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治安强化”（1/2）
东条南进固后方 妄图消灭**
治安强化施毒伎 清剿掠夺大扫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妄图把华北变成他的“大东亚兵站基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动员了大量兵力，对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清剿扫荡，疯狂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但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东条英机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随着日寇占领区的扩大和占领时间的延长，日本帝国主义发觉，仅仅依靠屠杀政策，并不能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因此，从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日寇在其占领区便逐步推行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即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政策。一般说来，日寇在其新占领区，特别是不能长期占领的地区，仍以屠杀为主；而在其已经占领的地区，则以“怀柔”为主。
1938年底，日寇首先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扩大成为更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
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3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
在“治安区”内，日本帝国主义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来禁绝抗日活动。与此同时，敌人还着重怀柔政策的实施，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并建立和发展各种伪组织，企图以此巩固其统治。
在“准治安区”内，敌人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并用。所谓怀柔政策，即加紧欺骗宣传，企图使游击区群众奴化；在恐怖政策方面，则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
1942年春，日寇在我冀、热、辽区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350多公里长、30多公里宽的无人区。他们把这一带村庄的人民都集中在一个山沟里，四周筑起3米多高的围墙，这种集中起来的村落，名曰“人圈”。在“人圈”内，敌人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用严刑逼供，分别判以“思想犯”。“政治犯”和“运输犯”等，任意加以杀害。”人圈”内的壮丁都编入“自卫团”，夜晚值勤巡逻，白日罚做苦役，“人圈”附近5公里以内的土地，禁止种植，以利其防守。同时，敌人在此地区内，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在山上山下反复进行搜索，名之曰“剔抉”。敌人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如热河南部的马尾沟，曾被反复地烧杀过14次。这个例子，只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所犯下的无数罪证之一。
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的两年中，日寇在华北共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从1941年3月至6月，其主要活动是加强占领区的基层组织，强化“自卫团”，调查和肃清“不稳分子”，并扩大日伪统治下的“群众团体”，以达“掌握”民心之目的。第二次从1941年7月至10月，其主要活动是实行县与县之间、村与材之间的联防制，并在其省、道，具各级伪组织中建立“治安强化运动”的执行机构。第三次从1941年11月至12月。
这期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东条为在华北建立其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的扫荡、烧杀和劫夺，第四次从1942年4月至6月，其中心口号是所谓“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第五次从1942年10月至12月，敌人大肆喧嚷所谓“建设华北”、“肃正思想”，并配合武装镇压和军事围剿，妄图彻底灭绝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对沦陷区的人民肆行经济并吞和掠夺。在金融方面，日寇在华北设立了20余家银行。这些银行滥发没有准备金的伪钞，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日寇对农产品的掠夺是极其残暴的。掠夺方式，一种是低价收购，例如优种棉花，在天津市场上，每担价格为65元，而日伪统一收购的价格为38元。华北各地粮食收购价格一般只抵市场价格的一半。这种收购实际上和抢劫差不多，而这种收购又是由敌伪机关统一强制进行的，因此广大农民都逃不出敌伪贪婪的魔手。日寇掠夺的另一种方式是无代价的征发，例如当日军给养困难时。便“就地取粮”，肆意向人民掠夺或横征暴敛。
沦陷区的壮丁也成为敌人掠夺的对象之一。到 1942年6月以前，华北被动走的壮丁约为600万人，再加以敌人残酷的屠杀和奴役，遂使农村的劳动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结果造成土地荒芜，农业减产，广大农民无以为生。
在工矿业方面，开始日寇通过“军管”和“委托经营”（即由被委任的“会社”经营）两种方式，几乎夺取了沦陷区的全部工矿企业。但是，敌人 这种“管理”，“经营”的办法很快就失败了。由于机器厂房遭到破坏，工人离散，人民不满，加之敌人资本的缺乏，结果使大部分生产和商运陷于停顿状态。因此，敌人也感到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政策，而不得不有所改变。
随着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提出，日寇对沦陷区工矿企业的掠夺，改用了所谓“中日合作”的方式。根据日本政府关于“中日合作”政策的规定，“华北开发会社”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45％，日本投资55％。敌人企图以此诱使中国资本家与之“合作”，并诱使国民党投降。但是，这种所谓“中日合作”，实际上不但所有企业的经营权全部归敌人掌握，而且绝大部分利润也归敌人所有，中国资本家得到的只是一些日寇的残羹剩饭而已。
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中国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配合其军事政治攻势，宣扬“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完成大东亚圣战”等反动谬论。与此同时，敌伪还把一切封建落后的会道门都利用起来，宣扬迷信，欺骗群众；大量散布黄色毒素，在敌伪的报刊、小说、电影、戏剧里，充满色情，恐怖等荒诞离奇的情节，海淫海盗，企图以此来腐蚀沦陷区人民，磨灭他们的反抗意志。
在日寇的双役下，沦陷区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殆尽；在经济生活上，沦陷区人民更是痛苦不堪，每日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由于日寇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和对粮食的掠夺，沦陷区的粮食奇缺，粮价飞涨，以北平为例，1939年1月份，一斤玉米面**分钱；到1943年1月，就涨到一元七八角；1944年的端午节，更涨到五元多。日寇为掠夺更多的粮食，于1942年先后在某些大城市实行了粮禽“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仅能吃豆 饼，麸子。豆腐渣等牲口饲料。日寇在北平，最初还配给些粮食，到 1943年，配给人民的就只有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所谓“混合面”。
就是这种“混合面”，配给的也很少。因而饥饿现象是普遍的，死亡现象也是经常的。仅据敌伪报纸透露的不完全的材料，在北平1943年内，每天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平均达300人之多。
农民的生活更为痛苦。由于敌人的毁坏和掠夺，农民的生产收获本已大力减少，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更将农民所得剥夺殆尽，此外，沦陷区的农民还须负担沉重的苦役。敌人为了修筑公路、铁路、炮楼、碉堡、战壕、封锁沟墙及运输军用品等，常年累月地征发大量劳动力。河北、山西等地，许多农村的壮丁往往每月要服无代价的劳役在半个月甚至20天以上。在临近矿区的村庄，许多壮丁还被强迫派到矿坑中去做苦工。井陉青石岭等12个村庄，经常出伕1000余名，轮班到矿坑挖煤，每班要服役两个月至三四个月不等。在上述情况下，不仅农村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广大农民的健康和生命也都受到无情的摧残。农民因而饿死、累死及被屠杀者，不计其数。
但是，中国人民是英勇不屈的，沦陷区人民的心永远向着祖国，他们在中国**的领导下，和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除城市经常举行罢工、罢课和破坏敌人的重要设施外，沦陷区农村里的斗争也到处开展着。1942年3月，河北省内丘县的农民，不堪敌伪压迫而举行武装起义，杀死敌伪特务人员数名；6月，唐县农民千余人到伪县府门前示威，高呼“不给敌人当奴隶”的口号。同年11月，山西洪洞、赵城、和顺、辽县四县农民，力反对“配给制度”而举行起义，4个伪县长及敌军60余名被农民杀死。1943年2月，山西阳泉17万农民冲入城里索粮，包围了敌军司令部3天，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回一部分掠夺的粮食；春节前夕，山东博山2000余饥民，以大刀、长矛攻人敌人据点，附近矿工起而支援，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3月，青岛近郊饥民冲进敌人仓库，把敌人劫走的600多包大米运走；4月，泰安饥民截获了敌人一汽车面粉和200包大米；11月，江苏如皋县农民为反对伪常备团征粮而举行了5000余人的大示威，并取得了胜利。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沦陷区人民不甘屈服于日寇淫威之下，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反抗虽然只是此起彼伏地发展着，但它对打击和动摇敌伪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和1942两年，是敌后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根据东条英机的指令，日寇以华北为重点，大举向中国解放区进犯.实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早在1939和1940年，日寇即以主要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不断对敌后解放区进行“扫荡”。但是，那时敌人在大城市和交通线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汉奸组织还不健全，伪军人数也不多，因此在那两年中敌人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后，绝大部分撤回点线，不能控制更多的地区，而且扫荡的间隔也比较长，到1941年，情况就不同了，敌占区的伪政权和汉奸组织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伪军也增加了；敌人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要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因此他们集中了64％的侵华日军于解放区战场。
东条为了摧毁解放区，强令推行所谓“囚宠政策”。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在1942年10月间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封锁沟壕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1/4。”以冀南区为例，1939年该区有敌据点50余处，1942年增至800多处，最高时达1100多处，全区平均每14个村庄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最严重的是宁南县，该县平均每3个村即有一个敌人碉堡。敌人在冀南修复和新筑的公路，1940年
治安强化施毒伎 清剿掠夺大扫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妄图把华北变成他的“大东亚兵站基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动员了大量兵力，对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清剿扫荡，疯狂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但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东条英机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随着日寇占领区的扩大和占领时间的延长，日本帝国主义发觉，仅仅依靠屠杀政策，并不能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因此，从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日寇在其占领区便逐步推行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即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政策。一般说来，日寇在其新占领区，特别是不能长期占领的地区，仍以屠杀为主；而在其已经占领的地区，则以“怀柔”为主。
1938年底，日寇首先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扩大成为更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
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3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
在“治安区”内，日本帝国主义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来禁绝抗日活动。与此同时，敌人还着重怀柔政策的实施，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并建立和发展各种伪组织，企图以此巩固其统治。
在“准治安区”内，敌人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并用。所谓怀柔政策，即加紧欺骗宣传，企图使游击区群众奴化；在恐怖政策方面，则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
1942年春，日寇在我冀、热、辽区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350多公里长、30多公里宽的无人区。他们把这一带村庄的人民都集中在一个山沟里，四周筑起3米多高的围墙，这种集中起来的村落，名曰“人圈”。在“人圈”内，敌人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用严刑逼供，分别判以“思想犯”。“政治犯”和“运输犯”等，任意加以杀害。”人圈”内的壮丁都编入“自卫团”，夜晚值勤巡逻，白日罚做苦役，“人圈”附近5公里以内的土地，禁止种植，以利其防守。同时，敌人在此地区内，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在山上山下反复进行搜索，名之曰“剔抉”。敌人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如热河南部的马尾沟，曾被反复地烧杀过14次。这个例子，只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所犯下的无数罪证之一。
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的两年中，日寇在华北共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从1941年3月至6月，其主要活动是加强占领区的基层组织，强化“自卫团”，调查和肃清“不稳分子”，并扩大日伪统治下的“群众团体”，以达“掌握”民心之目的。第二次从1941年7月至10月，其主要活动是实行县与县之间、村与材之间的联防制，并在其省、道，具各级伪组织中建立“治安强化运动”的执行机构。第三次从1941年11月至12月。
这期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东条为在华北建立其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的扫荡、烧杀和劫夺，第四次从1942年4月至6月，其中心口号是所谓“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第五次从1942年10月至12月，敌人大肆喧嚷所谓“建设华北”、“肃正思想”，并配合武装镇压和军事围剿，妄图彻底灭绝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对沦陷区的人民肆行经济并吞和掠夺。在金融方面，日寇在华北设立了20余家银行。这些银行滥发没有准备金的伪钞，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日寇对农产品的掠夺是极其残暴的。掠夺方式，一种是低价收购，例如优种棉花，在天津市场上，每担价格为65元，而日伪统一收购的价格为38元。华北各地粮食收购价格一般只抵市场价格的一半。这种收购实际上和抢劫差不多，而这种收购又是由敌伪机关统一强制进行的，因此广大农民都逃不出敌伪贪婪的魔手。日寇掠夺的另一种方式是无代价的征发，例如当日军给养困难时。便“就地取粮”，肆意向人民掠夺或横征暴敛。
沦陷区的壮丁也成为敌人掠夺的对象之一。到 1942年6月以前，华北被动走的壮丁约为600万人，再加以敌人残酷的屠杀和奴役，遂使农村的劳动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结果造成土地荒芜，农业减产，广大农民无以为生。
在工矿业方面，开始日寇通过“军管”和“委托经营”（即由被委任的“会社”经营）两种方式，几乎夺取了沦陷区的全部工矿企业。但是，敌人 这种“管理”，“经营”的办法很快就失败了。由于机器厂房遭到破坏，工人离散，人民不满，加之敌人资本的缺乏，结果使大部分生产和商运陷于停顿状态。因此，敌人也感到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政策，而不得不有所改变。
随着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提出，日寇对沦陷区工矿企业的掠夺，改用了所谓“中日合作”的方式。根据日本政府关于“中日合作”政策的规定，“华北开发会社”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45％，日本投资55％。敌人企图以此诱使中国资本家与之“合作”，并诱使国民党投降。但是，这种所谓“中日合作”，实际上不但所有企业的经营权全部归敌人掌握，而且绝大部分利润也归敌人所有，中国资本家得到的只是一些日寇的残羹剩饭而已。
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中国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配合其军事政治攻势，宣扬“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完成大东亚圣战”等反动谬论。与此同时，敌伪还把一切封建落后的会道门都利用起来，宣扬迷信，欺骗群众；大量散布黄色毒素，在敌伪的报刊、小说、电影、戏剧里，充满色情，恐怖等荒诞离奇的情节，海淫海盗，企图以此来腐蚀沦陷区人民，磨灭他们的反抗意志。
在日寇的双役下，沦陷区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殆尽；在经济生活上，沦陷区人民更是痛苦不堪，每日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由于日寇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和对粮食的掠夺，沦陷区的粮食奇缺，粮价飞涨，以北平为例，1939年1月份，一斤玉米面**分钱；到1943年1月，就涨到一元七八角；1944年的端午节，更涨到五元多。日寇为掠夺更多的粮食，于1942年先后在某些大城市实行了粮禽“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仅能吃豆 饼，麸子。豆腐渣等牲口饲料。日寇在北平，最初还配给些粮食，到 1943年，配给人民的就只有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所谓“混合面”。
就是这种“混合面”，配给的也很少。因而饥饿现象是普遍的，死亡现象也是经常的。仅据敌伪报纸透露的不完全的材料，在北平1943年内，每天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平均达300人之多。
农民的生活更为痛苦。由于敌人的毁坏和掠夺，农民的生产收获本已大力减少，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更将农民所得剥夺殆尽，此外，沦陷区的农民还须负担沉重的苦役。敌人为了修筑公路、铁路、炮楼、碉堡、战壕、封锁沟墙及运输军用品等，常年累月地征发大量劳动力。河北、山西等地，许多农村的壮丁往往每月要服无代价的劳役在半个月甚至20天以上。在临近矿区的村庄，许多壮丁还被强迫派到矿坑中去做苦工。井陉青石岭等12个村庄，经常出伕1000余名，轮班到矿坑挖煤，每班要服役两个月至三四个月不等。在上述情况下，不仅农村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广大农民的健康和生命也都受到无情的摧残。农民因而饿死、累死及被屠杀者，不计其数。
但是，中国人民是英勇不屈的，沦陷区人民的心永远向着祖国，他们在中国**的领导下，和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除城市经常举行罢工、罢课和破坏敌人的重要设施外，沦陷区农村里的斗争也到处开展着。1942年3月，河北省内丘县的农民，不堪敌伪压迫而举行武装起义，杀死敌伪特务人员数名；6月，唐县农民千余人到伪县府门前示威，高呼“不给敌人当奴隶”的口号。同年11月，山西洪洞、赵城、和顺、辽县四县农民，力反对“配给制度”而举行起义，4个伪县长及敌军60余名被农民杀死。1943年2月，山西阳泉17万农民冲入城里索粮，包围了敌军司令部3天，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回一部分掠夺的粮食；春节前夕，山东博山2000余饥民，以大刀、长矛攻人敌人据点，附近矿工起而支援，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3月，青岛近郊饥民冲进敌人仓库，把敌人劫走的600多包大米运走；4月，泰安饥民截获了敌人一汽车面粉和200包大米；11月，江苏如皋县农民为反对伪常备团征粮而举行了5000余人的大示威，并取得了胜利。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沦陷区人民不甘屈服于日寇淫威之下，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反抗虽然只是此起彼伏地发展着，但它对打击和动摇敌伪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和1942两年，是敌后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根据东条英机的指令，日寇以华北为重点，大举向中国解放区进犯.实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早在1939和1940年，日寇即以主要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不断对敌后解放区进行“扫荡”。但是，那时敌人在大城市和交通线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汉奸组织还不健全，伪军人数也不多，因此在那两年中敌人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后，绝大部分撤回点线，不能控制更多的地区，而且扫荡的间隔也比较长，到1941年，情况就不同了，敌占区的伪政权和汉奸组织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伪军也增加了；敌人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要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因此他们集中了64％的侵华日军于解放区战场。
东条为了摧毁解放区，强令推行所谓“囚宠政策”。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在1942年10月间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封锁沟壕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1/4。”以冀南区为例，1939年该区有敌据点50余处，1942年增至800多处，最高时达1100多处，全区平均每14个村庄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最严重的是宁南县，该县平均每3个村即有一个敌人碉堡。敌人在冀南修复和新筑的公路，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