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赞誉与攻击（1/2）
新政招来恶攻击，官场自此风雷激；
决心采取强措施，挫败政敌不迟疑。
在第一个新政期间，罗斯福为了医治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他把抚慰企业界的工业复兴法，搞成了当时的关键措施。但到了1935年，罗斯福对赢得企业界的支持丧失了信心，因而改弦更张，对它发起了全力进攻。一些旨在惩罚企业界和帮助劳动人民的议案，例如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和公用事业法案，就是第二个新政时期立法方面的标志。施莱辛格说：“第一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必须做什么，第二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决不能做什么。”
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
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分成三大部分：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对无依无靠者提供救济。罗斯福解释说：“建立养老金制度是为了促使已到退休年龄的人放弃自己的工作，从而给年轻一代的人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使大家在展望老年的前景时都能有一种安全感。”根据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
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但保守派却企图在国会发动突然袭击。他们指责社会保险违反美国一向珍视的“节俭精神、首创精神和自助精神”，声称所有的美国人不得不忍辱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一个印着社会保险号码的铜牌，就像挂块狗牌一样。他们指责说，实行社会保险，就等于把节衣缩食的彼得的钱抢过来，送给不事积蓄的保罗。新泽西州参议员哈里·穆尔指责说：“我们也可以从育婴堂抱个孩子，给他雇个保姆，使他不尝受生活的艰辛。”
国会期间，关于社会保险法的辩论十分激烈，共和党认为它是鼓励懒汉的法案。在听证会上，甚至有人叫喊社会保险法案是从《**宣言》上逐字逐句抄来的。反对势力虽然穷凶极恶，但人数并不多，而广大人民则坚决支持，因此在最后表决时，众议院以372要比33票、参议院以76票比6票获得通过。
高举“新政”旗帜的民主党获得了对共和党的绝对优势，一大批刚刚踏入国会的新议员，对本选区选民对社会保险和救济的强烈要求，当然不能漠视；一些共和党议员考虑到他们的政治前途，也不愿留下反对社会保险的投票记录。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社会保险立法成了新政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新政时期，劳工关系是罗斯福特别关注的领域。他懂得，如果得不到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社会的动荡局面就无法稳定，更谈不上刺激私人投资的计划，而且在支持他的选民中，有组织的劳工是特别有力的集团。当《全国工业复兴法》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后，连带使该法第七条第一款有关劳工权利的规定也失去了法律根据。这对罗斯福鼓吹的“社会改革”和“劳资合作”无疑是个打击。新政处在成败的关头。许多大企业家度过危急时刻后，从支持新政变为反对新政，右翼报刊更大为鼓噪。因此，在罗斯福的坚决要求下，在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国会很快采取行动。
就在《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取消不到40天后，国会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康纳利法》）。该法律规定：禁止雇主干预或图谋控制劳工组织，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雇主不得拒绝与工人集体谈判合同，不得禁止罢工，不得歧视工会会员；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局，处理劳工对雇主的申诉。它有权对雇主发出强制性的命令。雇主们重演反对《全国工业复兴法》的故伎，向法院控告《瓦格纳法》违宪。可是工人阶级对最高法院的强大压力，以及罗斯福对最高法院提出的挑战，迫使最高法院在1937年4月12日作出“符合宪法”的判决。
1937年5月24日， 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罗斯福认为，“一个自给自足并有自尊心的民主国家，竟存在着童工制是说不过去的，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去克扣工资或延长工时”。第七十五届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 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州际工商业也必须遵守上述规定。其中还有一条规定是禁止资方派谴密探打入劳工队伍。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30年代， 在号称进步的康涅格州，年轻女工在血汗工厂每周只能挣得1美元10美分，而在锯木厂“劳动的男工， 每小时工资只有5美分。因此，罗斯福从法律上规定工资工时标准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 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罗斯福的这些社会改革，引起了新政反对派的强烈反对。
当经济危机的风暴席卷而来时，罗斯福的一切反对者被迫收敛他们的故意。当最危急的局面有所缓和后，一个反罗斯福和新政的联盟开始形成。站在最前列的是反对任何自由主义思想的报阀威廉·伦道尔夫·赫斯特和他的报系。赫斯特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罗斯福及其一切政策，支持一切反对新政的团体，甚至公开支持法西斯分子。他扬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他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在大危机期间冒出来的野心勃勃的煽动家查尔斯·库格林神父。
库格林是加拿大出生的天主教神父。他利用广播布道的机会，放肆地进行反犹、**、反工会、反罗斯福的宣传。在大危机期间，他利用美国社会充满愤感不平和傍惶恐惧的情绪，疯狂散布蛊惑人心的言论。他要求大铸银币，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没收全部私人银行，等等。1934年，他组织了一个散发法西斯气味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拥有750万盟员，并按照纳粹冲锋队的模式组织许多打手队，上街找犹太人寻衅。库格林对信徒们说，美国所有的工会都是“受莫斯科操纵的”，因此他要求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用强硬手段解决劳资纠纷。他攻击新政是“犹太人的政纲”，罗斯福是“叛徒”、是“卑鄙的总统”，他甚至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
同库格林结成反动联盟的是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 现任参议院议员、 绰号叫“王鱼”的休伊·朗，他是比库格林更加蛊惑人心的政客。他有选民、政纲，既有煽动群众的本领，又有干成几件事的魄力。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来到白宫，要挟罗斯福，喋喋不休地抱怨政府在分配路易斯安那州的官职时撇开了他，而把所有的职务分配给了他的政敌。当罗斯福说明他的人事政策是遴选好人当官时，“王鱼”把脚一跺就走了。他后来用粗野的乡下话骂罗斯福像个“缩头缩脑的猫头鹰”，而不像个“唬唬鸣叫的猫头鹰”。他解释说，唬唬鸣叫的猫头鹰敢闯进鸡棚，把一只母鸡打下栖木，不等落地就一把擒住她。“但是缩头缩脑的猫头鹰只会偷偷溜进鸡棚，蜷缩着身子移到母鸡跟前，柔声细语地跟她说话，引她落入他的情网。”
到白宫会见总统后不久， 路易斯安那州这位参议员就同罗斯福公开翻脸了。“王鱼”提出了他的富于煽动性而又蛊惑人心的名曰“分享财富”的复兴计划，许诺要让“人人都成为国王”。他主张通过征税将全国的巨大财富没收充公，然后分给每户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和一台收音机。他许诺向老人发放养老金，向退伍军人发放退役金；许诺保证让工人的年薪达到3000美元左右。经济学家们对休伊·朗的建议嗤之以鼻，但千百万穷人在他的蛊惑下，信一以为真，纷纷参加他创办的“分享财富”俱乐部。“王鱼”由于自己的追随者增多，对罗斯福愈益藐视。他说罗斯福卖身投靠华尔街， 并把全国复兴总署的蓝鹰标志比作纳粹党的x字党徽。他嘲笑罗斯福，给他起了个“诺尔马哈尔号的富兰克林亲王”的绰号。休伊·朗对农业部长“玉米大王华莱士”和“芝加麦虱伊克斯”也进行了同样狂热的低毁。法利告诫罗斯福说，“王鱼”想当总统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他在1936年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可能会给富兰克林·罗斯福造成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给塔夫脱总统造成的那种不利影响。人们认为，如果休伊·朗实现了当总统的野心，他会把美国转向公开的法西斯国家。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朗曾经向传记作家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打算取缔民主党和共和党，自己出任“美国独裁者”。1935年，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写了一本书，书名竟是《我在白宫的头几天》。
正当休伊·朗的眼睛紧盯着白宫时，1935年9月8日，一个名叫卡尔·奥斯汀·韦斯的青年医生，在巴吞鲁日乌烟瘴气的州议会大厅，一枪把这条“王鱼”打成重伤，“王鱼”两天后就死了。韦斯刺杀朗。是因为他的家族的名誉遭到朗的侮辱。罗斯福和他的内阁，对朗之死“有如释重负之感”。休伊·朗虽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反对罗斯福的政治势力并没有消失。相反，联盟党在朗的副手杰拉尔德·史密斯牧师、库格林神父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内科医生弗朗西斯·汤森的支持下成立了，并且推出北达科地州众议员威廉·莱姆基当总统候选人。汤森医生是业余经济学家，他利用古老的宗教，一下子就把老年人动员起来支持他提出的“绝妙”的计划。 他主张，凡是年满60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每月可获得200美元，条件是必须在30天内花完，不得储蓄。汤森认为这样既达到社会保障的目的，又能增加社会购买力。他赢得不少追随者，在全国组织了二三千个“汤森俱乐部”。他们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开会，接二连三地给报社和国会议员邮寄宣言，极力向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陈述自己的主张。
当1935年正月召开第七十四届国会时，罗斯福念念不忘这三个“激进”人物对亿万人的诱惑。罗斯福希望1936年能避开朗、库格林和汤森的威胁，通过鼓励工商界加快投资以扩大就业。他说：“救济是一种麻醉剂，会给人的精神造成一种不可名状的破坏。”他主张制订一项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认为这不仅能使失业者避免贫困潦倒，而且能使他们不丧失“自尊心、自力更生精神、勇气和决心”。
在新政的第一年，美国大企业和它们的代言人，被迫暂时接受罗斯福提出的一个又一个药丸，尽管很苦，也得咽下去。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忘记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深深刺痛他们的话：“贪得无厌的钱商们在舆论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是为人类思想感情上所厌弃的。……钱商们从我们文化庙堂的高位逃走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逃走，只是暂时收敛一下。1934年8月，大企业支持的右翼组织“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开会，向罗斯福宣战，目标集中在反对劳工立法、税收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等。罗斯福忿然地说：“这些人确实忘了他们的病情是多么严重。我是知道的。我有他们的发烧记录。我知道所有那些度日艰难的个人主义者双膝颤抖不已，他们的心绪是多么不宁。他们成群结队到华盛顿来。那么，在他们眼中，华盛顿不是一个危险的官僚机构。啊，不是的！它像一个急诊医院。所有高贵的病人都要求两件事——要求迅速进行皮下注射止痛，对疾病进行有效治疗。他们急不可待。我们满足了他们这两个要求。现在大多数病人看来都情况良好。他们中有些人身体好到这种程度，能够把双拐对着医生扔过去了。”
对罗斯福来说，来自左翼的攻击和不满倒没有什么，有时他还利用左翼的反对来证明新政并不激进，更谈不上是社会主义，从面安抚一些中产阶级。他感到吃惊和愤懑的是来自右翼的攻击。因为新政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他们。
在自由联盟的花名册上，充斥着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头的名字，他们提供巨额款项，掀起一股宣传浪潮，指责新政既带**色彩，又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在南方，自由联盟散发一种传单，上页印有一张罗斯福夫人同两个黑人在一起的照片。照片说明是：罗斯福欢迎黑人到白宫去就餐和睡觉。到竞选末期，有些工厂发薪时，在工人的工资袋里塞进纸条， 指责说，要从1937年l月开始实行的为社会保险出资的做法，实际上是要减少工人的工资。但是这种策略产生了反效果，因为有组织的劳工反而加倍努力支持罗斯福。
罗斯福的新政除了遭到左右两方面、以右为主的攻击外，还面临来自政府三大职能部门的最高法院的严重威胁。根据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是一个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部分相互制约、维持平衡的结构，最高法院为右倾保守势力所操纵，他们对立法享有最高的权威。在新政开始时，最高法院无法用它的权威来维护旧秩序，只得忍受罗斯福提出的一个又一个令他们头晕目眩的立法。当经济局势趋于稳定，老法官们和极右势力站在一起， 开始向新政宣战。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票对1票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第九条第三节违宪，这一节授权总统为了保护资源
决心采取强措施，挫败政敌不迟疑。
在第一个新政期间，罗斯福为了医治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他把抚慰企业界的工业复兴法，搞成了当时的关键措施。但到了1935年，罗斯福对赢得企业界的支持丧失了信心，因而改弦更张，对它发起了全力进攻。一些旨在惩罚企业界和帮助劳动人民的议案，例如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和公用事业法案，就是第二个新政时期立法方面的标志。施莱辛格说：“第一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必须做什么，第二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决不能做什么。”
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
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分成三大部分：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对无依无靠者提供救济。罗斯福解释说：“建立养老金制度是为了促使已到退休年龄的人放弃自己的工作，从而给年轻一代的人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使大家在展望老年的前景时都能有一种安全感。”根据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
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但保守派却企图在国会发动突然袭击。他们指责社会保险违反美国一向珍视的“节俭精神、首创精神和自助精神”，声称所有的美国人不得不忍辱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一个印着社会保险号码的铜牌，就像挂块狗牌一样。他们指责说，实行社会保险，就等于把节衣缩食的彼得的钱抢过来，送给不事积蓄的保罗。新泽西州参议员哈里·穆尔指责说：“我们也可以从育婴堂抱个孩子，给他雇个保姆，使他不尝受生活的艰辛。”
国会期间，关于社会保险法的辩论十分激烈，共和党认为它是鼓励懒汉的法案。在听证会上，甚至有人叫喊社会保险法案是从《**宣言》上逐字逐句抄来的。反对势力虽然穷凶极恶，但人数并不多，而广大人民则坚决支持，因此在最后表决时，众议院以372要比33票、参议院以76票比6票获得通过。
高举“新政”旗帜的民主党获得了对共和党的绝对优势，一大批刚刚踏入国会的新议员，对本选区选民对社会保险和救济的强烈要求，当然不能漠视；一些共和党议员考虑到他们的政治前途，也不愿留下反对社会保险的投票记录。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社会保险立法成了新政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新政时期，劳工关系是罗斯福特别关注的领域。他懂得，如果得不到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社会的动荡局面就无法稳定，更谈不上刺激私人投资的计划，而且在支持他的选民中，有组织的劳工是特别有力的集团。当《全国工业复兴法》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后，连带使该法第七条第一款有关劳工权利的规定也失去了法律根据。这对罗斯福鼓吹的“社会改革”和“劳资合作”无疑是个打击。新政处在成败的关头。许多大企业家度过危急时刻后，从支持新政变为反对新政，右翼报刊更大为鼓噪。因此，在罗斯福的坚决要求下，在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国会很快采取行动。
就在《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取消不到40天后，国会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康纳利法》）。该法律规定：禁止雇主干预或图谋控制劳工组织，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雇主不得拒绝与工人集体谈判合同，不得禁止罢工，不得歧视工会会员；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局，处理劳工对雇主的申诉。它有权对雇主发出强制性的命令。雇主们重演反对《全国工业复兴法》的故伎，向法院控告《瓦格纳法》违宪。可是工人阶级对最高法院的强大压力，以及罗斯福对最高法院提出的挑战，迫使最高法院在1937年4月12日作出“符合宪法”的判决。
1937年5月24日， 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罗斯福认为，“一个自给自足并有自尊心的民主国家，竟存在着童工制是说不过去的，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去克扣工资或延长工时”。第七十五届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 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州际工商业也必须遵守上述规定。其中还有一条规定是禁止资方派谴密探打入劳工队伍。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30年代， 在号称进步的康涅格州，年轻女工在血汗工厂每周只能挣得1美元10美分，而在锯木厂“劳动的男工， 每小时工资只有5美分。因此，罗斯福从法律上规定工资工时标准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 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罗斯福的这些社会改革，引起了新政反对派的强烈反对。
当经济危机的风暴席卷而来时，罗斯福的一切反对者被迫收敛他们的故意。当最危急的局面有所缓和后，一个反罗斯福和新政的联盟开始形成。站在最前列的是反对任何自由主义思想的报阀威廉·伦道尔夫·赫斯特和他的报系。赫斯特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罗斯福及其一切政策，支持一切反对新政的团体，甚至公开支持法西斯分子。他扬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他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在大危机期间冒出来的野心勃勃的煽动家查尔斯·库格林神父。
库格林是加拿大出生的天主教神父。他利用广播布道的机会，放肆地进行反犹、**、反工会、反罗斯福的宣传。在大危机期间，他利用美国社会充满愤感不平和傍惶恐惧的情绪，疯狂散布蛊惑人心的言论。他要求大铸银币，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没收全部私人银行，等等。1934年，他组织了一个散发法西斯气味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拥有750万盟员，并按照纳粹冲锋队的模式组织许多打手队，上街找犹太人寻衅。库格林对信徒们说，美国所有的工会都是“受莫斯科操纵的”，因此他要求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用强硬手段解决劳资纠纷。他攻击新政是“犹太人的政纲”，罗斯福是“叛徒”、是“卑鄙的总统”，他甚至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
同库格林结成反动联盟的是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 现任参议院议员、 绰号叫“王鱼”的休伊·朗，他是比库格林更加蛊惑人心的政客。他有选民、政纲，既有煽动群众的本领，又有干成几件事的魄力。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来到白宫，要挟罗斯福，喋喋不休地抱怨政府在分配路易斯安那州的官职时撇开了他，而把所有的职务分配给了他的政敌。当罗斯福说明他的人事政策是遴选好人当官时，“王鱼”把脚一跺就走了。他后来用粗野的乡下话骂罗斯福像个“缩头缩脑的猫头鹰”，而不像个“唬唬鸣叫的猫头鹰”。他解释说，唬唬鸣叫的猫头鹰敢闯进鸡棚，把一只母鸡打下栖木，不等落地就一把擒住她。“但是缩头缩脑的猫头鹰只会偷偷溜进鸡棚，蜷缩着身子移到母鸡跟前，柔声细语地跟她说话，引她落入他的情网。”
到白宫会见总统后不久， 路易斯安那州这位参议员就同罗斯福公开翻脸了。“王鱼”提出了他的富于煽动性而又蛊惑人心的名曰“分享财富”的复兴计划，许诺要让“人人都成为国王”。他主张通过征税将全国的巨大财富没收充公，然后分给每户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和一台收音机。他许诺向老人发放养老金，向退伍军人发放退役金；许诺保证让工人的年薪达到3000美元左右。经济学家们对休伊·朗的建议嗤之以鼻，但千百万穷人在他的蛊惑下，信一以为真，纷纷参加他创办的“分享财富”俱乐部。“王鱼”由于自己的追随者增多，对罗斯福愈益藐视。他说罗斯福卖身投靠华尔街， 并把全国复兴总署的蓝鹰标志比作纳粹党的x字党徽。他嘲笑罗斯福，给他起了个“诺尔马哈尔号的富兰克林亲王”的绰号。休伊·朗对农业部长“玉米大王华莱士”和“芝加麦虱伊克斯”也进行了同样狂热的低毁。法利告诫罗斯福说，“王鱼”想当总统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他在1936年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可能会给富兰克林·罗斯福造成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给塔夫脱总统造成的那种不利影响。人们认为，如果休伊·朗实现了当总统的野心，他会把美国转向公开的法西斯国家。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朗曾经向传记作家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打算取缔民主党和共和党，自己出任“美国独裁者”。1935年，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写了一本书，书名竟是《我在白宫的头几天》。
正当休伊·朗的眼睛紧盯着白宫时，1935年9月8日，一个名叫卡尔·奥斯汀·韦斯的青年医生，在巴吞鲁日乌烟瘴气的州议会大厅，一枪把这条“王鱼”打成重伤，“王鱼”两天后就死了。韦斯刺杀朗。是因为他的家族的名誉遭到朗的侮辱。罗斯福和他的内阁，对朗之死“有如释重负之感”。休伊·朗虽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反对罗斯福的政治势力并没有消失。相反，联盟党在朗的副手杰拉尔德·史密斯牧师、库格林神父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内科医生弗朗西斯·汤森的支持下成立了，并且推出北达科地州众议员威廉·莱姆基当总统候选人。汤森医生是业余经济学家，他利用古老的宗教，一下子就把老年人动员起来支持他提出的“绝妙”的计划。 他主张，凡是年满60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每月可获得200美元，条件是必须在30天内花完，不得储蓄。汤森认为这样既达到社会保障的目的，又能增加社会购买力。他赢得不少追随者，在全国组织了二三千个“汤森俱乐部”。他们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开会，接二连三地给报社和国会议员邮寄宣言，极力向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陈述自己的主张。
当1935年正月召开第七十四届国会时，罗斯福念念不忘这三个“激进”人物对亿万人的诱惑。罗斯福希望1936年能避开朗、库格林和汤森的威胁，通过鼓励工商界加快投资以扩大就业。他说：“救济是一种麻醉剂，会给人的精神造成一种不可名状的破坏。”他主张制订一项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认为这不仅能使失业者避免贫困潦倒，而且能使他们不丧失“自尊心、自力更生精神、勇气和决心”。
在新政的第一年，美国大企业和它们的代言人，被迫暂时接受罗斯福提出的一个又一个药丸，尽管很苦，也得咽下去。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忘记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深深刺痛他们的话：“贪得无厌的钱商们在舆论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是为人类思想感情上所厌弃的。……钱商们从我们文化庙堂的高位逃走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逃走，只是暂时收敛一下。1934年8月，大企业支持的右翼组织“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开会，向罗斯福宣战，目标集中在反对劳工立法、税收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等。罗斯福忿然地说：“这些人确实忘了他们的病情是多么严重。我是知道的。我有他们的发烧记录。我知道所有那些度日艰难的个人主义者双膝颤抖不已，他们的心绪是多么不宁。他们成群结队到华盛顿来。那么，在他们眼中，华盛顿不是一个危险的官僚机构。啊，不是的！它像一个急诊医院。所有高贵的病人都要求两件事——要求迅速进行皮下注射止痛，对疾病进行有效治疗。他们急不可待。我们满足了他们这两个要求。现在大多数病人看来都情况良好。他们中有些人身体好到这种程度，能够把双拐对着医生扔过去了。”
对罗斯福来说，来自左翼的攻击和不满倒没有什么，有时他还利用左翼的反对来证明新政并不激进，更谈不上是社会主义，从面安抚一些中产阶级。他感到吃惊和愤懑的是来自右翼的攻击。因为新政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他们。
在自由联盟的花名册上，充斥着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头的名字，他们提供巨额款项，掀起一股宣传浪潮，指责新政既带**色彩，又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在南方，自由联盟散发一种传单，上页印有一张罗斯福夫人同两个黑人在一起的照片。照片说明是：罗斯福欢迎黑人到白宫去就餐和睡觉。到竞选末期，有些工厂发薪时，在工人的工资袋里塞进纸条， 指责说，要从1937年l月开始实行的为社会保险出资的做法，实际上是要减少工人的工资。但是这种策略产生了反效果，因为有组织的劳工反而加倍努力支持罗斯福。
罗斯福的新政除了遭到左右两方面、以右为主的攻击外，还面临来自政府三大职能部门的最高法院的严重威胁。根据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是一个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部分相互制约、维持平衡的结构，最高法院为右倾保守势力所操纵，他们对立法享有最高的权威。在新政开始时，最高法院无法用它的权威来维护旧秩序，只得忍受罗斯福提出的一个又一个令他们头晕目眩的立法。当经济局势趋于稳定，老法官们和极右势力站在一起， 开始向新政宣战。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票对1票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第九条第三节违宪，这一节授权总统为了保护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