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大难临头（1/2）
作者：司各特
对于那些手里有余钱的人来说，1825年是激动人心的一年。这是交易所投机生意兴隆和充满乐观希望的时期。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爆发起义来反对宗主国，而英国人就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快乐的海盗日子里一样，老远就闻到了黄金的气味。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以前在公海上干的勾当，现在是在交易所里干了。为了开发拉丁美洲那些年轻的共和国里仍处于处女状态的自然资源，许多公司一家接一家地成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很快就要得到正式承认。被称为假繁荣的传染病也侵入了英国企业家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煤气工业、铁路和酿酒业。到处都在狂热地买，疯狂地卖。股票行情像烟火一样上升，又像烟火一样跌落。到年底，发生了交易所的恐慌；银行冻结了款项，许多公司纷纷倒闭，许多人遭到破产。正如司各特在《罗伯·罗依》中所写，“早晨的寒气使人清醒过来”。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一切蠢事会连累到他自己；因此当他得知冒险投机生意坏了康斯特布尔的伦敦代理人、“赫斯特·罗宾逊公司”的大事时，感到十分震惊。
这时司各特正忙于拿破仑传的写作。他身边摆满了书籍、报纸、手稿和其他材料，常常一连几小时伏在写字台上，聚精会神地企图透过眼镜片看清密密麻麻的外文铅字和字母。与他同时代的报纸和杂志他一般是不看的；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中，他比任何人都更少阅读当时的报刊。
而现在他不得不研读过期的《箴言》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报刊。这种不习惯的工作使他感到疲倦，于是他又开始写作新的小说——《伍德斯托克》。他仍然抱有幻想，打算再买一大块地皮：凯德尔刚刚向他提出建议，假如需要的话，“拿现钱出来”，正因为如此，从伦敦传来的关于那边的事情不妙的消息使他大为吃惊，简直不愿意相信。无论“赫斯特和罗宾逊”遭到什么样的不幸，都会给康斯特布尔和巴兰坦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三家公司在出版和销售“《威弗利》作者”的小说方面是密切合作的。他寻思道：“1814年我就有过教训，我本应从中得出结论，但成功和富足使我把它忘了。”不幸正是在这里。他对事务的忽视是由于一种简单的原因：他讨厌一切赚钱手段，当然除了使他感到快乐的写作以外；由于他生来习惯于驱散关于他觉得可鄙的事物的念头，因而对于自己的财政状态，他没有一点点概念。“多操心多烦恼”这一格言对他来说就是法律，正如对一切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的人一样。康斯特布尔证明，在他的公司和作者的一切业务往来中，“司各特总是表现得极为好说话，极为宽宏大量，和他打交道时不需要提出任何条件和前提。而这在别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有时候他从幻想中惊醒——他幻想要把阿博茨福德扩大多少英亩，幻想写新的小说，这时他便发挥出一个远离事务的人被实际事务吸引而着手干起来时那种狂热的积极性。这时他总要嘱咐詹姆斯·巴兰坦要经常地去自己的印刷所看看，因为重要事情是不能转托下属和小人物的；并劝导他说，像他这样才干出众，诚实正直，理智健全的人是没有权利让懒惰和把一切束之高阁的习惯损害他的品质的。有时司各特要求每星期向他提供关于公司及其财产状况的详细报告——“以便使我不必什么都亲自想到。”也有时候，司各特为某一笔生意规定自己的条件，而且毫不含糊地让人懂得，他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当他得知康斯特布尔雇了另一个印刷商来印刷“《威弗利》作者”小说的彩色版时（这发生在康斯特布尔已为取得小说出版权付出大笔款额以后），司各特坚持要像遵守誓言一样不折不扣地承担责任，“我按合同答应写的书应按规定在圣约翰街（即在巴兰坦那里。——本书作者注）印刷。否则我就要用自己的刀来割断喉管”。但对斤斤计较的事情的这种兴趣的突发，正好证明了司各特不喜欢干这样的事，想要更快地摆脱它们；但他终究未能使自己深入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司各特的性格中，慷慨、轻信、不谙实事和目光短浅等各种特点占有相等的位置；这些特点加在一起便给他带来了灾难。他对巴兰坦和康斯特布尔过于慷慨，过分信赖后者，对印刷所的事务畏缩、忽视，幼稚荒唐地挥霍金钱去购买阿博茨福德的土地并在那里大兴土木。
但最主要的是，司各特的破产，错在他对建筑房屋及购买土地的酷爱——这是他浪漫主义本性的反面。一切从保证孩子们生活舒适的愿望开始，以确保自己的家族长盛不衰的理想结束。他不是把销售小说所获利润的主要部分投入印刷所，以保障印刷所的前途，却几乎把这些钱完全用于扩大自己的地产、别墅和殷勤待客，拨给印刷所的钱则只够维持日常需要。
他已经与期票和利息打了好几年交道。从1816年到1821年，他凭应由“康斯特布尔公司”支付的“詹姆斯·巴兰坦公司”的期票借钱。
银行对这些期票办理贴现。同时康斯特布尔的公司得到可靠保证：司各特的公司支付给它同样数目的相向票据。康斯特布尔把这些票据保存起来作为抵押。但是最初的一批期票（共27000英镑）始终没有清偿；银行一再被请求延长期票有效期，每次延期都增加了未偿还的债务。当康斯特布尔面临破产危险时，他慌忙把相向票据卖了出去，虽然这种票据仅仅是一种保证，不是用来流通的。结果司各特不仅被康斯特布尔拒绝支付的与最初的期票有关的债务缠身，而且由于巴兰坦拒绝支付相向票据的款项而受到两面夹攻；这样一来，司各特不得不为同一笔债务偿还两次。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说明他对商业事务细节的漫不经心了，由此也说明他对这类事务缺乏兴趣，他在给儿子瓦尔特的信里承认：“我把债务交给他们来处理了，这些债务他们早就应该偿清，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只是定期支付利息，这从他们方面来说无论如何不能称为忠诚老实的行为，但我并不知道，这些债务仍然存在。”
危机发生的初期，凯德尔和康斯特布尔还千方百计地安慰他，他还以为后者和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接着从凯德尔那里开始传来紧急信号，康斯特布尔更频繁地到伦敦去，1825年12月8日，司各特从巴兰坦那里得知，“赫斯特·罗宾逊公司”的破产实际上已不可避免。这意味着“康斯特布尔公司”也将遭到灾难，因为它和它的伦敦代理人之间也像它和巴兰坦之间一样，存在着原始期票和相向票据的混乱。可怕的消息迫使瓦尔特爵士痛苦地思索：
“人们会说，这个骄傲的家伙终于垮台了。让他们去满足自己的骄傲心理吧，让他们断定，我的垮台会抬高他们的地位，或者装出的确如此的样子吧。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这样一种想法：我的顺利曾给许多人带来好处，一些人出于对我的高尚意图和始终不渝的为穷人做好事的愿望的宽容，至少会原谅我转瞬即逝的富裕。这个消息会给达尼克和阿博茨福德的房舍带来沮丧，我已没有一点希望来保留阿博茨福德。它成了我的达利拉，我常常叫它这个名字……再过些日子，我要下决心永远不再到那里去。当我的头盔上几乎没有留下帽缨时，我怎么还敢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呢？在我曾经富有和备受尊敬的地方凄凉地作为一个不幸的负债累累的人了此残生吗？上帝保佑，只要我的孩子们生活有保障！我打算星期六到那里去，高高兴兴地、得意洋洋地到那里去接待朋友，——我的狗要白等我了——这当然是蠢话，但想到将不得不和这些不会说话的畜牲分手，我还是感到十分悲伤，甚至比我和纸张分享的一切令人难过的思想更令人难过——可怜的东西，不得不给它们另寻好主人啰。世界上毕竟有一些人会出于对我的友爱而喜欢我的狗的——因为它们曾经是我的狗。算了，不说这些了，否则就会彻底在精神上垮掉，丧失男子汉和不幸作斗争的应有勇气。”
夏洛特的性格脆弱，身体又不好，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他看上去外表平静，这可能只会使她更加生气，不管怎样，她责备他不谨慎，过于自信——责怪是公正的，但这并不使人好受些。但是，他想起了她的“高贵和善良的心”，因而原谅了她意志的消沉。他懂得，从现在开始，他不得不以非凡的献身精神来工作，虽然“幻想的盛筵和仇恨的感觉一起结束了。我已经不能够允许自己享受到这样的快乐：每天早晨带着光辉的思想醒来，赶紧把它们写到纸上；每个月小结一下：所写的东西能使我种下多少新的树苗，买多少英亩荒地……但保护阿博茨福德——为此我要尽一切可能。我的心寄托在我亲手创建的庄园。”
1826年对司各特来说不是好兆头：他用阿博茨福德做抵押借了10000英镑；这笔钱大部分用来帮助遭到不幸的公司，最终只是增加了他的债务。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是，不得不如此无意义地抵押他的不动产，而这笔不动产他是指望不负债地传给儿子的。他不能原谅康斯特布尔在这件事上扮演的“老滑头”的角色，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康斯特布尔的无限信任更加伤害了司各特的自尊心。但是司各特对首先应该问罪的凯德尔的态度依然如故，这也许是因为这个没有感情的数字脑瓜对他表现出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同情心。
1月16日，司各特来到爱丁堡，他得知的第一件事是：“赫斯特·罗宾逊公司”拒绝按“康斯特布尔公司”的期票付款；这意味着两家公司都破产了，“詹姆斯·巴兰坦公司”也面临破产。但是他当天晚上在他的老朋友詹姆斯·斯金家吃饭，看上去仍像往常一样乐观愉快，以他固有的从容态度和快乐心情参加餐桌上的谈话，并请主人第二天早上到他那里去一下。17日斯金走进他的书房时，司各特已经从巴兰坦那里得悉发生了最坏的事。他从桌旁站起身来，向客人伸出手去，一边说：“斯金，这是一个穷光蛋的手。康斯特布尔破产了，我也dufondaucomble破产了。真是可怕的打击，但我必须挺住。惟一使我苦恼的是，我惦念可怜的夏洛特和孩子们。”可想而知，当他试图让夏洛特和安娜明白，破产是不可避免时，城堡街上发生的场面是令人难受的；管家证明，这一天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茶点和晚饭，第二天早饭也没有吃。司各特的朋友们赶紧来搭救他，表示愿意借给他钱，一位不愿暴露身份的崇拜者想借给他30000英镑。儿子瓦尔特写信来说，父亲可以支配珍妮的全部财产（约14000英镑），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可以卖掉她在洛霍尔的土地。“天哪，千万别这样！”司各特对此这样说。
保罗请求他接受自己的全部积蓄，“因为全亏了您的慷慨支持……我才能攒起几百英镑，我请求您把它们看作全是您的。”但司各特拒绝了所有向他提供帮助的建议。“我的右手会帮助我”，他声明说。所有这些充满不安和倒霉事的日子里，他的右手不停地在写《伍德斯托克》；第一卷他在15天内写了出来，其中10天他还得参加高等法院的开庭。
由于他的公司破产的结果，这样一个事实终于大白于天下，那就是：
公司是属于他的。这件事他一直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严守秘密，它的公开加上妻子儿女的忧伤，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司各特难受。印刷业老板的隐姓埋名即使不是直接的欺诈行为，至少也是隐瞒事实。司各特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会认为他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的。真相大白以后他第一次在高等法院出现时，一位旁
这时司各特正忙于拿破仑传的写作。他身边摆满了书籍、报纸、手稿和其他材料，常常一连几小时伏在写字台上，聚精会神地企图透过眼镜片看清密密麻麻的外文铅字和字母。与他同时代的报纸和杂志他一般是不看的；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中，他比任何人都更少阅读当时的报刊。
而现在他不得不研读过期的《箴言》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报刊。这种不习惯的工作使他感到疲倦，于是他又开始写作新的小说——《伍德斯托克》。他仍然抱有幻想，打算再买一大块地皮：凯德尔刚刚向他提出建议，假如需要的话，“拿现钱出来”，正因为如此，从伦敦传来的关于那边的事情不妙的消息使他大为吃惊，简直不愿意相信。无论“赫斯特和罗宾逊”遭到什么样的不幸，都会给康斯特布尔和巴兰坦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三家公司在出版和销售“《威弗利》作者”的小说方面是密切合作的。他寻思道：“1814年我就有过教训，我本应从中得出结论，但成功和富足使我把它忘了。”不幸正是在这里。他对事务的忽视是由于一种简单的原因：他讨厌一切赚钱手段，当然除了使他感到快乐的写作以外；由于他生来习惯于驱散关于他觉得可鄙的事物的念头，因而对于自己的财政状态，他没有一点点概念。“多操心多烦恼”这一格言对他来说就是法律，正如对一切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的人一样。康斯特布尔证明，在他的公司和作者的一切业务往来中，“司各特总是表现得极为好说话，极为宽宏大量，和他打交道时不需要提出任何条件和前提。而这在别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有时候他从幻想中惊醒——他幻想要把阿博茨福德扩大多少英亩，幻想写新的小说，这时他便发挥出一个远离事务的人被实际事务吸引而着手干起来时那种狂热的积极性。这时他总要嘱咐詹姆斯·巴兰坦要经常地去自己的印刷所看看，因为重要事情是不能转托下属和小人物的；并劝导他说，像他这样才干出众，诚实正直，理智健全的人是没有权利让懒惰和把一切束之高阁的习惯损害他的品质的。有时司各特要求每星期向他提供关于公司及其财产状况的详细报告——“以便使我不必什么都亲自想到。”也有时候，司各特为某一笔生意规定自己的条件，而且毫不含糊地让人懂得，他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当他得知康斯特布尔雇了另一个印刷商来印刷“《威弗利》作者”小说的彩色版时（这发生在康斯特布尔已为取得小说出版权付出大笔款额以后），司各特坚持要像遵守誓言一样不折不扣地承担责任，“我按合同答应写的书应按规定在圣约翰街（即在巴兰坦那里。——本书作者注）印刷。否则我就要用自己的刀来割断喉管”。但对斤斤计较的事情的这种兴趣的突发，正好证明了司各特不喜欢干这样的事，想要更快地摆脱它们；但他终究未能使自己深入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司各特的性格中，慷慨、轻信、不谙实事和目光短浅等各种特点占有相等的位置；这些特点加在一起便给他带来了灾难。他对巴兰坦和康斯特布尔过于慷慨，过分信赖后者，对印刷所的事务畏缩、忽视，幼稚荒唐地挥霍金钱去购买阿博茨福德的土地并在那里大兴土木。
但最主要的是，司各特的破产，错在他对建筑房屋及购买土地的酷爱——这是他浪漫主义本性的反面。一切从保证孩子们生活舒适的愿望开始，以确保自己的家族长盛不衰的理想结束。他不是把销售小说所获利润的主要部分投入印刷所，以保障印刷所的前途，却几乎把这些钱完全用于扩大自己的地产、别墅和殷勤待客，拨给印刷所的钱则只够维持日常需要。
他已经与期票和利息打了好几年交道。从1816年到1821年，他凭应由“康斯特布尔公司”支付的“詹姆斯·巴兰坦公司”的期票借钱。
银行对这些期票办理贴现。同时康斯特布尔的公司得到可靠保证：司各特的公司支付给它同样数目的相向票据。康斯特布尔把这些票据保存起来作为抵押。但是最初的一批期票（共27000英镑）始终没有清偿；银行一再被请求延长期票有效期，每次延期都增加了未偿还的债务。当康斯特布尔面临破产危险时，他慌忙把相向票据卖了出去，虽然这种票据仅仅是一种保证，不是用来流通的。结果司各特不仅被康斯特布尔拒绝支付的与最初的期票有关的债务缠身，而且由于巴兰坦拒绝支付相向票据的款项而受到两面夹攻；这样一来，司各特不得不为同一笔债务偿还两次。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说明他对商业事务细节的漫不经心了，由此也说明他对这类事务缺乏兴趣，他在给儿子瓦尔特的信里承认：“我把债务交给他们来处理了，这些债务他们早就应该偿清，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只是定期支付利息，这从他们方面来说无论如何不能称为忠诚老实的行为，但我并不知道，这些债务仍然存在。”
危机发生的初期，凯德尔和康斯特布尔还千方百计地安慰他，他还以为后者和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接着从凯德尔那里开始传来紧急信号，康斯特布尔更频繁地到伦敦去，1825年12月8日，司各特从巴兰坦那里得知，“赫斯特·罗宾逊公司”的破产实际上已不可避免。这意味着“康斯特布尔公司”也将遭到灾难，因为它和它的伦敦代理人之间也像它和巴兰坦之间一样，存在着原始期票和相向票据的混乱。可怕的消息迫使瓦尔特爵士痛苦地思索：
“人们会说，这个骄傲的家伙终于垮台了。让他们去满足自己的骄傲心理吧，让他们断定，我的垮台会抬高他们的地位，或者装出的确如此的样子吧。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这样一种想法：我的顺利曾给许多人带来好处，一些人出于对我的高尚意图和始终不渝的为穷人做好事的愿望的宽容，至少会原谅我转瞬即逝的富裕。这个消息会给达尼克和阿博茨福德的房舍带来沮丧，我已没有一点希望来保留阿博茨福德。它成了我的达利拉，我常常叫它这个名字……再过些日子，我要下决心永远不再到那里去。当我的头盔上几乎没有留下帽缨时，我怎么还敢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呢？在我曾经富有和备受尊敬的地方凄凉地作为一个不幸的负债累累的人了此残生吗？上帝保佑，只要我的孩子们生活有保障！我打算星期六到那里去，高高兴兴地、得意洋洋地到那里去接待朋友，——我的狗要白等我了——这当然是蠢话，但想到将不得不和这些不会说话的畜牲分手，我还是感到十分悲伤，甚至比我和纸张分享的一切令人难过的思想更令人难过——可怜的东西，不得不给它们另寻好主人啰。世界上毕竟有一些人会出于对我的友爱而喜欢我的狗的——因为它们曾经是我的狗。算了，不说这些了，否则就会彻底在精神上垮掉，丧失男子汉和不幸作斗争的应有勇气。”
夏洛特的性格脆弱，身体又不好，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他看上去外表平静，这可能只会使她更加生气，不管怎样，她责备他不谨慎，过于自信——责怪是公正的，但这并不使人好受些。但是，他想起了她的“高贵和善良的心”，因而原谅了她意志的消沉。他懂得，从现在开始，他不得不以非凡的献身精神来工作，虽然“幻想的盛筵和仇恨的感觉一起结束了。我已经不能够允许自己享受到这样的快乐：每天早晨带着光辉的思想醒来，赶紧把它们写到纸上；每个月小结一下：所写的东西能使我种下多少新的树苗，买多少英亩荒地……但保护阿博茨福德——为此我要尽一切可能。我的心寄托在我亲手创建的庄园。”
1826年对司各特来说不是好兆头：他用阿博茨福德做抵押借了10000英镑；这笔钱大部分用来帮助遭到不幸的公司，最终只是增加了他的债务。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是，不得不如此无意义地抵押他的不动产，而这笔不动产他是指望不负债地传给儿子的。他不能原谅康斯特布尔在这件事上扮演的“老滑头”的角色，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康斯特布尔的无限信任更加伤害了司各特的自尊心。但是司各特对首先应该问罪的凯德尔的态度依然如故，这也许是因为这个没有感情的数字脑瓜对他表现出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同情心。
1月16日，司各特来到爱丁堡，他得知的第一件事是：“赫斯特·罗宾逊公司”拒绝按“康斯特布尔公司”的期票付款；这意味着两家公司都破产了，“詹姆斯·巴兰坦公司”也面临破产。但是他当天晚上在他的老朋友詹姆斯·斯金家吃饭，看上去仍像往常一样乐观愉快，以他固有的从容态度和快乐心情参加餐桌上的谈话，并请主人第二天早上到他那里去一下。17日斯金走进他的书房时，司各特已经从巴兰坦那里得悉发生了最坏的事。他从桌旁站起身来，向客人伸出手去，一边说：“斯金，这是一个穷光蛋的手。康斯特布尔破产了，我也dufondaucomble破产了。真是可怕的打击，但我必须挺住。惟一使我苦恼的是，我惦念可怜的夏洛特和孩子们。”可想而知，当他试图让夏洛特和安娜明白，破产是不可避免时，城堡街上发生的场面是令人难受的；管家证明，这一天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茶点和晚饭，第二天早饭也没有吃。司各特的朋友们赶紧来搭救他，表示愿意借给他钱，一位不愿暴露身份的崇拜者想借给他30000英镑。儿子瓦尔特写信来说，父亲可以支配珍妮的全部财产（约14000英镑），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可以卖掉她在洛霍尔的土地。“天哪，千万别这样！”司各特对此这样说。
保罗请求他接受自己的全部积蓄，“因为全亏了您的慷慨支持……我才能攒起几百英镑，我请求您把它们看作全是您的。”但司各特拒绝了所有向他提供帮助的建议。“我的右手会帮助我”，他声明说。所有这些充满不安和倒霉事的日子里，他的右手不停地在写《伍德斯托克》；第一卷他在15天内写了出来，其中10天他还得参加高等法院的开庭。
由于他的公司破产的结果，这样一个事实终于大白于天下，那就是：
公司是属于他的。这件事他一直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严守秘密，它的公开加上妻子儿女的忧伤，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司各特难受。印刷业老板的隐姓埋名即使不是直接的欺诈行为，至少也是隐瞒事实。司各特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会认为他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的。真相大白以后他第一次在高等法院出现时，一位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