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剿匪与警备”（2/2）
他寄予极大的希望，后来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1920年底，大学毕业的石井正式到日军服役，至1924年8月时，职务为日本第一陆军医院军医大尉。同年，他再度考入京都帝大医学部读研究生，主攻细菌学、血清学和防疫学。1926年4月，石井研究生毕业回到陆军医院，一边工作，一边撰写关于防疫学的博士论文。转年，石井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30年8月，石井晋升为军医少佐，并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他从这时起，在教学之余，开始着手细菌的毒性研究，还在军医学校同事、军界上层人物中间进行鼓动，说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很经济的进攻武器，因此，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并极力要求加紧研究细菌武器。石井的主张，得到了日本陆军省一些高级军官的支持。
1932年8月，石井的研究所在陆军军医学校内开张。一年后，在石井的积极活动下，陆军省首脑批准拨20万日元将其研究所移至中国东北。因为在日本国内，石井的研究所不可能拿天皇的子民当动物来实验，可见彼此心照不宣的石井和陆军首脑，一开始就怀有歹毒、凶残之用心。
该所迁来东北后，受关东军司令部统辖，专门负责作战、情报等工作的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是石井的最直接上司。当时，石井仅是个军医少佐，而冈村宁次是陆军少将，他对冈村的话言听计从，每月总要从哈尔滨跑到长春关东军司令部一二次，向冈村汇报工作。干过多年谍报工作的冈村，得悉石井一伙穿着配有日军医务技术军官标志的服装，进进出出于该所内外，深恐附近中国人侦知这是个特殊机关，便指令石井“使用步兵少位军装，其部下军医亦被命令使用相当官衔的步兵军装”，以掩人耳目。
石井机关初期的经费多半是由关东军司令部拨给的，而直接负责办理批复、转拨手续的就是冈村宁次。平时，冈村对石井机关的“专家”们也处处给予关照。一次，两名军医大尉在细菌实验中感染死亡，“我记得在中央的谅解下，我曾虚报战况为两名死者申请了特殊功勋”。这次冈村再次来东北，他的司令部设在哈尔滨，离石井机关相距不远，两人再度相逢，又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石井机关与哈尔滨日军关押被捕抗日游击战士的看守所为邻，第2师团每次讨伐后都将一些被俘游击战士送进该看守所，再由石井的部下从中挑选出一些人来接受活人实验。这个看守所，实际上是石井机关“实验品”来源的一个中转站。
一个当时在这里工作过的“医学专家”，战后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况。他们预先准备了亚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它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结果，经过一周的痛苦折磨后，这些人全部死亡。为了研究治疗，有的人被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先对受传染的人进行治疗，身体稍稍复原之后，再次进行实验，直至死亡为止。
最残忍、最惨无人道的，是用活人进行解剖实验。一次，有个新来的摄影班队员目睹了实验现场。手术台上，对受实验者施行麻醉手术后，执刀者问道：“感觉怎么样？”回答说：“困了，想睡觉……”很快就不作声了。
手术开始了。手术刀从喉咙处一条线割下来，从左边绕过肚脐，一气割到下身。受害者浑身是粘乎乎的鲜血，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执刀者在腹腔上打开一个小孔，然后把手术刀插进去割，里面的内脏器官被分别摘取。受害者就这样被活生生地解剖了！
针对严寒条件下作战的需要，石井机关还重点进行了冰冻活人的实验。石井一伙在做这种实验时，每次用5至10人不等。“犯人们”被看押在严寒的室外，强迫他们把手或脚放在水桶里冰冻若干时间，直到被冻伤为止，然后再带回室内迅速浸人温度不同的热水中，以获取实验数据。而进行这种实验的结果，受实验者多半是四肢腐烂，最终死亡或成终身残废。冈村宁次对冻伤实验尤为感兴趣，他供认，“特别对于治疗冻伤，石井得出了用37度的温水浸泡患处是最好方法的结论。这些都是根据使用人体进行种种宝贵试验，或让他活，或让他死，或让他再生等等所取得的成果”。并且，他还在率领部队于野外作战、宿营时，利用石井的“研究成果”，抢救和治愈被冻伤的法西斯官兵。
在冈村等关东军各实力人物的直接支持、协助下，石井机关的规模越来越膨胀，“在哈尔滨南郊，建设了相当漂亮的房舍”；“事业”也越来越红火。冈村承认，“由于石井使用了真正的人代替上拨鼠等动物做试验，取得成效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原来对于他顺利地取得医学成果的具体内容并不太清楚，但是在停战以后，据他亲自向我透露，仅获有专利权的成果就达200多件以上”。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用数千名无辜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的生命换取来的。
尽管冈村在论及他与石井的关系时，常遮遮掩掩、半吞半吐，其实，物以类聚，两人的私交一直不错。1942年7月，石井四郎因私吞大笔公款，并在军需商人承包机关工程时接受贿赂，被军部查出撤职。石井一下子失了业。此时，冈村正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利用手握的大权拉了他一把，让石井来到太原他属下的第1军，干了一个时期的该军军医部长。战后返回日本，他俩也经常来往聊天。后来，作恶多端的石井四郎因冤魂缠身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终于在疯疯癫癫的状态中死去，冈村闻知居然发感慨道：“石井不幸病故，确属可惜。”
书归正传。当冈村指挥第2师团在松花江两岸全力围剿我抗联武装的时候，1937年7月7日，随着芦沟桥事变的枪声，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冈村正在通河一带追踪赵尚志抗联部队的下落。事变发生两天后，他于7月9日在通河接到电报，得知7日“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件，13日回到哈尔滨后，通过各方面的情报，大体知道了事件的内容。出于对日本帝国利益的担忧，他不愿让日本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战争中，希望事变能在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早日就地解决。他在这几天的日记中记载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一事件的背面，蒋介石对宋哲元军这一地方部队的实力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兴的；同时，国际**和斯大林对日军在满洲以外地区消耗兵力，也可能是欢迎的。果真如此，可以说这一事件恰如他们所愿。因此，必须万分注意收尾方法，迅速予以解决。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当为苏联所喜。”
在日本一手制造的“华北危机”中，日本军政界上层人物群体内部存在着“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分野。前者是大多数，力主以强硬的手段，一鼓作气立即使中国屈服；后者人数不多且不敢大肆声张，认为彻底征服中国的时机未到，日本先要把“九一八”后吞掉的满洲和签订《塘沽协定》等条约后在华北得到的实惠加以巩固、消化。那个被冈村称为“难得的谋略家”石原莞尔，就是“不扩大派”的主要理论代表。冈村的主张也大体与他一致。但是，这两派在征服中国的根本目标上没有差别，而且战争真的打起来后，“不扩大派”尽管忧虑重重，但帝**人的“天职”还是使他们踏上了高速运转的扩大派战车上。就是这个石原莞尔，芦沟桥事变时正担任日军参谋本部内主管作战的第1部部长，日本军部向华北前线迅速动员、增调约3个师团兵力的方案，恰恰是由他主持制定的。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势凌厉：
7月26日，日军占领廊坊，切断平津之间交通。29日，日军兵不血刃进入北平城；30日，占领天津。
8月9日，上海发生日本军人挑衅的“虹桥机场事件”；13日，淞沪大战爆发，双方激战3个多月后，日军占领了上海、苏州、无锡。
12月13日，日军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同月，日军还先后占领芜湖、扬州、杭州、济南。
1938年1月，日军先后占领青岛、蚌埠。同时，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2月，日军攻占临汾。
4月上旬，台儿庄会战中，日军首次遭受重大挫折。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
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年，日军铁蹄踏神州，战火燃烧了大半个中国。占领徐州后，东京大本营的下一个目标是武汉，并企图在攻占武汉的会战过程中围歼中**队的主力。
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远在北满的冈村宁次，一面率队镇压当地的抗日武装，一面眼盯着关内战局的发展。他祈祷天神保佑，令大日本皇军能“武运长久”，一举击败中**民的抵抗，彻底圆了日本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扩张梦想。同时，他也预感到军部会将他南调，担负更重要的任务。多年以后，他曾对自己得力的参谋长宫崎周一开玩笑说：“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那位宫崎周一赶紧自谦地谄媚道：“就将军而言，每次抹得确实相当出色，但我总是抹得粗糙。”是啊，对于这样一个韬略满腹、深谙统率之道的皇军干将，当此大战之际，东京大本营怎会仅让他去对付肩扛几支破枪的游击队，或者仅仅让他隔着黑龙江瞧老毛子的大鼻子打发日子呢？
果然，就在日军为准备空前规模的武汉大会战、决定要专门组建第11军时，军部首脑立刻想起了冈村宁次。
1938年6月21日夜，冈村宁次突然接到关东军司令部转来的东京急电，内称：“贵职调任第11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当时，第2师团正集结于掖河镇进行军事演习，原来预定关东军植田司令官于第二天前来观操，并“由我给所辖团队讲授图上战术，内容为师团在预想战场进行战斗的设想”。见到电报后，这一切只好取消。
6月23日，冈村宁次离开掖河，先回哈尔滨师团司令部跟接替他的新任师团长安井藤治交接了工作，然后又与石井四郎、哈尔滨伪满军政头目等一一话别，便在大本营的再次来电催促下启程返回东京。这正是：大战在即调冈村，拔擢干将夺武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1930年8月，石井晋升为军医少佐，并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他从这时起，在教学之余，开始着手细菌的毒性研究，还在军医学校同事、军界上层人物中间进行鼓动，说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很经济的进攻武器，因此，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并极力要求加紧研究细菌武器。石井的主张，得到了日本陆军省一些高级军官的支持。
1932年8月，石井的研究所在陆军军医学校内开张。一年后，在石井的积极活动下，陆军省首脑批准拨20万日元将其研究所移至中国东北。因为在日本国内，石井的研究所不可能拿天皇的子民当动物来实验，可见彼此心照不宣的石井和陆军首脑，一开始就怀有歹毒、凶残之用心。
该所迁来东北后，受关东军司令部统辖，专门负责作战、情报等工作的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是石井的最直接上司。当时，石井仅是个军医少佐，而冈村宁次是陆军少将，他对冈村的话言听计从，每月总要从哈尔滨跑到长春关东军司令部一二次，向冈村汇报工作。干过多年谍报工作的冈村，得悉石井一伙穿着配有日军医务技术军官标志的服装，进进出出于该所内外，深恐附近中国人侦知这是个特殊机关，便指令石井“使用步兵少位军装，其部下军医亦被命令使用相当官衔的步兵军装”，以掩人耳目。
石井机关初期的经费多半是由关东军司令部拨给的，而直接负责办理批复、转拨手续的就是冈村宁次。平时，冈村对石井机关的“专家”们也处处给予关照。一次，两名军医大尉在细菌实验中感染死亡，“我记得在中央的谅解下，我曾虚报战况为两名死者申请了特殊功勋”。这次冈村再次来东北，他的司令部设在哈尔滨，离石井机关相距不远，两人再度相逢，又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石井机关与哈尔滨日军关押被捕抗日游击战士的看守所为邻，第2师团每次讨伐后都将一些被俘游击战士送进该看守所，再由石井的部下从中挑选出一些人来接受活人实验。这个看守所，实际上是石井机关“实验品”来源的一个中转站。
一个当时在这里工作过的“医学专家”，战后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况。他们预先准备了亚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它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结果，经过一周的痛苦折磨后，这些人全部死亡。为了研究治疗，有的人被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先对受传染的人进行治疗，身体稍稍复原之后，再次进行实验，直至死亡为止。
最残忍、最惨无人道的，是用活人进行解剖实验。一次，有个新来的摄影班队员目睹了实验现场。手术台上，对受实验者施行麻醉手术后，执刀者问道：“感觉怎么样？”回答说：“困了，想睡觉……”很快就不作声了。
手术开始了。手术刀从喉咙处一条线割下来，从左边绕过肚脐，一气割到下身。受害者浑身是粘乎乎的鲜血，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执刀者在腹腔上打开一个小孔，然后把手术刀插进去割，里面的内脏器官被分别摘取。受害者就这样被活生生地解剖了！
针对严寒条件下作战的需要，石井机关还重点进行了冰冻活人的实验。石井一伙在做这种实验时，每次用5至10人不等。“犯人们”被看押在严寒的室外，强迫他们把手或脚放在水桶里冰冻若干时间，直到被冻伤为止，然后再带回室内迅速浸人温度不同的热水中，以获取实验数据。而进行这种实验的结果，受实验者多半是四肢腐烂，最终死亡或成终身残废。冈村宁次对冻伤实验尤为感兴趣，他供认，“特别对于治疗冻伤，石井得出了用37度的温水浸泡患处是最好方法的结论。这些都是根据使用人体进行种种宝贵试验，或让他活，或让他死，或让他再生等等所取得的成果”。并且，他还在率领部队于野外作战、宿营时，利用石井的“研究成果”，抢救和治愈被冻伤的法西斯官兵。
在冈村等关东军各实力人物的直接支持、协助下，石井机关的规模越来越膨胀，“在哈尔滨南郊，建设了相当漂亮的房舍”；“事业”也越来越红火。冈村承认，“由于石井使用了真正的人代替上拨鼠等动物做试验，取得成效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原来对于他顺利地取得医学成果的具体内容并不太清楚，但是在停战以后，据他亲自向我透露，仅获有专利权的成果就达200多件以上”。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用数千名无辜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的生命换取来的。
尽管冈村在论及他与石井的关系时，常遮遮掩掩、半吞半吐，其实，物以类聚，两人的私交一直不错。1942年7月，石井四郎因私吞大笔公款，并在军需商人承包机关工程时接受贿赂，被军部查出撤职。石井一下子失了业。此时，冈村正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利用手握的大权拉了他一把，让石井来到太原他属下的第1军，干了一个时期的该军军医部长。战后返回日本，他俩也经常来往聊天。后来，作恶多端的石井四郎因冤魂缠身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终于在疯疯癫癫的状态中死去，冈村闻知居然发感慨道：“石井不幸病故，确属可惜。”
书归正传。当冈村指挥第2师团在松花江两岸全力围剿我抗联武装的时候，1937年7月7日，随着芦沟桥事变的枪声，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冈村正在通河一带追踪赵尚志抗联部队的下落。事变发生两天后，他于7月9日在通河接到电报，得知7日“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件，13日回到哈尔滨后，通过各方面的情报，大体知道了事件的内容。出于对日本帝国利益的担忧，他不愿让日本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战争中，希望事变能在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早日就地解决。他在这几天的日记中记载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一事件的背面，蒋介石对宋哲元军这一地方部队的实力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兴的；同时，国际**和斯大林对日军在满洲以外地区消耗兵力，也可能是欢迎的。果真如此，可以说这一事件恰如他们所愿。因此，必须万分注意收尾方法，迅速予以解决。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当为苏联所喜。”
在日本一手制造的“华北危机”中，日本军政界上层人物群体内部存在着“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分野。前者是大多数，力主以强硬的手段，一鼓作气立即使中国屈服；后者人数不多且不敢大肆声张，认为彻底征服中国的时机未到，日本先要把“九一八”后吞掉的满洲和签订《塘沽协定》等条约后在华北得到的实惠加以巩固、消化。那个被冈村称为“难得的谋略家”石原莞尔，就是“不扩大派”的主要理论代表。冈村的主张也大体与他一致。但是，这两派在征服中国的根本目标上没有差别，而且战争真的打起来后，“不扩大派”尽管忧虑重重，但帝**人的“天职”还是使他们踏上了高速运转的扩大派战车上。就是这个石原莞尔，芦沟桥事变时正担任日军参谋本部内主管作战的第1部部长，日本军部向华北前线迅速动员、增调约3个师团兵力的方案，恰恰是由他主持制定的。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势凌厉：
7月26日，日军占领廊坊，切断平津之间交通。29日，日军兵不血刃进入北平城；30日，占领天津。
8月9日，上海发生日本军人挑衅的“虹桥机场事件”；13日，淞沪大战爆发，双方激战3个多月后，日军占领了上海、苏州、无锡。
12月13日，日军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同月，日军还先后占领芜湖、扬州、杭州、济南。
1938年1月，日军先后占领青岛、蚌埠。同时，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2月，日军攻占临汾。
4月上旬，台儿庄会战中，日军首次遭受重大挫折。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
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年，日军铁蹄踏神州，战火燃烧了大半个中国。占领徐州后，东京大本营的下一个目标是武汉，并企图在攻占武汉的会战过程中围歼中**队的主力。
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远在北满的冈村宁次，一面率队镇压当地的抗日武装，一面眼盯着关内战局的发展。他祈祷天神保佑，令大日本皇军能“武运长久”，一举击败中**民的抵抗，彻底圆了日本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扩张梦想。同时，他也预感到军部会将他南调，担负更重要的任务。多年以后，他曾对自己得力的参谋长宫崎周一开玩笑说：“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那位宫崎周一赶紧自谦地谄媚道：“就将军而言，每次抹得确实相当出色，但我总是抹得粗糙。”是啊，对于这样一个韬略满腹、深谙统率之道的皇军干将，当此大战之际，东京大本营怎会仅让他去对付肩扛几支破枪的游击队，或者仅仅让他隔着黑龙江瞧老毛子的大鼻子打发日子呢？
果然，就在日军为准备空前规模的武汉大会战、决定要专门组建第11军时，军部首脑立刻想起了冈村宁次。
1938年6月21日夜，冈村宁次突然接到关东军司令部转来的东京急电，内称：“贵职调任第11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当时，第2师团正集结于掖河镇进行军事演习，原来预定关东军植田司令官于第二天前来观操，并“由我给所辖团队讲授图上战术，内容为师团在预想战场进行战斗的设想”。见到电报后，这一切只好取消。
6月23日，冈村宁次离开掖河，先回哈尔滨师团司令部跟接替他的新任师团长安井藤治交接了工作，然后又与石井四郎、哈尔滨伪满军政头目等一一话别，便在大本营的再次来电催促下启程返回东京。这正是：大战在即调冈村，拔擢干将夺武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