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柏林危机（2/2）
作者：肯尼迪传
到苏联人的，甚至东德人的单独的遏制。
肯尼迪认为这种战略是软弱的、幼稚的和危险的。所以肯尼迪采取了在中欧迅速集结战斗部队的办法——使集结起来的部队大到足以使赫鲁晓夫相信，美国已把切身利益深深卷入进去，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手段。肯尼迪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劝使赫鲁晓夫不逐步封锁西柏林。
7月19日星期三下午3点钟，肯尼迪在官邸二楼起居室同顾问们会晤，他以坚定的、明确的态度阐明了每一项决议。要求追加的军事预算是32亿，而不是43亿。要求国会给予准备动员预备役的权限，不是立即进行动员。动员征兵数将增至原来的三倍以上，西柏林应做好准备，盟国对经济制裁应取得一致意见，以及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然而，在向赫鲁晓夫提出达成协议的任何新意见之前，西方必须提出一些互相一致的意见。可是，到7月中旬还是什么也不曾出现，实际上，寻求能够使各方面都接受的新意见，在肯尼迪任期内都不可能出现。法国人反对进行任何谈判，英国人反对不谈判就去冒战争的危险，而德国人的秋季选举正在迫近，他们对这两种立场都反对。
7月25日，肯尼迪要发表电视讲演。这篇演说是忧郁的，也有人说是软弱的。但是事实上，除了有关外交途径的段落由于意见不一致外，其余部分还是坚定的。
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西方世界的首领，第一次如此庄严地发表他的讲话。他说：
“西柏林现已成为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伟大场所，已成为一个焦点，在那里我们所承担的庄严的义务……目前正同苏联的野心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
我们不能，也绝不会允许**人逐步地或者用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因为履行我们对这个城市所作的保证，对西德的士气和安全，对西欧的团结，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信心来说，都是必要的。……这个城市的安全程度……同我们的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们的安全分开。……我们将随时准备谈判，如果谈判会有帮助的话。但是我们还必须准备用武力进行抵抗，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武力的话。只做一手准备是会失败的。有两手准备就能有助于自由与和平的事业……。
总的来说，我们谋求和平，可是我们不会投降。这就是这场危机的中心含义，也是你们政府政策的意图。在你们和其他自由的人们的帮助下，这场危机是能够克服的。自由能取胜，和平能持久。”
在演说的最后，肯尼迪以个人的身份谈了对这次危机的体会和对人民的希望。
“在我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当时我不能体会，而且任何一个没有承担过这一重任的人都不能体会，这些担子会多么沉重，多么持久。……在这些日子里，我要求获得你们的帮助和忠告。当你们认为我们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我要求你们提出建议。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大家都将竭尽全力为祖国服务。在今后的几个月，在我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的善意、你们的支持，尤其是你们的祈祷。”
这篇被美国人认为忧郁的动人的演说，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好战的。
此前，他已追加了苏联的军事预算，穿上了他的老军装，喧嚷着要毁灭侵略者。为了利用西方的分歧，赫鲁晓夫那年夏天交替使用合理的姿态和威胁的姿态，他某一天恐吓地谈到为柏林的一场核战争给西欧留下的
“一堆废墟”，下一天又亲切地建议，美国和俄国的象征性部队可以按联合国的一项解决办法留在西柏林，另一天又警告说，如果西方强行发动一场战争，意大利的橙树丛、希腊的橄榄园和雅典的古卫城都将遭到毁灭。
危机愈来愈危险地迫近爆发点。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说苏联现在已经能够制造爆炸力相当于一亿吨烈性炸药的核弹，已经拥有能够运送这种核弹的火箭。他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果然把苏联一个宇宙航行员送入了轨道。美国国内情绪日益紧张。肯尼迪敦促美国人修筑防空掩体。与此同时，柏林也是一片混乱。7月，有30444名难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头十天中，又有16500人越界过去。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30分中，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队的卡车直开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钢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和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墙就完全建起来了，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人便很长时间无法与西柏林的亲友取得联系了。
这件事使西方国家防不胜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但是在国内，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东德政权早就有关闭边界通道的力量，它迟早会这样做，至少，在西方未能被指责是挑起这件事之前，它就做出来了。大家也同意，墙——建在东德领土上，是在苏联管辖区内13年之久的，系列类似行动中最近的、最恶劣的行动——是非法的、不道德的和不近人情的，但它不是进行一场战争的理由。
9月1日，赫鲁晓夫的螺丝又拧紧了一点。美国的地震仪记录到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俄国人又恢复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主席停止试验，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几乎全部是在大气层进行的。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时，俄国放射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比美、英、法三国加起来还要多了。赫鲁晓夫还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等于过去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一切战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药的五倍。第二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它比科学家原来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一点，但他们绝不会因为这个计算差错受到处罚。这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建议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恢复试验了。虽然他仍只批准恢复不会产生放射性微尘的地下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须要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天是9月8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柏林墙已经建成，一道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后，除了一处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国部队通行。那惟一可行之处，也有东柏林警察检查盟军士兵的证件。边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令，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领导人坐飞机进入柏林。但西方态度在这一点上也很强硬。赫鲁晓夫在9月8日坚持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遭到了西方的断然拒绝。十天后，当肯尼迪即将从海恩明斯港动身返回华盛顿时，有人交给他一张不幸的便条，原来达格·哈马舍尔德乘一架刚果飞机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终不明。肯尼迪感觉，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战争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迫近过。
然而，肯尼迪确信需要做出某种反应——不是去威胁**人，要他们公开承认失败，而是使感到震惊和沮丧的西柏林人恢复士气。应急计划是为出现干扰西柏林通道而准备的。肯尼迪增派1500名美国士兵，乘装甲车沿高速公路通过东德检查站，开到西柏林。他说，将驻军增加1500人显然并不能在苏联的直接进攻中守住这个城市，而苏联人将认为这批军队是我们为了那种意图交出的人质。这是肯尼迪在旷日持久的柏林危机中最焦虑的时刻，他推迟了在周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宫换换环境的惯例，要他的军事助理同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不断保持接触。当第一分队的60辆装甲车通行无阻地进入西柏林时，他感到危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同时，他派副总统约翰逊去向西柏林居民发表讲话，鼓舞他们的希望和意志，并代表总统表示美国“要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神圣荣誉，去重申美国所承担的义务。”
陪同约翰逊的是西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退休的卢修斯·克莱将军，他在此后不久作为肯尼迪私人代表重返西柏林，在那儿待了较长时间。在1948年，当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陆上封锁，需要西方进行大规模空运时，克莱是负责指挥的。肯尼迪派他出访柏林，是作为对盟国努力的不断鞭策，作为西柏林人所热爱的象征。
对于美国这一行动的反应，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我们获悉肯尼迪已经派了一位曾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指挥驻德美军的将军去柏林。说明美国人已经把我们打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的事看成一种威胁，并且对此采取了反措施。好吧，我们也有我们的对策……
边界管制的日期定于1961年8月13日始，我们把计划保密到最后一分钟。当预定的日期和时期到来时，我们的部队占据了边界阵地。群情立即沸腾起来。我们开始得到情报说，有一支军队正在准备摧毁这座“墙”。他们打算强行恢
复出入这个城市的自由通道。到了第二十二大开幕时，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科涅夫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报告说，美国的吉普车、卡车、后备兵员运输车和推土机越过边界时，他们就发现自己处在我们坦克的炮筒下面。西方都在关卡路上停下来，相持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晨，党代会继续进行。科涅夫报告说，柏林边界的情况没有变化。谁都不走动，除了有些时候双方的坦克手爬出来走动走动，以便取暖。
我说，科涅夫同志，我看你还是命令我们的坦克掉头从边界开回来为好。不要叫他们走的太远。我肯定在20分钟内，美国坦克也会开回去。只要我们的炮筒还对着他们，他们是不能不掉转坦克并且开回去的。他们自己已陷入困境，并且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出来。他们正找出路，那就给他们一条出路吧。我们撤出我们的坦克后，他们也会撤出他们的坦克的。
科涅夫完全按照我的话去做，并且报告美国坦克掉了头，在二十分钟左右就不见了——恰如我预料的一样。事情就这样结束。
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的边缘缩回去了。他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不想使你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很清醒地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这么说，鲠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不能忍受。
赫鲁晓夫承认，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懂得改善两国关系是惟一明智之举。肯尼迪也害怕战争。他是个灵活的总统，他跟艾森豪威尔不一样，在外交政策上，他是自己的主人。
因为柏林问题的缓解，德国总理勃兰德记下了对肯尼迪的印象：
“这位总统很符合德国人对一位领导的最佳想象，一位理想主义者，对未来有开阔的想象力，有一点浪漫主义，同时又是一位实干的成就卓著的人物。在德国人看来，作为一个领袖，他应讨人喜欢，也是一位优秀的计算家，他忠诚，心地透明，同时又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这些特征和能力从来没有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现在一位年轻的美国总统，似乎能同时满足这些如意的想象，所以许多德国人毫无保留地信任这位美国总统。”
两年之后，1963年6月26日，西柏林人给予了肯尼迪一生中最后的最热烈的欢迎。欢迎队伍的规模，他们的欢呼声以及从他们眼中流露的希望和感激，使人感动。肯尼迪走上市政厅外的平台上，发表一篇激动和鼓舞人心的演说：
“两千年前，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罗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柏林人。
“世界上有许多人不真正理解——或者口头上说不理解——自由世界和**世界之间的重大争端是什么。让他们到柏林来吧。有些人说，**是未来的浪潮。让他们到柏林来吧！……甚至也有少数人说，**确实是一种不好的制度，但是它使我们能够取得经济进展。让他们到柏林来吧！
“自由遇到许多困难，民主也还不完善，但是我们绝不需要筑起一堵墙来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
“我们……期望有一天在一个和平而有希望的地球上，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国家，以及这个伟大欧洲大陆——将合成一个整体。当这一天最后来到时——这一天是会到来的——西柏林人民可以对这一事实感到合乎情理的满意：他们一直在第一线战斗了20年。
“一切自由的人——不管他们居住在哪里——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以能说‘我是柏林人’这句话感到自豪。”
当天晚上，肯尼迪登上归国的飞机，越过东德上空飞往爱尔兰。他红光满面，浑身是劲。他说，他要给继任者留下一张便条，告诉他在泄气时打开它，那上面写着“到德国去。”
肯尼迪认为这种战略是软弱的、幼稚的和危险的。所以肯尼迪采取了在中欧迅速集结战斗部队的办法——使集结起来的部队大到足以使赫鲁晓夫相信，美国已把切身利益深深卷入进去，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手段。肯尼迪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劝使赫鲁晓夫不逐步封锁西柏林。
7月19日星期三下午3点钟，肯尼迪在官邸二楼起居室同顾问们会晤，他以坚定的、明确的态度阐明了每一项决议。要求追加的军事预算是32亿，而不是43亿。要求国会给予准备动员预备役的权限，不是立即进行动员。动员征兵数将增至原来的三倍以上，西柏林应做好准备，盟国对经济制裁应取得一致意见，以及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然而，在向赫鲁晓夫提出达成协议的任何新意见之前，西方必须提出一些互相一致的意见。可是，到7月中旬还是什么也不曾出现，实际上，寻求能够使各方面都接受的新意见，在肯尼迪任期内都不可能出现。法国人反对进行任何谈判，英国人反对不谈判就去冒战争的危险，而德国人的秋季选举正在迫近，他们对这两种立场都反对。
7月25日，肯尼迪要发表电视讲演。这篇演说是忧郁的，也有人说是软弱的。但是事实上，除了有关外交途径的段落由于意见不一致外，其余部分还是坚定的。
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西方世界的首领，第一次如此庄严地发表他的讲话。他说：
“西柏林现已成为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伟大场所，已成为一个焦点，在那里我们所承担的庄严的义务……目前正同苏联的野心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
我们不能，也绝不会允许**人逐步地或者用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因为履行我们对这个城市所作的保证，对西德的士气和安全，对西欧的团结，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信心来说，都是必要的。……这个城市的安全程度……同我们的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们的安全分开。……我们将随时准备谈判，如果谈判会有帮助的话。但是我们还必须准备用武力进行抵抗，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武力的话。只做一手准备是会失败的。有两手准备就能有助于自由与和平的事业……。
总的来说，我们谋求和平，可是我们不会投降。这就是这场危机的中心含义，也是你们政府政策的意图。在你们和其他自由的人们的帮助下，这场危机是能够克服的。自由能取胜，和平能持久。”
在演说的最后，肯尼迪以个人的身份谈了对这次危机的体会和对人民的希望。
“在我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当时我不能体会，而且任何一个没有承担过这一重任的人都不能体会，这些担子会多么沉重，多么持久。……在这些日子里，我要求获得你们的帮助和忠告。当你们认为我们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我要求你们提出建议。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大家都将竭尽全力为祖国服务。在今后的几个月，在我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的善意、你们的支持，尤其是你们的祈祷。”
这篇被美国人认为忧郁的动人的演说，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好战的。
此前，他已追加了苏联的军事预算，穿上了他的老军装，喧嚷着要毁灭侵略者。为了利用西方的分歧，赫鲁晓夫那年夏天交替使用合理的姿态和威胁的姿态，他某一天恐吓地谈到为柏林的一场核战争给西欧留下的
“一堆废墟”，下一天又亲切地建议，美国和俄国的象征性部队可以按联合国的一项解决办法留在西柏林，另一天又警告说，如果西方强行发动一场战争，意大利的橙树丛、希腊的橄榄园和雅典的古卫城都将遭到毁灭。
危机愈来愈危险地迫近爆发点。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说苏联现在已经能够制造爆炸力相当于一亿吨烈性炸药的核弹，已经拥有能够运送这种核弹的火箭。他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果然把苏联一个宇宙航行员送入了轨道。美国国内情绪日益紧张。肯尼迪敦促美国人修筑防空掩体。与此同时，柏林也是一片混乱。7月，有30444名难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头十天中，又有16500人越界过去。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30分中，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队的卡车直开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钢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和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墙就完全建起来了，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人便很长时间无法与西柏林的亲友取得联系了。
这件事使西方国家防不胜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但是在国内，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东德政权早就有关闭边界通道的力量，它迟早会这样做，至少，在西方未能被指责是挑起这件事之前，它就做出来了。大家也同意，墙——建在东德领土上，是在苏联管辖区内13年之久的，系列类似行动中最近的、最恶劣的行动——是非法的、不道德的和不近人情的，但它不是进行一场战争的理由。
9月1日，赫鲁晓夫的螺丝又拧紧了一点。美国的地震仪记录到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俄国人又恢复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主席停止试验，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几乎全部是在大气层进行的。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时，俄国放射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比美、英、法三国加起来还要多了。赫鲁晓夫还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等于过去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一切战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药的五倍。第二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它比科学家原来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一点，但他们绝不会因为这个计算差错受到处罚。这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建议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恢复试验了。虽然他仍只批准恢复不会产生放射性微尘的地下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须要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天是9月8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柏林墙已经建成，一道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后，除了一处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国部队通行。那惟一可行之处，也有东柏林警察检查盟军士兵的证件。边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令，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领导人坐飞机进入柏林。但西方态度在这一点上也很强硬。赫鲁晓夫在9月8日坚持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遭到了西方的断然拒绝。十天后，当肯尼迪即将从海恩明斯港动身返回华盛顿时，有人交给他一张不幸的便条，原来达格·哈马舍尔德乘一架刚果飞机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终不明。肯尼迪感觉，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战争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迫近过。
然而，肯尼迪确信需要做出某种反应——不是去威胁**人，要他们公开承认失败，而是使感到震惊和沮丧的西柏林人恢复士气。应急计划是为出现干扰西柏林通道而准备的。肯尼迪增派1500名美国士兵，乘装甲车沿高速公路通过东德检查站，开到西柏林。他说，将驻军增加1500人显然并不能在苏联的直接进攻中守住这个城市，而苏联人将认为这批军队是我们为了那种意图交出的人质。这是肯尼迪在旷日持久的柏林危机中最焦虑的时刻，他推迟了在周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宫换换环境的惯例，要他的军事助理同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不断保持接触。当第一分队的60辆装甲车通行无阻地进入西柏林时，他感到危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同时，他派副总统约翰逊去向西柏林居民发表讲话，鼓舞他们的希望和意志，并代表总统表示美国“要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神圣荣誉，去重申美国所承担的义务。”
陪同约翰逊的是西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退休的卢修斯·克莱将军，他在此后不久作为肯尼迪私人代表重返西柏林，在那儿待了较长时间。在1948年，当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陆上封锁，需要西方进行大规模空运时，克莱是负责指挥的。肯尼迪派他出访柏林，是作为对盟国努力的不断鞭策，作为西柏林人所热爱的象征。
对于美国这一行动的反应，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我们获悉肯尼迪已经派了一位曾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指挥驻德美军的将军去柏林。说明美国人已经把我们打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的事看成一种威胁，并且对此采取了反措施。好吧，我们也有我们的对策……
边界管制的日期定于1961年8月13日始，我们把计划保密到最后一分钟。当预定的日期和时期到来时，我们的部队占据了边界阵地。群情立即沸腾起来。我们开始得到情报说，有一支军队正在准备摧毁这座“墙”。他们打算强行恢
复出入这个城市的自由通道。到了第二十二大开幕时，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科涅夫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报告说，美国的吉普车、卡车、后备兵员运输车和推土机越过边界时，他们就发现自己处在我们坦克的炮筒下面。西方都在关卡路上停下来，相持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晨，党代会继续进行。科涅夫报告说，柏林边界的情况没有变化。谁都不走动，除了有些时候双方的坦克手爬出来走动走动，以便取暖。
我说，科涅夫同志，我看你还是命令我们的坦克掉头从边界开回来为好。不要叫他们走的太远。我肯定在20分钟内，美国坦克也会开回去。只要我们的炮筒还对着他们，他们是不能不掉转坦克并且开回去的。他们自己已陷入困境，并且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出来。他们正找出路，那就给他们一条出路吧。我们撤出我们的坦克后，他们也会撤出他们的坦克的。
科涅夫完全按照我的话去做，并且报告美国坦克掉了头，在二十分钟左右就不见了——恰如我预料的一样。事情就这样结束。
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的边缘缩回去了。他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不想使你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很清醒地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这么说，鲠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不能忍受。
赫鲁晓夫承认，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懂得改善两国关系是惟一明智之举。肯尼迪也害怕战争。他是个灵活的总统，他跟艾森豪威尔不一样，在外交政策上，他是自己的主人。
因为柏林问题的缓解，德国总理勃兰德记下了对肯尼迪的印象：
“这位总统很符合德国人对一位领导的最佳想象，一位理想主义者，对未来有开阔的想象力，有一点浪漫主义，同时又是一位实干的成就卓著的人物。在德国人看来，作为一个领袖，他应讨人喜欢，也是一位优秀的计算家，他忠诚，心地透明，同时又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这些特征和能力从来没有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现在一位年轻的美国总统，似乎能同时满足这些如意的想象，所以许多德国人毫无保留地信任这位美国总统。”
两年之后，1963年6月26日，西柏林人给予了肯尼迪一生中最后的最热烈的欢迎。欢迎队伍的规模，他们的欢呼声以及从他们眼中流露的希望和感激，使人感动。肯尼迪走上市政厅外的平台上，发表一篇激动和鼓舞人心的演说：
“两千年前，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罗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柏林人。
“世界上有许多人不真正理解——或者口头上说不理解——自由世界和**世界之间的重大争端是什么。让他们到柏林来吧。有些人说，**是未来的浪潮。让他们到柏林来吧！……甚至也有少数人说，**确实是一种不好的制度，但是它使我们能够取得经济进展。让他们到柏林来吧！
“自由遇到许多困难，民主也还不完善，但是我们绝不需要筑起一堵墙来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
“我们……期望有一天在一个和平而有希望的地球上，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国家，以及这个伟大欧洲大陆——将合成一个整体。当这一天最后来到时——这一天是会到来的——西柏林人民可以对这一事实感到合乎情理的满意：他们一直在第一线战斗了20年。
“一切自由的人——不管他们居住在哪里——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以能说‘我是柏林人’这句话感到自豪。”
当天晚上，肯尼迪登上归国的飞机，越过东德上空飞往爱尔兰。他红光满面，浑身是劲。他说，他要给继任者留下一张便条，告诉他在泄气时打开它，那上面写着“到德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