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先生与钱钟书（2/2）
丑诋吴先生爱重的人——讥诮比恶骂更伤人啊，这对吴先生出言不逊。那不是温先生的本意。钟书兴头上竟全没想到自己对吴先生的狂妄。
钟书的失望和没趣是淋在他头上的一瓢清凉水。他随后有好多好多天很不自在。我知道他是为了那篇退回的文章。我也知道他的不自在不是失望或没趣，而是内疚。他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只陪着他心中不安。我至今还能感到那份不安的情味。因为我不安也是内疚。我看到退稿，心上想了想：温先生和吴先生虽然“不够知己”，究意还是朋友：钟书何物小子，一个虚岁二十七的毛孩子，配和自己崇敬的老师辈论知己吗？我如果稍有头脑，应该提醒他，劝阻他。尽管我比他幼稚，如果二人加在一起，也能充得半个诸葛亮。但是我那时身体不适，心力无多，对他那两篇稿子不感兴趣，只粗粗地看看，跳进眼里的只是那两字的雅号，觉得很妙。我看着他忙忙地改稿寄信，没说什么话。我实在是对他没有关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我的不关心。这使我深深内疚。我们同在内疚，不过缘由不同。
我的了解一点不错。多年后，我知道他到昆明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了。吴先生说：“我早已忘了。”这句话确是真话，吴宓先生不说假话。他就是这样一位真诚而宽恕的长者。
1993年春，钟书住医院动了一个大手术。回家刚不久，我得到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来信，问我们是否愿意看看她父亲日记中说到我们两人的话。她征得同意，寄来了她摘录的片段。钟书看到后，立即回信向学昭女士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等等。这段话似乎不专指一篇文章，也泛指他早年其他类似的文章。信上又说：“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这显然是为了使吴宓先生伤心的那篇文章。尽管他早已向吴先生当面请罪，并得到宽恕，他始终没有忘怀。他信上还要求把他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按说，多年前《天下》刊登的那篇文章是遵温源宁先生之命而写的，第二稿并未公开发表，读到全文的没几个人。小事一桩，吴先生早已忘了，钟书也不必那么沉重地谴责自己。可是，我过去陪着他默默地内疚，知道他心上多么不好过。他如今能公开自责，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责出于至诚，也唯有真诚的人能如此。钟书在这方面和吴宓先生是相同的。吴宓先生是真诚的人，钟书也是真诚的人。
钟书对我说：吴宓先生这部日记，值得他好好儿写一篇序。他读过许多日记，有的是Rousseau式的忏悔录，有的像曾文正公家书那样旨在训诫。吴先生这部日记却别具风格。可惜他实在没有精力写大文章，而他所看到的日记仅仅是一小部分。他大病之后，只能偷懒了。他就把自己的请罪信作为《代序》。
《代序》中说，他对吴宓先生“尊而不亲”。那是指他在清华当学生的时期。其实，吴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其他几位，先后都疏远了。60年代初，吴先生到了北京，还到我家做客，他在我们家吃过晚饭，三人在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此情此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却流传着一则谣言，说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传再传。谎言传得愈广，愈显得真实。众口一词，还能是假吗？据传，以上这一段话，是根据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据传，周榆瑞是根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的话。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赋宁先生还健在啊。他曾是钱钟书的学生。我就问他了。他得知这话很气愤。他说：“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样损害我的几位恩师。”他也很委屈，因为受了冤枉。他郑重声明：“我从未听见钱钟书先生说：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或类似的话。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他本想登报声明，可是对谁声明、找谁申辩呢？他就亲笔写下他的“郑重声明”，交我保存。我就在这里为他声明一下。高明的读者，看到这类“传记”，可以举一反三。
钟书的失望和没趣是淋在他头上的一瓢清凉水。他随后有好多好多天很不自在。我知道他是为了那篇退回的文章。我也知道他的不自在不是失望或没趣，而是内疚。他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只陪着他心中不安。我至今还能感到那份不安的情味。因为我不安也是内疚。我看到退稿，心上想了想：温先生和吴先生虽然“不够知己”，究意还是朋友：钟书何物小子，一个虚岁二十七的毛孩子，配和自己崇敬的老师辈论知己吗？我如果稍有头脑，应该提醒他，劝阻他。尽管我比他幼稚，如果二人加在一起，也能充得半个诸葛亮。但是我那时身体不适，心力无多，对他那两篇稿子不感兴趣，只粗粗地看看，跳进眼里的只是那两字的雅号，觉得很妙。我看着他忙忙地改稿寄信，没说什么话。我实在是对他没有关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我的不关心。这使我深深内疚。我们同在内疚，不过缘由不同。
我的了解一点不错。多年后，我知道他到昆明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了。吴先生说：“我早已忘了。”这句话确是真话，吴宓先生不说假话。他就是这样一位真诚而宽恕的长者。
1993年春，钟书住医院动了一个大手术。回家刚不久，我得到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来信，问我们是否愿意看看她父亲日记中说到我们两人的话。她征得同意，寄来了她摘录的片段。钟书看到后，立即回信向学昭女士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等等。这段话似乎不专指一篇文章，也泛指他早年其他类似的文章。信上又说：“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这显然是为了使吴宓先生伤心的那篇文章。尽管他早已向吴先生当面请罪，并得到宽恕，他始终没有忘怀。他信上还要求把他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按说，多年前《天下》刊登的那篇文章是遵温源宁先生之命而写的，第二稿并未公开发表，读到全文的没几个人。小事一桩，吴先生早已忘了，钟书也不必那么沉重地谴责自己。可是，我过去陪着他默默地内疚，知道他心上多么不好过。他如今能公开自责，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责出于至诚，也唯有真诚的人能如此。钟书在这方面和吴宓先生是相同的。吴宓先生是真诚的人，钟书也是真诚的人。
钟书对我说：吴宓先生这部日记，值得他好好儿写一篇序。他读过许多日记，有的是Rousseau式的忏悔录，有的像曾文正公家书那样旨在训诫。吴先生这部日记却别具风格。可惜他实在没有精力写大文章，而他所看到的日记仅仅是一小部分。他大病之后，只能偷懒了。他就把自己的请罪信作为《代序》。
《代序》中说，他对吴宓先生“尊而不亲”。那是指他在清华当学生的时期。其实，吴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其他几位，先后都疏远了。60年代初，吴先生到了北京，还到我家做客，他在我们家吃过晚饭，三人在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此情此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却流传着一则谣言，说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传再传。谎言传得愈广，愈显得真实。众口一词，还能是假吗？据传，以上这一段话，是根据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据传，周榆瑞是根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的话。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赋宁先生还健在啊。他曾是钱钟书的学生。我就问他了。他得知这话很气愤。他说：“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样损害我的几位恩师。”他也很委屈，因为受了冤枉。他郑重声明：“我从未听见钱钟书先生说：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或类似的话。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他本想登报声明，可是对谁声明、找谁申辩呢？他就亲笔写下他的“郑重声明”，交我保存。我就在这里为他声明一下。高明的读者，看到这类“传记”，可以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