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法治与德治（1/2）
作者：吕祖谦评传
法是伴随着国家一起出现的。如果说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而法则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有国则有法，无法则不成其国，此乃古今通例。和法一样，德也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所体现的首先也是统治阶级的愿望和利益。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法与德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偏废。
一、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
和当时一般理学家有所不同，吕祖谦并不讳言法对封建的政权所起的维系作用。他说：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不害）韩（非）深刻之书，此殊未然。人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会看得仁义之气蔼然在其中，但续降者有时务快，多过法耳。崇德轻法是儒家的传统观点。不少理学家一提到法，便把它和申不害、韩非等人联系起来。吕祖谦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法"是"人情物理所在"。一部好的法令，其中包含了"仁义之气"。后世不少"续降者"为了贪图方便，凭着自己个人的喜恶办事，而不遵循"人情物理所在"之法，把事情办糟了，这并不意味着法不好，恰恰相反，这正是"过法"之缘故。
① 《文集》卷16《周礼说》。
① 《文集》卷14《易说·明夷》。
① 《文集》卷20《杂说》。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蒙卦）中说："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脱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谓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畏威以从，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出于地主阶级的偏见，程颐一向认为老百姓生来气质昏蒙，愚昧顽劣。如果不去其昏蒙桎梏，他们就很难接受封建主义教化，"善教无由而入"。而去其昏蒙的唯一办法是用严刑重罚禁止他们的邪恶思念和行动，使他们感到畏惧，而被迫顺从"刑禁"，"不敢肆其昏蒙之欲"。久而久之，老百姓的昏蒙之桎梏就会慢慢地解除，也就可以接受封建教育了。对于程颐这一思想，吕祖谦完全同意，他说：初六，发蒙，利用刑人，上九击蒙，师严然后道尊。蒙，始终皆以严。在他看来，要对百姓启蒙，就必须先用刑罚。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道尊"的目的。
吕祖谦迸而指出，不能以"刑法"的轻重来断定它是否符合仁义之原则，而应当把"法"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不少"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宽松。但也正因为它的宽松，人们就会因此而掉以轻心，视之若有还无，结果陷入重罪，所以名为"轻刑"，实则不然。"内有轻刑之名，外有杀人之实"。②相反，有些刑罚看上去很严峻，但正因为其严峻，人望而生畏，不敢有半点触犯，从而变得循规蹈矩，减少了犯罪现象。因而这种"峻刑"，实际上是很"仁义"的。他这样分析道：大抵为恶，先从发足处制之，则恶必不能长也。屡校灭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于恶，必自进于善矣，所以无咎也。昔周公治商之顽民，不急于他事，乃切切在于禁其群饮之愚夫，何故？商民染纣之沈酣，遂致顽而不淳。周公察其所从来，自其所以为恶之本原而制之，岂后人区区制其未流之比哉！刑，断人之足，灭人之趾，可谓酷刑。但跀刑目的在于制恶，使恶不能蔓延。人们害怕断足、灭趾，就不干坏事，避免陷入罪恶，而"进于善"，所以从本质上考察，它是符合仁义之道的。周公在治理商民时，其它事情可以暂时不论，首先是严厉地禁止商民"群饮"。这是因为在纣之"沈酣"的影响下，商民多喜"群饮"，不少犯罪作恶之事就是在其"群饮"之后做出的，因此周公严禁"群饮"虽然似嫌"峻厉"，但却杜绝了商民"顽而不淳"之根源。
吕祖谦认为一定要以严惩恶，哪怕是小过微罪，也不能姑且手软。他说：（孔子）一旦见原壤之箕踞则以杖叩其胫，见冉求之聚敛则鸣鼓而攻之。圣人以严御恶，政所谓中也。"箕踞"，傲慢无礼之貌也；"聚敛"，求富之行也。二者均为小过，而孔子一则以杖叩其胫，一则鸣鼓而攻之，似乎是罚不当罪。但是任何大恶都是从小过慢慢积淀而成的，对小过微罪以严惩之，即能防止流于大恶，故而符合"中"之原则。
小过微罪要以严御之，而对作恶多端的"强暴者"就更要施以严刑峻法。
六二乘初刚，是用刑于刚强之人。刑刚强之人，必须深痛。故至灭鼻而无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得非过于中乎？治刚强而用严刑，正如病深者用药猛，方得适宜，乃所谓中。??乘初九之强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皆谓刑① 《文集》卷12《易说·蒙》。
② 《文集》卷20《杂说》。
① 《文集》卷12《易说·噬嗑》。
② 同上。
平国用中典，即谓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正圣人之中也。有人认为刑要轻，法要宽，这才是"君子之中道"，国之常典，吕祖谦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指出"刚强"。"强暴"者是不把轻刑宽法放在心上的，因而轻刑微惩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对于他们只有施以"深刻之刑"，予以"深痛"，才会有震摄之力。这如同对生重病者用猛烈之药治之的道理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本身就是"中道"，决不会因此而招致过咎的。
吕祖谦在这里说的"强暴"、"刚强"者，主要有这样两部分人：
一、 "蠹国害民"的"权倖之臣"。他们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干胏干肉"。他们的所作所为危及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只有将他们绳之以法，惩之以刑，才能巩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
譬如人固是被私意间隔处，各不同。苟不察见问隔所在则在用力。噬嗑，缘有物间隔，故须用明与成治之，然后无问。①大凡噬干胏干肉，皆去间之理也。??为问既大，须用力深，则所得亦大。大抵人情当患难未平之时，则克艰其事，及患难既平之后，则忘其艰贞。故圣人特于此致戒。
后汉董卓为汉大问，王允诛之。至其终而不能艰贞，汉遂复乱，正此义之所戒也。吕祖谦认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本来是亲亲爱爱。和睦融洽，但由于"权幸大臣"从中作梗，他们如同"间隔"之物，使得上下离心，左右失和。如东汉未年之董卓就是这样的"权倖之臣"。治理天下，首先要将他们剔除，直至"诛之"。王允的悲剧不在于他诛戮董卓，而是因为他在杀了董卓之后，骄傲自满，"忘其艰贞"之故。
二、"伺机窃变"的"豪猾之民"。这些人一有机会就会破坏封建秩序，企图推翻封建政权，故而对他们亦不能仁慈，必须坚决镇压之。
吕祖谦指出，要重振封建纲纪，就应拿这两部分人开刀。这样，既铲除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痈疽"，又扑灭了外部的农民革命势力，天下之大治岂有不至之理。遗憾的是"衰世之君"并不懂得这个道理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法与德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偏废。
一、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
和当时一般理学家有所不同，吕祖谦并不讳言法对封建的政权所起的维系作用。他说：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不害）韩（非）深刻之书，此殊未然。人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会看得仁义之气蔼然在其中，但续降者有时务快，多过法耳。崇德轻法是儒家的传统观点。不少理学家一提到法，便把它和申不害、韩非等人联系起来。吕祖谦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法"是"人情物理所在"。一部好的法令，其中包含了"仁义之气"。后世不少"续降者"为了贪图方便，凭着自己个人的喜恶办事，而不遵循"人情物理所在"之法，把事情办糟了，这并不意味着法不好，恰恰相反，这正是"过法"之缘故。
① 《文集》卷16《周礼说》。
① 《文集》卷14《易说·明夷》。
① 《文集》卷20《杂说》。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蒙卦）中说："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脱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谓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畏威以从，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出于地主阶级的偏见，程颐一向认为老百姓生来气质昏蒙，愚昧顽劣。如果不去其昏蒙桎梏，他们就很难接受封建主义教化，"善教无由而入"。而去其昏蒙的唯一办法是用严刑重罚禁止他们的邪恶思念和行动，使他们感到畏惧，而被迫顺从"刑禁"，"不敢肆其昏蒙之欲"。久而久之，老百姓的昏蒙之桎梏就会慢慢地解除，也就可以接受封建教育了。对于程颐这一思想，吕祖谦完全同意，他说：初六，发蒙，利用刑人，上九击蒙，师严然后道尊。蒙，始终皆以严。在他看来，要对百姓启蒙，就必须先用刑罚。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道尊"的目的。
吕祖谦迸而指出，不能以"刑法"的轻重来断定它是否符合仁义之原则，而应当把"法"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不少"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宽松。但也正因为它的宽松，人们就会因此而掉以轻心，视之若有还无，结果陷入重罪，所以名为"轻刑"，实则不然。"内有轻刑之名，外有杀人之实"。②相反，有些刑罚看上去很严峻，但正因为其严峻，人望而生畏，不敢有半点触犯，从而变得循规蹈矩，减少了犯罪现象。因而这种"峻刑"，实际上是很"仁义"的。他这样分析道：大抵为恶，先从发足处制之，则恶必不能长也。屡校灭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于恶，必自进于善矣，所以无咎也。昔周公治商之顽民，不急于他事，乃切切在于禁其群饮之愚夫，何故？商民染纣之沈酣，遂致顽而不淳。周公察其所从来，自其所以为恶之本原而制之，岂后人区区制其未流之比哉！刑，断人之足，灭人之趾，可谓酷刑。但跀刑目的在于制恶，使恶不能蔓延。人们害怕断足、灭趾，就不干坏事，避免陷入罪恶，而"进于善"，所以从本质上考察，它是符合仁义之道的。周公在治理商民时，其它事情可以暂时不论，首先是严厉地禁止商民"群饮"。这是因为在纣之"沈酣"的影响下，商民多喜"群饮"，不少犯罪作恶之事就是在其"群饮"之后做出的，因此周公严禁"群饮"虽然似嫌"峻厉"，但却杜绝了商民"顽而不淳"之根源。
吕祖谦认为一定要以严惩恶，哪怕是小过微罪，也不能姑且手软。他说：（孔子）一旦见原壤之箕踞则以杖叩其胫，见冉求之聚敛则鸣鼓而攻之。圣人以严御恶，政所谓中也。"箕踞"，傲慢无礼之貌也；"聚敛"，求富之行也。二者均为小过，而孔子一则以杖叩其胫，一则鸣鼓而攻之，似乎是罚不当罪。但是任何大恶都是从小过慢慢积淀而成的，对小过微罪以严惩之，即能防止流于大恶，故而符合"中"之原则。
小过微罪要以严御之，而对作恶多端的"强暴者"就更要施以严刑峻法。
六二乘初刚，是用刑于刚强之人。刑刚强之人，必须深痛。故至灭鼻而无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得非过于中乎？治刚强而用严刑，正如病深者用药猛，方得适宜，乃所谓中。??乘初九之强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皆谓刑① 《文集》卷12《易说·蒙》。
② 《文集》卷20《杂说》。
① 《文集》卷12《易说·噬嗑》。
② 同上。
平国用中典，即谓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正圣人之中也。有人认为刑要轻，法要宽，这才是"君子之中道"，国之常典，吕祖谦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指出"刚强"。"强暴"者是不把轻刑宽法放在心上的，因而轻刑微惩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对于他们只有施以"深刻之刑"，予以"深痛"，才会有震摄之力。这如同对生重病者用猛烈之药治之的道理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本身就是"中道"，决不会因此而招致过咎的。
吕祖谦在这里说的"强暴"、"刚强"者，主要有这样两部分人：
一、 "蠹国害民"的"权倖之臣"。他们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干胏干肉"。他们的所作所为危及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只有将他们绳之以法，惩之以刑，才能巩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
譬如人固是被私意间隔处，各不同。苟不察见问隔所在则在用力。噬嗑，缘有物间隔，故须用明与成治之，然后无问。①大凡噬干胏干肉，皆去间之理也。??为问既大，须用力深，则所得亦大。大抵人情当患难未平之时，则克艰其事，及患难既平之后，则忘其艰贞。故圣人特于此致戒。
后汉董卓为汉大问，王允诛之。至其终而不能艰贞，汉遂复乱，正此义之所戒也。吕祖谦认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本来是亲亲爱爱。和睦融洽，但由于"权幸大臣"从中作梗，他们如同"间隔"之物，使得上下离心，左右失和。如东汉未年之董卓就是这样的"权倖之臣"。治理天下，首先要将他们剔除，直至"诛之"。王允的悲剧不在于他诛戮董卓，而是因为他在杀了董卓之后，骄傲自满，"忘其艰贞"之故。
二、"伺机窃变"的"豪猾之民"。这些人一有机会就会破坏封建秩序，企图推翻封建政权，故而对他们亦不能仁慈，必须坚决镇压之。
吕祖谦指出，要重振封建纲纪，就应拿这两部分人开刀。这样，既铲除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痈疽"，又扑灭了外部的农民革命势力，天下之大治岂有不至之理。遗憾的是"衰世之君"并不懂得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