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诱降纳叛（2/2）
娶妻，以鼓励士气，改变过去恐日降日的想法。日军驻晋部队却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晋绥军非常轻视，公开说：“阎锡山的军队根本用不着打，只要在枪头上挂一顶日本军帽就吓跑了。”由于日军轻敌，阎又做了种种准备，所以日军在孝义县苏宋庄和汾城县华灵庙的战斗中受挫。至此，冈村宁次后悔不应逼阎过急，于是又派特使与阎谈判。
阎锡山称：“我们与日军来往是策略，并非真投降。”对这个钱铺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山西不倒翁，无论是东京的东条英机，还是身在北平的冈村宁次，谁都摸不透他真实的想法。冈村对他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说：“阎锡山曾把中国人骗遍了，他派谁当代表，都当不了他的家，必须与阎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在冈村宁次的坚持下，双方于1942年5月6日在离克难坡不远的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阎锡山被迫亲自出席。因为冈村通过这两年的几次大规模“肃正作战”，已严重地削弱了**方面在华北的力量，随时可以腾出手来打击他。日方出席者的级别也不低，计有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该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伪山西省长苏体仁等。会议内容：在阎锡山方面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之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三）请日方表明此项合作，是否日本的国策，抑或地方的意见及对待中国的方针等等。在日军方面为：（一）强调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促间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觉书”，促其通电脱离蒋介石方面，如当时发表通电，立即交付联币300万元，步枪1000枝；（三）关于汾阳协定应允之武器、物资、款项等，因数目太大，须陆续交付。
阎锡山对日方提出的问题，以一切准备尚未完成为借口，表示通电脱离重庆方面和向日投降，须再加考虑。因而会议没有达成协议，日方也将所带的联币、枪支，原物带走。
这次安平会谈未获结果，冈村大失所望。阎锡山毕竟不同于汪精卫，民族气节多少犹存；他手下的那帮晋绥军将领，也不同于麇集在汪周围的汉奸政客，不会答应向日本人投降。为了离间间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搞心理战，冈村下令把阎跟日军首脑接触时拍摄的照片，用飞机大量散发到重庆、西安等地。同时，以武力积极压迫阎部，在稷王山一带击溃阎的第34军，在孝义净化村歼灭了赵瑞、杨诚两个师，并声言要大举进攻阎管区，以逼阎早日投降。阎也不示弱，高喊保卫晋西，双方关系已成僵局。但阎驻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仍然存在，双方的人员来往直到日本投降从未间断。
冈村对阎的劝降虽没有成功，但达到了使阎锡山在军事上消极避战，日军得以在山西专事对付八路军的目的。
对晋系以外的其他杂牌军，冈村的劝降工作取得了成功。“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很少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师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19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其中最大的一股，是庞炳勋的军队”。
庞炳勋原是冯玉祥的部下，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在蒋介石的暗中收买下倒戈反冯。蒋介石升他为第40军军长，以后又兼任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城抗战之役，他升任第10军团总指挥，接着晋升为陆军中将，改任第3军团军团长，在台儿庄战役中立过功劳。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军团名号，庞炳勋遂改任集团军上将司令，驻扎在豫南一带。西北军从上到下历来有倒戈的传统，而这次庞炳勋降日，竟然是在一个小小的日军少尉的说服下实现的，令人瞠目。
这个日军少尉名叫田中彻雄，毕业于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既擅长汉语，又通晓中国情况，来华服役后被安排在日第12军的策及机构工作。此人深知中国人一贯墨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信条，常常不经请示单枪匹马地跑到中**队中劝降。这次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判断庞有降意，便又只身跑到庞的驻地，一番威胁利诱后，居然使这位统领7万大军的集团军上将司令表示投降。可是，他的“超群功绩”并未得到上司的奖赏，反而指责他：“小小少尉，竟然未经命令随意潜入敌阵，破坏了军纪。”令他十分苦恼。
消息传到冈村那里，他认为下级指挥官指责田中少尉触犯军纪不一定有道理，原因是“考虑到今后为了歼灭庞炳勋的7万军队，不得不牺牲众多部下，而如果田中的工作获得成功，则可避免这种牺牲”，遂决定表彰田中彻雄。1943年5月23日，冈村亲自赶到开封，听取了这位“降服7万人的好汉”的事迹介绍，不仅颁发了军功奖状，还赠给他特地从国内寄来的一柄军刀。
在冈村任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期间，国民党各路杂牌军总共有30万人左右降日，其中有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李守信、吴化文等部。据日方统计，整个中日战争期间，非蒋介石嫡系的降日杂牌军共约40万人，而华北地区即占3／4。可见，冈村等人劝降工作的“成绩”之大。
开展对重庆方面的“和平”工作，是东条英机曾秘密嘱托冈村宁次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冈村来华北不久，便找到他的老相识殷同建立了与重庆的电讯联系。殷同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军需学校，他与其同窗汪时璟、王大祯等回国后都离开了军界，分别在政界、财界活动，相当有名。冈村很早就与殷同认识，30年代初冈村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殷同常奔走于北平和长春之间，传递消息。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为了协商与该协定有关的东北与华北之间的交通及其他问题，殷同作为何应钦的私人代表，在北平和大连等地跟冈村频频接触，彼此私交密切。
1942年8月，殷同与在重庆的王大祯接上了联系，9月，蒋介石秘密派特使何沛石潜来北平与冈村“交换意见”。双方虽未达成什么原则性协议，但一致同意通过殷同一王大祯之间建立的联络线磋商“和平条件”。为此，冈村指示“方面军参谋部编制了密码，将我军通讯兵秘密派驻殷同私邸，并由我签署一份防哨线通行证交给了何沛石”。不料，同年底殷同突然病死，冈村又请“赋闲”在北平的汪时璟代替殷同，继续和王大祯联系。从此，“北平与重庆每周交换电报一二次，但内容多为议论，对方态度强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特别是在1943年工1月下旬召开开罗会议以后，丘吉尔、罗斯福和蒋介石相互确定，在彻底战败日本以前谁也不得与之单独媾和。加之在这一年，欧洲战场上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开始转入反攻；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被全部肃清后，英美军队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8月攻占阿留申群岛，10月克所罗门群岛的新乔治亚岛，11月克布根维尔岛，同时攻占吉尔伯特群岛，日军节节败退。在这种有利态势下，蒋介石自然更不会按照日本所提出的条件与之情和。
用“拉”的办法不能瓦解重庆方面的抗战意志，同时，在太平洋战场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日陆军主力却始终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抽不出身来。东京大本营遂决定孤注一掷，重新发动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以武力摧垮重庆政权，或许能进而改变整个战争态势。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日双方军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豫湘桂大会战。
这次大会战从1944年4月开始至年底结束，历时8个多月。是抗战爆发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冈村宁次指挥华北日军首先在河南开仗，揭开了大会战的序幕。欲知他如何猖狂表演，且看下章细说。
阎锡山称：“我们与日军来往是策略，并非真投降。”对这个钱铺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山西不倒翁，无论是东京的东条英机，还是身在北平的冈村宁次，谁都摸不透他真实的想法。冈村对他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说：“阎锡山曾把中国人骗遍了，他派谁当代表，都当不了他的家，必须与阎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在冈村宁次的坚持下，双方于1942年5月6日在离克难坡不远的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阎锡山被迫亲自出席。因为冈村通过这两年的几次大规模“肃正作战”，已严重地削弱了**方面在华北的力量，随时可以腾出手来打击他。日方出席者的级别也不低，计有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该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伪山西省长苏体仁等。会议内容：在阎锡山方面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之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三）请日方表明此项合作，是否日本的国策，抑或地方的意见及对待中国的方针等等。在日军方面为：（一）强调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促间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觉书”，促其通电脱离蒋介石方面，如当时发表通电，立即交付联币300万元，步枪1000枝；（三）关于汾阳协定应允之武器、物资、款项等，因数目太大，须陆续交付。
阎锡山对日方提出的问题，以一切准备尚未完成为借口，表示通电脱离重庆方面和向日投降，须再加考虑。因而会议没有达成协议，日方也将所带的联币、枪支，原物带走。
这次安平会谈未获结果，冈村大失所望。阎锡山毕竟不同于汪精卫，民族气节多少犹存；他手下的那帮晋绥军将领，也不同于麇集在汪周围的汉奸政客，不会答应向日本人投降。为了离间间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搞心理战，冈村下令把阎跟日军首脑接触时拍摄的照片，用飞机大量散发到重庆、西安等地。同时，以武力积极压迫阎部，在稷王山一带击溃阎的第34军，在孝义净化村歼灭了赵瑞、杨诚两个师，并声言要大举进攻阎管区，以逼阎早日投降。阎也不示弱，高喊保卫晋西，双方关系已成僵局。但阎驻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仍然存在，双方的人员来往直到日本投降从未间断。
冈村对阎的劝降虽没有成功，但达到了使阎锡山在军事上消极避战，日军得以在山西专事对付八路军的目的。
对晋系以外的其他杂牌军，冈村的劝降工作取得了成功。“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很少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师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19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其中最大的一股，是庞炳勋的军队”。
庞炳勋原是冯玉祥的部下，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在蒋介石的暗中收买下倒戈反冯。蒋介石升他为第40军军长，以后又兼任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城抗战之役，他升任第10军团总指挥，接着晋升为陆军中将，改任第3军团军团长，在台儿庄战役中立过功劳。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军团名号，庞炳勋遂改任集团军上将司令，驻扎在豫南一带。西北军从上到下历来有倒戈的传统，而这次庞炳勋降日，竟然是在一个小小的日军少尉的说服下实现的，令人瞠目。
这个日军少尉名叫田中彻雄，毕业于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既擅长汉语，又通晓中国情况，来华服役后被安排在日第12军的策及机构工作。此人深知中国人一贯墨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信条，常常不经请示单枪匹马地跑到中**队中劝降。这次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判断庞有降意，便又只身跑到庞的驻地，一番威胁利诱后，居然使这位统领7万大军的集团军上将司令表示投降。可是，他的“超群功绩”并未得到上司的奖赏，反而指责他：“小小少尉，竟然未经命令随意潜入敌阵，破坏了军纪。”令他十分苦恼。
消息传到冈村那里，他认为下级指挥官指责田中少尉触犯军纪不一定有道理，原因是“考虑到今后为了歼灭庞炳勋的7万军队，不得不牺牲众多部下，而如果田中的工作获得成功，则可避免这种牺牲”，遂决定表彰田中彻雄。1943年5月23日，冈村亲自赶到开封，听取了这位“降服7万人的好汉”的事迹介绍，不仅颁发了军功奖状，还赠给他特地从国内寄来的一柄军刀。
在冈村任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期间，国民党各路杂牌军总共有30万人左右降日，其中有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李守信、吴化文等部。据日方统计，整个中日战争期间，非蒋介石嫡系的降日杂牌军共约40万人，而华北地区即占3／4。可见，冈村等人劝降工作的“成绩”之大。
开展对重庆方面的“和平”工作，是东条英机曾秘密嘱托冈村宁次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冈村来华北不久，便找到他的老相识殷同建立了与重庆的电讯联系。殷同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军需学校，他与其同窗汪时璟、王大祯等回国后都离开了军界，分别在政界、财界活动，相当有名。冈村很早就与殷同认识，30年代初冈村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殷同常奔走于北平和长春之间，传递消息。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为了协商与该协定有关的东北与华北之间的交通及其他问题，殷同作为何应钦的私人代表，在北平和大连等地跟冈村频频接触，彼此私交密切。
1942年8月，殷同与在重庆的王大祯接上了联系，9月，蒋介石秘密派特使何沛石潜来北平与冈村“交换意见”。双方虽未达成什么原则性协议，但一致同意通过殷同一王大祯之间建立的联络线磋商“和平条件”。为此，冈村指示“方面军参谋部编制了密码，将我军通讯兵秘密派驻殷同私邸，并由我签署一份防哨线通行证交给了何沛石”。不料，同年底殷同突然病死，冈村又请“赋闲”在北平的汪时璟代替殷同，继续和王大祯联系。从此，“北平与重庆每周交换电报一二次，但内容多为议论，对方态度强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特别是在1943年工1月下旬召开开罗会议以后，丘吉尔、罗斯福和蒋介石相互确定，在彻底战败日本以前谁也不得与之单独媾和。加之在这一年，欧洲战场上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开始转入反攻；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被全部肃清后，英美军队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8月攻占阿留申群岛，10月克所罗门群岛的新乔治亚岛，11月克布根维尔岛，同时攻占吉尔伯特群岛，日军节节败退。在这种有利态势下，蒋介石自然更不会按照日本所提出的条件与之情和。
用“拉”的办法不能瓦解重庆方面的抗战意志，同时，在太平洋战场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日陆军主力却始终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抽不出身来。东京大本营遂决定孤注一掷，重新发动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以武力摧垮重庆政权，或许能进而改变整个战争态势。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日双方军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豫湘桂大会战。
这次大会战从1944年4月开始至年底结束，历时8个多月。是抗战爆发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冈村宁次指挥华北日军首先在河南开仗，揭开了大会战的序幕。欲知他如何猖狂表演，且看下章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