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考证（转摘）（1/2）
作者：水浒外传
历史上宋江实有其人。近人余嘉锡著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载《余嘉锡论学杂著》），收集考辨甚力，可以参看。
《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汪应辰《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谓：“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张守《毗陵集·秘阁修撰蒋圆墓志铭》谓：“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振，吏多避匿。”《宋史·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之。”《张叔夜传》所叙最详：“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
史书尽管没有明言宋江一伙就是在梁山聚啸，但“梁山泊在宋为盗薮”也是名著史册的。例如“梁山泊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脚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不可胜计”。（《宋史·蒲宗孟传》）“梁山泊多盗，皆渔者窟穴。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同上《江几传》）“梁山泊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刻名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同上《任谅传》）。
梁山泊是五代时因黄河决口，将大小湖泊连成一片，而成为汪洋大浸的，它的存在曾使执政者颇费心思。据《邵氏闻见后录》卷三0载：“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后止。”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五亦载同事。苏辙《栾城集》卷六有《和李公择赴历下道中咏梁山泊》诗，云：“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尘泥氵于车脚，莫嫌菱蔓绕船头。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愁思锦江千万里，渔蓑空向梦中求。”注谓：“时议者欲干此泊，以种菽麦。”可知这个问题的确在“新”“旧”党之间引起过争议。从苏诗头两句描绘的情况看，梁山泊作为连接南北的水路枢纽，在当时经济上显然还有多重作用。所以成为“盗薮”，原因正在于此。一直到宋徽宗时，“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杨）戬……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号为‘西城所’。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捕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宋史·杨戬传》）可见仍然是利之所在，故成为“官”与“盗”争夺的焦点。
宋江的性格是在说话人的描述中逐渐丰富起来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其“童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又结合杂剧戏曲的刻划，对其人其事进行了全面“包装”，首先是对“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和“呼保义”作了解释，又用“宋十回”展开了他被“逼上梁山”的过程。清人王望如评论“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时有“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这令人想到作者所以为宋江取字“公明”，实在是给赵匡胤钦定的《官箴》“公生明，廉生威”一个讽刺。但也因此决定了他与晁盖、吴用、公孙胜等梁山泊上层人物的紧密关系，为他日后取代晁盖成为首领奠定了基础。
“招安”可谓宋代特色。语云：“要想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要想富，跟着行在卖酒醋。”历史
《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汪应辰《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谓：“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张守《毗陵集·秘阁修撰蒋圆墓志铭》谓：“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振，吏多避匿。”《宋史·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之。”《张叔夜传》所叙最详：“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
史书尽管没有明言宋江一伙就是在梁山聚啸，但“梁山泊在宋为盗薮”也是名著史册的。例如“梁山泊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脚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不可胜计”。（《宋史·蒲宗孟传》）“梁山泊多盗，皆渔者窟穴。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同上《江几传》）“梁山泊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刻名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同上《任谅传》）。
梁山泊是五代时因黄河决口，将大小湖泊连成一片，而成为汪洋大浸的，它的存在曾使执政者颇费心思。据《邵氏闻见后录》卷三0载：“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后止。”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五亦载同事。苏辙《栾城集》卷六有《和李公择赴历下道中咏梁山泊》诗，云：“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尘泥氵于车脚，莫嫌菱蔓绕船头。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愁思锦江千万里，渔蓑空向梦中求。”注谓：“时议者欲干此泊，以种菽麦。”可知这个问题的确在“新”“旧”党之间引起过争议。从苏诗头两句描绘的情况看，梁山泊作为连接南北的水路枢纽，在当时经济上显然还有多重作用。所以成为“盗薮”，原因正在于此。一直到宋徽宗时，“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杨）戬……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号为‘西城所’。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捕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宋史·杨戬传》）可见仍然是利之所在，故成为“官”与“盗”争夺的焦点。
宋江的性格是在说话人的描述中逐渐丰富起来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其“童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又结合杂剧戏曲的刻划，对其人其事进行了全面“包装”，首先是对“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和“呼保义”作了解释，又用“宋十回”展开了他被“逼上梁山”的过程。清人王望如评论“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时有“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这令人想到作者所以为宋江取字“公明”，实在是给赵匡胤钦定的《官箴》“公生明，廉生威”一个讽刺。但也因此决定了他与晁盖、吴用、公孙胜等梁山泊上层人物的紧密关系，为他日后取代晁盖成为首领奠定了基础。
“招安”可谓宋代特色。语云：“要想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要想富，跟着行在卖酒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