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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受挫长沙城下(2/2)

作者: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冈村宁次

坊西北的九仙汤、刘庄一带与日军激战。这3个师的攻势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收复甘坊,但也拖住了日第106师团不能远行。

    薛岳想再创一次万家岭大捷,吃掉这个当时险遭全军覆灭的日军特设师团,遂令罗卓英增调第72军和第74军的第57师,连同第183、第184师,将日第106师团包围于甘坊。但是,该师团居然于10月3日冲出重重包围,并继续西进攻下大瑕街、石街,达到预定的赣北西行最远点。5日,薛岳再次电令罗卓英、高荫槐、王陵基督饬所部,将日第106师团全歼。结果,当中**队发起进攻时,该师团以反突击再次冲出重围,退至武宁据守。

    闻知第106师团屡创奇迹,冈村宁次在咸宁的军战斗指挥所里兴高采烈地对幕僚们说:“过去曾被某些人指责不顶用的这个师团,从南昌作战以来,发生了与前判若两人的变化,使我愉快,也使我放心。”他看来还是时常不忘回击一下大本营内曾经同自己作梗的人。不过,尽管该师团拼命打了几次漂亮仗,给冈村争回了面子,东京大本营还是在同年底将这个特设师团调回国内复员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冈村也只好遵命服从。此事不提。

    在赣北、湘北战场相继开战后,9月21日,日军粕重太郎中将指挥的第33师团又在鄂南发起攻势,开辟了这次长沙会战的第3个战场。冈村此举是企图从东边避开中**队沿新墙河、汨罗江设置的两道防线,与湘北日军主力夹击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于平江地区。

    日军第33师团是1939年2月才在日本仙台编成的,属警备专用三单位制师团,下面没有旅团建制,直辖7至8个步炮联队,实力比常规师团略弱。该师团编成仅五个月后即开赴华中战场,编入第11军的战斗序列。中方驻守鄂南的是杨森的第27集团军,但编制员额不满。9月21日,粕重太郎率所部向中国第140师米山、官田、土幻、大圆沙堆的阵地发起进攻,次日即占麦市西北的高冲、塘湖市、鲤港;23日,又围攻麦市,第140师伤亡过重,撤出麦市,协同第134师与日军激战于麦市以南地区。27日,粕重太郎又以一部正面攻击杨森第27集团军之第20军福石岭阵地,师团主力则绕过该阵地攻下龙门厂,战斗由鄂南扩大到湘鄂赣边区。

    薛岳接到杨森报告后,担忧这股日军与湘北日军形成对第15集团军的夹击,速调第8军前往增援,同时命令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以大湖山、九宫山方面的部队由南向北尾击并由东向西侧击日军。因中**队在外线居高临下,占据了有利地势,日第33师团进入汨罗江上游河谷后前进困难,加上杨森各部在薛岳的严令督饬下拼死命阻滞,使粕重太郎始终未能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

    再说湘北正面战场。薛岳和关麟征将部队从新墙河一线,撤至汨罗江南岸后,准备利用既设阵地进行抵抗。但薛岳同时想到,如果各部队死守该线,还会给日军造成聚歼的机会,莫如边抵抗边撤退,把因连续进攻已有重大消耗的当面之敌诱至长沙郊区,或可全歼这股凶悍的日军主攻部队。

    这一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似乎也想到了。当他接到薛岳关于在“长沙郊区与敌决战”的方案报告后,立即首肯并电示薛岳:“着准备6个师兵力,位置于长沙附近,亲自指挥,乘敌突入长沙之际,侧击而歼灭之。”

    薛岳得令,指示第52、第70军各留两团兵力在汨罗江阵地阻击掩护,其余部队全部退到长沙附近及以北地区。此时,赣北和鄂南战场的中**队也阻滞了日军第101、第106及第33师团与湘北日军会合,薛岳觉得围歼湘北正面战场上日军主攻部队的时机更成熟了。于是,他将战区司令部紧急拟制出的《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通晓各部:“……战区以一部埋伏于福临铺、桥头堡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以有力部队控制于金井及福临铺逸东地区,俟敌进入伏击区域,突起包围敌人而歼灭之。”

    同时,他将战区部队划分为野战、警备、决战、预备兵团四种,并规定各兵团任务:1.野战兵团以游击战术,破坏敌交通、通信,袭击敌辎重,断绝敌补给,以达尾击之任务。2.警备兵团,以逐次诱击,节节抵抗之战法,达成诱敌至我伏击区之任务。但敌如前进迅速,则必须迟滞其行动至一周以上,使其携行之粮弹用罄为止,而后归还为决战兵团之预备队。3.决战兵团之伏击部队,运用伏击战法,先按其入伍前之职业及个性,分别化装为士农工商,潜入伏击区,俟敌进入后,突起猛袭,捕杀敌各级指挥官,破坏敌通信,使敌混乱,不能作有计划的行动,积极协同我侧击部队,内应外攻,以达成歼灭战之任务。4.决战兵团之侧击部队,以侧面攻击之战法,乘敌遭我伏击混乱之际,猛力侧击包围敌人,以达成歼灭战之任务。5.预备兵团以要点防御战法,达成守备后方要点之任务;如决战失败时,所备之要点为新阵地之骨干,于决战兵团要加强力量时,仍可使用于决战方面。

    薛岳早在北伐战争和屡次与红军交战中,就深知民众在战争中的伟力。他在该指导方案中,特别重申了会战前所制定的民众组织、交通、通信、城垣破坏及物资藏匿的方法:

    民众组训方面。第一,将战地民众以保为单位,分别组为侦探、交通、救护、输送、宣传、慰劳等队,并分别授以侦探、通信、道路破坏、修筑、看护、输送等常识;第二,当日军进入战地时,所有青年壮丁男女均分任侦探、交通、救护、输送、宣传、慰劳等工作,老幼者一律离开公路、铁路及驿站30华里以外山中安全区内,使敌深入后,不见一人,如盲人瞎马,无从探悉我军情况及交通状况。

    发动民众对交通、通信及城垣进行破坏。第一,将预定作战区之公铁驿路彻底破坏,使之通塘、通河、化田、蓄水、还山;第二,部队转进时,将通信迅速撤收,或彻底破坏,使敌不能利用;第三,将预定作战区之城垣彻底拆除,使敌占领后,毫无凭借。

    动员民众实行坚壁清野。将预定作战区之物资,竭力向后方疏散;民众之必需品,亦须藏匿至距公铁、驿路、水路30华里以外之安全山中,使敌深入后,一无所获。

    方案下达后,薛岳将自己的指挥所由长沙迁至株洲,只等冈村宁次来钻。

    最先与日军接火的还是关麟征集团军所辖的第52军。

    9月26日晚,该军第195师开往福临铺进入伏击阵地,准备在这里阻滞日军以掩护主力撤退。次日中午,师长覃异之派出便衣侦察敌情,即与渡过汨罗江的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遭遇,便衣队长牺牲。傍晚,日第6师团大队人员到达福临铺附近。

    28日清晨,当淡淡的雾气消散之后,在掩体里露宿了一夜的官兵们刚刚醒来,便听到一阵清脆而纷乱的马蹄声,他们忙抬头望去,只见日军步骑兵组成的搜索队正逼进阵地。

    官兵们起身一通猛烈扫射,日军顿时人仰马翻。个把小时后,又一个联队的日军赶到,向第195师阵地发动进攻,激战到下午两点多,仍未突破守军阵地。

    恼差成怒的稻叶师团长,再次增兵向对方阵地分头攻击,并按照日军步炮空协同作战的战术,架设大炮轰击并唤来飞机助战,但仍然没有看到自己的部下占领阵地。

    他指挥日军以同样的攻击方式进攻其他阵地,尽管造成了守军的重大伤亡,但始终没有击溃对方。

    当晚,覃异之师长率队主动撤退到上衫市一线,日第6师团跟进追击,又遭到罩部伏击,被歼700余人。但上杉市还是被该师团占领。

    30日上午,稻叶四郎中将令工兵在捞刀河上架设浮桥,渡河中,师团大部分人马虽被阻击于北岸,但仍有两个联队冲到南岸,并直扑长沙以北60华里的永安市,击溃守军后将该城占领。这是日军自湘北南侵,所达最远的地方。日军自新墙河北岸开始攻击,进军的直线距离达260华里以上,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部为其占领,但沿途不断遭到中**队的阻抗、伏击,损失颇重。中**队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较为灵活的方式。日军原定“捉捕敌军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的作战计划,显然也成泡影。

    冈村宁次是日军高级将领中有名的“中国通”,就任第11军司令官以来,也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但是,有一点却不曾被他所真正认识,那就是湘北战区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在当地政府和中**队的组织下,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广大地区上的公路和马路翻成了新土,将这一地区的铁桥、木桥甚至石头桥也炸了个精光。他的部队进攻得越远,运送补给就越困难;而就地搜寻给养,又因当地百姓坚壁清野,几乎使日军什么也得不到。他不明白中国腹地湖南省老百姓的性格。此战结束后,他返回武汉忙中偷闲捧起了神田正雄著的《湖南省要览》,其中对“湖南人之性格”一节亲自摘录如下: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信仰释、道,笃于崇拜祖先,淡于金钱,反抗心理强,迷信思想深,有嫉妒、排挤风气,多慷慨悲歌之情……

    不考虑当地社情、民情的因素就采取行动,历来是进攻者的大忌。这一点,他犯了一忌。

    同时,他还过于低估中**队的力量了。冈村是攻打武汉的主将,他认为经过武汉会战后,中**队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南昌攻防战就是一例。在制订这次战役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一反通常以一个联队等于中**队一个师来计算战斗力“的稳妥做法,竟然以为一个大队(相当于中**队一个加强营的人数)就足对付得了对方的一个师。从以往作战实践看,杂牌军一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一个大队,但是这次湘北正面战场上参战的中**队,几乎均是中央直系军队,官兵素质和装备粮响远胜过杂牌军。对作战课的失误,冈村发牢骚说:“本会战期间,最早任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的宫崎周一大佐调任去了北满,自第11军建立以来,曾参与本军作战的幕僚,至此已全部调走,使我有不胜寂寞之感。”而那些补缺进来的新手,骄横有余,稳妥不足,冈村也有失察之责。

    下一步该怎么办?日军主攻部队已越过了中**队号称坚固的新墙河、汨罗江防线,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他冈村的指挥刀可以直指长沙城了。但是,赣北、鄂南的两路助攻部队始终未能与湘北部队连接成线,而湘北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又几乎被切断,尤为严重的是中**队步步南退长沙,显然是在有秩序地退却集结。

    咸宁战斗指挥所内,冈村整日思索着,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军用地图上,一个口袋的形状突然呈现在他精明的脑海之中,他这时猛然醒悟,对方已设下圈套让自己钻。薛岳且战且退,是以长沙城为诱饵、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正张大口要吞噬他的精悍之师。

    10月5日,冈村竭力克制着怅然若失的情绪,下达命令:“全线撤退!”

    狡猾的狐狸最终没有钻进猎人设下的圈套,令兴师动众的薛岳在长沙城下空等了一场。

    10月7日,冈村将咸宁指挥所撤回武汉,所有部队也都纷纷返回会战前的驻地。其中,湘北的第6师团回到新墙河北岸阵地,与跟进来的中**队依然呈夹河对峙状态。

    历时近1个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究竟谁胜?谁败?中日双方当时即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队,顺利的话则适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他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并认为他是胜利者。

    如今,流逝的岁月已使人们对战史的评论愈益公允和客观。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中国方面参战的有32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约24万人;日军参战的有4个师团、2个步兵联队、2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共约10万人,并有海空军配合。战斗结束时,中方伤亡、失踪达40293人;估计日军伤亡约3万人(此是中方宣布的数字,日方公布仅伤亡3600人——作者注),物资损失双方均严重。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先生,也撰文认为:“此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中**队不可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

    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支那军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长沙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上风光亮相的时候,冈村却怀着一脸愁绪,呆在武汉等着东京大本营对自己的转任安排。再说,华中派遣军撤消后,新成立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成了第11军的直属领导机关,西尾寿造和坂垣征四郎成了冈村的顶头上司。论资历,他与坂垣是陆士的同期生,在关东军时也一直比坂垣的职务高;论年龄,坂垣还比他小一岁。尤其是近年来,他俩私人关系不睦,坂垣任陆相时几次给他做过手脚,包括这次会战,也是坂垣以派遣军新任总参谋长的权势,压他变更作战原案,扩大了进攻部队的兵力和作战规模,令他不大不小又丢了一次脸。他不想继续当这个军司令官,尤其不愿呆在坂垣的手底下干了。

    193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转年3月9日,冈村接到了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的调令。启程前,他于17日对集中在军司令部的大佐以上军官致词告别:“我任第11军司令官21个月,领导过几次大规模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人们都对我表示慰劳,但我本身并无特别辛苦可言,主要是仰仗了为我信赖的众多优秀部下的劳绩。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而离去,这是一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对攻打武汉以来,本军总计数万官兵阵亡、负伤之事,将终生萦回于我的脑海中。我将一生坚持对阵亡者表彰追悼……”

    接下来,众官自是一番“拜托啦”、“请多关照”之类的日本式客套。次日,冈村又到南京向西尾和坂垣寒暄辞行,然后乘飞机返回日本。

    军事参议官是日军高级职务中咨询和顾问性质的职务,位尊而无实权,是个闲差。按日军惯例,它有时是安置劳苦功高而又将退役的高级将领,有时又是高级将领被赋予更大责任前的过渡性职务。两者孰是?冈村在闲差上能闲多久?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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