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治安强化”（2/2）
底计长2000公里，1941年春增至2500多公里。1942年又增至4500余公里。与此同时，敌人在冀南所建的封锁沟墙也增加到1600多公里。
日本法西斯强盗，在扫荡中使用了各种毒辣的伎俩和战术。他们一面实行所谓“囚笼政策”，一面在扫荡时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时，敌人的屠杀比以前更有组织、更有计划，因而也更加残酷和无人性了。据一个被俘日兵的供述，1940年秋冬之际，日本军事指挥机关曾向其参加山西作战的军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乃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间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根秣，其不能运走的也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填平或放人毒药……”
就这样，敌人对解放区的大扫荡，不仅次数增多，而且规模也加大。仅据1941—1942两年的统计，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1000人以上的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达83万多人，较前两年增加1倍；扫荡的时间也延长了，而且较前更加野蛮凶狠。比如，日寇在华北冀中的一次大扫荡中，竟残杀、伤害群众10万多人，仅在定县北町一地，敌人就用毒气杀死我军民上千人，弄得“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国民党不但不对解放区军民进行协助、支援，反而一方面暗地里指使其10万军队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日寇，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则公开派遣儿十万大军，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在日、伪、蒋对解放区夹击的形势下，加以自然灾害的侵袭，解放区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1941和N42两年中，解放区缩小了，人口由1亿下降到30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
面对东条英机发动的疯狂进攻，中国各解放区军民在**主席和**的英明领导下，同残暴的敌人展开空前激烈的大搏斗，不仅粉碎了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而且也在严峻的残酷环境中受到锻炼。 1941年8月，日寇集中10万人以上的兵力，在敌酋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对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扫荡。敌人分13路出动，企图将我主力消灭于长城的两侧，其扫荡计划准备在4个月内完成。日军采取所谓“铁壁台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
等战术，并使用了伞兵和毒气。我军指挥部当时估计到，在一开始就和敌人决战是不利的，所以当敌人历时半个月到达我中心地区时，我主力己转移到敌后，我后方机关也早己疏散隐蔽，而游击队和民兵则到处袭扰敌人。日寇的合击扑空后，就开始分股“清剿”。从9月起，敌人的小股部队到处搜捕壮丁，烧杀抢掠，我外线部队就在这时反戈一击，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到9月下旬，各路日军屡次失利，造成困顿混乱，我军又适时地集中了相当兵力，对敌人予以沉重打击，井收复了阜平等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为了配合晋察冀的反扫荡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了协同作战。从胶东到晋西北，从晋冀鲁豫边区到大青山根据地，各部队同时出击，收复了许多城市和占领了300多个敌伪据点，平汉、同蒲、沧石，德石等于线不时为我切断。
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日军主力被迫自9月中旬开始从北岳区撤退，到10月中旬全部撤走。敌人撤退时，我军沿途设伏，予以重大创伤。在这次反扫荡中，总计我作战800多次，毙俘敌伪军8000多名，破路400多公里，击毁火车3列。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认失败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
并以“狮于捕鼠，效力不大”来解嘲，此次敌人共烧毁我房屋15万多间，掠夺我粮食2900多万公斤，抢走我牲畜1万多头，残杀我人民4500余人，抓去 1.7万多人。
在这两个月的反扫荡战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的韦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9月25日，敌人企图以2500余人的优势乓力围歼我一个团于易水河畔的狼牙山。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当日军到达狼牙山时，我即以一个班的兵力据守险要，掩护全团安全转移。敌人对这个班施以数千发炮弹猛轰，并以优势兵力数度猛扑。但我战士英勇顽强，全班战士仅剩5人，仍坚持抵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最后在无法突围时，5位勇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并将枪摔坏，在高呼：
“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不当俘虏的！”之后，纵身跳崖，结果3名壮士落到崖底壮烈牺牲，两名壮士被挂在崖中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
1942年，是解放区军民斗争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达75次之多，其中最残酷的一次是“五一大扫荡”。当时日寇集中了3个师团、2个旅团，总计5万以上的兵力，从5月1日起，以两个月为期，对冀中解放区进行全面扫荡。在8000个村庄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了1500多个据点。5000公里网状的公路上，经常有700辆汽车巡逻。敌酋冈村亲自乘飞机往返指挥，用所谓“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或用故留空隙“张网捕鱼”的毒计，企图歼灭我主力。在敌人合击时，我冀中部队已跳到敌人的腹地铁路线和大城市附近去，突然袭击敌后方，使敌人不得不将一部分兵力仓皇后撤援救。战役后期，敌人进入全面“扫荡”时，我主力实行战略大转移；留在当地坚持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成排连活动，配合地方游击队、武工队，依靠民兵，创造了“迎击、侧击、尾击”和“速战、速决、速撤”的急袭战术，积极歼灭敌人。在两个多月的激烈斗争中，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我军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5月13日，八路军两个连埋伏在无极城外4公里地的小吕，日军加道大队长带领四五百步骑兵，保卫着伪正定道尹及所属8个伪县长组成的视察团到“治安区”去视察，落入我军伏击圈，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打死伪道尹、骑兵中队长以下官兵180多人，并击毙敌人军马60匹。日军大队长腿部中弹，带残兵狼狈逃窜。整个战斗只用了45分钟，八路军指战员无一伤亡。又如6月9日的深泽宋庄之战，我军两个多连击破敌人2500多人的进攻，打死敌人板本旅团长少将以下官兵600余名，伤300余，毙伤伪军官兵200余名，而我军伤亡仅73人。
在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中，我解放区军民创造性地运用**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对敌斗争中，我地方民兵和游击队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有许多很好的创造和发明。其中地雷战和地道战就是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两个法宝。
华北解放区广大民兵大摆地雷阵，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惊魂丧胆。群众就地取村，利用废铁、玻璃瓶以及石头等制造地雷。这种武器省工价廉，杀伤力较强，又不易为敌人发现。当日军深入我根据地扫荡时，群众把各种各样的地雷随处埋设，大道、田野、山脚、村边、室内、室外都是地雷。这样，使敌人到处触雷被轰，寸步难行。
在对敌斗争中涌现了许多爆炸英雄。晋察冀边区的李勇就是很出色的一个。李勇是阜平县五丈湾的民兵队长，他领导着民兵队在斗争中学会了使枪使雷。
1943年5月12日，他领导的民兵在五丈湾附近，布置了一个地雷阵，并使用了“大枪和地雷相结合”的战术，结果使进攻的日寇死伤惨重。从此，李勇的名字传遍了全边区。以后李勇的地雷战术更加发展，不仅做到了“敌到雷到”、“敌未到雷先到”、“敌不到叫敌到”，而且能使游击组和爆炸组密切配合，边打边埋，随机应变，使敌人心惊胆战，草木皆兵。李勇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无数的功绩，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的爆炸英雄，并参加了边区的群英大会。像李勇这样的事迹，在各个根据地都曾广泛地出现，正如群众所唱的。
李勇变成千百万，千百万的民兵要像李勇，敌人要碰上千百万李勇的地雷阵，管教他一个一个都送终。
地道战是平原地区群众的创造。平原的自然条件不如山区便于隐蔽，为了改造这种自然条件，群众便创造了地道战。开始时，村干部和民兵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各自在家中挖了地洞进行隐蔽。以后，这些地洞打通了并逐渐延伸到村外，使村与村之间的地洞都连接起来，便形成了地道。地道不仅起保卫自己的隐蔽作用，而且是积极打击敌人的坚固阵地，民兵可以利用地道出其不意地扫击敌人。敌人经常在付出很大的伤亡后进入材内，但却找不到一个人；而民兵却可以利用地道的枪眼射击敌人，或者从地下转入材外，袭击敌后。敌人在发现地道后，曾经用烟熏、水灌及放毒等办法来进行破坏和杀害群众。但是，群众又在斗争中创造出许多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地道的构造一天天在改进，有防毒。防水、通风的设备，也有引诱敌人的陷饼，有的地区还在地道中没有医院。地道成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地下长城。
除地雷战，地道战外，交通战也更为普遍地展开了。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几乎把全部道路都挖成宽约8尺、深约丈许的道沟。道沟使敌人的快速部队不能行进，但可掩护抗日军民的转移，因此解放区的群众把它称为“抗日道沟”。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割电线、毁围墙、烧桥梁等斗争也普遍展开。
1942年，仅冀南的民兵就收割了电线0000多公斤，毁围墙40多道，烧桥梁20多座。
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和青纱帐，充分反映了人民战争的特点。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要进行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领导下，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不仅青壮年参加了民兵，而且连妇女和儿童也积极投入这一斗争中来，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筑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正如**同志在 《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同志的预见是千真万确的，东条英机和他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就像野牛冲入火阵一样，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下场。正是：“治安强化”施淫威，日本鬼于挨铁锤；人民战争威力大，定把野牛烧成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日本法西斯强盗，在扫荡中使用了各种毒辣的伎俩和战术。他们一面实行所谓“囚笼政策”，一面在扫荡时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时，敌人的屠杀比以前更有组织、更有计划，因而也更加残酷和无人性了。据一个被俘日兵的供述，1940年秋冬之际，日本军事指挥机关曾向其参加山西作战的军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乃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间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根秣，其不能运走的也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填平或放人毒药……”
就这样，敌人对解放区的大扫荡，不仅次数增多，而且规模也加大。仅据1941—1942两年的统计，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1000人以上的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达83万多人，较前两年增加1倍；扫荡的时间也延长了，而且较前更加野蛮凶狠。比如，日寇在华北冀中的一次大扫荡中，竟残杀、伤害群众10万多人，仅在定县北町一地，敌人就用毒气杀死我军民上千人，弄得“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国民党不但不对解放区军民进行协助、支援，反而一方面暗地里指使其10万军队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日寇，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则公开派遣儿十万大军，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在日、伪、蒋对解放区夹击的形势下，加以自然灾害的侵袭，解放区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1941和N42两年中，解放区缩小了，人口由1亿下降到30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
面对东条英机发动的疯狂进攻，中国各解放区军民在**主席和**的英明领导下，同残暴的敌人展开空前激烈的大搏斗，不仅粉碎了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而且也在严峻的残酷环境中受到锻炼。 1941年8月，日寇集中10万人以上的兵力，在敌酋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对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扫荡。敌人分13路出动，企图将我主力消灭于长城的两侧，其扫荡计划准备在4个月内完成。日军采取所谓“铁壁台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
等战术，并使用了伞兵和毒气。我军指挥部当时估计到，在一开始就和敌人决战是不利的，所以当敌人历时半个月到达我中心地区时，我主力己转移到敌后，我后方机关也早己疏散隐蔽，而游击队和民兵则到处袭扰敌人。日寇的合击扑空后，就开始分股“清剿”。从9月起，敌人的小股部队到处搜捕壮丁，烧杀抢掠，我外线部队就在这时反戈一击，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到9月下旬，各路日军屡次失利，造成困顿混乱，我军又适时地集中了相当兵力，对敌人予以沉重打击，井收复了阜平等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为了配合晋察冀的反扫荡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了协同作战。从胶东到晋西北，从晋冀鲁豫边区到大青山根据地，各部队同时出击，收复了许多城市和占领了300多个敌伪据点，平汉、同蒲、沧石，德石等于线不时为我切断。
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日军主力被迫自9月中旬开始从北岳区撤退，到10月中旬全部撤走。敌人撤退时，我军沿途设伏，予以重大创伤。在这次反扫荡中，总计我作战800多次，毙俘敌伪军8000多名，破路400多公里，击毁火车3列。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认失败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
并以“狮于捕鼠，效力不大”来解嘲，此次敌人共烧毁我房屋15万多间，掠夺我粮食2900多万公斤，抢走我牲畜1万多头，残杀我人民4500余人，抓去 1.7万多人。
在这两个月的反扫荡战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的韦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9月25日，敌人企图以2500余人的优势乓力围歼我一个团于易水河畔的狼牙山。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当日军到达狼牙山时，我即以一个班的兵力据守险要，掩护全团安全转移。敌人对这个班施以数千发炮弹猛轰，并以优势兵力数度猛扑。但我战士英勇顽强，全班战士仅剩5人，仍坚持抵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最后在无法突围时，5位勇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并将枪摔坏，在高呼：
“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不当俘虏的！”之后，纵身跳崖，结果3名壮士落到崖底壮烈牺牲，两名壮士被挂在崖中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
1942年，是解放区军民斗争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达75次之多，其中最残酷的一次是“五一大扫荡”。当时日寇集中了3个师团、2个旅团，总计5万以上的兵力，从5月1日起，以两个月为期，对冀中解放区进行全面扫荡。在8000个村庄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了1500多个据点。5000公里网状的公路上，经常有700辆汽车巡逻。敌酋冈村亲自乘飞机往返指挥，用所谓“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或用故留空隙“张网捕鱼”的毒计，企图歼灭我主力。在敌人合击时，我冀中部队已跳到敌人的腹地铁路线和大城市附近去，突然袭击敌后方，使敌人不得不将一部分兵力仓皇后撤援救。战役后期，敌人进入全面“扫荡”时，我主力实行战略大转移；留在当地坚持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成排连活动，配合地方游击队、武工队，依靠民兵，创造了“迎击、侧击、尾击”和“速战、速决、速撤”的急袭战术，积极歼灭敌人。在两个多月的激烈斗争中，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我军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5月13日，八路军两个连埋伏在无极城外4公里地的小吕，日军加道大队长带领四五百步骑兵，保卫着伪正定道尹及所属8个伪县长组成的视察团到“治安区”去视察，落入我军伏击圈，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打死伪道尹、骑兵中队长以下官兵180多人，并击毙敌人军马60匹。日军大队长腿部中弹，带残兵狼狈逃窜。整个战斗只用了45分钟，八路军指战员无一伤亡。又如6月9日的深泽宋庄之战，我军两个多连击破敌人2500多人的进攻，打死敌人板本旅团长少将以下官兵600余名，伤300余，毙伤伪军官兵200余名，而我军伤亡仅73人。
在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中，我解放区军民创造性地运用**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对敌斗争中，我地方民兵和游击队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有许多很好的创造和发明。其中地雷战和地道战就是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两个法宝。
华北解放区广大民兵大摆地雷阵，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惊魂丧胆。群众就地取村，利用废铁、玻璃瓶以及石头等制造地雷。这种武器省工价廉，杀伤力较强，又不易为敌人发现。当日军深入我根据地扫荡时，群众把各种各样的地雷随处埋设，大道、田野、山脚、村边、室内、室外都是地雷。这样，使敌人到处触雷被轰，寸步难行。
在对敌斗争中涌现了许多爆炸英雄。晋察冀边区的李勇就是很出色的一个。李勇是阜平县五丈湾的民兵队长，他领导着民兵队在斗争中学会了使枪使雷。
1943年5月12日，他领导的民兵在五丈湾附近，布置了一个地雷阵，并使用了“大枪和地雷相结合”的战术，结果使进攻的日寇死伤惨重。从此，李勇的名字传遍了全边区。以后李勇的地雷战术更加发展，不仅做到了“敌到雷到”、“敌未到雷先到”、“敌不到叫敌到”，而且能使游击组和爆炸组密切配合，边打边埋，随机应变，使敌人心惊胆战，草木皆兵。李勇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无数的功绩，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的爆炸英雄，并参加了边区的群英大会。像李勇这样的事迹，在各个根据地都曾广泛地出现，正如群众所唱的。
李勇变成千百万，千百万的民兵要像李勇，敌人要碰上千百万李勇的地雷阵，管教他一个一个都送终。
地道战是平原地区群众的创造。平原的自然条件不如山区便于隐蔽，为了改造这种自然条件，群众便创造了地道战。开始时，村干部和民兵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各自在家中挖了地洞进行隐蔽。以后，这些地洞打通了并逐渐延伸到村外，使村与村之间的地洞都连接起来，便形成了地道。地道不仅起保卫自己的隐蔽作用，而且是积极打击敌人的坚固阵地，民兵可以利用地道出其不意地扫击敌人。敌人经常在付出很大的伤亡后进入材内，但却找不到一个人；而民兵却可以利用地道的枪眼射击敌人，或者从地下转入材外，袭击敌后。敌人在发现地道后，曾经用烟熏、水灌及放毒等办法来进行破坏和杀害群众。但是，群众又在斗争中创造出许多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地道的构造一天天在改进，有防毒。防水、通风的设备，也有引诱敌人的陷饼，有的地区还在地道中没有医院。地道成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地下长城。
除地雷战，地道战外，交通战也更为普遍地展开了。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几乎把全部道路都挖成宽约8尺、深约丈许的道沟。道沟使敌人的快速部队不能行进，但可掩护抗日军民的转移，因此解放区的群众把它称为“抗日道沟”。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割电线、毁围墙、烧桥梁等斗争也普遍展开。
1942年，仅冀南的民兵就收割了电线0000多公斤，毁围墙40多道，烧桥梁20多座。
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和青纱帐，充分反映了人民战争的特点。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要进行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领导下，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不仅青壮年参加了民兵，而且连妇女和儿童也积极投入这一斗争中来，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筑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正如**同志在 《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同志的预见是千真万确的，东条英机和他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就像野牛冲入火阵一样，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下场。正是：“治安强化”施淫威，日本鬼于挨铁锤；人民战争威力大，定把野牛烧成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