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格尔尼卡（1/2）
作者：毕加索传
1
毕加索与超现实主义集团的主要代表保罗·艾吕雅一拍即合，首先在于他们饶有兴味的爱好。毕加索喜欢诗，他认为艾吕雅的诗是超现实主义文学中最激情澎湃、最富于想像力的篇章 。而艾吕雅喜欢绘画，他对毕加索说：“我每次看你的画，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亲切，还是惊讶？说不清。画面上的人和物我都似曾见过，可又怎么也想不起来。”
毕加索喜欢别人这样来谈观感，而不怎么看重语无伦次、说不到点子上的长篇大论。他说，那是痴人呓语，根本看不懂他的画。
1936年初，在圣日耳曼—德—普列附近的罗马教堂对面的德·马戈特酒吧，53岁的毕加索出席了由布列顿和艾吕雅主持的超现实主义聚会。会上，艾吕雅带着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年轻姑娘来到了毕加索的身边，她叫道拉·玛尔，原名亨利特·泰奥多尔·马科维奇，正是《亚威农的少女》问世的那一年出生。她既能绘画，又会摄影，是布列顿的密友和诗人乔治·巴泰的情妇。她曾随父亲去过南美，并在阿根廷长大，讲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道拉·玛尔坐在桌边，她戴着黑手套，上面绣了一朵粉红色的小花。忽然，她脱下手套，从桌上拿起一把长长的尖刀，在纤纤玉指间舞动着，好像是要测量刀子离手指多近才不至于伤了自己。毕加索被道拉·玛尔的优美风度迷醉了，他果断地走过去，问她能否送那副手套给他作个纪念。玛尔笑着答应了。手套至今仍保存在格兰·奥古斯丁大街寓所的玻璃陈列柜里。
如果说，泰勒的形体代表了青春；那么，玛尔的气质则代表着文化。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亲密，玛尔久慕毕加索的大名，她渐渐与乔治·巴泰疏远了。
春天，艾吕雅应一个西班牙青年艺术家团体的邀请，出访巴塞罗那，他在毕加索作品回顾展览会的开幕式上作了热情而又幽默的讲话：
毕加索是一个真实的画家，他的真实性就在于他对生命的理解。世上万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艺术仅仅停留在把所看到的反映出来，那一部照相机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有绘画，还要有诗歌？因为我们看到的远远不止视野范围内的东西，我们有第三只眼睛，能看到自己的内心，能看到社会的脉搏，能看到命运在敲门……如果你站出来说，我看不到。那么，很对不起，至少你和艺术是沾不上边的。你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去赚钱，或当官，或经商，但无论如何，你不会像毕加索一样，画一只玻璃瓶就可以买一幢房子……
艾吕雅又随展览会去了毕尔巴鄂和马德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强调：
毕加索是当代不断迸发着创新精神的至高无上的典范。
在艾吕雅充满激情的演讲中，整个西班牙掀起了一股“毕加索热”。
而毕加索本人却悄悄躲在巴黎的寓所里，读着艾吕雅的诗集《富有想像力的眼睛》。
艾吕雅返回巴黎，随即叩见了毕加索，向他汇报了西班牙之行的情况。毕加索边听边笑，看他那沉浸在回忆和向往中的样子，仿佛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国。艾吕雅发现自己的诗集翻开躺在床上，很受感动。因为这本集子才送给毕加索不久，他没有指望这位繁忙的大画家一下子就把它看完。他轻轻地问毕加索对他的诗的看法。
毕加索从床上拿过诗集，翻到他特意折了一个角的一页，说：
“这首《宏伟的气势》应该刻在铜版上。诗画一体，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搞的，效果特别的好，我们也来试试。”他们采用了一种新发明的方法，由艾吕雅亲自将诗写在铜版上，毕加索在周围画上插图。为了纪念这次愉快而成功的合作，他们各自签名，并注上日期。艾吕雅注的日期是：36，6，3，3时15分。而毕加索则是：1936年6月4日。迟了一天，大约是先写诗，后插图，最后一道工序是毕加索完成的。艾吕雅为了回报毕加索，特意写了一首献诗；
美好的日子，我又见到了难忘的人
他使我终生难忘
而那些心性无常的女人的眼睛
却把我变成荣誉的屏风
她们掩盖在一阵欢笑之中
……
他说1自己是从“阴郁的黑暗中”，“忽然浸沉在曙光里”，毕加索的神采“令人惊喜地进入我的心间”。
其实，真正“浸沉在曙光里”的是毕加索，6月3日那一天，他和道拉·玛尔度过了一个**的夜晚。
2
超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艺术流派，它的宗旨是为了引导人们穿越黑暗的丛林，走向光明；跨过强权的沼泽，奔向自由。它是由一群有名望、有理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组成。当他们发觉，艺术流派只能停留在书面的阶段，无法解决饥饿、寒冷、战争等社会问题时，他们陷入了空前的苦闷。
1925年，法国政府公然派遣军队镇压摩洛哥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武装起义。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支持这场血腥的非正义战争。超现实主义者们尽管和法国**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坚定不移地和法共一起，谴责侵略，声援摩洛哥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甚至还考虑过将《超现实主义革命》和法共的机关刊《光明》合并，把整个集团的理想融入**的追求之中。
从1931年起，超现实主义渡过了它的十年鼎盛时期而开始下滑。不同派系的人若即若离，仅仅维持着知识分子表面的斯文。两年后，布列顿由于对国际政治问题持不同意见，被开除出“欧洲声援革命联盟”。
1937年，也就是主持完德·马戈特酒吧的聚会之后，布列顿即飞去了美洲大陆。他在墨西哥会见了托洛茨基，共同组建“国际独立革命艺术联盟”，喊出了“不要你们的战争，不要你们的和平”的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他把革命**裸的解释为：“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就是拿着手枪走上街头，漫无目的地朝着人群开枪，能干多久就干多久。”
布列顿与阿拉贡、艾吕雅等人彻底分道扬镳。至1939年二战爆发，超现实主义者们匆忙发布文告《不要效仿希特勒》、《打倒橡皮图章文学》，然后各奔前程。
毕加索尽管与布列顿有着很深的友谊，但他对政治一向不闻不问，他以为那是政治家的事情，就像打仗是军人的事一样。可是，他对超现实主义内部的纷争却不能不闻不问，那里不仅有他的朋友，更关乎现代艺术的发展。理智和良知都告诉他，阿拉贡艾吕雅的路线更富于正义感，更代表人类的理想。
3
较之以前，毕加索的条件有了更多的改善。沙巴泰实际上成了他的管家兼秘书，他还买了一辆宽敞的西班牙轿车，这给旅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司机马塞尔尽心尽职，非常让人放心，他很快也和沙巴泰一样，成为毕加索府上重要一员。难能可贵的是，沙巴泰、马赛尔的工资一直在30英镑以内，但他们的后半辈子都紧跟着这位大师，靠的是耿耿忠心。特别是沙巴泰，他和妻子都在这里效劳，住在一间狭小吵闹的房间里，那屋子比寺庙里修行和尚的单间住房大不了多少，而且在一片工人住宅区的楼顶上，夏热冬冷，他们一住就是几十年。
毕加索学到一个中国词，他认为以此说明沙巴泰和马赛尔在家里的鲜明对比很有意思——哼哈二将。沙巴泰古板正统，做事丝丝入扣，原则性很强，要是有人来访，如果不是在毕加索规定的时间内或未经约定的，他阴沉着脸，好半天才从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算是答复。若是碰上马赛尔，他也会把你拦住，不让你干扰主人的工作。但他很客气，常常给人很舒服的台阶下，然后，他“哈哈”大笑地和你告别。两人的风格迥然不同，称作“哼哈二将”还真的十分准确。由于机警灵活，毕加索对马赛尔的信任度似乎更高。比如毕加索要出门，该不该出，什么时候出，都是马赛尔作最后决定。这还不算，没读过书的马赛尔还是毕加索的作品评论员。毕加索说，马赛尔从未遭受过文学虚饰的传染，像一张白纸，光可鉴人，他的反映比那些装模作样的评论家们更真实可靠。所以，马赛尔每天报到后，要先去画室检查毕加索昨晚画的画，毕加索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听马赛尔谈个人意见。
马赛尔绝对是个聪明人，他长年看毕加索作画，虽然自己并不能掌握，却培养了一门绝技：鉴定赝品。毕加索在画坛享有盛誉以后，其作品的赝品俯拾皆是，层出不穷，有的甚至连专门和毕加索打交道的画商，如卡恩韦勒、卢森堡们都认不出，但马赛尔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于是被毕加索称为“惟一能理解我的画的人”。尽管马赛尔如此“权威”，但他从不以此傲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毕加索给的，他怀着一种感恩的心理为毕加索做事，有求必应。
马赛尔还是对保罗影响最大的人。毕加索是个工作狂，他喜爱孩子，但很少把时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除非是为他们画像。保罗只有和马赛尔玩，这样在他的生活中，汽车和摩托车比什么都重要。他走路的姿势、讲话的神态都是马赛尔的味道。长大后，游手好闲的保罗就只干一件事，参加摩托车竞赛。马赛尔在毕加索身边25年，一直到1950年的一天夜里，他瞒着毕加索开车带家人到郊外兜风，不小心把车撞到了树上，人未伤而车已毁。毕加索一气之下，炒了马赛尔的鱿鱼。
毕加索不耐烦和机器打交道，因而他不愿意学开车。有一位朋友好心地建议他“应该学会开车，它可以让脑子得到休息”，毕加索马上幽他一默：“可是，我就是喜欢思索。”
1936年的夏天，毕加索是在距坎城几英里的一个小山村莫金斯度过的。艾吕雅曾在这里的朋友家住过，感觉很好，便向毕加索极力推荐。
毕加索是一块磁石，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一个强大的艺术磁场。莫金斯人发现，随着这个老头的到来，他们小镇马上热闹起来。塞尔伏斯夫妇、曼雷、保尔·卢森堡、列内·恰尔等，都来了。有一天，小镇上来了一位稀客，他就是英国人罗兰特·潘罗斯。这位集作家、画家、评论家于一身的“老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在这个偏僻的村庄找到了毕加索，他的福特牌轿车一路风尘径直开进毕加索下榻的“大天地旅馆”。毕加索和他交谈了一天，他们就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
过了几天，毕加索问潘罗斯是否愿意他一起去坎城，拜访住在那里的马蒂斯。潘罗斯满口应承，并请求让他亲自为毕加索开车。
马赛尔开车时，毕加索总爱坐在前排，他说三边的风景都看得到，就不会受到瞌睡虫的侵袭。而这回坐潘罗斯的车，他主动去了后排——他担心，至少是不了解潘罗斯的车技。这一次谨慎几乎是挽救了毕加索的性命。
从坎城回来已是中午，可能是灼热的太阳对潘罗斯的视线有影响，他没有看清前方拐弯处一辆卡车是在左边迎面向他们驶来。虽然急刹制止了轿车钻入卡车腹部，但车子却撞到了一块。剧烈的震荡将毕加索重重地摔在车架上，胸部传出“咔嚓”的响声。毕加索心里一紧，以为肋骨断了，赶忙去医院照X光，还好，没有内伤，痛了十余天，完全复原。
这件事，毕加索只写信告诉了沙巴泰。莫金斯所有和毕加索朝夕相处的朋友，都被他瞒过了。他忍着伤痛，为艾吕雅的妻子努施画像，逗他们的小女儿茜赛尔玩；他时常拿了一支黑牙刷放在嘴唇上，举起右手，学希特勒大声叫嚷的样子，使全餐桌的人解颐。
毕加索刚痊愈，就迫不及待地沿着海岸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他的目的地是圣特比兹的一家农舍，作家迪哈姆夫人和道拉·玛尔正住在那里。毕加索和玛尔在沙滩上散步，他坦诚地向玛尔进述了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可爱的小女儿玛丽亚。玛尔说，她早就知道这些了，她不计较名分，她愿意顺其自然，她更珍视和毕加索精神上的交流。她谢绝了毕加索邀她去莫金斯的盛情，她说，她想静一静。临别时，他们依依不舍，毕加索和着清朗的涛声，背出了一首《恋人》：
“她站在我的眼睑上/而她的头发披拂在我的头发中间/她有我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眸子的颜色/她被我的影子所吞没/仿佛一块石头在天上她的眼睛总是睁开着/不让我睡去/在大白天她的梦/使阳光失色/使我笑，哭了又笑/要说却什么话也说不出”
完了，他对玛尔说：“这首诗是艾吕雅写的，但是，是我送给你的。”
4
进入30年代，西班牙国内的共和政府与法西斯西达党的矛盾开始激化。西达党1934—1935年当政，在西班牙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两年”。这个独裁政体剥夺了3万多
毕加索与超现实主义集团的主要代表保罗·艾吕雅一拍即合，首先在于他们饶有兴味的爱好。毕加索喜欢诗，他认为艾吕雅的诗是超现实主义文学中最激情澎湃、最富于想像力的篇章 。而艾吕雅喜欢绘画，他对毕加索说：“我每次看你的画，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亲切，还是惊讶？说不清。画面上的人和物我都似曾见过，可又怎么也想不起来。”
毕加索喜欢别人这样来谈观感，而不怎么看重语无伦次、说不到点子上的长篇大论。他说，那是痴人呓语，根本看不懂他的画。
1936年初，在圣日耳曼—德—普列附近的罗马教堂对面的德·马戈特酒吧，53岁的毕加索出席了由布列顿和艾吕雅主持的超现实主义聚会。会上，艾吕雅带着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年轻姑娘来到了毕加索的身边，她叫道拉·玛尔，原名亨利特·泰奥多尔·马科维奇，正是《亚威农的少女》问世的那一年出生。她既能绘画，又会摄影，是布列顿的密友和诗人乔治·巴泰的情妇。她曾随父亲去过南美，并在阿根廷长大，讲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道拉·玛尔坐在桌边，她戴着黑手套，上面绣了一朵粉红色的小花。忽然，她脱下手套，从桌上拿起一把长长的尖刀，在纤纤玉指间舞动着，好像是要测量刀子离手指多近才不至于伤了自己。毕加索被道拉·玛尔的优美风度迷醉了，他果断地走过去，问她能否送那副手套给他作个纪念。玛尔笑着答应了。手套至今仍保存在格兰·奥古斯丁大街寓所的玻璃陈列柜里。
如果说，泰勒的形体代表了青春；那么，玛尔的气质则代表着文化。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亲密，玛尔久慕毕加索的大名，她渐渐与乔治·巴泰疏远了。
春天，艾吕雅应一个西班牙青年艺术家团体的邀请，出访巴塞罗那，他在毕加索作品回顾展览会的开幕式上作了热情而又幽默的讲话：
毕加索是一个真实的画家，他的真实性就在于他对生命的理解。世上万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艺术仅仅停留在把所看到的反映出来，那一部照相机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有绘画，还要有诗歌？因为我们看到的远远不止视野范围内的东西，我们有第三只眼睛，能看到自己的内心，能看到社会的脉搏，能看到命运在敲门……如果你站出来说，我看不到。那么，很对不起，至少你和艺术是沾不上边的。你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去赚钱，或当官，或经商，但无论如何，你不会像毕加索一样，画一只玻璃瓶就可以买一幢房子……
艾吕雅又随展览会去了毕尔巴鄂和马德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强调：
毕加索是当代不断迸发着创新精神的至高无上的典范。
在艾吕雅充满激情的演讲中，整个西班牙掀起了一股“毕加索热”。
而毕加索本人却悄悄躲在巴黎的寓所里，读着艾吕雅的诗集《富有想像力的眼睛》。
艾吕雅返回巴黎，随即叩见了毕加索，向他汇报了西班牙之行的情况。毕加索边听边笑，看他那沉浸在回忆和向往中的样子，仿佛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国。艾吕雅发现自己的诗集翻开躺在床上，很受感动。因为这本集子才送给毕加索不久，他没有指望这位繁忙的大画家一下子就把它看完。他轻轻地问毕加索对他的诗的看法。
毕加索从床上拿过诗集，翻到他特意折了一个角的一页，说：
“这首《宏伟的气势》应该刻在铜版上。诗画一体，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搞的，效果特别的好，我们也来试试。”他们采用了一种新发明的方法，由艾吕雅亲自将诗写在铜版上，毕加索在周围画上插图。为了纪念这次愉快而成功的合作，他们各自签名，并注上日期。艾吕雅注的日期是：36，6，3，3时15分。而毕加索则是：1936年6月4日。迟了一天，大约是先写诗，后插图，最后一道工序是毕加索完成的。艾吕雅为了回报毕加索，特意写了一首献诗；
美好的日子，我又见到了难忘的人
他使我终生难忘
而那些心性无常的女人的眼睛
却把我变成荣誉的屏风
她们掩盖在一阵欢笑之中
……
他说1自己是从“阴郁的黑暗中”，“忽然浸沉在曙光里”，毕加索的神采“令人惊喜地进入我的心间”。
其实，真正“浸沉在曙光里”的是毕加索，6月3日那一天，他和道拉·玛尔度过了一个**的夜晚。
2
超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艺术流派，它的宗旨是为了引导人们穿越黑暗的丛林，走向光明；跨过强权的沼泽，奔向自由。它是由一群有名望、有理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组成。当他们发觉，艺术流派只能停留在书面的阶段，无法解决饥饿、寒冷、战争等社会问题时，他们陷入了空前的苦闷。
1925年，法国政府公然派遣军队镇压摩洛哥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武装起义。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支持这场血腥的非正义战争。超现实主义者们尽管和法国**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坚定不移地和法共一起，谴责侵略，声援摩洛哥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甚至还考虑过将《超现实主义革命》和法共的机关刊《光明》合并，把整个集团的理想融入**的追求之中。
从1931年起，超现实主义渡过了它的十年鼎盛时期而开始下滑。不同派系的人若即若离，仅仅维持着知识分子表面的斯文。两年后，布列顿由于对国际政治问题持不同意见，被开除出“欧洲声援革命联盟”。
1937年，也就是主持完德·马戈特酒吧的聚会之后，布列顿即飞去了美洲大陆。他在墨西哥会见了托洛茨基，共同组建“国际独立革命艺术联盟”，喊出了“不要你们的战争，不要你们的和平”的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他把革命**裸的解释为：“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就是拿着手枪走上街头，漫无目的地朝着人群开枪，能干多久就干多久。”
布列顿与阿拉贡、艾吕雅等人彻底分道扬镳。至1939年二战爆发，超现实主义者们匆忙发布文告《不要效仿希特勒》、《打倒橡皮图章文学》，然后各奔前程。
毕加索尽管与布列顿有着很深的友谊，但他对政治一向不闻不问，他以为那是政治家的事情，就像打仗是军人的事一样。可是，他对超现实主义内部的纷争却不能不闻不问，那里不仅有他的朋友，更关乎现代艺术的发展。理智和良知都告诉他，阿拉贡艾吕雅的路线更富于正义感，更代表人类的理想。
3
较之以前，毕加索的条件有了更多的改善。沙巴泰实际上成了他的管家兼秘书，他还买了一辆宽敞的西班牙轿车，这给旅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司机马塞尔尽心尽职，非常让人放心，他很快也和沙巴泰一样，成为毕加索府上重要一员。难能可贵的是，沙巴泰、马赛尔的工资一直在30英镑以内，但他们的后半辈子都紧跟着这位大师，靠的是耿耿忠心。特别是沙巴泰，他和妻子都在这里效劳，住在一间狭小吵闹的房间里，那屋子比寺庙里修行和尚的单间住房大不了多少，而且在一片工人住宅区的楼顶上，夏热冬冷，他们一住就是几十年。
毕加索学到一个中国词，他认为以此说明沙巴泰和马赛尔在家里的鲜明对比很有意思——哼哈二将。沙巴泰古板正统，做事丝丝入扣，原则性很强，要是有人来访，如果不是在毕加索规定的时间内或未经约定的，他阴沉着脸，好半天才从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算是答复。若是碰上马赛尔，他也会把你拦住，不让你干扰主人的工作。但他很客气，常常给人很舒服的台阶下，然后，他“哈哈”大笑地和你告别。两人的风格迥然不同，称作“哼哈二将”还真的十分准确。由于机警灵活，毕加索对马赛尔的信任度似乎更高。比如毕加索要出门，该不该出，什么时候出，都是马赛尔作最后决定。这还不算，没读过书的马赛尔还是毕加索的作品评论员。毕加索说，马赛尔从未遭受过文学虚饰的传染，像一张白纸，光可鉴人，他的反映比那些装模作样的评论家们更真实可靠。所以，马赛尔每天报到后，要先去画室检查毕加索昨晚画的画，毕加索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听马赛尔谈个人意见。
马赛尔绝对是个聪明人，他长年看毕加索作画，虽然自己并不能掌握，却培养了一门绝技：鉴定赝品。毕加索在画坛享有盛誉以后，其作品的赝品俯拾皆是，层出不穷，有的甚至连专门和毕加索打交道的画商，如卡恩韦勒、卢森堡们都认不出，但马赛尔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于是被毕加索称为“惟一能理解我的画的人”。尽管马赛尔如此“权威”，但他从不以此傲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毕加索给的，他怀着一种感恩的心理为毕加索做事，有求必应。
马赛尔还是对保罗影响最大的人。毕加索是个工作狂，他喜爱孩子，但很少把时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除非是为他们画像。保罗只有和马赛尔玩，这样在他的生活中，汽车和摩托车比什么都重要。他走路的姿势、讲话的神态都是马赛尔的味道。长大后，游手好闲的保罗就只干一件事，参加摩托车竞赛。马赛尔在毕加索身边25年，一直到1950年的一天夜里，他瞒着毕加索开车带家人到郊外兜风，不小心把车撞到了树上，人未伤而车已毁。毕加索一气之下，炒了马赛尔的鱿鱼。
毕加索不耐烦和机器打交道，因而他不愿意学开车。有一位朋友好心地建议他“应该学会开车，它可以让脑子得到休息”，毕加索马上幽他一默：“可是，我就是喜欢思索。”
1936年的夏天，毕加索是在距坎城几英里的一个小山村莫金斯度过的。艾吕雅曾在这里的朋友家住过，感觉很好，便向毕加索极力推荐。
毕加索是一块磁石，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一个强大的艺术磁场。莫金斯人发现，随着这个老头的到来，他们小镇马上热闹起来。塞尔伏斯夫妇、曼雷、保尔·卢森堡、列内·恰尔等，都来了。有一天，小镇上来了一位稀客，他就是英国人罗兰特·潘罗斯。这位集作家、画家、评论家于一身的“老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在这个偏僻的村庄找到了毕加索，他的福特牌轿车一路风尘径直开进毕加索下榻的“大天地旅馆”。毕加索和他交谈了一天，他们就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
过了几天，毕加索问潘罗斯是否愿意他一起去坎城，拜访住在那里的马蒂斯。潘罗斯满口应承，并请求让他亲自为毕加索开车。
马赛尔开车时，毕加索总爱坐在前排，他说三边的风景都看得到，就不会受到瞌睡虫的侵袭。而这回坐潘罗斯的车，他主动去了后排——他担心，至少是不了解潘罗斯的车技。这一次谨慎几乎是挽救了毕加索的性命。
从坎城回来已是中午，可能是灼热的太阳对潘罗斯的视线有影响，他没有看清前方拐弯处一辆卡车是在左边迎面向他们驶来。虽然急刹制止了轿车钻入卡车腹部，但车子却撞到了一块。剧烈的震荡将毕加索重重地摔在车架上，胸部传出“咔嚓”的响声。毕加索心里一紧，以为肋骨断了，赶忙去医院照X光，还好，没有内伤，痛了十余天，完全复原。
这件事，毕加索只写信告诉了沙巴泰。莫金斯所有和毕加索朝夕相处的朋友，都被他瞒过了。他忍着伤痛，为艾吕雅的妻子努施画像，逗他们的小女儿茜赛尔玩；他时常拿了一支黑牙刷放在嘴唇上，举起右手，学希特勒大声叫嚷的样子，使全餐桌的人解颐。
毕加索刚痊愈，就迫不及待地沿着海岸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他的目的地是圣特比兹的一家农舍，作家迪哈姆夫人和道拉·玛尔正住在那里。毕加索和玛尔在沙滩上散步，他坦诚地向玛尔进述了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可爱的小女儿玛丽亚。玛尔说，她早就知道这些了，她不计较名分，她愿意顺其自然，她更珍视和毕加索精神上的交流。她谢绝了毕加索邀她去莫金斯的盛情，她说，她想静一静。临别时，他们依依不舍，毕加索和着清朗的涛声，背出了一首《恋人》：
“她站在我的眼睑上/而她的头发披拂在我的头发中间/她有我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眸子的颜色/她被我的影子所吞没/仿佛一块石头在天上她的眼睛总是睁开着/不让我睡去/在大白天她的梦/使阳光失色/使我笑，哭了又笑/要说却什么话也说不出”
完了，他对玛尔说：“这首诗是艾吕雅写的，但是，是我送给你的。”
4
进入30年代，西班牙国内的共和政府与法西斯西达党的矛盾开始激化。西达党1934—1935年当政，在西班牙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两年”。这个独裁政体剥夺了3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