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战争的阴影（1/2）
作者：毕加索传
1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进攻波兰，战争狂飙席卷欧洲。这天晚上，罗兰特·潘罗斯来到了安提贝斯毕加索的住所。毕加索正在画他前晚和玛尔散步时看到的情景。
画好像是快完成了。中央是两个渔夫坐在船上，一个愁眉苦脸，往水里寻找着什么；另一个在用力捞鱼，从他们的神情里看不到明天的影子。还有两个姑娘望着他们，冷漠的面孔与华丽的衣装来自同一个世界。
罗兰特告诉了毕加索战争的消息。毕加索并没有露出震惊的神色，他只是说，他要回巴黎看看。他们互道珍重，黯然而别。
毕加索让潘斯罗把汽车载满衣箱、画卷等等先开回去，他和玛尔爬上了一辆拥挤、闷热的火车。火车开了一整天，才到巴黎。毕加索一走出站台，就感到鼻子尖已碰到了战争的前额。而艾吕雅则钻进了战火的怀抱，他已是法**联队的一员。
毕加索估计了一下形势，他认为走为上策。西班牙轿车在午夜出发，目的地是较远的洛昂，毕加索在那里有一栋房子。
毕加索的估计是对的。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德军的速度那样快，快如闪电。等他们一家人赶到洛昂时，德军先后吞下了波兰、比利时，而且，已经将法国这块肥肉叼在了嘴里。
一个园丁对风尘仆仆的毕加索说：“你的房子被德国人征用了。”
“那些油画、雕塑呢？”毕加索最着急的是这个。
“很抱歉，我来不及转移。何况，我不想惊动他们，要是这群野兽知道这房子是你的，他们会把它捣毁。哦，德国人现在正好军事演习去了。”
毕加索连忙带了玛尔进屋，只见屋里一团糟，大件家具搬到了院子里，当作士兵的临时餐桌箱柜，床单、衣服则“变形”为抹布，立体主义的鼻祖看了都哭笑不得。毕加索顾不得那么多了，赶快和玛尔一起营救作品。还好，那些画在柜子里原封未动。他们每逢德国人去演习，就跑到屋子里搬出一批画。
毕加索对着沙巴泰有感而发：“战争有两个情人，一个很漂亮，叫死亡；另一个很丑，就是贫困。她们都是有名的荡妇。那个漂亮的可能还看不上我们，但我们被丑的死死抱住了。”
他像是又回到了洗衣船大楼时期，没有稳定的收入，到处买不到绘画材料，日子过一天算一天。缺少画架，只好蹲在地板上；没有帆布，就用硬纸板；在木头椅垫上调色，效果还蛮不错。
毕加索抽空回巴黎看看，他觉得那么多作品放在屋里太危险，就挑选了最珍视的一部分，存放到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由于真的很保险，所以有的物品战后也没有拿回去，这样就省心得多。毕加索还经常和朋友们绘画，曼雷、胡格涅、塞尔伏斯不知怎么成了“漏网之鱼”，未被应征。他们留毕加索多住一些日子，聊天，读诗，办杂志。
可是，悠哉游哉的日子毕竟是短暂的。1940年5月15日，纳粹军队突破色当，巴黎岌岌可危。16日，毕加索执意要走，他在前往车站的途中遇见了白发苍苍的马蒂斯。“你这么急去哪里？”马蒂斯扬起手大声招呼。“洛昂。你呢？”
“我去裁缝店。”
“什么！你真从容呀，前线全军覆没，德国人说不定明天就进驻巴黎了哩。”
“不要怕，我们有那么多将军，他们未必都是草包。”“不，不是草包，都是美术学院的教授。”
说毕，两人拊掌大笑，仿佛这一笑，战争就会跑得远远的。
2
法国沦陷了。希特勒和法国人民的叛徒贝当签订了停战协定，将法国一分为二：一边由德军占领，巴黎就在这一区；另一个维希区由马歇尔·贝当统辖。这时，美国、墨西哥等国的团体和党派纷纷致信毕加索，竭诚欢迎他去定居，以摆脱战乱中不安定的生活。毕加索一一谢绝了，他不想远离欧洲，更不想逃亡在外。8月中旬，他反而回到巴黎，决心坚定不移地住下去。
泰勒和玛雅也搬回了巴黎，在亨利四世大街租了一套房子。毕加索离开泰勒以后，泰勒就守着女儿一起生活，她对毕加索爱得很深，他毕竟是她涉世之初的导师和伴侣。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六，是她最幸福的日子，毕加索总会来看玛雅，尽管是来看玛雅，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看到他就行，只有毕加索才能证实她生命的存在。其它的五天，泰勒就把一间房锁起来，告诉到处寻找父亲的玛雅：“爸爸在里面作画，不要打扰他。”毕加索对泰勒说：“你太寂寞，每天给我写写信吧，我也需要它们。”泰勒就真的每天给自己心爱的人写一封信，毕加索来访的日子她也照写不误，还不让毕加索看到，一定要寄出去。毕加索时常回信，信写得充满感情，给了泰勒不少精神上的抚慰。
鉴于巴黎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之都，德国人并不敢怎么放肆，他们的政策是笼络法国艺术家，对艺术家有许多特殊的优惠。如邀请去德国观光，额外补贴食品和煤炭。可毕加索却拒绝接受这些好处。一个朋友劝他，天气太冷，供应又太紧张，还是要一点吧。毕加索铿锵有力地说：
“一个西班牙人是不会感到冷的。”
战时，毕加索呆在巴黎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他是希特勒最痛恨、最害怕的现代艺术大师，他一直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艺术”和“颓废艺术”的缔造者。何况，一些带着艺术面具的投机分子依附着新政体，狐假虎威，散播反动思潮。他们叫嚷着：“把毕加索赶进疯人院！”“把马蒂斯扔进垃圾桶！”……真正的艺术家们，莱热、厄恩斯特、扎特金、马松等，在德国人来之前都去了美国。他们都希望毕加索也去，因为他是他们的核心。毕加索给了令他们遗憾的回答：
“我可不是甘冒风险，我只是不甘于向暴力和恐怖屈服。我想留下来就留下来，不管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毕加索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不断地受到侵扰。德国人总是找到借口来制造麻烦，每隔几天，就有一群身穿制服的人，装模作样，东看西瞧，总想嗅出点异常来。有一次，那伙人问沙巴泰：
“这是李普希茨先生的住宅吧？”
“不，这是毕加索先生的住宅。”沙巴泰对付这些人有了经验，不紧不慢，不卑不亢。
“毕加索先生该不是犹太人吧？”
“当然不是，犹太人大概都被杀光了。”
德国人讨个没趣走了。
突然德国人宣布，要对各银行保险柜里的东西造册登记。犹太人的财物一律没收，非犹太人的逐一登记，以备用时拿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还不是想趁机大捞一把，外国股票、黄金珠宝和珍贵的艺术品都是他们巧取豪夺的目标。
登记一开始，离开巴黎的人马上都回来了，以便清点财物时自己在场。毕加索的作品几乎都在银行里，他放画的隔壁就是马蒂斯的藏画室。恰好马蒂斯做了一次腹部大手术，到南方休养去了，回不来。毕加索意识到了这些珍贵艺术品的危险处境，他在自己的柜子被打开时，及时赶到了现场。
地下室里有三大间屋子放满了画，毕加索占了两间，马蒂斯一间。虽然银行经理是他的朋友，但他是西班牙人，他和马蒂斯又都被划为“颓废”艺术家，所以形势不容乐观。幸好，检查人员是两个德国大兵，很守纪律，不太机灵。毕加索想出了好办法，他带着他们这个屋子穿到那个屋子，冷不丁地又拿出一叠画，翻给他们看。两个德国兵被毕加索牵着鼻子走，云里雾里，他们没有一点艺术修养，根本不知道看的是什么玩意，这样鬼画桃符的东西还要收藏在银行里，好笑！他们有点不耐烦了，这样，毕加索就只让他们登记了三分之一的画。填单时，德国兵问这些画一共值多少钱，毕加索说：“三间房的加起来，也顶多不过8000法郎（相当于500多英镑）。”
德国兵空着手走了，他们还埋怨今天讨了一个苦差，没捞到一点油水。毕加索诙谐地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
3
战争所造成的贫困使绘画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毕加索是一个画家，绘画是他生命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买不到颜料和画板固然令人气愤，但这是难不倒毕加索的。他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底，使他在任何一种非艺术的物品上都能获得艺术启发，找到艺术灵感。他一有空闲就到外面去捡石子、骨头、纸片，以至于有人把他当作一个靠捡垃圾为生的孤寡老人。他在扁圆的卵石上刻出古典式的侧画像；利用香烟盒内的纸板，做了些着色的半浮雕；小孩的脚踏车破片居然变成了一只飞禽。这一时期最有意思的作品是《公牛头》。
《公牛头》是用最平常的物品，通过最彻底的变形，构成最简单的造型。材料只有两样，即一个自行车座和一个车把。毕加索充分发挥了自己对物体多元性质的理解力，他每看到一种事物，总能挖掘出其中的微妙含义。自行车座和车把与公牛毫不相干，毕加索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一线”就是他无处不至、无孔不入的想像。他的朋友迈克尔·累利斯向他道贺，毕加索谦逊地说：
“这还不够，应该拿起一块木头就能发现它是一只鸟儿。”
毕加索就是这样看重艺术家的想像力。
作画的条件差一些，毕加索还有他的“副业”——写诗。1941年1月14日，一个又长又冷的夜晚，毕加索无心作画，他找出一个旧练习簿，想学科克多的样，写一部诗剧。他认真地拟了标题《被尾巴愚弄的**》。主角是“大脚”，诗人；他的朋友“洋葱”，也是他的情敌，他们共同追求女主角“果馅饼”。女主角的两个朋友是“胖忧虑”和“瘦忧虑”。其他角色还有“圆片”、“汪汪”、“静寂”等等。他们围绕着爱情、寒冷和饥饿展开活动，剧中充斥着黑色幽默和颓废情绪，比如主题歌就是一句单调的合唱词：“我的冻疮，我的冻疮，我的冻疮……”全剧自始至终使用诗的形式，许多句子简直就是诗人的手笔。如：
“她含糊的态度像溶化的奶油。”
“她的手指像玫瑰，有松节油的气味。”
“我用她美貌的火柴点燃罪恶的蜡烛。”
“她的痛苦像闪亮的大理石那样洁白而坚硬。”
这个剧本花了四天时间才完成，在朋友们中间广为流传。迈克尔·累利斯冒着被监禁的危险，在自己的住宅里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朗诵会。卡牧斯担任剧务主任，累利斯朗诵“大脚”的台词，参加朗诵的还有他的妻子路易斯·累利斯、保尔·萨特、西蒙·波娃、乔治·胡格涅、约翰·奥比尔、詹尼·奥比尔、雷蒙·圭诺以及道拉·玛尔。其中的保尔·萨特和西蒙·波娃后来终身相好，互弹琴瑟。他们一个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是历史上仅有的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另一个是法国现代最优秀的女作家，其《第二性——女人》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不愧为珠联璧合，天造地设。
剧本的演出非常成功，每个人都进入了角色，他们对在纳粹统治下能享受的这一点点自由非常珍惜。保尔·萨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既然纳粹的毒液渗入了我们的心灵，那每一种正义的思想都是一个胜利。既然全能的警察逼迫我们缄默，那每一句话都是一篇宝贵的宣言；既然我们陷入了绝境，那这一些手势便有了誓言的重量。”
《被尾巴愚弄的**》直到1944年才第一次发表在《巴黎消息》的第二期上，还配了四幅插图。1945年，巴黎加利马德出版社发行了它的单行本，共66页，另有手稿摹印本作为毕加索分送友人的礼品。此前，该剧曾在罗兰特·潘罗斯的撮合下，趁毕加索的一次画展之机，在英国隆重上演。毕加索过足了一回“剧作家”瘾。
诗歌依然是毕加索的另一种武器。在战争的洗礼中，毕加索的诗歌变得更加纯粹，更加锐利，更加能折射出心灵的光辉。从技术上说，他的诗歌已完全脱离绘画的影响，不再是颜料的堆积了，而且绘画中所惯有的激情和理性不留痕迹地溶入了诗歌的质素之中。可以说，只有当毕加索写出了下面这样的子时，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我尽力把钟敲得很响
敲得钟都流出了血
惊起了鸽子，使它们绕着鸽棚不停地飞
直到跌在地上累死才算罢休
我将要把所有的门窗都用泥土封住
我将用头发把所有会唱歌的鸟儿都捉住
我想把所有的花朵都摘下
我要把小羊羔抱在怀里轻轻摇动
并用我的乳汁喂饱它
我将用悲喜交加的泪水给它洗澡
我将用孤独者的歌声伴它入眠
4
1943年5月的一个星期三傍晚，毕加索和道拉·玛尔带着玛尔的朋友玛丽劳尔·德·诺阿耶到卡特兰餐馆吃晚饭。诺阿耶是一名有爵位的贵妇，收藏了不少名画，还出过一本诗集《巴比伦塔》。他们刚坐定，邻桌一位英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进攻波兰，战争狂飙席卷欧洲。这天晚上，罗兰特·潘罗斯来到了安提贝斯毕加索的住所。毕加索正在画他前晚和玛尔散步时看到的情景。
画好像是快完成了。中央是两个渔夫坐在船上，一个愁眉苦脸，往水里寻找着什么；另一个在用力捞鱼，从他们的神情里看不到明天的影子。还有两个姑娘望着他们，冷漠的面孔与华丽的衣装来自同一个世界。
罗兰特告诉了毕加索战争的消息。毕加索并没有露出震惊的神色，他只是说，他要回巴黎看看。他们互道珍重，黯然而别。
毕加索让潘斯罗把汽车载满衣箱、画卷等等先开回去，他和玛尔爬上了一辆拥挤、闷热的火车。火车开了一整天，才到巴黎。毕加索一走出站台，就感到鼻子尖已碰到了战争的前额。而艾吕雅则钻进了战火的怀抱，他已是法**联队的一员。
毕加索估计了一下形势，他认为走为上策。西班牙轿车在午夜出发，目的地是较远的洛昂，毕加索在那里有一栋房子。
毕加索的估计是对的。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德军的速度那样快，快如闪电。等他们一家人赶到洛昂时，德军先后吞下了波兰、比利时，而且，已经将法国这块肥肉叼在了嘴里。
一个园丁对风尘仆仆的毕加索说：“你的房子被德国人征用了。”
“那些油画、雕塑呢？”毕加索最着急的是这个。
“很抱歉，我来不及转移。何况，我不想惊动他们，要是这群野兽知道这房子是你的，他们会把它捣毁。哦，德国人现在正好军事演习去了。”
毕加索连忙带了玛尔进屋，只见屋里一团糟，大件家具搬到了院子里，当作士兵的临时餐桌箱柜，床单、衣服则“变形”为抹布，立体主义的鼻祖看了都哭笑不得。毕加索顾不得那么多了，赶快和玛尔一起营救作品。还好，那些画在柜子里原封未动。他们每逢德国人去演习，就跑到屋子里搬出一批画。
毕加索对着沙巴泰有感而发：“战争有两个情人，一个很漂亮，叫死亡；另一个很丑，就是贫困。她们都是有名的荡妇。那个漂亮的可能还看不上我们，但我们被丑的死死抱住了。”
他像是又回到了洗衣船大楼时期，没有稳定的收入，到处买不到绘画材料，日子过一天算一天。缺少画架，只好蹲在地板上；没有帆布，就用硬纸板；在木头椅垫上调色，效果还蛮不错。
毕加索抽空回巴黎看看，他觉得那么多作品放在屋里太危险，就挑选了最珍视的一部分，存放到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由于真的很保险，所以有的物品战后也没有拿回去，这样就省心得多。毕加索还经常和朋友们绘画，曼雷、胡格涅、塞尔伏斯不知怎么成了“漏网之鱼”，未被应征。他们留毕加索多住一些日子，聊天，读诗，办杂志。
可是，悠哉游哉的日子毕竟是短暂的。1940年5月15日，纳粹军队突破色当，巴黎岌岌可危。16日，毕加索执意要走，他在前往车站的途中遇见了白发苍苍的马蒂斯。“你这么急去哪里？”马蒂斯扬起手大声招呼。“洛昂。你呢？”
“我去裁缝店。”
“什么！你真从容呀，前线全军覆没，德国人说不定明天就进驻巴黎了哩。”
“不要怕，我们有那么多将军，他们未必都是草包。”“不，不是草包，都是美术学院的教授。”
说毕，两人拊掌大笑，仿佛这一笑，战争就会跑得远远的。
2
法国沦陷了。希特勒和法国人民的叛徒贝当签订了停战协定，将法国一分为二：一边由德军占领，巴黎就在这一区；另一个维希区由马歇尔·贝当统辖。这时，美国、墨西哥等国的团体和党派纷纷致信毕加索，竭诚欢迎他去定居，以摆脱战乱中不安定的生活。毕加索一一谢绝了，他不想远离欧洲，更不想逃亡在外。8月中旬，他反而回到巴黎，决心坚定不移地住下去。
泰勒和玛雅也搬回了巴黎，在亨利四世大街租了一套房子。毕加索离开泰勒以后，泰勒就守着女儿一起生活，她对毕加索爱得很深，他毕竟是她涉世之初的导师和伴侣。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六，是她最幸福的日子，毕加索总会来看玛雅，尽管是来看玛雅，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看到他就行，只有毕加索才能证实她生命的存在。其它的五天，泰勒就把一间房锁起来，告诉到处寻找父亲的玛雅：“爸爸在里面作画，不要打扰他。”毕加索对泰勒说：“你太寂寞，每天给我写写信吧，我也需要它们。”泰勒就真的每天给自己心爱的人写一封信，毕加索来访的日子她也照写不误，还不让毕加索看到，一定要寄出去。毕加索时常回信，信写得充满感情，给了泰勒不少精神上的抚慰。
鉴于巴黎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之都，德国人并不敢怎么放肆，他们的政策是笼络法国艺术家，对艺术家有许多特殊的优惠。如邀请去德国观光，额外补贴食品和煤炭。可毕加索却拒绝接受这些好处。一个朋友劝他，天气太冷，供应又太紧张，还是要一点吧。毕加索铿锵有力地说：
“一个西班牙人是不会感到冷的。”
战时，毕加索呆在巴黎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他是希特勒最痛恨、最害怕的现代艺术大师，他一直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艺术”和“颓废艺术”的缔造者。何况，一些带着艺术面具的投机分子依附着新政体，狐假虎威，散播反动思潮。他们叫嚷着：“把毕加索赶进疯人院！”“把马蒂斯扔进垃圾桶！”……真正的艺术家们，莱热、厄恩斯特、扎特金、马松等，在德国人来之前都去了美国。他们都希望毕加索也去，因为他是他们的核心。毕加索给了令他们遗憾的回答：
“我可不是甘冒风险，我只是不甘于向暴力和恐怖屈服。我想留下来就留下来，不管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毕加索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不断地受到侵扰。德国人总是找到借口来制造麻烦，每隔几天，就有一群身穿制服的人，装模作样，东看西瞧，总想嗅出点异常来。有一次，那伙人问沙巴泰：
“这是李普希茨先生的住宅吧？”
“不，这是毕加索先生的住宅。”沙巴泰对付这些人有了经验，不紧不慢，不卑不亢。
“毕加索先生该不是犹太人吧？”
“当然不是，犹太人大概都被杀光了。”
德国人讨个没趣走了。
突然德国人宣布，要对各银行保险柜里的东西造册登记。犹太人的财物一律没收，非犹太人的逐一登记，以备用时拿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还不是想趁机大捞一把，外国股票、黄金珠宝和珍贵的艺术品都是他们巧取豪夺的目标。
登记一开始，离开巴黎的人马上都回来了，以便清点财物时自己在场。毕加索的作品几乎都在银行里，他放画的隔壁就是马蒂斯的藏画室。恰好马蒂斯做了一次腹部大手术，到南方休养去了，回不来。毕加索意识到了这些珍贵艺术品的危险处境，他在自己的柜子被打开时，及时赶到了现场。
地下室里有三大间屋子放满了画，毕加索占了两间，马蒂斯一间。虽然银行经理是他的朋友，但他是西班牙人，他和马蒂斯又都被划为“颓废”艺术家，所以形势不容乐观。幸好，检查人员是两个德国大兵，很守纪律，不太机灵。毕加索想出了好办法，他带着他们这个屋子穿到那个屋子，冷不丁地又拿出一叠画，翻给他们看。两个德国兵被毕加索牵着鼻子走，云里雾里，他们没有一点艺术修养，根本不知道看的是什么玩意，这样鬼画桃符的东西还要收藏在银行里，好笑！他们有点不耐烦了，这样，毕加索就只让他们登记了三分之一的画。填单时，德国兵问这些画一共值多少钱，毕加索说：“三间房的加起来，也顶多不过8000法郎（相当于500多英镑）。”
德国兵空着手走了，他们还埋怨今天讨了一个苦差，没捞到一点油水。毕加索诙谐地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
3
战争所造成的贫困使绘画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毕加索是一个画家，绘画是他生命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买不到颜料和画板固然令人气愤，但这是难不倒毕加索的。他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底，使他在任何一种非艺术的物品上都能获得艺术启发，找到艺术灵感。他一有空闲就到外面去捡石子、骨头、纸片，以至于有人把他当作一个靠捡垃圾为生的孤寡老人。他在扁圆的卵石上刻出古典式的侧画像；利用香烟盒内的纸板，做了些着色的半浮雕；小孩的脚踏车破片居然变成了一只飞禽。这一时期最有意思的作品是《公牛头》。
《公牛头》是用最平常的物品，通过最彻底的变形，构成最简单的造型。材料只有两样，即一个自行车座和一个车把。毕加索充分发挥了自己对物体多元性质的理解力，他每看到一种事物，总能挖掘出其中的微妙含义。自行车座和车把与公牛毫不相干，毕加索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一线”就是他无处不至、无孔不入的想像。他的朋友迈克尔·累利斯向他道贺，毕加索谦逊地说：
“这还不够，应该拿起一块木头就能发现它是一只鸟儿。”
毕加索就是这样看重艺术家的想像力。
作画的条件差一些，毕加索还有他的“副业”——写诗。1941年1月14日，一个又长又冷的夜晚，毕加索无心作画，他找出一个旧练习簿，想学科克多的样，写一部诗剧。他认真地拟了标题《被尾巴愚弄的**》。主角是“大脚”，诗人；他的朋友“洋葱”，也是他的情敌，他们共同追求女主角“果馅饼”。女主角的两个朋友是“胖忧虑”和“瘦忧虑”。其他角色还有“圆片”、“汪汪”、“静寂”等等。他们围绕着爱情、寒冷和饥饿展开活动，剧中充斥着黑色幽默和颓废情绪，比如主题歌就是一句单调的合唱词：“我的冻疮，我的冻疮，我的冻疮……”全剧自始至终使用诗的形式，许多句子简直就是诗人的手笔。如：
“她含糊的态度像溶化的奶油。”
“她的手指像玫瑰，有松节油的气味。”
“我用她美貌的火柴点燃罪恶的蜡烛。”
“她的痛苦像闪亮的大理石那样洁白而坚硬。”
这个剧本花了四天时间才完成，在朋友们中间广为流传。迈克尔·累利斯冒着被监禁的危险，在自己的住宅里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朗诵会。卡牧斯担任剧务主任，累利斯朗诵“大脚”的台词，参加朗诵的还有他的妻子路易斯·累利斯、保尔·萨特、西蒙·波娃、乔治·胡格涅、约翰·奥比尔、詹尼·奥比尔、雷蒙·圭诺以及道拉·玛尔。其中的保尔·萨特和西蒙·波娃后来终身相好，互弹琴瑟。他们一个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是历史上仅有的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另一个是法国现代最优秀的女作家，其《第二性——女人》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不愧为珠联璧合，天造地设。
剧本的演出非常成功，每个人都进入了角色，他们对在纳粹统治下能享受的这一点点自由非常珍惜。保尔·萨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既然纳粹的毒液渗入了我们的心灵，那每一种正义的思想都是一个胜利。既然全能的警察逼迫我们缄默，那每一句话都是一篇宝贵的宣言；既然我们陷入了绝境，那这一些手势便有了誓言的重量。”
《被尾巴愚弄的**》直到1944年才第一次发表在《巴黎消息》的第二期上，还配了四幅插图。1945年，巴黎加利马德出版社发行了它的单行本，共66页，另有手稿摹印本作为毕加索分送友人的礼品。此前，该剧曾在罗兰特·潘罗斯的撮合下，趁毕加索的一次画展之机，在英国隆重上演。毕加索过足了一回“剧作家”瘾。
诗歌依然是毕加索的另一种武器。在战争的洗礼中，毕加索的诗歌变得更加纯粹，更加锐利，更加能折射出心灵的光辉。从技术上说，他的诗歌已完全脱离绘画的影响，不再是颜料的堆积了，而且绘画中所惯有的激情和理性不留痕迹地溶入了诗歌的质素之中。可以说，只有当毕加索写出了下面这样的子时，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我尽力把钟敲得很响
敲得钟都流出了血
惊起了鸽子，使它们绕着鸽棚不停地飞
直到跌在地上累死才算罢休
我将要把所有的门窗都用泥土封住
我将用头发把所有会唱歌的鸟儿都捉住
我想把所有的花朵都摘下
我要把小羊羔抱在怀里轻轻摇动
并用我的乳汁喂饱它
我将用悲喜交加的泪水给它洗澡
我将用孤独者的歌声伴它入眠
4
1943年5月的一个星期三傍晚，毕加索和道拉·玛尔带着玛尔的朋友玛丽劳尔·德·诺阿耶到卡特兰餐馆吃晚饭。诺阿耶是一名有爵位的贵妇，收藏了不少名画，还出过一本诗集《巴比伦塔》。他们刚坐定，邻桌一位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