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越南难越（2/2）
作者：肯尼迪传
，因为吴庭儒夫人说这次袭击是自从他们1955年摧毁平川教以来的最快乐的日子。
洛奇是在袭击的第二天到达西贡的，他有种感觉，这次袭击佛教徒也是对美国的一次打击。吴庭艳进一步失势，他的外交部长辞职表示抗议，并且自己也剃成和尚的光头。在华盛顿，吴庭儒夫人的父亲，南越驻美大使，声明和他女儿断绝关系，“**”毫不含糊地把袭击佛寺的罪责全归于吴庭儒夫妇，吴庭艳手下的不愿参与这类暴行的将领们于是开始密谋反对他。洛奇向华盛顿拍发电报说，这些密谋者希望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抱什么态度，他应该怎样对他们说。
给洛奇的回答足以说明肯尼迪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那一天是8月24日，星期六，约翰·肯尼迪在海恩尼斯港，政府中的好战派都外出了，给洛奇的回电是一些对西贡政权极为不满的官员起草并通过的，回电坦率地告诉洛奇：吴庭儒夫妇必须搞掉，可是当所有的人都回到华盛顿时，马上争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当约翰·肯尼迪决定要每一个人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时，又谁也不肯承担否定原电的责任了。
肯尼迪的顾问、官员们对西贡内部形势的意见分歧让肯尼迪深感忧虑，无论是继续支持吴庭艳还是插手干预南越的内政，美国在越南的前景都不甚美妙。肯尼迪开始责备自己对美国在越南所做的努力没有更侧重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可为时已晚。洛奇向南越的将军们开了绿灯，可为时已晚。他打电报回来说已经走上了推翻吴庭艳政府的道路，如果再回头就有失体面。
一切都似乎准备好了，可肯尼迪在白宫等了几天、几个星期，政变都没有发生，那些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由于对和尚的镇压，使他们的力量受到牵制，一些带头的人物已被外调，吴庭艳加强了对西贡周围军队的限制，国务院询问洛奇，那些将军到底想不想干，洛奇说：“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贪生怕死。”
看到吴庭艳安然无事，政府中的好战者又活跃起来，认为美**队必须留在南越一直到战胜越共，不赞成政变。反对吴庭艳的人也坚持着。秋天快到时，华盛顿两派之间的分歧一天大似一天，约翰·肯尼迪也无法从中选择某一派作为行动的依据。于是到9月，他又派了一个调查团去西贡。调查团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神”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一位对南越有相当丰富经验的高级外交官约瑟夫·门登霍尔。他们回来后，肯尼迪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由他们俩人分别做报告，克鲁拉克将军说战争正在取得胜利，吴庭艳干得再好没有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政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了，全场鸦雀无声，好一阵，肯尼迪问：“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在华盛顿的意见分歧深似鸿沟的同时，在西贡的洛奇与哈金斯将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恶化，俩人都是波士顿人，两家原是世交，可现在，彼此连话几乎都不讲了。9月下旬，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到达西贡，企图再一次了解局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在机场上，洛奇企图抢先见到麦克纳马拉，因而派出他手下的两个人去挡住哈金斯的路。尽管如此，哈金斯仍像以前一样兴高采烈。他的乐观情绪后来反映在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联合报告的开头一段中。报告说，吴庭艳的军队“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并在继续取得进展”，报告接着说，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各队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第一批1000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前撤出，全部美**队将在1965年年底撤离回国。报告附带攻击了罗伯特·肯尼迪要立即将美国人撤出越南的建议，认为它荒谬至极，报告全部观点可总结为一句话：“南越的安全对于美国仍然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力求实现的主要目标是：不把这个国家丢给**，及时镇压越共的叛乱。”
但此时，这种观点在政府内部已得不到支持，约翰·肯尼迪本人就越来越不同意。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他明确说，如果越南共和国要在反对越共的斗争中得胜，那就必须“改变政策，也许还要改换人马”。他过去曾经说过，“我认为除非得到人民的支持，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而在我看来，最近两个月以来，该政府已经完全脱离人民了……归根结蒂，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或者接受失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给他们装备，我们可以派遣美国人去做顾问，但是要赢得这场战争却只能靠他们，越南人民。”
10月初，给吴庭艳的每月100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不声不响停止了。吴庭艳和吴庭儒忿忿谴责肯尼迪，吴庭儒夫人到了加利福尼亚，准备周游美国做巡回演说，在右派集团的支持下攻击肯尼迪的政策。但这次旅行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受到华盛顿官方的抵制。她的父亲、前驻美大使陈文章在曼哈顿演说，谈她过身之处留下的一路“熏天恶臭”。到坎布里奇的时候，她就几乎没有听众了。
在西贡，政府似乎已越来越无现实感，吴庭儒开始发表一系列反美言论，扬言要同河内结盟，把美国人逐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清除了佛教徒之后将矛头对准了学生，在一连串莫名的搜查中，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被关进了监狱。连天主教徒也开始受到迫害，这种情况下，所有越南人，不分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都向一个人求援，这个人在军队中最富威信，叫杨文明，他们请求他搞掉吴庭艳和吴庭儒，杨文明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越南站的头头约翰·理查森联系，征求他的意见，理查森避开哈金斯将军为杨文明和洛奇安排了一次会见。洛奇告诉杨文明，美国人决不阻止政变，如果政变成功，美国的援助将给另一个**政府。他把这情况报告给白宫，约翰·肯尼迪批准了。似乎除了吴庭艳、吴庭儒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人谁都知道即将发生政变，哈金斯还信誓旦旦地对肯尼迪保证：绝不会发生政变，说政变的人都是在散布谣言，他已经核查过，这些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约翰·肯尼迪对哈金斯所说的一切都不置可否，他不知道政变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知道它的规模，可他知道这次是真的会有这么一次，哈金斯的保证显得多么好笑：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但这是可能的，《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已经收到了暗传消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即将政变的信号。
11月1日，星期五，万圣节日，越南时间午后1点，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在西贡那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正是午睡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有卫兵和顶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七英尺高的围墙保卫，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几卡车政变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头围红色方巾，向着他们的防御工事发动了进攻，另外一些士兵则在重要的交通路口设下了路障，叛军迅速占领了机场、警察局，在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的广播电台，立即广播了以14位将军和7位上校的名义发表的宣言：“陆军、公安部队、民防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追求个人野心，置祖国的利益于不顾……”
傍晚，迫击炮和大炮开始围攻嘉隆宫，次日，吴庭艳、吴庭儒兄弟被处死。
吴庭儒夫人是住在贝弗利山的旅馆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她哭着把一切责任都归于约翰·肯尼迪。事实上，肯尼迪自猪湾事件以来，还是第一次感到震惊和不安。他觉得吴庭艳不应该被杀掉，而且一个不稳定的军政府在西贡接管了权力，新的领导人也并没有特殊的政治才能。政府其他人听到政变消息都默然接受了，只有副总统约翰逊很不高兴，肯尼迪就任后不久，派他去西贡访问，他是吴庭艳的朋友，他不愿意自己的朋友遭此劫难。
西贡人却和约翰逊的看法大不相同。他们把那一天当作节日来欢庆，在大街上跳舞，吴庭艳和他弟弟、弟媳的塑像被打得粉碎，他们的画像也全被扯下来，最后，在西贡只在一角钱的硬币上才能看到前总统的肖像了，获胜的将军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尊敬。洛奇成为这一时期以来在公共场合第一个受欢迎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人都认为前途大有希望，为反对这个统治家族而联合起来的各个派系似乎很得人心，足以使这个国家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约翰·肯尼迪的不安却日益增多。吴庭艳在位肯定会导致很糟的局面——内战，他已经失去了民心，但是吴庭艳死后，长期被掩盖起来的军事地位的恶化明显起来，政府不断地更换，以后会更换得很快。作为反应，美国将派遣216000名士兵去越南，而53000名士兵将永远回不了家园。搞掉吴庭艳并没有导致南越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政府，而是使美国在南越的责任加大了。事实证明，试图稳定西贡政权而又不削弱它，试图增加美国在越南的影响又不致西贡成为傀儡，是一件困难的事。三年来的越南战争反映了这种现实：1961年谨慎而小心，1962年自信而乐观，1963年则变得惴惴不安。
麦克纳马拉—泰勒10月2日的报告仍然放在约翰·肯尼迪的办公桌上，他不想那么急于处理它，越南的情况是欠佳，也许在恶化，可有时候走的太快反而会摔跟头，已是1963年年底，1964年是个选举年，对任何重大问题暂时不做出明确决定是有好处的。
约翰·肯尼迪并不知道半月之后他就会远离人世，他觉得还有时间容他不慌不忙地把这件事做完。
无论如何，从1963年的情况来看，越南问题解决的希望还非常渺茫。约翰·肯尼迪表示美国的目的是最后撤出越南，但是他越来越怀疑军方就战争进程经常提出的乐观报告。在越南，**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招募到足够的游击队，使战争延长许多年。肯尼迪认为，这场斗争很可能是对美国耐力和耐心的最严峻的考验。但局面却是毫无解决办法的，难以对付的，乱七八糟的。所以约翰·肯尼迪说，提出放弃这样不稳定的一个盟国和代价这么昂贵的一次义务只会使**人快意。所以他决心把军队留下来。
虽然越南问题或许并没有成为肯尼迪政府耗费时间最多的问题之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断言约翰·肯尼迪从来没有重视过越南问题，但是后来披露出的关于这场战争由来的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其他一度是保密的文件，却迫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场战争是肯尼迪政府耗费时间最多的问题之一，而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对肯尼迪的公断也是严峻的。大多数美国人记得他们的国家在肯尼迪死后开始走下坡路，可滑坡的原因正是越南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肯尼迪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场对美国安全根本无关大局的战争面前，肯尼迪把从过去痛苦教训中得来的金玉良言当作耳边风。毕生难忘在朝鲜的冒险经历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发出警告，反对在亚洲大陆牺牲美国的一兵一卒，夏尔·戴高乐将军——他的国家还没有从在越南的无谓流血牺牲中恢复元气——他警告肯尼迪不要陷进去。但这两个人的忠告，肯尼迪都没有接受——他也许有不得已的一面。他无法摆脱他一群顾问的意见而独立行事。
洛奇是在袭击的第二天到达西贡的，他有种感觉，这次袭击佛教徒也是对美国的一次打击。吴庭艳进一步失势，他的外交部长辞职表示抗议，并且自己也剃成和尚的光头。在华盛顿，吴庭儒夫人的父亲，南越驻美大使，声明和他女儿断绝关系，“**”毫不含糊地把袭击佛寺的罪责全归于吴庭儒夫妇，吴庭艳手下的不愿参与这类暴行的将领们于是开始密谋反对他。洛奇向华盛顿拍发电报说，这些密谋者希望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抱什么态度，他应该怎样对他们说。
给洛奇的回答足以说明肯尼迪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那一天是8月24日，星期六，约翰·肯尼迪在海恩尼斯港，政府中的好战派都外出了，给洛奇的回电是一些对西贡政权极为不满的官员起草并通过的，回电坦率地告诉洛奇：吴庭儒夫妇必须搞掉，可是当所有的人都回到华盛顿时，马上争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当约翰·肯尼迪决定要每一个人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时，又谁也不肯承担否定原电的责任了。
肯尼迪的顾问、官员们对西贡内部形势的意见分歧让肯尼迪深感忧虑，无论是继续支持吴庭艳还是插手干预南越的内政，美国在越南的前景都不甚美妙。肯尼迪开始责备自己对美国在越南所做的努力没有更侧重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可为时已晚。洛奇向南越的将军们开了绿灯，可为时已晚。他打电报回来说已经走上了推翻吴庭艳政府的道路，如果再回头就有失体面。
一切都似乎准备好了，可肯尼迪在白宫等了几天、几个星期，政变都没有发生，那些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由于对和尚的镇压，使他们的力量受到牵制，一些带头的人物已被外调，吴庭艳加强了对西贡周围军队的限制，国务院询问洛奇，那些将军到底想不想干，洛奇说：“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贪生怕死。”
看到吴庭艳安然无事，政府中的好战者又活跃起来，认为美**队必须留在南越一直到战胜越共，不赞成政变。反对吴庭艳的人也坚持着。秋天快到时，华盛顿两派之间的分歧一天大似一天，约翰·肯尼迪也无法从中选择某一派作为行动的依据。于是到9月，他又派了一个调查团去西贡。调查团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神”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一位对南越有相当丰富经验的高级外交官约瑟夫·门登霍尔。他们回来后，肯尼迪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由他们俩人分别做报告，克鲁拉克将军说战争正在取得胜利，吴庭艳干得再好没有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政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了，全场鸦雀无声，好一阵，肯尼迪问：“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在华盛顿的意见分歧深似鸿沟的同时，在西贡的洛奇与哈金斯将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恶化，俩人都是波士顿人，两家原是世交，可现在，彼此连话几乎都不讲了。9月下旬，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到达西贡，企图再一次了解局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在机场上，洛奇企图抢先见到麦克纳马拉，因而派出他手下的两个人去挡住哈金斯的路。尽管如此，哈金斯仍像以前一样兴高采烈。他的乐观情绪后来反映在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联合报告的开头一段中。报告说，吴庭艳的军队“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并在继续取得进展”，报告接着说，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各队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第一批1000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前撤出，全部美**队将在1965年年底撤离回国。报告附带攻击了罗伯特·肯尼迪要立即将美国人撤出越南的建议，认为它荒谬至极，报告全部观点可总结为一句话：“南越的安全对于美国仍然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力求实现的主要目标是：不把这个国家丢给**，及时镇压越共的叛乱。”
但此时，这种观点在政府内部已得不到支持，约翰·肯尼迪本人就越来越不同意。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他明确说，如果越南共和国要在反对越共的斗争中得胜，那就必须“改变政策，也许还要改换人马”。他过去曾经说过，“我认为除非得到人民的支持，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而在我看来，最近两个月以来，该政府已经完全脱离人民了……归根结蒂，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或者接受失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给他们装备，我们可以派遣美国人去做顾问，但是要赢得这场战争却只能靠他们，越南人民。”
10月初，给吴庭艳的每月100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不声不响停止了。吴庭艳和吴庭儒忿忿谴责肯尼迪，吴庭儒夫人到了加利福尼亚，准备周游美国做巡回演说，在右派集团的支持下攻击肯尼迪的政策。但这次旅行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受到华盛顿官方的抵制。她的父亲、前驻美大使陈文章在曼哈顿演说，谈她过身之处留下的一路“熏天恶臭”。到坎布里奇的时候，她就几乎没有听众了。
在西贡，政府似乎已越来越无现实感，吴庭儒开始发表一系列反美言论，扬言要同河内结盟，把美国人逐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清除了佛教徒之后将矛头对准了学生，在一连串莫名的搜查中，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被关进了监狱。连天主教徒也开始受到迫害，这种情况下，所有越南人，不分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都向一个人求援，这个人在军队中最富威信，叫杨文明，他们请求他搞掉吴庭艳和吴庭儒，杨文明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越南站的头头约翰·理查森联系，征求他的意见，理查森避开哈金斯将军为杨文明和洛奇安排了一次会见。洛奇告诉杨文明，美国人决不阻止政变，如果政变成功，美国的援助将给另一个**政府。他把这情况报告给白宫，约翰·肯尼迪批准了。似乎除了吴庭艳、吴庭儒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人谁都知道即将发生政变，哈金斯还信誓旦旦地对肯尼迪保证：绝不会发生政变，说政变的人都是在散布谣言，他已经核查过，这些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约翰·肯尼迪对哈金斯所说的一切都不置可否，他不知道政变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知道它的规模，可他知道这次是真的会有这么一次，哈金斯的保证显得多么好笑：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但这是可能的，《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已经收到了暗传消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即将政变的信号。
11月1日，星期五，万圣节日，越南时间午后1点，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在西贡那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正是午睡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有卫兵和顶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七英尺高的围墙保卫，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几卡车政变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头围红色方巾，向着他们的防御工事发动了进攻，另外一些士兵则在重要的交通路口设下了路障，叛军迅速占领了机场、警察局，在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的广播电台，立即广播了以14位将军和7位上校的名义发表的宣言：“陆军、公安部队、民防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追求个人野心，置祖国的利益于不顾……”
傍晚，迫击炮和大炮开始围攻嘉隆宫，次日，吴庭艳、吴庭儒兄弟被处死。
吴庭儒夫人是住在贝弗利山的旅馆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她哭着把一切责任都归于约翰·肯尼迪。事实上，肯尼迪自猪湾事件以来，还是第一次感到震惊和不安。他觉得吴庭艳不应该被杀掉，而且一个不稳定的军政府在西贡接管了权力，新的领导人也并没有特殊的政治才能。政府其他人听到政变消息都默然接受了，只有副总统约翰逊很不高兴，肯尼迪就任后不久，派他去西贡访问，他是吴庭艳的朋友，他不愿意自己的朋友遭此劫难。
西贡人却和约翰逊的看法大不相同。他们把那一天当作节日来欢庆，在大街上跳舞，吴庭艳和他弟弟、弟媳的塑像被打得粉碎，他们的画像也全被扯下来，最后，在西贡只在一角钱的硬币上才能看到前总统的肖像了，获胜的将军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尊敬。洛奇成为这一时期以来在公共场合第一个受欢迎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人都认为前途大有希望，为反对这个统治家族而联合起来的各个派系似乎很得人心，足以使这个国家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约翰·肯尼迪的不安却日益增多。吴庭艳在位肯定会导致很糟的局面——内战，他已经失去了民心，但是吴庭艳死后，长期被掩盖起来的军事地位的恶化明显起来，政府不断地更换，以后会更换得很快。作为反应，美国将派遣216000名士兵去越南，而53000名士兵将永远回不了家园。搞掉吴庭艳并没有导致南越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政府，而是使美国在南越的责任加大了。事实证明，试图稳定西贡政权而又不削弱它，试图增加美国在越南的影响又不致西贡成为傀儡，是一件困难的事。三年来的越南战争反映了这种现实：1961年谨慎而小心，1962年自信而乐观，1963年则变得惴惴不安。
麦克纳马拉—泰勒10月2日的报告仍然放在约翰·肯尼迪的办公桌上，他不想那么急于处理它，越南的情况是欠佳，也许在恶化，可有时候走的太快反而会摔跟头，已是1963年年底，1964年是个选举年，对任何重大问题暂时不做出明确决定是有好处的。
约翰·肯尼迪并不知道半月之后他就会远离人世，他觉得还有时间容他不慌不忙地把这件事做完。
无论如何，从1963年的情况来看，越南问题解决的希望还非常渺茫。约翰·肯尼迪表示美国的目的是最后撤出越南，但是他越来越怀疑军方就战争进程经常提出的乐观报告。在越南，**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招募到足够的游击队，使战争延长许多年。肯尼迪认为，这场斗争很可能是对美国耐力和耐心的最严峻的考验。但局面却是毫无解决办法的，难以对付的，乱七八糟的。所以约翰·肯尼迪说，提出放弃这样不稳定的一个盟国和代价这么昂贵的一次义务只会使**人快意。所以他决心把军队留下来。
虽然越南问题或许并没有成为肯尼迪政府耗费时间最多的问题之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断言约翰·肯尼迪从来没有重视过越南问题，但是后来披露出的关于这场战争由来的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其他一度是保密的文件，却迫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场战争是肯尼迪政府耗费时间最多的问题之一，而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对肯尼迪的公断也是严峻的。大多数美国人记得他们的国家在肯尼迪死后开始走下坡路，可滑坡的原因正是越南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肯尼迪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场对美国安全根本无关大局的战争面前，肯尼迪把从过去痛苦教训中得来的金玉良言当作耳边风。毕生难忘在朝鲜的冒险经历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发出警告，反对在亚洲大陆牺牲美国的一兵一卒，夏尔·戴高乐将军——他的国家还没有从在越南的无谓流血牺牲中恢复元气——他警告肯尼迪不要陷进去。但这两个人的忠告，肯尼迪都没有接受——他也许有不得已的一面。他无法摆脱他一群顾问的意见而独立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