“失去中国”的责任问题，这是罗斯福所不愿接受的。总统经过反复考虑权衡之后，终于在10月18日决定召回史迪威，另选魏德迈去接替他在华的职务。就这样，这位英勇善战并颇有见地的史迪威将军，作了这场悲剧的牺牲品。罗斯福在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令人痛惜的不光彩的角色。
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在1944年11月以赫尔利、魏德迈接替了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将军以后，就决定性地转到了完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路线上。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在谈到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斗争时，认为他父亲“押错了宝”。他在评论罗斯福总统对待蒋介石夫妇的态度时说：“他对**毫不温和，但是他对蒋氏夫妇却表现出温和，他让自己相信蒋夫妇是懂得在战后中国实施民主的承诺的。在这方面，我母亲就不那么轻信他们。”正是：总统押宝终失策，祸患从此无尽头。欲知罗斯福日后如何进行国际周旋，且看下章分解。
但是，蒋介石所最关心的，不是改革这支杂牌军，而是把它一直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有谁能够给部队分发金钱和武器，或者安排军官的训练，蒋就会失去控制，他那炙手可热的正统地位也将随之垮台。同时，蒋介石的办法是保证使那些经过挑选的“可靠师团”能够得到奖赏和倚重。这样，“总是一片忠诚的胡宗南就为他自己及其监视中国西北地区**根据地的40万大军赢得了特殊的恩宠”；而与日本人对抗的部队却享受不到什么特殊的照顾。
为了消除这种军事上的恶劣状况，史迪威打算精选30个师进行改编、训练、重新装备，置于新司令官的指挥之下。改组中**队的建议主要是组建两支新的集团军。一支在印度建立，由从缅甸撤退下来的中国残余部队组成，并招募新兵加以补充。与此同时，另一支规模较大的30个师的兵团将在中国云南省西部调集。这两个兵团在美国人的指导下由中**官自己指挥，它们在重新训练和装备后将调往缅甸，在英军协助下重新开辟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史迪威认为，这一“简单的改组”将在中国造成一条活跃的军事战线，并为中国经由缅甸获取更多的援助铺平道路。但是，这一计划刚一出笼就遭到蒋介石的愤怒拒绝。这位独裁者转弯抹角地威胁说，除非史迪威和美国重新估价现行的政策，否则他就要同日本单独媾和。几天之后，蒋介石向史迪威递交了一份正式照会，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调遣美军三个作战师前往中国； 第二，立即建立一支拥有50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交给**亲蒋的陈纳德指挥；第三，每月飞越喜马拉雅山运送5000吨物资。蒋介石并电告当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迫使华盛顿的官员尽可能召回史迪威。
在这一事件后，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直到1944年晚些时候两人最后闹翻为止。在史迪威的日记中和他的总部里称蒋介石为“小人”，称宋美龄为“白雪”。这位美国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必须设法扫除这帮坏透的家伙，让一些实实在在的人来领导一切”。他在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报告中说，除非陆军部和总统全力支持他迫使中国进行军事改组，否则蒋介石所要求的大量援助将被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和国内的其他敌手。史迪威要求华盛顿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除了史迪威不断向陆军部抱怨而外，唯一经常以批评的态度报道国民党人消息的，是美国国务院的“驻外机关”派驻重庆美国使馆的一批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史迪威的参谋人员，他们撰写了一些报告。使馆参赞文森特，把国民党人描绘为一群自私自利的小集团，“他们的唯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标是希望维持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他写道，中国还可能有救，但就看能否扫除现在的领导集团，代之以一个至今尚未发现的“自由主义革新派”。另一位在史迪威麾下兼职的驻华外交官谢伟思报告说，统一战线“肯定已经成为陈迹了”。他强调说明，美国的援助必须针对日本和法西斯主义而不是为了蒋介石打内战。首先，美国决不应当拿起武器去直接或间接地对付目前华盛顿差不多还毫不了解的中国**人。谢伟思劝告美国人到延安去发现谁是真正的革命派。另一位美国官员戴维斯说，仅仅由于美国在中国提供了援助和武器，这些东西便成了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因素。既然史迪威领导着美国代表团，他自然成了这场斗争中卷入得最深的美国人。而且，史迪威为了抗击日本想要改组中**队的决心，同蒋介石的基本战略背道而驰。“在蒋委员长看来，这些现实几乎同**或日本人一样，是对他的严重威胁。”
文森特、谢伟思和戴维斯所写的这些敏锐的、几乎是一针见血的报告，对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相反，罗斯福却愿意遵循柯里提出的方针，而这种政策显然是以偏袒亲蒋的陈纳德和依靠“个人外交”为特征的。罗斯福决定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和重庆互派高级人员进行互访。大致按照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罗斯福将派遣威尔基前往中国，蒋介石将派他的夫人宋美龄作为他的特使晋见总统。
蒋夫人以她与威尔基对等的身份在美国从1942年11月逗留到1943年的5月。 作为白宫的客人，这位特使利用一切机会去纠缠总统的助手、众议员、参议员以及可能会影响外交政策的行政官员。在乱哄哄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和美国公民举行的集会上，宋美龄为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游说。她宣称，“中国不仅为它自身而且也为全人类而努力奋战”。她吹捧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最受人民信赖的领袖”。
1944年，革命力量、外国侵略力量和一项矛盾的美援计划汇集在一起，使中国的紧张局面达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在盟军终于开进缅甸，日本在中国中南地区发动一场猛烈的攻势时，战斗达到1938年以来的最**。蒋介石继续拒绝把他的武装部队用于抗击日军，而磨擦事件不断发生，中国内战的迹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就不但促使史迪威而且也促使罗斯福考虑要在政策上作根本的变动。有几个月，总统看来认清了新的现实，甚至想部分地抛弃蒋政权。但是，这一方针未能得以实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在这时，蒋介石又向华盛顿提出了10亿美援的要求。白宫认为，重庆政府动用1942年的贷款还不到一半，他们既没有用于抗日前线，又没有努力遏制通货膨胀， 并且仍旧维持美元和法币之间的人为的低汇率（20比1）来牟取暴利。实际上除了斯坦利·项白克而外，谁也不赞成提供新的大笔贷款。美驻华大使高斯坚持认为，“现时要支持任何这类贷款的建议，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考虑，都是没有牢靠的基础的。”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把蒋的要求说成是敲诈勒索。他气冲冲地说：“连一个镍币也不打算再借给蒋介石，让这个骗子去跳长江吧！”最后，罗斯福正式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理由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取缔货币投机，没有修改美元与法币的汇率，而目也没有充分承担中国作战地区的任务。因此，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再向重庆方面提供贷款。
从此，美蒋关系出现新的僵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沙勒博士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披露了大量的材料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史迪威和罗斯福都重新致力于同延安进行接触，想必是为了把**的力量结合到中国政府和美**援计划中去。 ”9月，美国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从延安转来**领导人的一份邀请赫尔利前去访问的函件。信上说，**武装部队热烈希望在抗日战斗中与美国人合作。史迪威也发现他自己深为**的建议所吸引，并为他们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想法把武器交给斗志昂扬的**人。”
但是，在史迪威能够采取行动之前，他必须取得实际的指挥权，而这件事情仍然颇成问题。蒋介石原则上同意罗斯福先前提出的要求，但这并没有成为事实。蒋扬言，在他能够亲自控制“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权和武装共军的计划之前，拒绝交出任何权力。然而这些限制条件取消了史迪威担任总司令的全部目的。而且，当史迪威和赫尔利在9月中旬商谈的时候， 中国的战局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又吵着要把中国的远征军撤出缅甸。
在绝望之中，史迪威愤怒地提醒马歇尔，除非他立即掌握指挥权，战区可能要土崩瓦解。 第二天，即9月16日，史迪威把宋子文请来，“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如果他不能马上得到充分的指挥权，他就要敦促华盛顿“完全撤出中国，另行建立基地”。
史迪威的信件在1944年9月回6日送达马歇尔和罗斯福，这时他们正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出席“八方”会议。晚餐时，总统和罗斯福夫人在抱怨蒋介石的班底“贪得无厌和穷奢极欲”时，流露出了他们对中国局势的担忧。在史迪威提出警告的影响下，马歇尔在魁北克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责备蒋介石的电报，由罗斯福批准发出。电报说，拖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不给史迪威指挥部队的全权，美援即将停止。电报谴责蒋介石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并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里出席会议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再行拖延，你们和我们力求挽救中国的一切努力定将付之东流。”
史迪威9月19日亲自把这份最后通蝶交给蒋介石， 打断了他和赫尔利的一次私下会谈。史迪威“称心如意的复仇感”在他纪念这件事的一首诗里表达了出来。
我等了好久，要想报仇——
终于时运来了，
我瞪眼瞧着那个小子，
兜屁股踢他个够。
旧日的标枪准备在手，
对准目标，算好时候，
我直刺过去，只剩枪柄留在外头，
捅得他两面穿透。
小杂种浑身发抖，
无力说话，开不了口，
他脸色发青，肌肉颤抖，
强抑着自己不吐哀声鸣啾。
为了我一切困乏的战斗，
为了我所有灾难的时候，
我终于有机会一显身手，
叫那小子当场出丑。
我晓得我仍须忍受，
进行一场令人厌倦的竞走，
可是啊，天赐的欢乐多么酣畅！
我已叫那小子颜面尽丢。
9月23日， 当史迪威还认为赫尔利在支持他的时候，向这位总统特使递交了一份要求联合对抗蒋介石的建议。史迪威希望到延安去，以便在那里向“赤色分子提出一些建议”。他将要求**人承认蒋介石名义上的职权，同时认可史迪威是实际上的野战军司令官。那时他将把**部队调到黄河以北，并给予可以装备五个师的军用物资，抗击日军。
在史迪威把这份毫不起作用的建议交给赫尔利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和宋子文就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表示蒋原则上同意由美国人担任总司令，但坚决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这个职位。这样做将是“故意引起不可避免的灾难”。赫尔利在蒋介石的信上附加了他自己的评论，告诉总统史迪威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中心问题。如果决定把史迪威调开，总统希望蒋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采取认真的新的主动行动的想法就可得到保证。最后，赫尔利宣布蒋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他赫尔利赞成这个决定。
在1944年9月25日到10月1日的一个星期里，问题悬向未决。由于不能确定应该采取什么方针， 罗斯福总统迟迟没有答复蒋介石——赫尔利9月24日的最后通蝶。i0月i0日，这位特使又在给罗斯福的第二封信中写道：
“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将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
赫尔利这个臭名昭著的善于拨弄事端的政客，向总统提出了一个狡猾阴险的问题，即对“失去中国”的责任问题，这是罗斯福所不愿接受的。总统经过反复考虑权衡之后，终于在10月18日决定召回史迪威，另选魏德迈去接替他在华的职务。就这样，这位英勇善战并颇有见地的史迪威将军，作了这场悲剧的牺牲品。罗斯福在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令人痛惜的不光彩的角色。
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在1944年11月以赫尔利、魏德迈接替了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将军以后，就决定性地转到了完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路线上。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在谈到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斗争时，认为他父亲“押错了宝”。他在评论罗斯福总统对待蒋介石夫妇的态度时说：“他对**毫不温和，但是他对蒋氏夫妇却表现出温和，他让自己相信蒋夫妇是懂得在战后中国实施民主的承诺的。在这方面，我母亲就不那么轻信他们。”正是：总统押宝终失策，祸患从此无尽头。欲知罗斯福日后如何进行国际周旋，且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