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考证（转摘）（2/2）

上的宋江确曾招安，并且参与了征讨方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讨之。”卷二一二引《林泉野记》：“宣和三年，方腊反，（刘）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李埴《十朝纲要》卷一八：“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征方腊攻帮源洞）王涣统领马公直并稗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与上述史书文集相左的记载，是1939年出土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其中叙及折在征方腊以后才擒拿宋江的，算是相反孤证。但是自美籍学者马泰来发现北宋末年人李若水的《忠愍集·捕盗偶成》诗，其中提到：“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惊谔。”反对“招安说”者也收回了看法。可知宋江一伙接受招安是当时轰动京城的一桩大事，而后世说话人所据亦有本。考虑到《水浒传》的形成过程，几乎与主张“尊王攘夷”的理学传播同步进行，就不难理解为何百回本、百十七回本和百二十回本都描写了宋江征讨方腊之前，先写他参与征辽战事。电视剧删除了这一节，则宋江之全力经营，就惟有“招安征腊”一事了。

    金圣叹评点天下“才子书”，以《水浒》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并列，尤其赞赏《史记》之胆识：“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序一》）被金圣叹“腰斩”（或鲁迅所言“断尾巴蜻蜓”）之由。

    应该说，宋江的形象一直不能讨好。《容与堂刻本水浒传》沙弥怀林述语有“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当时若使之为相，虽不敢曰休休一个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观者也。”金圣叹则认定作者“痛恨宋江奸诈”，他也认为“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所以“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在一百单八人中“定考下下”。

    随着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播映，宋江又成了议论的中心，一时使人想起了七五年的那场“评《水浒》，批宋江”———最近一家南方报纸用将近一版的篇幅批评小说《水浒》，犹有过之。李雪健没有参加剧组的播出宣传活动，不知是否因为受不了身边听得的种种议论和批评。显然在表现宋江英雄聚义与朝廷招安的两难处境中，他对角色的把握也陷入了两难。这就牵涉到宋江是否是“农民起义领袖”的问题。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宋江身份的历史材料。余嘉锡据南宋末年龚开的赞词“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而《宋史》记载“保义郎”为五十二阶武职中的第四十九阶，揣测“宋江以此为号，盖言其武勇可为使臣。”“江起于平民，以流俗所习知之卑秩自名。”他考证当初随宋江“横行河朔”的三十六人中，也没有可以称为农民者。这涉及到对宋代社会的认识问题。日本史学界占上风的看法，是把“宋代社会看作已克服了封建性的社会”（中华书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册425页），黄仁宇的看法，则以为“王安石变法”已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三联书店《中国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