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大师（1/2）
作者：毕加索传
1
1944年夏天，巴黎突然陷入慌乱紧张的局面，空袭警报常常吓得行人仓皇逃散，冷枪不断，亦让人人自危。大家都躲在屋里，耐心地等待着，因为这是解放的前兆，黎明前的黑暗。
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原谅了她，为了避嫌，她还是住回外祖母家去了。她依旧每天骑自行车来奥古斯丁大街。有一天恰好是雨后，弗朗索瓦的腿上溅了不少的污泥，毕加索笑着说：“这准是一种新潮化妆品。我年轻时，女孩子一个劲地往脸蛋上涂脂抹粉，现在可倒好，时兴往腿上抹泥了。”他们就这样在欢笑中度过了战争的最后、最艰苦的时期。
8月24日早晨，外面枪炮声大作，还有坦克开动的声音，轰隆轰隆非常刺耳。毕加索警觉地打开窗户，探出头去一看，“嗖——”一颗子弹从距他几英寸远的地方飞过，嵌进墙里去了。他赶紧问楼下的人是怎么回事。人们告诉他：
德国兵在撤退！巴黎解放了！
毕加索返身入房，取出一只旧法**号，上面缀着红、白、蓝三色的绳子。他原来每天都要吹几声的，这也是他的一大爱好。但在德军占领期间，他一吹就会吹来麻烦。憋了好久，趁着群情激奋，他一鼓作气吹了30响。
嘹亮的军号声经久不息。
巴黎解放，美国兵帮了很大的忙。当他们赶跑德国鬼子拥进巴黎城时，他们的心里都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登上埃菲尔铁塔，另一个就是瞻仰毕加索的画室。
枪炮声刚刚停止，就有人奔向奥古斯丁大街。头一个爬上狭窄楼梯到达毕加索画室门口的，是《风行报》的战地记者李·米勒。毕加索握着她的手，热泪盈眶。
解放后的那几周，毕加索的画室里挤满了身穿美**服的年轻人，摩肩接踵。毕加索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这些从战场上把命捡回来的小伙子实在太疲劳了，许多人一跨进门，就躺在角落里睡着了，有一天竟有二十多人睡在毕加索画室的地板上。他们主要是大洋彼岸的作家、画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还有不少的旅游者。
拜访毕加索的美国人中不乏名流，《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海明威即是一个。1937年，海明威来欧洲参加某艺术代表大会曾见过毕加索，那是在地中海的沙滩上，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互相倾服对方的天才和对生命的理解。巴黎一解放，海明威就急切地来到毕加索的寓所。遗憾的是，毕加索正好去看泰勒母女俩了。那幢楼看门的妇女是个厚脸皮，以前毕加索不在家时，拜访者总要留下不少礼品，比如火腿之类的稀有食物，毕加索每次都分给她一些。这回海明威来了，看样子是条“大鱼”，所以，当海明威说想给毕加索写张条时，她不失时机地提出：“先生，您不打算留点儿礼物吗？”海明威一眼看出了妇人的小肚鸡肠。他二话没说，就从吉普车上搬下来一箱手榴弹，放在门房里，还贴上一张纸条：“海明威送给毕加索。”妇女待他走后，好不高兴，偷偷打开箱子一瞧，妈呀！她夺门而逃，再也不敢回来，直到有人把那箱手榴弹弄走。
毕加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在抵抗运动的画家、诗人为戴高乐将军敬献相册时，毕加索的风头盖过了那些穿行于枪林弹雨的勇士谋臣，他应邀在相册的第一页作画，因为他已经成为不畏暴力、战胜压迫的象征。
2
1944年9月，也就是解放后的一个月，罗兰特·潘罗斯从英国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正碰上艾吕雅在那里。他们一起畅叙友情，欢洽异常。艾吕雅附在潘罗斯的耳边低声说：“我向你发布一条重大新闻，一个星期后毕加索就是一名**员了。”
潘罗斯虽然听说毕加索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但还是不相信他会加入党派。他对艾吕雅说：“你开这样的玩笑，毕加索会不高兴的。”毕加索在一旁马上接了过去：“这不是开玩笑。”
“你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严肃。我非常思念我的故乡，我总是在他乡流浪，然而，现在，我再也不是了。在西班牙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对我张开了手臂，我在这个党里找到了我最敬重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还有我在8月的那几天所看到的巴黎人美丽的面容，我又一次处在兄弟们中间了。”
巴黎解放后的第七周，中断4年的“秋季沙龙”开幕了。毕加索一反过去拒不参与的惯例，积极主动地交上了油画75幅、雕塑5件，它们大部分是纳粹恐怖统治挤压下的产物。这么多作品占用了整整一个画廊。沙龙的传统是，每次只选出一位法国画家在一个画廊展出自己的作品。毕加索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而且是在战后的首次展览上。
展览会在巴黎掀起了激烈的论争。具有强烈地域观念的人们认为这种荣誉应该授予一个法国画家；那些被纳粹扭曲了眼光和灵魂的评论家们则不但不赞成他的艺术，还对他加入**冷嘲热讽，说他是因为艺术能力愈来愈低下，才不择手段地牟取政治资本。展览的那几天，用心险恶的、不谙艺术的、无聊滋事的一大群人包围了画廊，他们要求组委会取下毕加索的作品，否则就要捣毁它们。组委会严辞拒绝。这伙粗暴者真的从墙面上摘下了毕加索的几幅画扔到了窗外。
这一恶劣行径激怒了热爱毕加索艺术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巴黎费内隆国立中学的一群学生决定专门为此事采访一次毕加索，在他们创办的报纸《费内隆之声》上用整版篇幅予以报道。
但这些孩子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都只知毕加索其名而未谋其面，而听说毕加索一向是不屑跟记者们啰嗦的。因此，在校园里长大的他们胆怯于这样的场面，在好一阵互相推搡之后，有人提出了抓阄的办法，得到一致同意。结果，“倒霉”的是学生民族阵线费内隆分会的主席热纳维埃芙·伏波特。她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项任务。
当天下午，伏波特就来到了距学校不远的毕加索的画室。不巧，她的采访对象出门了。她把在门口遇到的西班牙诗人萨瓦特斯当作了毕加索，虽然很害羞，但她还是从诗人的口里得到了毕加索的线索，明天中午可以见到他。萨瓦特斯诗才不高，他一度自暴自弃，幸而毕加索看在老乡的份上，让他权门托足，他于是以一系列诸如《石版画艺术家毕加索》、《陶制品艺术家毕加索》等介绍和研究毕加索的文章而成名。
3
伏波特觉得接下来的一天真是漫长。她坐在课堂里无心听课，脑海中总在想着明天的采访。毕加索是什么样子呢？照片上他很慈蔼哩。他会不会接见我这么一个女中学生的采访？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才到了第二天的中午。伏波特胳膊下夹着书包，包里有一份最新的《费内隆之声》报。
又到了那一扇门前，伏波特一直翻腾的心潮渐趋平静下来，只有一丝丝向往和羞怯的浪涛轻轻拍打着青春的堤岸。
开门的依然是萨瓦特斯，他领着伏波特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
毕加索表示能与一名女学生代表会见，不胜欣慰。坦诚地回答了伏波特提出的各种问题，又将一些妇女人像习作、用中国墨汁绘制的线描画和最新创作的油画给伏波特看，一边解释创作时产生的某种意图和想法，并神秘地告诉她：
“创作的奥妙就是要惊人沉梦，发人深省；要一把抓住人们的衣领，并用力摇晃，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什么世界。”
毕加索十分喜欢伏波特容易羞怯的神态，那微微泛起红晕的处女的面孔宛若悬挂于枝头的红苹果，毕加索心醉神迷之余，还有了小孩一般贪吃一口的渴盼。毕加索的规矩是上午接待来访者，下午闭门作画，不见任何人。但为了单独会见伏波特，他打破了这个惯例，要她每星期三的下午四点按时来。告别时，伏波特还不忘虔诚地向毕加索请教：
“我一旦长到20岁，该做什么？”
她万万没有料到，眼前的这位画坛大师竟然幽了一默：“到时候要是遇上一位好小伙子，就爱他。”对这句发自真心的玩笑，伏波特当时是不会懂得的。
伏波特每次来，毕加索都要为她作一幅画，画完就送给她。加入法共后，毕加索的画在市场上大幅度降价，尤其是美国人，公开排挤他的作品。毕加索对此无动于衷，他的注意力全在画的本身，画出来一定得自己满意，至于它会值多少钱，到了什么人手里，他都不管。艾吕雅曾为生活所迫，出售了毕加索送给他的多幅画，可毕加索还是继续给他送。他认为，能解除朋友的困境，也算不错了。他对伏波特说：
“要是你的朋友中有人也向你大谈我给你的这些小画值多少钱的话，那么你就当着他们的面把它们撕个粉碎。”
也有些懂得其作品价值的精明画家，他们知道降价完全出于政治原因，便想趁机大量购进毕加索的作品，囤积居奇。美国画商雅克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到了巴黎毕加索寓所。毕加索早就看穿了这批人欲发横财的勃勃野心，他甚至不想搭理雅克，以免弄糟了情绪。但为了打发他出门，毕加索还是说了一通：
“你在我这里钻营得不到好处，我要价比你定的高得多。我建议你回美国去，在那里试试用我作品的战前价格买上毕加索的几幅画，看买不买得到。尽管发生了战争，但画的价值是与仍然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如此
1944年夏天，巴黎突然陷入慌乱紧张的局面，空袭警报常常吓得行人仓皇逃散，冷枪不断，亦让人人自危。大家都躲在屋里，耐心地等待着，因为这是解放的前兆，黎明前的黑暗。
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原谅了她，为了避嫌，她还是住回外祖母家去了。她依旧每天骑自行车来奥古斯丁大街。有一天恰好是雨后，弗朗索瓦的腿上溅了不少的污泥，毕加索笑着说：“这准是一种新潮化妆品。我年轻时，女孩子一个劲地往脸蛋上涂脂抹粉，现在可倒好，时兴往腿上抹泥了。”他们就这样在欢笑中度过了战争的最后、最艰苦的时期。
8月24日早晨，外面枪炮声大作，还有坦克开动的声音，轰隆轰隆非常刺耳。毕加索警觉地打开窗户，探出头去一看，“嗖——”一颗子弹从距他几英寸远的地方飞过，嵌进墙里去了。他赶紧问楼下的人是怎么回事。人们告诉他：
德国兵在撤退！巴黎解放了！
毕加索返身入房，取出一只旧法**号，上面缀着红、白、蓝三色的绳子。他原来每天都要吹几声的，这也是他的一大爱好。但在德军占领期间，他一吹就会吹来麻烦。憋了好久，趁着群情激奋，他一鼓作气吹了30响。
嘹亮的军号声经久不息。
巴黎解放，美国兵帮了很大的忙。当他们赶跑德国鬼子拥进巴黎城时，他们的心里都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登上埃菲尔铁塔，另一个就是瞻仰毕加索的画室。
枪炮声刚刚停止，就有人奔向奥古斯丁大街。头一个爬上狭窄楼梯到达毕加索画室门口的，是《风行报》的战地记者李·米勒。毕加索握着她的手，热泪盈眶。
解放后的那几周，毕加索的画室里挤满了身穿美**服的年轻人，摩肩接踵。毕加索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这些从战场上把命捡回来的小伙子实在太疲劳了，许多人一跨进门，就躺在角落里睡着了，有一天竟有二十多人睡在毕加索画室的地板上。他们主要是大洋彼岸的作家、画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还有不少的旅游者。
拜访毕加索的美国人中不乏名流，《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海明威即是一个。1937年，海明威来欧洲参加某艺术代表大会曾见过毕加索，那是在地中海的沙滩上，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互相倾服对方的天才和对生命的理解。巴黎一解放，海明威就急切地来到毕加索的寓所。遗憾的是，毕加索正好去看泰勒母女俩了。那幢楼看门的妇女是个厚脸皮，以前毕加索不在家时，拜访者总要留下不少礼品，比如火腿之类的稀有食物，毕加索每次都分给她一些。这回海明威来了，看样子是条“大鱼”，所以，当海明威说想给毕加索写张条时，她不失时机地提出：“先生，您不打算留点儿礼物吗？”海明威一眼看出了妇人的小肚鸡肠。他二话没说，就从吉普车上搬下来一箱手榴弹，放在门房里，还贴上一张纸条：“海明威送给毕加索。”妇女待他走后，好不高兴，偷偷打开箱子一瞧，妈呀！她夺门而逃，再也不敢回来，直到有人把那箱手榴弹弄走。
毕加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在抵抗运动的画家、诗人为戴高乐将军敬献相册时，毕加索的风头盖过了那些穿行于枪林弹雨的勇士谋臣，他应邀在相册的第一页作画，因为他已经成为不畏暴力、战胜压迫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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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也就是解放后的一个月，罗兰特·潘罗斯从英国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正碰上艾吕雅在那里。他们一起畅叙友情，欢洽异常。艾吕雅附在潘罗斯的耳边低声说：“我向你发布一条重大新闻，一个星期后毕加索就是一名**员了。”
潘罗斯虽然听说毕加索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但还是不相信他会加入党派。他对艾吕雅说：“你开这样的玩笑，毕加索会不高兴的。”毕加索在一旁马上接了过去：“这不是开玩笑。”
“你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严肃。我非常思念我的故乡，我总是在他乡流浪，然而，现在，我再也不是了。在西班牙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对我张开了手臂，我在这个党里找到了我最敬重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还有我在8月的那几天所看到的巴黎人美丽的面容，我又一次处在兄弟们中间了。”
巴黎解放后的第七周，中断4年的“秋季沙龙”开幕了。毕加索一反过去拒不参与的惯例，积极主动地交上了油画75幅、雕塑5件，它们大部分是纳粹恐怖统治挤压下的产物。这么多作品占用了整整一个画廊。沙龙的传统是，每次只选出一位法国画家在一个画廊展出自己的作品。毕加索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而且是在战后的首次展览上。
展览会在巴黎掀起了激烈的论争。具有强烈地域观念的人们认为这种荣誉应该授予一个法国画家；那些被纳粹扭曲了眼光和灵魂的评论家们则不但不赞成他的艺术，还对他加入**冷嘲热讽，说他是因为艺术能力愈来愈低下，才不择手段地牟取政治资本。展览的那几天，用心险恶的、不谙艺术的、无聊滋事的一大群人包围了画廊，他们要求组委会取下毕加索的作品，否则就要捣毁它们。组委会严辞拒绝。这伙粗暴者真的从墙面上摘下了毕加索的几幅画扔到了窗外。
这一恶劣行径激怒了热爱毕加索艺术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巴黎费内隆国立中学的一群学生决定专门为此事采访一次毕加索，在他们创办的报纸《费内隆之声》上用整版篇幅予以报道。
但这些孩子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都只知毕加索其名而未谋其面，而听说毕加索一向是不屑跟记者们啰嗦的。因此，在校园里长大的他们胆怯于这样的场面，在好一阵互相推搡之后，有人提出了抓阄的办法，得到一致同意。结果，“倒霉”的是学生民族阵线费内隆分会的主席热纳维埃芙·伏波特。她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项任务。
当天下午，伏波特就来到了距学校不远的毕加索的画室。不巧，她的采访对象出门了。她把在门口遇到的西班牙诗人萨瓦特斯当作了毕加索，虽然很害羞，但她还是从诗人的口里得到了毕加索的线索，明天中午可以见到他。萨瓦特斯诗才不高，他一度自暴自弃，幸而毕加索看在老乡的份上，让他权门托足，他于是以一系列诸如《石版画艺术家毕加索》、《陶制品艺术家毕加索》等介绍和研究毕加索的文章而成名。
3
伏波特觉得接下来的一天真是漫长。她坐在课堂里无心听课，脑海中总在想着明天的采访。毕加索是什么样子呢？照片上他很慈蔼哩。他会不会接见我这么一个女中学生的采访？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才到了第二天的中午。伏波特胳膊下夹着书包，包里有一份最新的《费内隆之声》报。
又到了那一扇门前，伏波特一直翻腾的心潮渐趋平静下来，只有一丝丝向往和羞怯的浪涛轻轻拍打着青春的堤岸。
开门的依然是萨瓦特斯，他领着伏波特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
毕加索表示能与一名女学生代表会见，不胜欣慰。坦诚地回答了伏波特提出的各种问题，又将一些妇女人像习作、用中国墨汁绘制的线描画和最新创作的油画给伏波特看，一边解释创作时产生的某种意图和想法，并神秘地告诉她：
“创作的奥妙就是要惊人沉梦，发人深省；要一把抓住人们的衣领，并用力摇晃，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什么世界。”
毕加索十分喜欢伏波特容易羞怯的神态，那微微泛起红晕的处女的面孔宛若悬挂于枝头的红苹果，毕加索心醉神迷之余，还有了小孩一般贪吃一口的渴盼。毕加索的规矩是上午接待来访者，下午闭门作画，不见任何人。但为了单独会见伏波特，他打破了这个惯例，要她每星期三的下午四点按时来。告别时，伏波特还不忘虔诚地向毕加索请教：
“我一旦长到20岁，该做什么？”
她万万没有料到，眼前的这位画坛大师竟然幽了一默：“到时候要是遇上一位好小伙子，就爱他。”对这句发自真心的玩笑，伏波特当时是不会懂得的。
伏波特每次来，毕加索都要为她作一幅画，画完就送给她。加入法共后，毕加索的画在市场上大幅度降价，尤其是美国人，公开排挤他的作品。毕加索对此无动于衷，他的注意力全在画的本身，画出来一定得自己满意，至于它会值多少钱，到了什么人手里，他都不管。艾吕雅曾为生活所迫，出售了毕加索送给他的多幅画，可毕加索还是继续给他送。他认为，能解除朋友的困境，也算不错了。他对伏波特说：
“要是你的朋友中有人也向你大谈我给你的这些小画值多少钱的话，那么你就当着他们的面把它们撕个粉碎。”
也有些懂得其作品价值的精明画家，他们知道降价完全出于政治原因，便想趁机大量购进毕加索的作品，囤积居奇。美国画商雅克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到了巴黎毕加索寓所。毕加索早就看穿了这批人欲发横财的勃勃野心，他甚至不想搭理雅克，以免弄糟了情绪。但为了打发他出门，毕加索还是说了一通：
“你在我这里钻营得不到好处，我要价比你定的高得多。我建议你回美国去，在那里试试用我作品的战前价格买上毕加索的几幅画，看买不买得到。尽管发生了战争，但画的价值是与仍然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