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经济策略（1/2）
作者：肯尼迪传
约翰·肯尼迪就任之时，正是美国从一场短暂却尖锐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之时，这也是他能够当选总统的原因之一。尽管尼克松和经济顾问阿瑟·伯恩斯俩人都提出过劝说，但艾森豪威尔未能使经济活跃起来。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他致国会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沉重指出：
“美国的经济处于麻烦之境，我们是在历时七个月的衰退，三年半的萧条，五年的经济增长缓慢以及九年的农业收入下跌之后就职的。”
就在肯尼迪就职后的四年里，美国从困境中崛起，经历了这个国家现代史中时间最长、势头最猛的经济发展，在这四年里，商品和劳务供应的增长超出了先前的八年。
1960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三，1961年到1963年三年的平均增长率提高了一倍。到1963年年底，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美元，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六，为275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制造业的生产设备闲置的数字减少了一半，7000万人就业的大关第一次被突破。二战后循环性经济衰退的趋势被打破了；1963年预期会出现的经济衰退并未如期而至。
所有表明经济状况的指标几乎都处于历史的巅峰，可约翰·肯尼迪在经济学方面并没有多少正式的阅历，他是凭着一颗对美国负责的心和超人的才能弥补他在经济方面的有限阅历。而且在他的周围集聚着一批美国历史上可能最有学识、最有发言权的经济学家。
1961年约翰·肯尼迪上台伊始，就开始有计划地反经济衰退。2月2日，他就向国会送去了一份准备了好几个星期的全面的经济咨文，提议通过下列法案：
a.对失业津贴增加13个星期的临时补助；
b.重新开发贫困地区；
c.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扩大这一措施的实施范围；
d.把救济金扩大到失业工人的子女；
e.增加社会保险金并鼓励提早退休；
f.给生产谷物的农民提供紧急救济；
g.为全面的房屋建筑和贫民窟的清除计划提供经费。
到3月时，七项中的第一项便成为法律，到这年6月底，全部法案都经肯尼迪签署了，这就是著名的反衰退计划，可以说是约翰·肯尼迪1961年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最大成绩。
这七项措施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微不足道和为时已晚的。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计划让近300万名失业工人增加了近八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使75万名儿童及其父母获得了两亿美元以上的额外福利津贴，对一千个以上的贫困县拨出了四亿多美元的救济金，对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下的人拨出了17500百万美元以提高他们的工资，根据新的住房建筑法，据估计提供了近42万个建筑工人就业的机会，所有这些，对美国经济从困境中的崛起都是大有裨益的。
约翰·肯尼迪的计划不仅仅是要求国会通过法令以协助他，他也不想等待国会主动采取什么行动。他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采取行动。他指示所有的联邦机构加速它们的采购和建设工作——换言之，即由联邦提供费用来刺激经济。他把一个建设邮政局的计划压缩到六个月内完成，他提早发放了十亿美元以上的州建公路补助经费，他提高了农产品价格补贴并予以提前支付；他还加速分发了应予退还的税款和军人的人寿保险分红，为了扩大信贷和刺激房屋建筑，他下令降低联邦住宅管理局担保的贷款所规定的最高利率，降低小企业管理局在贫困地区贷款的利率，同时通过联邦住宅银行尽可能地扩大信贷和放宽贷款的范围；为了救济失业工人，他又扩大了剩余粮食的分配，指示优先照顾与国防合同有关的贫困地区，为穷人制订了一个试验性的食品券计划，并扩大了美国就业局的服务范围。最后他鼓励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购买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以帮助维持较低的长期贷款利率。
肯尼迪采取的这些行政措施使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短时间内剧增，但是它对恢复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行动不仅提供了经济复苏的原动力，而且也为恢复基本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奠定了基础，而这种信心是复苏经济所必不可少的。私人支出的那股势力很可能迟早会使衰退结束，但那是一种太缓慢的途径，此外，肯尼迪不希望再出现一次像1958年经济衰退后所呈现的那种贫血症似的经济复苏。那一次，生产、就业和工厂设备的利用率都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前，另一次衰退接着又来了。
肯尼迪在1961年年初的努力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可形势依旧是严峻的。肯尼迪在整个国家的发展状态中发现，他在经济方面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呆滞局面，这种局面提出的问题比单从衰退走向复苏具有更加严重和更加长期的性质。就某种意义上说，他遇到了和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似的问题：30年代，寻找工作的人面临着就业机会特别少的局面，在60年代，潜在工人的人数特别高，远远超出了可提供的就业机会。除非经济增长得很快，否则人力资源的增长速度永远会超过新的就业机会，那么失业现象也就无法避免。从1947年到1962年以前，民间劳动力增加了近1200万男女，而就业的机会只增加了1000万个位置，肯尼迪算了一笔账，按愿意找工作而找不到全日制工作的人来计算，即使在繁荣的年代里损失的工作时数也要达到惊人的十亿个工作日，等于整个美国整整三个星期完全停止生产、服务和发薪。
失业问题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一般经济问题，但肯尼迪不准备忽视它，他清楚地认识到，失业是经济呆滞的根源，也是他用特殊的办法解决的那些特殊问题——如萧条地区问题，低于法定标准的工资问题等——产生的根源。他对国会说：“在经济衰退时期，大规模的失业是很糟糕的，而在繁荣时期，大规模的失业则是不能容忍的。”
技术的发展使就业机会减少，这并非什么新鲜事，而到五六十年代，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足以把新技术顶替掉的工人吸收进去，就成为失业的一个新的但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机器加快发展的步子从一个工业部门扩大到另一个工业部门，从农场扩大到工厂，从装配线扩大到营业处，工人正以每周35000人的速度被取代掉，这一点使人们越来越惊恐。在约翰·肯尼迪进入国会时，铁路司机使用柴油发电机的比重不到百分之十五，而到他当总统时，这个数字上升到了百分之九十七。他在西弗吉尼亚州看到，使用机器后，46个矿工所挖的煤相当于他刚进国会时100个矿工的工作量，他还看到失业了好几年的矿工脸上露出的那种失望的神色。在他担任总统后，联邦政府本身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使用了计算机和自动化设备来代替公务员和抄写人员。
约翰·肯尼迪期望能改变这种状况。他指示他的经济顾问们向他提供最多的关于欧洲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他看来，西欧的稳定繁荣提供了证明，迅速自动化并不一定会导致严重失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说，自动化并不是敌人，机器能够使人的生活更舒适点，如果不由机器来支配人的话。自动化能够提供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这种目标的达到需要劳资双方合作以及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开动脑筋。
约翰·肯尼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只是开动脑筋，而可谓绞尽脑汁，原农业工人，被机器顶替了的年龄较大的工人，还有许多其他年轻人充斥着美国各地的劳动市场。这些人要么是非熟练工人，要么是老技术的熟练工人，于是，肯尼迪觉得应该训练他们，使他们获得工业变化所需要的技术。这种思想在肯尼迪的一系列计划中贯串之，如有关萧条地区，公共福利，青年就业，扫盲，以及第一个全面的有关人力发展和援助的联邦计划。
好心不见得有好报。不仅那些安于现状的富裕者反对肯尼迪这些计划，劳工运动对肯尼迪的这些计划也觉得有些不耐烦。他们觉得进展太慢，他们等不及了，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每周工作35小时，而拿与每周工作40小时同样的工资。肯尼迪没有支持他们，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将对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他本人为防止通货膨胀以免吞没购买力所作的种种努力也将产生不利影响。肯尼迪承认，最终一个工作时数较少的工作周可能是合乎标准的，但他的目标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瓜分现有的数目过少的就业机会。
“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这是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概括的他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也适用于他的国家。正是为此，肯尼迪把解决失业看成了头等大事，他使用赤字开支和放宽信贷的办法来同失业作斗争。但1961年的美元危机严重限制了他在反衰退的斗争中充分利用货币政策——降低利率。
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就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国际收支逆差。从这个国家流出的美元要比流入的多。在肯尼迪就职前的十年中，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美元数量稳步增长，但在1958年前，美国的黄金储备基本稳定，国际收支逆差是适度的。从1957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由于种种因素的合力，如高价美国商品未能渗入竞争日益激烈的欧洲市场，西欧日益增长的经济已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外国政府限制它们的公民在美国企业投资的数额，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由通常的每年约十亿美元急剧上升到40亿美元，从而使美国的黄金储备与国外美元持有者拥有的美元数之比发生了危机，1960年这一年，美国黄金外流总数达到近20亿美元。有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说美国黄金储备将不足以应付国外美元持有者的需要，除非新总统提高黄金价格，但这样做就使美元贬了值。
约翰·肯尼迪无意使美元贬值，也不想用停止信贷、停止进口或停止美元兑换等办法制止美元和黄金外流。他并不认为一定要在削弱国内经济或削弱美元的国外价值之间做出抉择，但肯尼迪的确意识到，国内经济肯定会受影响。他最担心的是，权力很大，不受约束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可能提高利率来妨碍经济恢复，经济恢复需要降低利率。马丁一贯害怕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约翰·肯尼迪根据法律是不能命令马丁做任何工作的，于是他开始私下里接近他，与他商谈，赞扬他的工作，邀请马丁到他的办公室参加定期召开的机要会议，这一招挺奏效，同前几年破纪录的利率提高刚好相反，抵押贷款和债券的长期利率全降低了。与此同时，短期利率则明显提高，使它足以阻止短期资金继续大量外流。
1961年即将过去时，约翰·肯尼迪的反衰退计划——以反贫穷反失业为中心——已经使美国经济走出了低谷，人们开始用“生气勃勃”或类似的词语形容经济的发展。
但到了1962年，经济发展的步子缓慢起来。虽然还在向前，但活力已经消失。失业率又回升到百分之五点五这一令人不安的数字上。而这一年，肯尼迪遇到的最棘手的事件莫过于4月的钢铁涨价，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私人利益集团对总统恢复经济的努力以及对总统的职权和责任的最直接、最艰险的挑战。
虽然约翰·肯尼迪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的戏剧性对抗在1962年4月才达到**，但约翰·肯尼迪在一年以前就对钢铁价格的提高会影响国际收支和反通货膨胀的努力这一问题表示了注意。
约翰·肯尼迪的注意不是毫无根据的。钢铁工业是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而且它的价格对几乎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如此重大，它的产品又是其他资本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它的价格高低长期以来就是所有工业产品价格的前导。“钢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也就随之而来”，这是长期以来正确地总结起这个国家价格动向的一句精辟的话。
可摆在肯尼迪面前的正是他所不愿的。钢铁工人的工资预定在10月1日将自动增加，这是根据1960年的一项协议所允许的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的增加——那个协议结束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钢铁工人罢工，报刊上报道，钢铁工业界越来越多的议论着届时钢铁涨价的事。
约翰·肯尼迪同协助拟订那份合同的戈德堡法律顾问商量，是否应该请求钢铁工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在10月1日提高工资，但戈德堡说这将是对国家信誉的损害。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分析表明，10月1日增加工资可以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实现，日益增长的生产率让这种情况能够实现。
9月6日，肯尼迪写了一封公开信给12家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敦促他们不要在10月1日或以后提高价格，详细地阐明更高的钢铁价格会对国家的国际收支和物价的稳定带来危害，特别是对钢铁出口将会造成的损害。同时，肯尼迪也提醒他们，政府为阻止他们所引起的任何通货膨胀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将会推迟美国更迅速地从衰退中恢复发展，也将妨碍钢铁工业实现生产能力更大利用率的希望。
总经理们都给了肯尼迪他们的答案，有几个人是深思熟虑，另有几个显得草率，但价格确实没有调高。一周以后，肯尼迪写信给钢铁工人工会主席戴维·麦克唐纳，敦促他为了全美国的利益，在1962年签一项劳资协议。为了减少顾客由于认为可能发生的罢工或大幅度涨价不可避免而进行的破坏性钢铁囤积，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要求劳资双方加快他们之间的谈判。在肯尼迪的同意下，戈德堡先后同钢铁工业的主要谈判代表R·康德拉·库珀、钢铁工人工会主席麦克唐纳会谈。1962年1月23日，肯尼迪在白宫同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罗杰·布劳及麦克唐纳做了私人会晤。
在所有会谈中，肯尼迪都试图表明，重要的不是早日签订一项协议，而是签订一项能使涨价成为不必要的协议。也就是说，肯尼迪希望劳资双方自己同意不涨价，而不是由政府要求钢铁工业做出维持价格稳定的保证，真要是那样，就显得不甚得体。
谈判几经挫折，到3月底时，劳工双方签订了协议。这项协议没有规定提高工资率，但规定每小时增加一角或百分之二点五的小额津贴，而钢铁巨头们也同意不提高价格。
1962年钢铁工业的协议，是1954年以后第一次在没有发生罢工的情况下而达成的协议，是人们记忆中的第一次明确地、完全地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内达成的协议。它受到了欢迎。肯尼迪在给资方代表和工会总部的同一份电话声明中赞扬这项协议是“负责的，有着高度的工业政治家风度”，而且“为继续保持价格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劳资双方对协议
“美国的经济处于麻烦之境，我们是在历时七个月的衰退，三年半的萧条，五年的经济增长缓慢以及九年的农业收入下跌之后就职的。”
就在肯尼迪就职后的四年里，美国从困境中崛起，经历了这个国家现代史中时间最长、势头最猛的经济发展，在这四年里，商品和劳务供应的增长超出了先前的八年。
1960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三，1961年到1963年三年的平均增长率提高了一倍。到1963年年底，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美元，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六，为275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制造业的生产设备闲置的数字减少了一半，7000万人就业的大关第一次被突破。二战后循环性经济衰退的趋势被打破了；1963年预期会出现的经济衰退并未如期而至。
所有表明经济状况的指标几乎都处于历史的巅峰，可约翰·肯尼迪在经济学方面并没有多少正式的阅历，他是凭着一颗对美国负责的心和超人的才能弥补他在经济方面的有限阅历。而且在他的周围集聚着一批美国历史上可能最有学识、最有发言权的经济学家。
1961年约翰·肯尼迪上台伊始，就开始有计划地反经济衰退。2月2日，他就向国会送去了一份准备了好几个星期的全面的经济咨文，提议通过下列法案：
a.对失业津贴增加13个星期的临时补助；
b.重新开发贫困地区；
c.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扩大这一措施的实施范围；
d.把救济金扩大到失业工人的子女；
e.增加社会保险金并鼓励提早退休；
f.给生产谷物的农民提供紧急救济；
g.为全面的房屋建筑和贫民窟的清除计划提供经费。
到3月时，七项中的第一项便成为法律，到这年6月底，全部法案都经肯尼迪签署了，这就是著名的反衰退计划，可以说是约翰·肯尼迪1961年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最大成绩。
这七项措施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微不足道和为时已晚的。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计划让近300万名失业工人增加了近八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使75万名儿童及其父母获得了两亿美元以上的额外福利津贴，对一千个以上的贫困县拨出了四亿多美元的救济金，对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下的人拨出了17500百万美元以提高他们的工资，根据新的住房建筑法，据估计提供了近42万个建筑工人就业的机会，所有这些，对美国经济从困境中的崛起都是大有裨益的。
约翰·肯尼迪的计划不仅仅是要求国会通过法令以协助他，他也不想等待国会主动采取什么行动。他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采取行动。他指示所有的联邦机构加速它们的采购和建设工作——换言之，即由联邦提供费用来刺激经济。他把一个建设邮政局的计划压缩到六个月内完成，他提早发放了十亿美元以上的州建公路补助经费，他提高了农产品价格补贴并予以提前支付；他还加速分发了应予退还的税款和军人的人寿保险分红，为了扩大信贷和刺激房屋建筑，他下令降低联邦住宅管理局担保的贷款所规定的最高利率，降低小企业管理局在贫困地区贷款的利率，同时通过联邦住宅银行尽可能地扩大信贷和放宽贷款的范围；为了救济失业工人，他又扩大了剩余粮食的分配，指示优先照顾与国防合同有关的贫困地区，为穷人制订了一个试验性的食品券计划，并扩大了美国就业局的服务范围。最后他鼓励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购买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以帮助维持较低的长期贷款利率。
肯尼迪采取的这些行政措施使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短时间内剧增，但是它对恢复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行动不仅提供了经济复苏的原动力，而且也为恢复基本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奠定了基础，而这种信心是复苏经济所必不可少的。私人支出的那股势力很可能迟早会使衰退结束，但那是一种太缓慢的途径，此外，肯尼迪不希望再出现一次像1958年经济衰退后所呈现的那种贫血症似的经济复苏。那一次，生产、就业和工厂设备的利用率都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前，另一次衰退接着又来了。
肯尼迪在1961年年初的努力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可形势依旧是严峻的。肯尼迪在整个国家的发展状态中发现，他在经济方面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呆滞局面，这种局面提出的问题比单从衰退走向复苏具有更加严重和更加长期的性质。就某种意义上说，他遇到了和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似的问题：30年代，寻找工作的人面临着就业机会特别少的局面，在60年代，潜在工人的人数特别高，远远超出了可提供的就业机会。除非经济增长得很快，否则人力资源的增长速度永远会超过新的就业机会，那么失业现象也就无法避免。从1947年到1962年以前，民间劳动力增加了近1200万男女，而就业的机会只增加了1000万个位置，肯尼迪算了一笔账，按愿意找工作而找不到全日制工作的人来计算，即使在繁荣的年代里损失的工作时数也要达到惊人的十亿个工作日，等于整个美国整整三个星期完全停止生产、服务和发薪。
失业问题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一般经济问题，但肯尼迪不准备忽视它，他清楚地认识到，失业是经济呆滞的根源，也是他用特殊的办法解决的那些特殊问题——如萧条地区问题，低于法定标准的工资问题等——产生的根源。他对国会说：“在经济衰退时期，大规模的失业是很糟糕的，而在繁荣时期，大规模的失业则是不能容忍的。”
技术的发展使就业机会减少，这并非什么新鲜事，而到五六十年代，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足以把新技术顶替掉的工人吸收进去，就成为失业的一个新的但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机器加快发展的步子从一个工业部门扩大到另一个工业部门，从农场扩大到工厂，从装配线扩大到营业处，工人正以每周35000人的速度被取代掉，这一点使人们越来越惊恐。在约翰·肯尼迪进入国会时，铁路司机使用柴油发电机的比重不到百分之十五，而到他当总统时，这个数字上升到了百分之九十七。他在西弗吉尼亚州看到，使用机器后，46个矿工所挖的煤相当于他刚进国会时100个矿工的工作量，他还看到失业了好几年的矿工脸上露出的那种失望的神色。在他担任总统后，联邦政府本身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使用了计算机和自动化设备来代替公务员和抄写人员。
约翰·肯尼迪期望能改变这种状况。他指示他的经济顾问们向他提供最多的关于欧洲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他看来，西欧的稳定繁荣提供了证明，迅速自动化并不一定会导致严重失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说，自动化并不是敌人，机器能够使人的生活更舒适点，如果不由机器来支配人的话。自动化能够提供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这种目标的达到需要劳资双方合作以及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开动脑筋。
约翰·肯尼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只是开动脑筋，而可谓绞尽脑汁，原农业工人，被机器顶替了的年龄较大的工人，还有许多其他年轻人充斥着美国各地的劳动市场。这些人要么是非熟练工人，要么是老技术的熟练工人，于是，肯尼迪觉得应该训练他们，使他们获得工业变化所需要的技术。这种思想在肯尼迪的一系列计划中贯串之，如有关萧条地区，公共福利，青年就业，扫盲，以及第一个全面的有关人力发展和援助的联邦计划。
好心不见得有好报。不仅那些安于现状的富裕者反对肯尼迪这些计划，劳工运动对肯尼迪的这些计划也觉得有些不耐烦。他们觉得进展太慢，他们等不及了，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每周工作35小时，而拿与每周工作40小时同样的工资。肯尼迪没有支持他们，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将对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他本人为防止通货膨胀以免吞没购买力所作的种种努力也将产生不利影响。肯尼迪承认，最终一个工作时数较少的工作周可能是合乎标准的，但他的目标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瓜分现有的数目过少的就业机会。
“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这是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概括的他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也适用于他的国家。正是为此，肯尼迪把解决失业看成了头等大事，他使用赤字开支和放宽信贷的办法来同失业作斗争。但1961年的美元危机严重限制了他在反衰退的斗争中充分利用货币政策——降低利率。
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就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国际收支逆差。从这个国家流出的美元要比流入的多。在肯尼迪就职前的十年中，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美元数量稳步增长，但在1958年前，美国的黄金储备基本稳定，国际收支逆差是适度的。从1957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由于种种因素的合力，如高价美国商品未能渗入竞争日益激烈的欧洲市场，西欧日益增长的经济已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外国政府限制它们的公民在美国企业投资的数额，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由通常的每年约十亿美元急剧上升到40亿美元，从而使美国的黄金储备与国外美元持有者拥有的美元数之比发生了危机，1960年这一年，美国黄金外流总数达到近20亿美元。有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说美国黄金储备将不足以应付国外美元持有者的需要，除非新总统提高黄金价格，但这样做就使美元贬了值。
约翰·肯尼迪无意使美元贬值，也不想用停止信贷、停止进口或停止美元兑换等办法制止美元和黄金外流。他并不认为一定要在削弱国内经济或削弱美元的国外价值之间做出抉择，但肯尼迪的确意识到，国内经济肯定会受影响。他最担心的是，权力很大，不受约束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可能提高利率来妨碍经济恢复，经济恢复需要降低利率。马丁一贯害怕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约翰·肯尼迪根据法律是不能命令马丁做任何工作的，于是他开始私下里接近他，与他商谈，赞扬他的工作，邀请马丁到他的办公室参加定期召开的机要会议，这一招挺奏效，同前几年破纪录的利率提高刚好相反，抵押贷款和债券的长期利率全降低了。与此同时，短期利率则明显提高，使它足以阻止短期资金继续大量外流。
1961年即将过去时，约翰·肯尼迪的反衰退计划——以反贫穷反失业为中心——已经使美国经济走出了低谷，人们开始用“生气勃勃”或类似的词语形容经济的发展。
但到了1962年，经济发展的步子缓慢起来。虽然还在向前，但活力已经消失。失业率又回升到百分之五点五这一令人不安的数字上。而这一年，肯尼迪遇到的最棘手的事件莫过于4月的钢铁涨价，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私人利益集团对总统恢复经济的努力以及对总统的职权和责任的最直接、最艰险的挑战。
虽然约翰·肯尼迪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的戏剧性对抗在1962年4月才达到**，但约翰·肯尼迪在一年以前就对钢铁价格的提高会影响国际收支和反通货膨胀的努力这一问题表示了注意。
约翰·肯尼迪的注意不是毫无根据的。钢铁工业是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而且它的价格对几乎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如此重大，它的产品又是其他资本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它的价格高低长期以来就是所有工业产品价格的前导。“钢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也就随之而来”，这是长期以来正确地总结起这个国家价格动向的一句精辟的话。
可摆在肯尼迪面前的正是他所不愿的。钢铁工人的工资预定在10月1日将自动增加，这是根据1960年的一项协议所允许的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的增加——那个协议结束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钢铁工人罢工，报刊上报道，钢铁工业界越来越多的议论着届时钢铁涨价的事。
约翰·肯尼迪同协助拟订那份合同的戈德堡法律顾问商量，是否应该请求钢铁工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在10月1日提高工资，但戈德堡说这将是对国家信誉的损害。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分析表明，10月1日增加工资可以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实现，日益增长的生产率让这种情况能够实现。
9月6日，肯尼迪写了一封公开信给12家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敦促他们不要在10月1日或以后提高价格，详细地阐明更高的钢铁价格会对国家的国际收支和物价的稳定带来危害，特别是对钢铁出口将会造成的损害。同时，肯尼迪也提醒他们，政府为阻止他们所引起的任何通货膨胀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将会推迟美国更迅速地从衰退中恢复发展，也将妨碍钢铁工业实现生产能力更大利用率的希望。
总经理们都给了肯尼迪他们的答案，有几个人是深思熟虑，另有几个显得草率，但价格确实没有调高。一周以后，肯尼迪写信给钢铁工人工会主席戴维·麦克唐纳，敦促他为了全美国的利益，在1962年签一项劳资协议。为了减少顾客由于认为可能发生的罢工或大幅度涨价不可避免而进行的破坏性钢铁囤积，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要求劳资双方加快他们之间的谈判。在肯尼迪的同意下，戈德堡先后同钢铁工业的主要谈判代表R·康德拉·库珀、钢铁工人工会主席麦克唐纳会谈。1962年1月23日，肯尼迪在白宫同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罗杰·布劳及麦克唐纳做了私人会晤。
在所有会谈中，肯尼迪都试图表明，重要的不是早日签订一项协议，而是签订一项能使涨价成为不必要的协议。也就是说，肯尼迪希望劳资双方自己同意不涨价，而不是由政府要求钢铁工业做出维持价格稳定的保证，真要是那样，就显得不甚得体。
谈判几经挫折，到3月底时，劳工双方签订了协议。这项协议没有规定提高工资率，但规定每小时增加一角或百分之二点五的小额津贴，而钢铁巨头们也同意不提高价格。
1962年钢铁工业的协议，是1954年以后第一次在没有发生罢工的情况下而达成的协议，是人们记忆中的第一次明确地、完全地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内达成的协议。它受到了欢迎。肯尼迪在给资方代表和工会总部的同一份电话声明中赞扬这项协议是“负责的，有着高度的工业政治家风度”，而且“为继续保持价格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劳资双方对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