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有因有革"的历史发展观（2/2）
作者：吕祖谦评传
乱，霸者恐天下之无乱。乱不极则功不大，功不大则名不高，将隆其名必张其功，将张其功，必养其乱。??噫，此王霸之辩也。①吕祖谦认为王、霸区别的主要标志是，两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王者所想的是天下太平晏然，而不是自己名声的大小。他们特别害怕自己名望声誉与日俱长，播及天下，这是因为大凡名声的建立是要在除暴平乱中产生的。没有② 《大事记·解题》卷3。
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同上卷18《孟子说》。
③ 《东莱博议》卷1《盗杀伋寿》。
暴乱，就没有自己名声显赫的机会，抑或说自己名声大了，这就意味着天下有了暴乱。而有违其"与斯民相忘于无事之域"之夙愿。霸者则与上者相反，他们所考虑的是要自己出名，而且知名度愈高愈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希望天下大乱，人民处于"暴"、"恶"的熬煎之中，而由自己解民于倒悬。
但这怎么能比得上天下本来就太平呢？因而相比之下，王者要比霸者更高明。因此人们当以王道为期。他说：天下之为治者，未尝无所期也。王期于王，霸期于霸，强期于强，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趋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动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应是期也。要想达到天下之治，就必须有明确的奋斗方向，这好比射箭必须要有箭靶，走路要有目标一样。而目标愈远愈大，就愈易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对于统治者来说应该以王道自期自律才行。如果仅以霸道为满足，是不可能将其功业永远保持下去的。他在评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晚年穷途末路时这样说：呜呼，管仲辅桓公之初心，其自期何如邪？晚节末路至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区区偕仲，属之于宋襄焉。吾读书至此，未尝不怜其衰而哀其穷也。世之诋霸者必日尚功利，五霸桓公为盛，诸子相屠，身死不殡，祸且不能避，岂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彼诋霸以功利者，何其借誉之深也。吕祖谦认为齐桓公晚年之所以发生不能"自定其子"，将其后事嘱咐给宋襄公这样的无能之辈，死后，由于五子各树党争立，相互屠杀，以致其尸体二月有余尚不能成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齐桓公向以霸者自期自律，尚权谋诈力而不尚仁义，一旦"葵邱之会悉偿所愿，满足无余，??所期既满，其心亦满，满则骄，骄则怠，怠则衰。"②吕祖谦断定"桓公之罪在于自期之时，而不在既满之时"。他设想，假使齐桓公"素不以霸自期，则下视霸功亦蚊蛇之过前耳，??进霸而至于王，极天下之所期，无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③这就是说齐桓公以天下最高的政治目标王道自期自律，则永远不会到达终点，"悉偿所愿"，从而就会自强不息，汲汲而为，而根本不可能产生骄怠之心，吕祖谦不同意将"功利"与"霸"连接一起，认为批评霸者"尚功利"，实际上是在美化霸者。以五霸之盛者齐桓公尚且落得"身死不殡，祸且不能避"，哪里还有什么功利可言呢？在这里，吕祖谦虽然没有明确说王霸对立，实际是取尊王贱霸之说的。
但是吕祖谦亦不同意对三代帝王之德的无限拔高。他从历史考据的角度指出，古代传说的圣王之德并不符合历史之实际情况。他在《东莱博议·宋公楚人战于泓》中有如下一段议论：说者乃以宋襄之败，为古道之累，是犹见者误评宫角，遂欲并废大乐，岂不过甚矣哉！或者又谓宋襄无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败亦非也。??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师者曰：殄歼乃仇，日取彼凶残，凛然未尝育毫发贷其所宽者，惟弗迓克奔而已。
吕祖谦认为古代圣王们在战争中并不那么仁慈宽厚，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亦是十分凶残的，"凛然未尝有毫发贷其所宽者"。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朱熹等① 《东莱博议》卷3《癸邱之会》。
① 《东莱博议》卷2《齐寺人貂漏师》。
② 同上《葵邱之会》。
③ 同上。
人所虚构的圣王形象，而还历史的真实。吕祖谦以确凿的古文献记载，说明了对"三代圣王"不可虚构美化，虽不及陈亮对朱熹复古主义所作的批判尖锐激烈，但却具有较大的说服力。
我们认为吕祖谦在王霸之辨上的矛盾态度具有调和朱熹、陈亮之倾向，其实这也不奇怪。作为理学家，吕祖谦自然要尊王贱霸，而作为历史学家，面对着确凿有据的历史资料，他亦不能容忍朱熹的虚构神话。
要之，吕祖谦的史学观就总的倾向来说，是进步的，其中含有不少积极之因素，虽然其中亦有若干消极之成份，但这毕竟是次要的。
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同上卷18《孟子说》。
③ 《东莱博议》卷1《盗杀伋寿》。
暴乱，就没有自己名声显赫的机会，抑或说自己名声大了，这就意味着天下有了暴乱。而有违其"与斯民相忘于无事之域"之夙愿。霸者则与上者相反，他们所考虑的是要自己出名，而且知名度愈高愈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希望天下大乱，人民处于"暴"、"恶"的熬煎之中，而由自己解民于倒悬。
但这怎么能比得上天下本来就太平呢？因而相比之下，王者要比霸者更高明。因此人们当以王道为期。他说：天下之为治者，未尝无所期也。王期于王，霸期于霸，强期于强，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趋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动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应是期也。要想达到天下之治，就必须有明确的奋斗方向，这好比射箭必须要有箭靶，走路要有目标一样。而目标愈远愈大，就愈易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对于统治者来说应该以王道自期自律才行。如果仅以霸道为满足，是不可能将其功业永远保持下去的。他在评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晚年穷途末路时这样说：呜呼，管仲辅桓公之初心，其自期何如邪？晚节末路至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区区偕仲，属之于宋襄焉。吾读书至此，未尝不怜其衰而哀其穷也。世之诋霸者必日尚功利，五霸桓公为盛，诸子相屠，身死不殡，祸且不能避，岂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彼诋霸以功利者，何其借誉之深也。吕祖谦认为齐桓公晚年之所以发生不能"自定其子"，将其后事嘱咐给宋襄公这样的无能之辈，死后，由于五子各树党争立，相互屠杀，以致其尸体二月有余尚不能成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齐桓公向以霸者自期自律，尚权谋诈力而不尚仁义，一旦"葵邱之会悉偿所愿，满足无余，??所期既满，其心亦满，满则骄，骄则怠，怠则衰。"②吕祖谦断定"桓公之罪在于自期之时，而不在既满之时"。他设想，假使齐桓公"素不以霸自期，则下视霸功亦蚊蛇之过前耳，??进霸而至于王，极天下之所期，无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③这就是说齐桓公以天下最高的政治目标王道自期自律，则永远不会到达终点，"悉偿所愿"，从而就会自强不息，汲汲而为，而根本不可能产生骄怠之心，吕祖谦不同意将"功利"与"霸"连接一起，认为批评霸者"尚功利"，实际上是在美化霸者。以五霸之盛者齐桓公尚且落得"身死不殡，祸且不能避"，哪里还有什么功利可言呢？在这里，吕祖谦虽然没有明确说王霸对立，实际是取尊王贱霸之说的。
但是吕祖谦亦不同意对三代帝王之德的无限拔高。他从历史考据的角度指出，古代传说的圣王之德并不符合历史之实际情况。他在《东莱博议·宋公楚人战于泓》中有如下一段议论：说者乃以宋襄之败，为古道之累，是犹见者误评宫角，遂欲并废大乐，岂不过甚矣哉！或者又谓宋襄无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败亦非也。??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师者曰：殄歼乃仇，日取彼凶残，凛然未尝育毫发贷其所宽者，惟弗迓克奔而已。
吕祖谦认为古代圣王们在战争中并不那么仁慈宽厚，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亦是十分凶残的，"凛然未尝有毫发贷其所宽者"。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朱熹等① 《东莱博议》卷3《癸邱之会》。
① 《东莱博议》卷2《齐寺人貂漏师》。
② 同上《葵邱之会》。
③ 同上。
人所虚构的圣王形象，而还历史的真实。吕祖谦以确凿的古文献记载，说明了对"三代圣王"不可虚构美化，虽不及陈亮对朱熹复古主义所作的批判尖锐激烈，但却具有较大的说服力。
我们认为吕祖谦在王霸之辨上的矛盾态度具有调和朱熹、陈亮之倾向，其实这也不奇怪。作为理学家，吕祖谦自然要尊王贱霸，而作为历史学家，面对着确凿有据的历史资料，他亦不能容忍朱熹的虚构神话。
要之，吕祖谦的史学观就总的倾向来说，是进步的，其中含有不少积极之因素，虽然其中亦有若干消极之成份，但这毕竟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