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重获要职（1/2）
返回国内就闹职，不甘寂寞苦待时；
攀上东条作奥援，再获重用展大志。
1940年3月20日，冈村宁次回到离别近两年的东京。
按例，领兵出征的一方统领回国后，先要进宫向天皇复命。不巧，这几天裕仁因受风寒避居深宫调养，遣宫内大臣告冈村回私邸听候召见。遵皇命，冈村回家团聚，四谷坂町自是一番热闹不提。
26日晨，宫内差人通知圣上召见。下午，冈村搭乘宫内省特别差遣的马车，经二重桥进宫。见到天皇后，冈村奉上军状，裕仁优握慰问道：“此次多多辛苦”，随即御赐银制带有皇帝纹章的大花瓶1个。接着，内大臣又带他拜谒皇后，蒙慰勉：“长时奋战，实属辛劳，祝贺凯旋，望愈加自爱奉公。”并赐银杯1个。29日，冈村又拜皇太后，蒙赐慰劳之言：“任职军司令官长期奋战战场，祝贺今日荣归。先日呈上军状，闻圣上颇为满意。战场工作谅多辛苦，甚是感激。”并于别室赐酒撰，及赐银制烟盒1个。
皇室拜谒完毕后，他到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那里报告军状，载仁代表大本营当面宣读了褒词：“前者尊官奉命任第11军司令官，从事华中征战以来，克服天然和人为障碍，果敢大胆领导作战。或于武汉，或于南昌、襄东及其他作战中，取得赫赫战果。……恭奉圣旨，谅亦为尊官之本意。当兹完成大任、阙下复命之机，得睹壮容，衷心欣慰，深感尊官之多劳。惟今正处于诸般形势愈益严重之秋，宜自珍爱，更加为邦家尽瘁，是所期望。”
从载仁的这一通官样文章里，冈村除了听到要他“宜自珍爱”的弦外之音外，没觉得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冈村这一年已经56岁了，军事参议官这个闲差似乎是他不可能再离开的位置。可是，过那种半退役的生活挨到完全退休，他能甘心么？从天皇召见他时的言辞表情看，冈村感到这位年仅40岁的圣上对自己是尊重的，皇太后赐宴赏物更是难得的殊荣，但皇上毕竟从不过问除首相一职以外的人事安排，要重新获得重用还须等待和寻找机遇。
这两年是日本政局动荡较剧烈的时期，连续更迭了四届内阁。先是1939年8月，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所谓“复杂奇怪的国际形势”和“对德苏合作予以反击”而告辞；接着上台的阿部信行内阁执政仅4个多月，就因内阁成员意见不一致而挂冠；继之的米内光政内阁上台才半年，又因被陆军省认为“消极保守”而不得不自行辞职。1940年7月22日，在军部的支持下，近卫文囗第二次登台拜相，组成新内阁。
1939年，日本国内发生罕见旱灾，粮食普遍欠收。为此，日本政府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实行居民限量购买粮食政策。另外又从国际市场购大量面粉，以补充物资短缺。日本国内，为扩大军工生产，将不少民用工厂转为军用，重要资源被统一控制，限制了近百种商品的购买。电力不足，金融不稳定，通货膨胀加剧，引起了日本国民的不满。对外关系上，日本在1939年也很不顺利，先是与苏在诺门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反又与英美发生摩擦，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使日本更觉得通过“南进”获取资源的重要性。
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前夕，德军于1940年4月占领丹麦和挪威，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攻入法国。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英国本也面临着入侵的威胁。希特勒的胜利愈加刺激了日本的南进侵略**，他们看到资源富饶的南洋一带已成为英、法、荷等国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是千载难遇的南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准备乘英法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当时，日本军部估计，德国很快会进攻英国本士，欧洲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因此，军部不少上层决策者都倾向于认为，即使在“中国事变”未得到解决之前，也应当不失时机地断然南进。东条英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东条在这届近卫内阁中担任陆相。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他比冈村晚一期，年龄也比冈村略小。而且他几年来一直鼓吹的“南进”主张，冈村也不以为然。所以，此前陆军省人事局长野田向他征询陆相人选意见时，冈村提出梅津美治郎是最合适的，旨在阻止东条当上陆相。但是，当东条走马上任真的成为陆相后，在闲差上寂寞难耐的冈村宁次，为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不惜抛开意见分歧、不顾学兄的身分，居然拜倒在东条的门下，真可谓有失风度了。
时至40年代初，冈村过去在军界中的靠山和奥援，早已老的老死，遭贬的遭贬。而现在的身居要职者，反倒有不少给他作梗者。他再不拉住东条英机，岂不更孤掌难鸣？
对冈村的这段窘状，有部日文版的冈村传记谈到一例：1940年初秋的一天，冈村穿着笔挺的西装，到世田谷北泽的小(口克)敏四郎家去。分别多年的盟友，对冈村的来访很冷淡。小(口克)没有一丝笑容地把他引进房内，在客厅谈了一阵，后来把他送到门口时说了一句；‘你以后不必到我家来了。’冈村本来是接受了东条陆相的旨意，想找赋闲在家的老友小(口克)跟他一起去满洲工作。而小(口克)看不惯冈村当东条的马前卒，表现了倔强的性格。冈村只好自言道：‘小(口克)还是这个脾气。’然后没趣地回家了。”
东条投桃报李，对冈村自有一番关照。1941年4月，幸运终于降临在已闲差1年多的冈村头上，他被授予大将军衔。这令他格外兴奋，在同期的士官学校学生中，他率先进入了这个令人炫目的高位，而坂垣征四郎、安藤利吉并未能和他同时晋升为大将。当冈村宁次拜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他们才和多田骏一起被授予此衔，在时间上已经晚了数月，区别可就很大了。这预示着大本营很快就要委他以重任。
再说近卫、东条等人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南进”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和新内阁的施政纲领。他们提出的《基本国策要纲》基本方针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又被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由该届内阁外相松冈洋右在1940年8月1日发表谈话时首次公开使用，其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这个基本国策要纲以积极准备南进为基调，已改变了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前提条件的立场，提出即使中日战争不能结束，只要形势有利，也要南进。松冈和东条认为“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新内阁还确定：外交方面要加强日、德、意三国轴心，排除英、美对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阻挠，调整日苏关系；内政方面，要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即加强法西斯专政。
日本要积极准备力量南进，就不得不对指导中国战场的政略、战略进行一些调整。1940年底御前会议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规定：“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用尽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的一切手段，加强排除英、美的援蒋行动。”并提出要由政府（而不再由军方或民间）出面努力与重庆政府再进行“和平”谈判，迫使重庆政府“屈服”；如此举不能成功，则不论形势如何，都要“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还规定，一旦转入长期作战体制，“在一般形势没有重大变化时，保持长期作战体制。一方面要确保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和汉口附近到长江下游的重要地区、广东的一部分和华南沿海重要地区，经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要彻底整顿这些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中日战争已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由于准备南进和将侵华战争转入所谓“长期作战体制”的战略需要，当时在华日军的整个部署和作战重心，已开始向华北、华中地区的“治安战”转移。自八路军“百团大战”震撼了日军大本营之后，日军的“治安战”就集中针对**，其目的就是要消灭**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摧毁其抗日根据地。
可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在对付八路军方面并不成功。此人也是日军内的名将，还曾担任过参谋次长。他于1939年9月接替杉山元来华北任职，仅两个多月就创下了阿部规秀中将阵亡这项日军前所未有的纪录。阿部规秀是日军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师团长则是中将。但阿部规秀接任该旅团时的军衔是中将，而且是以蒙疆驻屯军司令官的身分兼任此职的，可见这个旅团在侵华日军中的地位。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的专家。他在率部向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时，于11月7日在河北涞源黄土岭遭受八路军伏击，阿部规秀及以下官兵900余人被击毙。阿部规秀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中将，他的死震动了日本朝野。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志哀，各高级将领持吊旗致敬，各界团体和众多遗族前往迎接，可谓哀荣至极。这一切对于多田骏来说，就不仅仅是一种悲哀和不幸，而是一种明显的丢脸。日本报界一再宣扬自从皇军建立以来，中将级军官的阵亡是没有先例的。而现在这个“先例”竟由多田骏创下，自然不是他的光荣。与他私交不错的坂垣征四郎这时刚刚来南京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华北方面军名义上受南京的指导，尽管在这件事上坂垣在给东京的电报中说了多田骏的不少好话，但大本营却缄默不语，说明大本营对多田骏人主华北之初的工作并不满意。
另一件事是他上任第二年，八路军于1940年8月至12月连续4个来月发动的“百团大战”，使日伪军损失惨重。“百团大战”中大小战斗进行1824次，虽然八路军的伤亡并不小，但华北日伪军总共失掉了293个据点，大队长以上的官住阵亡19名，以下的官兵伤亡了2万多人。铁路被八路军破袭战毁掉近千里，公路3000多里，桥梁炸毁213座，火车站破坏了37个，碉堡被攻下523个。炸毁了飞机6架、火车34列、汽车近200辆、战车18辆、后勤仓库11座。正太铁路3个多月未能修复，华北日军交通一度全部陷于瘫痪状态。此战后，日军在华北控制的地盘大大缩小，其情报部门后来对各地“治安”状况的调查研究认为，截止1941年7月，在整个华北，日军与**武装力量的势力范围大致相当，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周围大约占华北面积10％的地区日伪统治比较巩固，是所谓“治安区”；另有约10％的面积是**的中心根据地，日军不能插手，是所谓“未治安区”；其余50％的面积则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也就是说日军真正能控制住的地区仅为华北总面积的1／10。
日军大本营在对付**抗日武装力量方面不能说没有失误，可以说这种失误从“七七事变”以来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矛盾集中地暴露在多田骏面前而已。从“七七事变”到攻占武汉这近1年半时间，是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开展战略进攻的时期，此时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盛行速战速决一击亡华的论调。1938年以后，为了集中进行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日军把华北兵力大量南调，使华北日军占领区出现了大空隙，给**领导的游击战争造成了放手发展的大好机会。
在此后较长时期中，日本在观念上对中国国共两党的认识不断变化，呈现出较大的复杂性。占领南京后，日本政府声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表现出日本对
攀上东条作奥援，再获重用展大志。
1940年3月20日，冈村宁次回到离别近两年的东京。
按例，领兵出征的一方统领回国后，先要进宫向天皇复命。不巧，这几天裕仁因受风寒避居深宫调养，遣宫内大臣告冈村回私邸听候召见。遵皇命，冈村回家团聚，四谷坂町自是一番热闹不提。
26日晨，宫内差人通知圣上召见。下午，冈村搭乘宫内省特别差遣的马车，经二重桥进宫。见到天皇后，冈村奉上军状，裕仁优握慰问道：“此次多多辛苦”，随即御赐银制带有皇帝纹章的大花瓶1个。接着，内大臣又带他拜谒皇后，蒙慰勉：“长时奋战，实属辛劳，祝贺凯旋，望愈加自爱奉公。”并赐银杯1个。29日，冈村又拜皇太后，蒙赐慰劳之言：“任职军司令官长期奋战战场，祝贺今日荣归。先日呈上军状，闻圣上颇为满意。战场工作谅多辛苦，甚是感激。”并于别室赐酒撰，及赐银制烟盒1个。
皇室拜谒完毕后，他到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那里报告军状，载仁代表大本营当面宣读了褒词：“前者尊官奉命任第11军司令官，从事华中征战以来，克服天然和人为障碍，果敢大胆领导作战。或于武汉，或于南昌、襄东及其他作战中，取得赫赫战果。……恭奉圣旨，谅亦为尊官之本意。当兹完成大任、阙下复命之机，得睹壮容，衷心欣慰，深感尊官之多劳。惟今正处于诸般形势愈益严重之秋，宜自珍爱，更加为邦家尽瘁，是所期望。”
从载仁的这一通官样文章里，冈村除了听到要他“宜自珍爱”的弦外之音外，没觉得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冈村这一年已经56岁了，军事参议官这个闲差似乎是他不可能再离开的位置。可是，过那种半退役的生活挨到完全退休，他能甘心么？从天皇召见他时的言辞表情看，冈村感到这位年仅40岁的圣上对自己是尊重的，皇太后赐宴赏物更是难得的殊荣，但皇上毕竟从不过问除首相一职以外的人事安排，要重新获得重用还须等待和寻找机遇。
这两年是日本政局动荡较剧烈的时期，连续更迭了四届内阁。先是1939年8月，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所谓“复杂奇怪的国际形势”和“对德苏合作予以反击”而告辞；接着上台的阿部信行内阁执政仅4个多月，就因内阁成员意见不一致而挂冠；继之的米内光政内阁上台才半年，又因被陆军省认为“消极保守”而不得不自行辞职。1940年7月22日，在军部的支持下，近卫文囗第二次登台拜相，组成新内阁。
1939年，日本国内发生罕见旱灾，粮食普遍欠收。为此，日本政府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实行居民限量购买粮食政策。另外又从国际市场购大量面粉，以补充物资短缺。日本国内，为扩大军工生产，将不少民用工厂转为军用，重要资源被统一控制，限制了近百种商品的购买。电力不足，金融不稳定，通货膨胀加剧，引起了日本国民的不满。对外关系上，日本在1939年也很不顺利，先是与苏在诺门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反又与英美发生摩擦，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使日本更觉得通过“南进”获取资源的重要性。
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前夕，德军于1940年4月占领丹麦和挪威，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攻入法国。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英国本也面临着入侵的威胁。希特勒的胜利愈加刺激了日本的南进侵略**，他们看到资源富饶的南洋一带已成为英、法、荷等国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是千载难遇的南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准备乘英法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当时，日本军部估计，德国很快会进攻英国本士，欧洲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因此，军部不少上层决策者都倾向于认为，即使在“中国事变”未得到解决之前，也应当不失时机地断然南进。东条英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东条在这届近卫内阁中担任陆相。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他比冈村晚一期，年龄也比冈村略小。而且他几年来一直鼓吹的“南进”主张，冈村也不以为然。所以，此前陆军省人事局长野田向他征询陆相人选意见时，冈村提出梅津美治郎是最合适的，旨在阻止东条当上陆相。但是，当东条走马上任真的成为陆相后，在闲差上寂寞难耐的冈村宁次，为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不惜抛开意见分歧、不顾学兄的身分，居然拜倒在东条的门下，真可谓有失风度了。
时至40年代初，冈村过去在军界中的靠山和奥援，早已老的老死，遭贬的遭贬。而现在的身居要职者，反倒有不少给他作梗者。他再不拉住东条英机，岂不更孤掌难鸣？
对冈村的这段窘状，有部日文版的冈村传记谈到一例：1940年初秋的一天，冈村穿着笔挺的西装，到世田谷北泽的小(口克)敏四郎家去。分别多年的盟友，对冈村的来访很冷淡。小(口克)没有一丝笑容地把他引进房内，在客厅谈了一阵，后来把他送到门口时说了一句；‘你以后不必到我家来了。’冈村本来是接受了东条陆相的旨意，想找赋闲在家的老友小(口克)跟他一起去满洲工作。而小(口克)看不惯冈村当东条的马前卒，表现了倔强的性格。冈村只好自言道：‘小(口克)还是这个脾气。’然后没趣地回家了。”
东条投桃报李，对冈村自有一番关照。1941年4月，幸运终于降临在已闲差1年多的冈村头上，他被授予大将军衔。这令他格外兴奋，在同期的士官学校学生中，他率先进入了这个令人炫目的高位，而坂垣征四郎、安藤利吉并未能和他同时晋升为大将。当冈村宁次拜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他们才和多田骏一起被授予此衔，在时间上已经晚了数月，区别可就很大了。这预示着大本营很快就要委他以重任。
再说近卫、东条等人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南进”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和新内阁的施政纲领。他们提出的《基本国策要纲》基本方针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又被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由该届内阁外相松冈洋右在1940年8月1日发表谈话时首次公开使用，其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这个基本国策要纲以积极准备南进为基调，已改变了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前提条件的立场，提出即使中日战争不能结束，只要形势有利，也要南进。松冈和东条认为“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新内阁还确定：外交方面要加强日、德、意三国轴心，排除英、美对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阻挠，调整日苏关系；内政方面，要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即加强法西斯专政。
日本要积极准备力量南进，就不得不对指导中国战场的政略、战略进行一些调整。1940年底御前会议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规定：“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用尽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的一切手段，加强排除英、美的援蒋行动。”并提出要由政府（而不再由军方或民间）出面努力与重庆政府再进行“和平”谈判，迫使重庆政府“屈服”；如此举不能成功，则不论形势如何，都要“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还规定，一旦转入长期作战体制，“在一般形势没有重大变化时，保持长期作战体制。一方面要确保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和汉口附近到长江下游的重要地区、广东的一部分和华南沿海重要地区，经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要彻底整顿这些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中日战争已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由于准备南进和将侵华战争转入所谓“长期作战体制”的战略需要，当时在华日军的整个部署和作战重心，已开始向华北、华中地区的“治安战”转移。自八路军“百团大战”震撼了日军大本营之后，日军的“治安战”就集中针对**，其目的就是要消灭**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摧毁其抗日根据地。
可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在对付八路军方面并不成功。此人也是日军内的名将，还曾担任过参谋次长。他于1939年9月接替杉山元来华北任职，仅两个多月就创下了阿部规秀中将阵亡这项日军前所未有的纪录。阿部规秀是日军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师团长则是中将。但阿部规秀接任该旅团时的军衔是中将，而且是以蒙疆驻屯军司令官的身分兼任此职的，可见这个旅团在侵华日军中的地位。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的专家。他在率部向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时，于11月7日在河北涞源黄土岭遭受八路军伏击，阿部规秀及以下官兵900余人被击毙。阿部规秀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中将，他的死震动了日本朝野。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志哀，各高级将领持吊旗致敬，各界团体和众多遗族前往迎接，可谓哀荣至极。这一切对于多田骏来说，就不仅仅是一种悲哀和不幸，而是一种明显的丢脸。日本报界一再宣扬自从皇军建立以来，中将级军官的阵亡是没有先例的。而现在这个“先例”竟由多田骏创下，自然不是他的光荣。与他私交不错的坂垣征四郎这时刚刚来南京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华北方面军名义上受南京的指导，尽管在这件事上坂垣在给东京的电报中说了多田骏的不少好话，但大本营却缄默不语，说明大本营对多田骏人主华北之初的工作并不满意。
另一件事是他上任第二年，八路军于1940年8月至12月连续4个来月发动的“百团大战”，使日伪军损失惨重。“百团大战”中大小战斗进行1824次，虽然八路军的伤亡并不小，但华北日伪军总共失掉了293个据点，大队长以上的官住阵亡19名，以下的官兵伤亡了2万多人。铁路被八路军破袭战毁掉近千里，公路3000多里，桥梁炸毁213座，火车站破坏了37个，碉堡被攻下523个。炸毁了飞机6架、火车34列、汽车近200辆、战车18辆、后勤仓库11座。正太铁路3个多月未能修复，华北日军交通一度全部陷于瘫痪状态。此战后，日军在华北控制的地盘大大缩小，其情报部门后来对各地“治安”状况的调查研究认为，截止1941年7月，在整个华北，日军与**武装力量的势力范围大致相当，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周围大约占华北面积10％的地区日伪统治比较巩固，是所谓“治安区”；另有约10％的面积是**的中心根据地，日军不能插手，是所谓“未治安区”；其余50％的面积则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也就是说日军真正能控制住的地区仅为华北总面积的1／10。
日军大本营在对付**抗日武装力量方面不能说没有失误，可以说这种失误从“七七事变”以来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矛盾集中地暴露在多田骏面前而已。从“七七事变”到攻占武汉这近1年半时间，是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开展战略进攻的时期，此时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盛行速战速决一击亡华的论调。1938年以后，为了集中进行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日军把华北兵力大量南调，使华北日军占领区出现了大空隙，给**领导的游击战争造成了放手发展的大好机会。
在此后较长时期中，日本在观念上对中国国共两党的认识不断变化，呈现出较大的复杂性。占领南京后，日本政府声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表现出日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