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和平鸽（1/2）
作者：毕加索传
1
1946年，纽约画商库茨来到了巴黎，他一直是美国先锋派画家戈特利布、马瑟韦尔、巴希奥尔等的经纪人。有一次，戈特利布对他说：“如果能买一批毕加索的作品，你的实力将大大加强，地位也会大大上升。”于是，库茨这个立体派的门外汉只身来闯巴黎。
当时，毕加索的作品正被美国佬一再贬抑，毕加索为了尊严，曾要求画商肯韦勒提高他的画价，但遭到拒绝。库茨的到来，对毕加索既是一种安慰，又为他提高画价多了一块砝码。库茨在价钱上没有任何考虑，只要毕加索给他画就行。他们还进行了一项物物交换，毕加索的一幅静物画换来了库茨的一部“克莱斯勒”白色汽车，他的那部老“西班牙轿车”就可以退休了。肯韦勒见库茨在毕加索那里备受青睐，十分狼狈，只好按毕加索定的价格在合同书上签字。
夏季，毕加索和弗朗索瓦还有一群其他朋友来到了高尔富·胡安的海滩上玩耍，有人不经意地提起，附近的瓦洛利镇上有一家“马杜拉”制陶厂，由制陶师拉米埃夫妇经营着。毕加索倒是把这句话听在心里了，因为上十年他就和艾吕雅到过那里，他冥冥中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崭新的领域在等待着他去开拓。
瓦洛利早在古罗马时代就以出产陶制品闻名于世，大量的陶制品从高尔富·胡安港口向地中海沿岸各国运送。瓦洛利含有“黄金”的意思，其实陶土里并没有黄金，这只是喻指小镇的富庶。工业革命的冲击和战争的损害使瓦洛利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如今，这里的年轻人懒散无聊，老年人则窝在咖啡馆或田头草地，靠咀嚼回忆打发日子。
拉米埃夫妇年约40上下，从前在里昂的一家丝织厂工作，太太是图案设计师。战后的里昂生活费用高，食品匮乏，他们就来到了瓦洛利小镇开办陶器厂。他们见到毕加索，高兴极了，愿意把自己的工厂作为画家的试验场。毕加索仔细考察了制陶的程序、工艺和成品，他认为这些产品的设计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说：
“在中国和日本，陶瓷从来就是一种艺术，他们的生产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他们甚至不重复同一种形状。这里的土质不错，关键是处理得还很不够。”
拉米埃夫妇请他留下来进行改造，并答应尽可能地提供人力物力为他服务。毕加索满意地笑了，他立即开始动手设计，以双耳细颈陶瓶作为基础再加以变形。拉米埃夫人警告毕加索说：“这种实验品不合格，放在火里一烧就会失败。”
毕加索可不信邪。拉米埃夫人亲眼看见这个矮个子捡起陶工工长阿加刚刚扔掉的花瓶坯子，在瓶颈上捏几下，再使劲地挤压，又扭转，那件废品便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只优美、轻盈的鸽子。他一边哼着自己作词、谱曲的歌，一边做工：“要做一只鸽子，就得先捏它的脖子……”动作越来越快，把拉米埃夫人都给迷住了。毕加索还经常进行这样的表演，眨眼之间，一个一码多高的花瓶就变成了亭亭玉立的漂亮少女。
工长阿加对毕加索十分仰慕，有一天，他围着毕加索转，总是盯着他的手看。毕加索很奇怪地问他是不是想要什么。他说：
“我是在看您的手，经历过那么多艰辛粗糙的劳动，皮肤居然还这样白皙光滑，真是罕见。”
毕加索举起自己的手左看右看，说：
“你不提醒我，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件有趣的事。的确，我这双手什么东西都碰过，木材、石膏、泥巴、颜料……”
在一旁的伏波特补充道：“还有，女人。”
毕加索两手一摊，耸了耸肩，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女人都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弄得伏波特十分窘迫。
2
弗朗索瓦完全占据了道拉·玛尔以前的位置，现在伏波特尚构不成威胁，但还有一个人却不能忽略，那就是毕加索的结发妻子奥尔佳。自从她与毕加索分居后，就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跟踪。毕加索走到哪里她都如影随形，毕加索住在旅馆里，她就住在附近的另一家旅馆，她不吵不闹，只是也不付旅馆费，要他们去找毕加索好了。
但是，弗朗索瓦的出现使奥尔佳不能容忍了。她经常赖在毕加索的住处不走，恶狠狠地对弗朗索瓦说：“这是我的家，我丈夫住在这里，你给我滚开！”最后发展到了双方推打的局面。毕加索看见不好收拾了，就请拉米埃先生帮忙，偷偷地把家搬到瓦洛利。那里有一处合适的宅子，在加洛瓦，一个袖珍村庄。
搬家的那天下午，毕加索情绪很坏，他忿忿的咕咙着：“我怎么还得应付这种事！要是每次女人打架我都得搬家，我会有那么多时间吗？”
这句话加重了弗朗索瓦的委屈，她杀出一个回马枪：“你不是特喜欢观赏女人打架吗？像头牛一样，多有味。”
“不是我喜欢看女人打架，而是女人自己喜欢打架。如果她们打架不会耽误我的工作，我当然愿意看的。”
这次争吵也宣告了他们蜜月的结束。稍后，毕加索就收到了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信，邀请他参加在波兰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波兰驻法国大使馆也派人来找他商谈出发事宜。毕加索要去波兰有许多麻烦，比如签证，他是西班牙人，必须由佛朗哥政府签发护照，而毕加索一提出申请就等于与他的“死敌”妥协了，他是不会干的。
深知底细的波兰人民显示出了特有的灵活和大度，他们允许毕加索没有护照进入波兰，他们热切的盼望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光临他们的国土。“毕加索”成为波兰全国上下共同的话题。
毕加索要马赛尔开车把他送到巴黎，在巴黎会同艾吕雅一道乘飞机前往波兰。临行时，他还随身带了一把法国的泥土。
毕加索还在机场就感受到了主人的盛情，鲜花，掌声，亲切的呼唤，“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工人的朋友”、“我们的好兄弟”等等，不绝于耳。爱伦堡亲自迎接，这位著名小说《暴风雨》的作者忘情地拥抱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巨人。
会议期间，传来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被无理监禁的消息，毕加索向全世界发表抗议声明，给智利的**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聂鲁达和毕加索一样，他们都是匡扶正义、追求和平、热爱祖国的文学艺术家，具有极大的国际号召力。聂鲁达最要好的朋友都是西班牙诗人，加尔西亚·洛尔加和法埃尔·阿尔贝蒂，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深表同情，他一气呵成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加以声援。他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荣获过斯大林和平奖金、中国宋庆龄国际和平奖金；1971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与毕加索同一年逝世，那是世界文化史上遭受重创的一年。
在波兰，毕加索也受到了他意料之中的挑战。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直言看不懂毕加索的画，他的口吻颇为严厉：“你为什么要选择那些使人无法理解的形式呢？”毕加索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派头很看不惯，他反戈一击：
“大概你的老师在课堂上只教会了你如何发音，而没有教会你怎样识画，你当然是不能理解的。”
写过《青年近卫军》的法捷耶夫还算是有风度的，他苦笑一下，承认了自己的僵化。另外一些人就不同了。在结束宴会上，大家站起正要干杯，某苏联代表借酒发难，大声斥责毕加索：
“你如果再继续坚持西方资产阶级的颓废画风，将会没有任何出路。你的那一套‘印象—超现实主义’得赶快收场了！”
其他人随声附和，本来友好谐和的气氛被冲得烟消云散。这些人不仅用政治的手掌抽打艺术的脸庞，而且根本暴露出对艺术的浅薄无知。因此，他们的这种行为，无异于强盗的拦路打劫，或是暴徒的私设刑堂。毕加索数十年沐风栉雨，韬光养晦，他从来就不想在公开场合谈论艺术的是是非非，正如他所言，艺术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艺术就是要受到排挤和逼迫，艺术的自由就是冲决一切阻拦与围困的自由。但是今天，既然他们的发言要乖离出艺术的轨道，他作为公认的一代大师，就必须维护艺术的尊严，让他们在歧路上止步。他语调威而不高、激而不乱，直击对方要害：
“我讨厌和某党派中没有修养的工作人员谈论艺术问题，包括我最敬仰的党派，任何集团里面都有惟命是从、飞扬跋扈的家伙，这并不值得奇怪。在德国，我被纳粹分子辱骂过；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我又被说成是一个犹太—马克思主义画家，他们都是这样的口吻。说我是‘印象—超现实主义’画家纯属张冠李戴，如果你要和我谈这个问题，至少得先学点正确的术语和有关知识。”
9月2日，波兰总统授予毕加索“波兰文艺复兴金星司令十字勋章 ”，以表彰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业绩。
接过奖章 ，毕加索的孩子气又来了，他调皮地对艾吕雅说：“划得来，十天之内获两个奖，看样子我回去得准备一个专门装奖章的匣子。”另外那个奖，是指他离开法国前一天，由于他为法国所挣得的荣誉和光辉而戴上的“法国文艺复兴奖章 ”。
3
1949年4月，阿拉贡来到了奥古斯丁大街。巴黎将承办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他委托毕加索为世界和平运动选一幅切题的宣传画。毕加索把他带进画室，让他自行挑选。阿拉贡在汗牛充栋的作品中，发现了一幅石版画，画面上是一只白鸽，毕加索最喜欢的小动物。这只鸽子羽毛洁白，宁静的站在那儿，望着前方，眼神里却透出一股执着和坚韧。
“多美的鸽子，这只从诺亚方舟里飞来的鸽子，正是和平的象征啊！”阿拉贡兴高采烈地喊道。
毕加索笑着走过来：
“诗人，小声点，莫让马蒂斯那老家伙听见了。这可不是从方舟飞来的，是马蒂斯送我的呢。年初我和弗朗索瓦去看他，发现他的鸟舍里有四只大米兰鸽子，它们与别的鸽子不同，连脚爪上都长满了羽毛，一直拖到地面，如同穿着一双白色高筒皮鞋。我觉得这几只鸽子应该是属于我的，正巧马蒂斯在背后说，要把它们送给我做模特儿。我就连笼子一起带回了瓦洛利。”
阿拉贡声音越来越低，却越来越激动：“太好了，那太好了。两位艺术大师都为和平大会做出了贡献，太难得了！”
《和平鸽》就这样高悬在巴黎普列耶宫世界和平会议的会场上，而后从这里，飞向世界各地。
“和平的使者，美丽的鸽子……”这是从音乐之都维也纳传来的歌声。
1946年，纽约画商库茨来到了巴黎，他一直是美国先锋派画家戈特利布、马瑟韦尔、巴希奥尔等的经纪人。有一次，戈特利布对他说：“如果能买一批毕加索的作品，你的实力将大大加强，地位也会大大上升。”于是，库茨这个立体派的门外汉只身来闯巴黎。
当时，毕加索的作品正被美国佬一再贬抑，毕加索为了尊严，曾要求画商肯韦勒提高他的画价，但遭到拒绝。库茨的到来，对毕加索既是一种安慰，又为他提高画价多了一块砝码。库茨在价钱上没有任何考虑，只要毕加索给他画就行。他们还进行了一项物物交换，毕加索的一幅静物画换来了库茨的一部“克莱斯勒”白色汽车，他的那部老“西班牙轿车”就可以退休了。肯韦勒见库茨在毕加索那里备受青睐，十分狼狈，只好按毕加索定的价格在合同书上签字。
夏季，毕加索和弗朗索瓦还有一群其他朋友来到了高尔富·胡安的海滩上玩耍，有人不经意地提起，附近的瓦洛利镇上有一家“马杜拉”制陶厂，由制陶师拉米埃夫妇经营着。毕加索倒是把这句话听在心里了，因为上十年他就和艾吕雅到过那里，他冥冥中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崭新的领域在等待着他去开拓。
瓦洛利早在古罗马时代就以出产陶制品闻名于世，大量的陶制品从高尔富·胡安港口向地中海沿岸各国运送。瓦洛利含有“黄金”的意思，其实陶土里并没有黄金，这只是喻指小镇的富庶。工业革命的冲击和战争的损害使瓦洛利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如今，这里的年轻人懒散无聊，老年人则窝在咖啡馆或田头草地，靠咀嚼回忆打发日子。
拉米埃夫妇年约40上下，从前在里昂的一家丝织厂工作，太太是图案设计师。战后的里昂生活费用高，食品匮乏，他们就来到了瓦洛利小镇开办陶器厂。他们见到毕加索，高兴极了，愿意把自己的工厂作为画家的试验场。毕加索仔细考察了制陶的程序、工艺和成品，他认为这些产品的设计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说：
“在中国和日本，陶瓷从来就是一种艺术，他们的生产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他们甚至不重复同一种形状。这里的土质不错，关键是处理得还很不够。”
拉米埃夫妇请他留下来进行改造，并答应尽可能地提供人力物力为他服务。毕加索满意地笑了，他立即开始动手设计，以双耳细颈陶瓶作为基础再加以变形。拉米埃夫人警告毕加索说：“这种实验品不合格，放在火里一烧就会失败。”
毕加索可不信邪。拉米埃夫人亲眼看见这个矮个子捡起陶工工长阿加刚刚扔掉的花瓶坯子，在瓶颈上捏几下，再使劲地挤压，又扭转，那件废品便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只优美、轻盈的鸽子。他一边哼着自己作词、谱曲的歌，一边做工：“要做一只鸽子，就得先捏它的脖子……”动作越来越快，把拉米埃夫人都给迷住了。毕加索还经常进行这样的表演，眨眼之间，一个一码多高的花瓶就变成了亭亭玉立的漂亮少女。
工长阿加对毕加索十分仰慕，有一天，他围着毕加索转，总是盯着他的手看。毕加索很奇怪地问他是不是想要什么。他说：
“我是在看您的手，经历过那么多艰辛粗糙的劳动，皮肤居然还这样白皙光滑，真是罕见。”
毕加索举起自己的手左看右看，说：
“你不提醒我，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件有趣的事。的确，我这双手什么东西都碰过，木材、石膏、泥巴、颜料……”
在一旁的伏波特补充道：“还有，女人。”
毕加索两手一摊，耸了耸肩，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女人都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弄得伏波特十分窘迫。
2
弗朗索瓦完全占据了道拉·玛尔以前的位置，现在伏波特尚构不成威胁，但还有一个人却不能忽略，那就是毕加索的结发妻子奥尔佳。自从她与毕加索分居后，就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跟踪。毕加索走到哪里她都如影随形，毕加索住在旅馆里，她就住在附近的另一家旅馆，她不吵不闹，只是也不付旅馆费，要他们去找毕加索好了。
但是，弗朗索瓦的出现使奥尔佳不能容忍了。她经常赖在毕加索的住处不走，恶狠狠地对弗朗索瓦说：“这是我的家，我丈夫住在这里，你给我滚开！”最后发展到了双方推打的局面。毕加索看见不好收拾了，就请拉米埃先生帮忙，偷偷地把家搬到瓦洛利。那里有一处合适的宅子，在加洛瓦，一个袖珍村庄。
搬家的那天下午，毕加索情绪很坏，他忿忿的咕咙着：“我怎么还得应付这种事！要是每次女人打架我都得搬家，我会有那么多时间吗？”
这句话加重了弗朗索瓦的委屈，她杀出一个回马枪：“你不是特喜欢观赏女人打架吗？像头牛一样，多有味。”
“不是我喜欢看女人打架，而是女人自己喜欢打架。如果她们打架不会耽误我的工作，我当然愿意看的。”
这次争吵也宣告了他们蜜月的结束。稍后，毕加索就收到了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信，邀请他参加在波兰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波兰驻法国大使馆也派人来找他商谈出发事宜。毕加索要去波兰有许多麻烦，比如签证，他是西班牙人，必须由佛朗哥政府签发护照，而毕加索一提出申请就等于与他的“死敌”妥协了，他是不会干的。
深知底细的波兰人民显示出了特有的灵活和大度，他们允许毕加索没有护照进入波兰，他们热切的盼望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光临他们的国土。“毕加索”成为波兰全国上下共同的话题。
毕加索要马赛尔开车把他送到巴黎，在巴黎会同艾吕雅一道乘飞机前往波兰。临行时，他还随身带了一把法国的泥土。
毕加索还在机场就感受到了主人的盛情，鲜花，掌声，亲切的呼唤，“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工人的朋友”、“我们的好兄弟”等等，不绝于耳。爱伦堡亲自迎接，这位著名小说《暴风雨》的作者忘情地拥抱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巨人。
会议期间，传来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被无理监禁的消息，毕加索向全世界发表抗议声明，给智利的**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聂鲁达和毕加索一样，他们都是匡扶正义、追求和平、热爱祖国的文学艺术家，具有极大的国际号召力。聂鲁达最要好的朋友都是西班牙诗人，加尔西亚·洛尔加和法埃尔·阿尔贝蒂，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深表同情，他一气呵成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加以声援。他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荣获过斯大林和平奖金、中国宋庆龄国际和平奖金；1971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与毕加索同一年逝世，那是世界文化史上遭受重创的一年。
在波兰，毕加索也受到了他意料之中的挑战。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直言看不懂毕加索的画，他的口吻颇为严厉：“你为什么要选择那些使人无法理解的形式呢？”毕加索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派头很看不惯，他反戈一击：
“大概你的老师在课堂上只教会了你如何发音，而没有教会你怎样识画，你当然是不能理解的。”
写过《青年近卫军》的法捷耶夫还算是有风度的，他苦笑一下，承认了自己的僵化。另外一些人就不同了。在结束宴会上，大家站起正要干杯，某苏联代表借酒发难，大声斥责毕加索：
“你如果再继续坚持西方资产阶级的颓废画风，将会没有任何出路。你的那一套‘印象—超现实主义’得赶快收场了！”
其他人随声附和，本来友好谐和的气氛被冲得烟消云散。这些人不仅用政治的手掌抽打艺术的脸庞，而且根本暴露出对艺术的浅薄无知。因此，他们的这种行为，无异于强盗的拦路打劫，或是暴徒的私设刑堂。毕加索数十年沐风栉雨，韬光养晦，他从来就不想在公开场合谈论艺术的是是非非，正如他所言，艺术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艺术就是要受到排挤和逼迫，艺术的自由就是冲决一切阻拦与围困的自由。但是今天，既然他们的发言要乖离出艺术的轨道，他作为公认的一代大师，就必须维护艺术的尊严，让他们在歧路上止步。他语调威而不高、激而不乱，直击对方要害：
“我讨厌和某党派中没有修养的工作人员谈论艺术问题，包括我最敬仰的党派，任何集团里面都有惟命是从、飞扬跋扈的家伙，这并不值得奇怪。在德国，我被纳粹分子辱骂过；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我又被说成是一个犹太—马克思主义画家，他们都是这样的口吻。说我是‘印象—超现实主义’画家纯属张冠李戴，如果你要和我谈这个问题，至少得先学点正确的术语和有关知识。”
9月2日，波兰总统授予毕加索“波兰文艺复兴金星司令十字勋章 ”，以表彰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业绩。
接过奖章 ，毕加索的孩子气又来了，他调皮地对艾吕雅说：“划得来，十天之内获两个奖，看样子我回去得准备一个专门装奖章的匣子。”另外那个奖，是指他离开法国前一天，由于他为法国所挣得的荣誉和光辉而戴上的“法国文艺复兴奖章 ”。
3
1949年4月，阿拉贡来到了奥古斯丁大街。巴黎将承办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他委托毕加索为世界和平运动选一幅切题的宣传画。毕加索把他带进画室，让他自行挑选。阿拉贡在汗牛充栋的作品中，发现了一幅石版画，画面上是一只白鸽，毕加索最喜欢的小动物。这只鸽子羽毛洁白，宁静的站在那儿，望着前方，眼神里却透出一股执着和坚韧。
“多美的鸽子，这只从诺亚方舟里飞来的鸽子，正是和平的象征啊！”阿拉贡兴高采烈地喊道。
毕加索笑着走过来：
“诗人，小声点，莫让马蒂斯那老家伙听见了。这可不是从方舟飞来的，是马蒂斯送我的呢。年初我和弗朗索瓦去看他，发现他的鸟舍里有四只大米兰鸽子，它们与别的鸽子不同，连脚爪上都长满了羽毛，一直拖到地面，如同穿着一双白色高筒皮鞋。我觉得这几只鸽子应该是属于我的，正巧马蒂斯在背后说，要把它们送给我做模特儿。我就连笼子一起带回了瓦洛利。”
阿拉贡声音越来越低，却越来越激动：“太好了，那太好了。两位艺术大师都为和平大会做出了贡献，太难得了！”
《和平鸽》就这样高悬在巴黎普列耶宫世界和平会议的会场上，而后从这里，飞向世界各地。
“和平的使者，美丽的鸽子……”这是从音乐之都维也纳传来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