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先生与钱钟书（1/2）
杨绛
杨绛（1911～），江苏无锡人，女作家、文学翻译家。著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作品。
钱钟书在《论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烙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
我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钟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钟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言，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回来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钟书近况，忙就走了。
钟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训，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吴宓先生成了人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湖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理想的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钱钟书和我同在英国牛津的时候，温源宁先生来信要钟书为他《不够知己》一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个英文书评。钟书立即遵命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后，他又嫌写得不够好。他相信自己的英文颇有进境，可以写出更漂亮的好文章。他把原稿细细删改修润，还加入自己的新意，增长了篇幅。他对吴宓先生的容易受愚弄不能理解，对吴先生的恋爱不以为然，对他钟情的人尤其不满。他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annuated
quette，在我国语言里好像没有等同的名称，我们通常译为“卖弄风情的女人”，多少带些轻贱的意思。英语里的这个字，并不一定是贬辞。如果她是妙龄女郎，她可以是个可爱的女子。但是加了一个形容词super-annuated（过期的，年龄过高的，或陈旧的），这位Coquette只能是可笑的了。如译成中文，名称就很不客气，难免人身攻击之嫌。而这两个英文字只是轻巧的讥诮。钟书对此得意非凡，觉得很俏皮。他料想前不久寄给温源宁先生的稿子不会立即刊登。文章是议论吴宓先生的，温先生准会先让吴先生过目。他把这篇修改过的文章直接寄给吴先生，由吴先生转交温先生，这样可以缩短邮程，追回他的第一稿。他生怕吴先生改掉他最得意的super-annuated
Coquette之称，蛮横无礼地不让删改一字。他忙忙地寄出后就急切等待温先生的欣赏和夸奖。
温先生的回信来了，是由吴先生转来的。温先生对钟书修改过的文章毫无兴趣，只淡淡说：上次的稿子已经刊登，不便再登了。他把那第二稿寄吴宓先生，请他退回钱钟书，还附上短信，说钟书那篇文章当由作者自己负责。显然他并不赞许，更别说欣赏。
钟书很失望，很失望。他写那第二稿，一心要博得温先生的赞赏。不料这番弄笔只招来一场没趣。那时候，温源宁先生是他崇敬的老师中最亲近的一位。温先生宴请过我们新夫妇。我们出国，他来送行，还登上渡船，直送上海轮。钟书是一直感激的。可是温先生只命他如此这般写一篇书评，并没请他发挥高见，还
杨绛（1911～），江苏无锡人，女作家、文学翻译家。著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作品。
钱钟书在《论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烙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
我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钟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钟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言，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回来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钟书近况，忙就走了。
钟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训，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吴宓先生成了人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湖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理想的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钱钟书和我同在英国牛津的时候，温源宁先生来信要钟书为他《不够知己》一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个英文书评。钟书立即遵命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后，他又嫌写得不够好。他相信自己的英文颇有进境，可以写出更漂亮的好文章。他把原稿细细删改修润，还加入自己的新意，增长了篇幅。他对吴宓先生的容易受愚弄不能理解，对吴先生的恋爱不以为然，对他钟情的人尤其不满。他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annuated
quette，在我国语言里好像没有等同的名称，我们通常译为“卖弄风情的女人”，多少带些轻贱的意思。英语里的这个字，并不一定是贬辞。如果她是妙龄女郎，她可以是个可爱的女子。但是加了一个形容词super-annuated（过期的，年龄过高的，或陈旧的），这位Coquette只能是可笑的了。如译成中文，名称就很不客气，难免人身攻击之嫌。而这两个英文字只是轻巧的讥诮。钟书对此得意非凡，觉得很俏皮。他料想前不久寄给温源宁先生的稿子不会立即刊登。文章是议论吴宓先生的，温先生准会先让吴先生过目。他把这篇修改过的文章直接寄给吴先生，由吴先生转交温先生，这样可以缩短邮程，追回他的第一稿。他生怕吴先生改掉他最得意的super-annuated
Coquette之称，蛮横无礼地不让删改一字。他忙忙地寄出后就急切等待温先生的欣赏和夸奖。
温先生的回信来了，是由吴先生转来的。温先生对钟书修改过的文章毫无兴趣，只淡淡说：上次的稿子已经刊登，不便再登了。他把那第二稿寄吴宓先生，请他退回钱钟书，还附上短信，说钟书那篇文章当由作者自己负责。显然他并不赞许，更别说欣赏。
钟书很失望，很失望。他写那第二稿，一心要博得温先生的赞赏。不料这番弄笔只招来一场没趣。那时候，温源宁先生是他崇敬的老师中最亲近的一位。温先生宴请过我们新夫妇。我们出国，他来送行，还登上渡船，直送上海轮。钟书是一直感激的。可是温先生只命他如此这般写一篇书评，并没请他发挥高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