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东西对话（1/2）
作者：毕加索传
1
毕加索与弗朗索瓦的感情冷淡了许多，这与艾吕雅的从中作梗不无关系。因为道拉·玛尔的缘故，艾吕雅一直怨着弗朗索瓦，这样无形中他就偏向了伏波特，这时的伏波特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了。毕加索想方设法把弗朗索瓦牢系在繁重的家务和工作上，自己则和伏波特开始新的“风流历险”，还有艾吕雅在一旁火上浇油。艾吕雅“心爱的”的努施几年前猝逝，曾一度令诗人一蹶不振，直到有了善解人意的多米尼克。1951年7月14日，艾吕雅在圣特罗比斯市政厅和多米尼克举行了婚礼，毕加索偕弗朗索瓦同往，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参加这种集体活动。新娘多米尼克知道这位大画家在艾吕雅心中的重要地位，她投其所好，送了一瓶中国墨汁给毕加索，使毕加索喜不自胜。不到一个星期，伏波特就正式成了毕加索的情侣，毕加索称她“恢复了他的生命”，他由此进入了一生中最后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
新的伴侣没有妨碍艾吕雅和毕加索的交往，他们的友谊更加醇厚。艾吕雅对绘画的理解，是毕加索的需要；而他对毕加索的理解，则是绘画的需要。这一年初，艾吕雅在伦敦专门作了一场关于毕加索的演讲，题为“世界是最年轻的画家帕布洛·毕加索今年70岁”。他说：
“他（毕加索）是一个解放了艺术，并且重新把艺术同现实联系起来的一个人。在他的作品中，事物都恢复了它们真正的亮光。他经过千百次的深思熟虑，从千变万化的外形中抽取了一个永久不变的形，这种永恒的外形包含了丰厚的本质，是所有形象的总结。”
艾吕雅想将他写于沦陷时期的诗集《在德国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再版，请毕加索为之插图。毕加索意外地没有答应，他的道理很简单：“这本书是灾难深重岁月的一个见证。我现在正领略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此刻你怎么要我来描绘不幸？”但是，他却乘机把其中一首《自由》改成了爱情诗送给伏波特：
在你那饰有花边的裙子上面
在松软的枕头盖单坐垫
直至我那心爱的香肠上面
我都一一写上了
你的芳名
艾吕雅无奈，只好要多米尼克出山。多米尼克果然不负所望，当她手持一册绘画本，以一个夸张的动作交给毕加索时，毕加索笑哈哈地接过了那本子，他随后就用圆珠笔与芦苇杆蘸着多米尼克送的中国墨汁在纸上画了起来。他根本不把诗集的主题放在眼里，而是画了一系列沐浴在爱河中的人物，其中就有他本人的形象。这可是继“阿波利奈尔时期”后第一次画他的自画像！
不久，艾吕雅又出版了他的另一本诗集《死亡，爱情，生活》，并被灌成唱片。唱片的套封上，是毕加索勾勒的诗人的侧面头像。毕加索还在艾吕雅委托多米尼克赠送的唱片上画了一只衔枝展翅的白鸽。然而，他在画这只鸽子的时候，笔掉下去两次，他的心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以为是自己不行了；没有料到艾吕雅突然卧床不起，浪漫飞扬的诗人顷刻间憔悴苍白，宛若狂风卷扫落叶。1952年11月，艾吕雅溘然长逝。毕加索和伏波特并肩蹀踱在长蛇般的送葬行列里。在拉雪兹神甫墓地，挤满了闻讯赶来的人。毕加索悲哀地仰望天空，但见一只孤雁正在头顶盘旋，久久不肯离去。
2
1953年3月，国际**领袖斯大林逝世。第二天上午，阿拉贡就发电报到瓦洛利，想要毕加索为斯大林画一张像，登在他主持的报纸《法兰西通讯》上。《法兰西通讯》是一份周报，由于要赶在下一期发表，所以两天时间就必须画好。这时，毕加索刚进画室，弗朗索瓦接到了电报。她不想打扰毕加索，就回了电话给阿拉贡，告诉他这件事办不到。
阿拉贡说：“这是件十万火急的事，他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总比不画好。”
弗朗索瓦只好到画室请示毕加索。毕加索真的摸不着头脑了：“我怎么能给斯大林画像呢？这又不是儿戏！我从来没见过他本人，只记得他常穿一身军装，胸前有一排大扣子，戴一顶军帽，留一撮黑胡子。但这远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人像呵。”
弗朗索瓦四处搜索，好不容易在地上寻到了一张旧报纸，上面印有斯大林的照片，不过大约是他40岁左右时拍的。她把报纸递给毕加索，毕加索看了许久，才说：“那我试试吧。”
毕加索很快就拿出了斯大林像的草图。弗朗索瓦一看，大喊道：“不得了啊，这多像我的父亲。”毕加索说：“不可能，我从来没见过你的父亲。”说着他将画上的几个地方作了些修改，弗朗索瓦又在一旁喊了：
“糟了，你越改越像我父亲。”毕加索只好停下来，他望着弗朗索瓦那因惊奇而显得天真的样子笑了：“或许我用心画你父亲，倒可能像斯大林哩。”
他又把报纸上的那张照片研究了一番，再琢磨自己画的，他想，凭感觉改造一下，说不定更加神似斯大林。他在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这样斯大林就更具有无产者的气息了。他对自己的这一招很满意。弗朗索瓦也说“画本身很不错，而且有点像斯大林了”。
毕加索是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作品一点信心也没有，他问弗朗索瓦：“要不要把它寄出去呢？”弗朗索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还是寄吧。因为阿拉贡懂业务，倘若过不了他那一关，他就不会发表它的。
两三天后，毕加索正要离家去画室，门口却蜂拥上来一群记者，有人问：“据说你画斯大林像，是为了开个国际玩笑，此话当真？”
原来，阿拉贡收到邮包后，对画像也比较满意，却招致了一帮缺乏想像力的家伙的群起攻击，他们说刊登照片算了。阿拉贡据理力争，既然请一位画家给画肖像，那就应该接受画家的独到见解。他坚持发出来了，引起党内的激烈争论。
毕加索虽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他在这件事上还是表现了一种哲学家的冷静：“我想，指责我是党的权力。但这里面肯定有误解，因为我创作它的时候没有不良企图。如果我的画使什么人受到震动，或者使有些人感到不快，那是美学问题，在这方面我见得多了。对于一幅画，你总不能以政治观点去评论它的优劣。”
他习惯地耸了耸肩：“在党内，如同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总会有某些傻家伙爱惹是生非，可你又不能不与他一起共事。”
事情在继续升级。毕加索说的“某些傻家伙”竟然以党的名义公开发表他们的批评。世界舆论哗然，批评与反批评，嘲讽与反嘲讽，使一件普通的党内争吵迅速发展成为艺术与政治的纠纷。党的领导人卡萨诺瓦连忙从国外赶回。亲自登门向毕加索道歉，这场风波才算基本平息。但阿拉贡却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没人理睬他，他不再是党内的重要人物了。
阿拉贡的老婆艾尔莎因而迁怒于毕加索，在两位老朋友的关系里糅进了挖苦、戏谑和愠怒。艾尔莎看上去小巧玲珑，有一种令人无法躲避的妩媚。她年轻时在俄国，曾让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失魂落魄。她的姐姐布丽克一度做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妻子。阿拉贡对艾尔莎爱得很深，在家里，当然是艾尔莎控制了局势。
自从艾吕雅去世后，伏波特也很少来毕加索这里了，他们两人之间失去了“润滑剂”，年龄的差距毕竟太大了。爱吵闹的弗朗索瓦也离他而去，和她十多岁时就认识的画家吕克·西蒙结了婚。毕加索步入了平和安静的晚年。
1952年秋末，拉米埃太太见毕加索只有一个人了，就把表妹雅克琳·洛克接来，表面上给陶器厂当售货员，实则是陪毕加索聊天，赶跑寂寞。雅克琳·洛克身高仅五英尺，圆圆的眼睛，平静时像万里无云的蓝天，纤尘不染；兴奋时如波澜相逐的碧海，含蓄内蕴。这种情绪稳定、温柔可人的成熟女性，正是晚年毕加索所需要的可以相依为命的伴侣。雅克琳走进毕加索的家门，看见屋子里杂乱无章 ，心疼地说：“真不该把这个可怜的人孤零零地扔下就走了，他已到了这般年纪！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于是她便以这里的女主人自居。
两年后，毕加索感到做陶器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带着雅克琳回到巴黎，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但依然力不从心，这次主要是外来的“力”太强大了。不断地有来自各国的访问者和记者纠缠着，哪怕是在咖啡店、饭馆，或在街上散步。他讨厌那些无聊透顶的提问，还有照相。他心烦地叹道，巴黎之大，竟没有我毕加索的容身之地。
他和雅克琳在坎城的群山中物色到了一幢粗犷宽敞的大别墅——加利弗尼亚。这里距瓦洛利市镇不远，他经常可以去看一看那些陶工朋友们。加利弗尼亚别墅又高又大，光线充足，头枕海涛，足抵绿林，不愧为修身养性之地，它成了他们的新家。雅克琳作为毕加索的“终身”伴侣，殷勤、迷人而又不乏机灵。她很快就能辨别毕加索欢迎和不欢迎的来访者，在严密防范不速之客方面，毕加索极为放心。雅克琳还专门钻研了烹调和摄影技术，这两者对毕加索的生活和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他对雅克琳提意见了：“亲爱的，你不能把屋子里伺弄得太整齐了，那我将无所适从。我习惯了乱，你也要学会从乱中发现美和自由。”雅克琳只好听任老头子东丢西摆，而不轻易动他经常需要的物件。
3
1956年5月，“人间的艺术天堂”巴黎的街头走着一对东方夫妇。男的年逾花甲，头童齿豁，长髯拂胸，双目神光四射，气质超人，他就是被誉为“东方画王”的中国画家张大千。女的一身旗袍，看上去不到30岁，青春华彩，走如绿柳迎风，站着玉树招云，尽展东方女性的温良贤美，她叫徐雯波，张大千夫人。他们从南美辗转来到巴黎，漫游了大半个世界。邀请他们的，正是那位一手导演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世的艺术大师看到自己的作品挂在卢浮宫中”的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先生。那还是春天的时候，萨勒在日本东京观看了张大千的“敦煌作品展览”，震惊于中国画家在艺术领域里深远和独到的探索，不仅线条富有魅力，而且那斑斓魔幻的色彩不会屈居野兽派大师马蒂斯之下。这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马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他要第一次把东西两方大师的作品同时展出，那一定会在人类的艺术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5月31日至7月15日，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两个画展，其一是东方博物馆的“敦煌画展”；另一个是在卢浮宫，根据萨勒的特别安排，卢浮宫东西两廊同时开放，东廊是“张大千近作展”，西廊则是“马蒂斯遗作展”。
欣赏水平极高的巴黎观众奇异地发觉，这两位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民俗等背景的艺术家，虽然表现了各自独特的风格，但在许多问题上都有惊人的一致，就像互相切磋过一样。张大千的一些作品笔力遒劲，构图雄悍；而马蒂斯的作品，尤其到了晚年，大多线条简约，写意味很浓。中国旅法画家赵无极在庆宴上对张大千说：“大千先生，萨勒将你和马蒂斯的作品并列展出，用意之一，就是把你和马蒂斯相提并论。依我之见，你还应过之。”赵无极的这番话绝非酒后之言，也不是胡乱吹捧，以赵无极在巴黎的名头，他没必要这样做。如果你还不信，那么我们再看看法国资深评论家达尼·耶华利的撰文：
“批评家与艺术爱好者及汉学家们，皆认为张大千的画法变化多端，造型技术精湛，颜色时时革新，感觉极为灵敏。他在中国传统的熏染下，又有孤诣之处。其画与西方画风对照，惟有毕加索堪与比拟。”
这段话引起了西方舆论界的一种猜测，即萨勒为何不在西廊展出在世的毕加索的作品，而选择了已经过世的马蒂斯？有人说，萨勒主要是因为张大千与马蒂斯的画风有很大的相似，才把他们放在一起加以对比。也有人说，当时毕加索是公认的画坛盟主，马蒂斯大约是紧随其后的人物，以西方的“副帅”和“东方画王”并列，这样就显得西方艺术要高出东方一筹。倘若后一种说法是对的，从舆论看来，这次画展显然是张大千抢尽风头。那么，是不是也可说，张大千与马蒂斯的这一次“交锋”，尚不是中西方的高峰对话？
在赵无极的家里，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女画家潘玉良来拜访张大千。她祝贺道：“在巴黎，一个画家同时成功地举行两个画展，是很不简单的。对于艺术家而言，在巴黎取得成功，就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取得成功。您的巴黎之行应当是没有遗憾了吧。”
“不，我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是最重要的；要是达不到，画展的成功就算不了什么。”张大千面容肃穆，看得出确实心有所往。
“您说出来，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赵无极非常诚恳。
“无极兄，当今西方画坛泰斗首推毕加索先生。我想会会他，你们久处巴黎，交游广泛，不知能否帮忙一荐？”
张大千此语一出，赵无极和潘玉良均脸露尴尬之色。过了半晌，赵无极才回答了张大千：“毕加索你最好不要去见，他脾气古怪透顶，变幻莫测，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家里的女秘书也特别厉害，一般人是无法打通关节的。他固然是西方画界的一代宗师，您也是代表东方艺术的大师，万一碰了钉子，让那些钻山打洞的记者在报上放肆渲染，岂不令整个东方失掉颜面！”
张大千固执地说：“我就是我，我不能也不会代表整个东方。我只是作为一个画家，想和毕加索先生探讨一些艺术上的问题，另外也表示敬老尊贤之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他未必不会见我。”
但张大千不会再为难朋友们了。他转请萨勒先生安排。想不到这位能在巴黎艺术界呼风唤雨的著名活动家也怕费力不讨好，婉言推拒了。
张大千绝对不是知难而退的人，他决定独自闯关。第二天，他和夫人、翻译离开巴黎来到坎城。住进旅馆，风尘未洗，就要翻译给毕加索挂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雅克琳。当她听说：“中国画家张大千远道来访，希望毕加索先生约定会面的时间地点”时，正要下意识地回绝，忽然想到毕加索对中国很有一种向往之情，他经常画中国水粉，在谈到
毕加索与弗朗索瓦的感情冷淡了许多，这与艾吕雅的从中作梗不无关系。因为道拉·玛尔的缘故，艾吕雅一直怨着弗朗索瓦，这样无形中他就偏向了伏波特，这时的伏波特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了。毕加索想方设法把弗朗索瓦牢系在繁重的家务和工作上，自己则和伏波特开始新的“风流历险”，还有艾吕雅在一旁火上浇油。艾吕雅“心爱的”的努施几年前猝逝，曾一度令诗人一蹶不振，直到有了善解人意的多米尼克。1951年7月14日，艾吕雅在圣特罗比斯市政厅和多米尼克举行了婚礼，毕加索偕弗朗索瓦同往，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参加这种集体活动。新娘多米尼克知道这位大画家在艾吕雅心中的重要地位，她投其所好，送了一瓶中国墨汁给毕加索，使毕加索喜不自胜。不到一个星期，伏波特就正式成了毕加索的情侣，毕加索称她“恢复了他的生命”，他由此进入了一生中最后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
新的伴侣没有妨碍艾吕雅和毕加索的交往，他们的友谊更加醇厚。艾吕雅对绘画的理解，是毕加索的需要；而他对毕加索的理解，则是绘画的需要。这一年初，艾吕雅在伦敦专门作了一场关于毕加索的演讲，题为“世界是最年轻的画家帕布洛·毕加索今年70岁”。他说：
“他（毕加索）是一个解放了艺术，并且重新把艺术同现实联系起来的一个人。在他的作品中，事物都恢复了它们真正的亮光。他经过千百次的深思熟虑，从千变万化的外形中抽取了一个永久不变的形，这种永恒的外形包含了丰厚的本质，是所有形象的总结。”
艾吕雅想将他写于沦陷时期的诗集《在德国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再版，请毕加索为之插图。毕加索意外地没有答应，他的道理很简单：“这本书是灾难深重岁月的一个见证。我现在正领略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此刻你怎么要我来描绘不幸？”但是，他却乘机把其中一首《自由》改成了爱情诗送给伏波特：
在你那饰有花边的裙子上面
在松软的枕头盖单坐垫
直至我那心爱的香肠上面
我都一一写上了
你的芳名
艾吕雅无奈，只好要多米尼克出山。多米尼克果然不负所望，当她手持一册绘画本，以一个夸张的动作交给毕加索时，毕加索笑哈哈地接过了那本子，他随后就用圆珠笔与芦苇杆蘸着多米尼克送的中国墨汁在纸上画了起来。他根本不把诗集的主题放在眼里，而是画了一系列沐浴在爱河中的人物，其中就有他本人的形象。这可是继“阿波利奈尔时期”后第一次画他的自画像！
不久，艾吕雅又出版了他的另一本诗集《死亡，爱情，生活》，并被灌成唱片。唱片的套封上，是毕加索勾勒的诗人的侧面头像。毕加索还在艾吕雅委托多米尼克赠送的唱片上画了一只衔枝展翅的白鸽。然而，他在画这只鸽子的时候，笔掉下去两次，他的心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以为是自己不行了；没有料到艾吕雅突然卧床不起，浪漫飞扬的诗人顷刻间憔悴苍白，宛若狂风卷扫落叶。1952年11月，艾吕雅溘然长逝。毕加索和伏波特并肩蹀踱在长蛇般的送葬行列里。在拉雪兹神甫墓地，挤满了闻讯赶来的人。毕加索悲哀地仰望天空，但见一只孤雁正在头顶盘旋，久久不肯离去。
2
1953年3月，国际**领袖斯大林逝世。第二天上午，阿拉贡就发电报到瓦洛利，想要毕加索为斯大林画一张像，登在他主持的报纸《法兰西通讯》上。《法兰西通讯》是一份周报，由于要赶在下一期发表，所以两天时间就必须画好。这时，毕加索刚进画室，弗朗索瓦接到了电报。她不想打扰毕加索，就回了电话给阿拉贡，告诉他这件事办不到。
阿拉贡说：“这是件十万火急的事，他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总比不画好。”
弗朗索瓦只好到画室请示毕加索。毕加索真的摸不着头脑了：“我怎么能给斯大林画像呢？这又不是儿戏！我从来没见过他本人，只记得他常穿一身军装，胸前有一排大扣子，戴一顶军帽，留一撮黑胡子。但这远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人像呵。”
弗朗索瓦四处搜索，好不容易在地上寻到了一张旧报纸，上面印有斯大林的照片，不过大约是他40岁左右时拍的。她把报纸递给毕加索，毕加索看了许久，才说：“那我试试吧。”
毕加索很快就拿出了斯大林像的草图。弗朗索瓦一看，大喊道：“不得了啊，这多像我的父亲。”毕加索说：“不可能，我从来没见过你的父亲。”说着他将画上的几个地方作了些修改，弗朗索瓦又在一旁喊了：
“糟了，你越改越像我父亲。”毕加索只好停下来，他望着弗朗索瓦那因惊奇而显得天真的样子笑了：“或许我用心画你父亲，倒可能像斯大林哩。”
他又把报纸上的那张照片研究了一番，再琢磨自己画的，他想，凭感觉改造一下，说不定更加神似斯大林。他在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这样斯大林就更具有无产者的气息了。他对自己的这一招很满意。弗朗索瓦也说“画本身很不错，而且有点像斯大林了”。
毕加索是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作品一点信心也没有，他问弗朗索瓦：“要不要把它寄出去呢？”弗朗索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还是寄吧。因为阿拉贡懂业务，倘若过不了他那一关，他就不会发表它的。
两三天后，毕加索正要离家去画室，门口却蜂拥上来一群记者，有人问：“据说你画斯大林像，是为了开个国际玩笑，此话当真？”
原来，阿拉贡收到邮包后，对画像也比较满意，却招致了一帮缺乏想像力的家伙的群起攻击，他们说刊登照片算了。阿拉贡据理力争，既然请一位画家给画肖像，那就应该接受画家的独到见解。他坚持发出来了，引起党内的激烈争论。
毕加索虽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他在这件事上还是表现了一种哲学家的冷静：“我想，指责我是党的权力。但这里面肯定有误解，因为我创作它的时候没有不良企图。如果我的画使什么人受到震动，或者使有些人感到不快，那是美学问题，在这方面我见得多了。对于一幅画，你总不能以政治观点去评论它的优劣。”
他习惯地耸了耸肩：“在党内，如同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总会有某些傻家伙爱惹是生非，可你又不能不与他一起共事。”
事情在继续升级。毕加索说的“某些傻家伙”竟然以党的名义公开发表他们的批评。世界舆论哗然，批评与反批评，嘲讽与反嘲讽，使一件普通的党内争吵迅速发展成为艺术与政治的纠纷。党的领导人卡萨诺瓦连忙从国外赶回。亲自登门向毕加索道歉，这场风波才算基本平息。但阿拉贡却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没人理睬他，他不再是党内的重要人物了。
阿拉贡的老婆艾尔莎因而迁怒于毕加索，在两位老朋友的关系里糅进了挖苦、戏谑和愠怒。艾尔莎看上去小巧玲珑，有一种令人无法躲避的妩媚。她年轻时在俄国，曾让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失魂落魄。她的姐姐布丽克一度做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妻子。阿拉贡对艾尔莎爱得很深，在家里，当然是艾尔莎控制了局势。
自从艾吕雅去世后，伏波特也很少来毕加索这里了，他们两人之间失去了“润滑剂”，年龄的差距毕竟太大了。爱吵闹的弗朗索瓦也离他而去，和她十多岁时就认识的画家吕克·西蒙结了婚。毕加索步入了平和安静的晚年。
1952年秋末，拉米埃太太见毕加索只有一个人了，就把表妹雅克琳·洛克接来，表面上给陶器厂当售货员，实则是陪毕加索聊天，赶跑寂寞。雅克琳·洛克身高仅五英尺，圆圆的眼睛，平静时像万里无云的蓝天，纤尘不染；兴奋时如波澜相逐的碧海，含蓄内蕴。这种情绪稳定、温柔可人的成熟女性，正是晚年毕加索所需要的可以相依为命的伴侣。雅克琳走进毕加索的家门，看见屋子里杂乱无章 ，心疼地说：“真不该把这个可怜的人孤零零地扔下就走了，他已到了这般年纪！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于是她便以这里的女主人自居。
两年后，毕加索感到做陶器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带着雅克琳回到巴黎，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但依然力不从心，这次主要是外来的“力”太强大了。不断地有来自各国的访问者和记者纠缠着，哪怕是在咖啡店、饭馆，或在街上散步。他讨厌那些无聊透顶的提问，还有照相。他心烦地叹道，巴黎之大，竟没有我毕加索的容身之地。
他和雅克琳在坎城的群山中物色到了一幢粗犷宽敞的大别墅——加利弗尼亚。这里距瓦洛利市镇不远，他经常可以去看一看那些陶工朋友们。加利弗尼亚别墅又高又大，光线充足，头枕海涛，足抵绿林，不愧为修身养性之地，它成了他们的新家。雅克琳作为毕加索的“终身”伴侣，殷勤、迷人而又不乏机灵。她很快就能辨别毕加索欢迎和不欢迎的来访者，在严密防范不速之客方面，毕加索极为放心。雅克琳还专门钻研了烹调和摄影技术，这两者对毕加索的生活和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他对雅克琳提意见了：“亲爱的，你不能把屋子里伺弄得太整齐了，那我将无所适从。我习惯了乱，你也要学会从乱中发现美和自由。”雅克琳只好听任老头子东丢西摆，而不轻易动他经常需要的物件。
3
1956年5月，“人间的艺术天堂”巴黎的街头走着一对东方夫妇。男的年逾花甲，头童齿豁，长髯拂胸，双目神光四射，气质超人，他就是被誉为“东方画王”的中国画家张大千。女的一身旗袍，看上去不到30岁，青春华彩，走如绿柳迎风，站着玉树招云，尽展东方女性的温良贤美，她叫徐雯波，张大千夫人。他们从南美辗转来到巴黎，漫游了大半个世界。邀请他们的，正是那位一手导演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世的艺术大师看到自己的作品挂在卢浮宫中”的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先生。那还是春天的时候，萨勒在日本东京观看了张大千的“敦煌作品展览”，震惊于中国画家在艺术领域里深远和独到的探索，不仅线条富有魅力，而且那斑斓魔幻的色彩不会屈居野兽派大师马蒂斯之下。这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马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他要第一次把东西两方大师的作品同时展出，那一定会在人类的艺术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5月31日至7月15日，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两个画展，其一是东方博物馆的“敦煌画展”；另一个是在卢浮宫，根据萨勒的特别安排，卢浮宫东西两廊同时开放，东廊是“张大千近作展”，西廊则是“马蒂斯遗作展”。
欣赏水平极高的巴黎观众奇异地发觉，这两位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民俗等背景的艺术家，虽然表现了各自独特的风格，但在许多问题上都有惊人的一致，就像互相切磋过一样。张大千的一些作品笔力遒劲，构图雄悍；而马蒂斯的作品，尤其到了晚年，大多线条简约，写意味很浓。中国旅法画家赵无极在庆宴上对张大千说：“大千先生，萨勒将你和马蒂斯的作品并列展出，用意之一，就是把你和马蒂斯相提并论。依我之见，你还应过之。”赵无极的这番话绝非酒后之言，也不是胡乱吹捧，以赵无极在巴黎的名头，他没必要这样做。如果你还不信，那么我们再看看法国资深评论家达尼·耶华利的撰文：
“批评家与艺术爱好者及汉学家们，皆认为张大千的画法变化多端，造型技术精湛，颜色时时革新，感觉极为灵敏。他在中国传统的熏染下，又有孤诣之处。其画与西方画风对照，惟有毕加索堪与比拟。”
这段话引起了西方舆论界的一种猜测，即萨勒为何不在西廊展出在世的毕加索的作品，而选择了已经过世的马蒂斯？有人说，萨勒主要是因为张大千与马蒂斯的画风有很大的相似，才把他们放在一起加以对比。也有人说，当时毕加索是公认的画坛盟主，马蒂斯大约是紧随其后的人物，以西方的“副帅”和“东方画王”并列，这样就显得西方艺术要高出东方一筹。倘若后一种说法是对的，从舆论看来，这次画展显然是张大千抢尽风头。那么，是不是也可说，张大千与马蒂斯的这一次“交锋”，尚不是中西方的高峰对话？
在赵无极的家里，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女画家潘玉良来拜访张大千。她祝贺道：“在巴黎，一个画家同时成功地举行两个画展，是很不简单的。对于艺术家而言，在巴黎取得成功，就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取得成功。您的巴黎之行应当是没有遗憾了吧。”
“不，我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是最重要的；要是达不到，画展的成功就算不了什么。”张大千面容肃穆，看得出确实心有所往。
“您说出来，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赵无极非常诚恳。
“无极兄，当今西方画坛泰斗首推毕加索先生。我想会会他，你们久处巴黎，交游广泛，不知能否帮忙一荐？”
张大千此语一出，赵无极和潘玉良均脸露尴尬之色。过了半晌，赵无极才回答了张大千：“毕加索你最好不要去见，他脾气古怪透顶，变幻莫测，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家里的女秘书也特别厉害，一般人是无法打通关节的。他固然是西方画界的一代宗师，您也是代表东方艺术的大师，万一碰了钉子，让那些钻山打洞的记者在报上放肆渲染，岂不令整个东方失掉颜面！”
张大千固执地说：“我就是我，我不能也不会代表整个东方。我只是作为一个画家，想和毕加索先生探讨一些艺术上的问题，另外也表示敬老尊贤之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他未必不会见我。”
但张大千不会再为难朋友们了。他转请萨勒先生安排。想不到这位能在巴黎艺术界呼风唤雨的著名活动家也怕费力不讨好，婉言推拒了。
张大千绝对不是知难而退的人，他决定独自闯关。第二天，他和夫人、翻译离开巴黎来到坎城。住进旅馆，风尘未洗，就要翻译给毕加索挂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雅克琳。当她听说：“中国画家张大千远道来访，希望毕加索先生约定会面的时间地点”时，正要下意识地回绝，忽然想到毕加索对中国很有一种向往之情，他经常画中国水粉，在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