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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弹丸江山父传子,可叹孤臣生非时”(1/2)

作者: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

    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帝王思想影响的统治者,有极浓厚的传子思想。为培养蒋经国接班,可谓煞费苦心。越级提拔,铲除异己,任用亲信,顺利接班。

    1.呼之欲出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正式宣布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的这台"双簧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蒋介石在秘密部署"父业子继"。蒋经国则惟父命是从,步步高升,真是父"慈"子"孝"。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追随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打入冷宫,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

    蒋介石为蒋经国加入权力中枢做了精心安排。首先,他让陈诚任"行政院长",陈诚对自己既忠心耿耿,又无独立野心,还能帮助自己支持眼前的残局,当然也不会妨碍蒋经国地位的稳步上升。其次,他安排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此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

    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之位;而不买账的"军统"后裔保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几近赋闲,时值壮年,竟抑郁而死。

    蒋经国的官衔虽非至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他深知自己资历甚浅,涉足政界,根基不够。因此,必须要培养自己的嫡系,网络自己的势力。

    原来,蒋经国的班底有"两干一俄"。"两干"即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和"战干团"的学生,"一俄"指他留俄时的同学。

    "两于"是他旧时的嫡系和亲信,大多位卑名微,在老将云集的台湾,这些人自然登不了大雅之堂,还得经过一定的培养和锻炼方可成器;"一俄"虽有一些干才,但真正效忠于他的也为数寥寥,只有严灵峰、王新衡等几个,更何况个别人还讨不到蒋介石的欢心。

    经过一番筹划,1952年11月,蒋经国的"第三干"——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

    1950年7月,国民党开始了"改造运动"。蒋介石便委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借此机会,蒋经国大刀阔斧,向把持党务多年的CC系开刀,最终,CC系头子陈立夫被逐到美国新泽西州去养鸡,一改旧时"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从而形成新的"蒋家天下蒋家党","太子系"势力急剧膨胀。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大"上,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至此,由老子撑腰,蒋经国进入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枢,而其爪牙、亲信则遍布各处,羽翼渐渐丰满。

    1952年10月,"中国青年**救国团"宣告成立,蒋介石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蒋经国赣南带来的李焕、萧昌乐等亲信落脚此处。父子二人一唱一和,使"三青团"得以借尸还魂,成为蒋经国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具。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鼎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相互渗透,短短几年内,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太子系"逐渐成为台湾政坛最具潜力的政治集团,蒋经国也在国民党组织的最高权力阶层站稳了脚跟,一位令人瞩目的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新一代政治"强人"呼之欲出。

    2.吴国桢被逼出走

    对于蒋氏父子有背历史潮流的作为,许多人并不买账,指指点点。为使长子逐步接班,蒋介石不断清除异己,扫除障碍,为"太子登基"铺平道路,可谓用心良苦。在蒋经国的"接棒"之路中,打击最烈、轰动最大的是吴国核、孙立人两案。对此,美国纽约《中报》1988年4月17日发表了美籍华人叶一舟的一篇文章,题为《弹丸江山父传子,可叹孤臣生非时——吴国桢、孙立人在蒋家王朝中的悲剧命运》。文章评论说:"国民党退台之初,最具国际声望的文武官员吴国桢和孙立人,在'侯门深似海'的中国官场上,首先充当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的牺牲品。"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南京政府的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12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他是蒋介石眼中"红得发紫的人",本来可以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但由于和蒋经国有过节,而最后导致流亡海外。

    蒋介石器重吴国桢,是因为吴毕业于美国,和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向为美国人所欣赏,蒋介石也就"爱屋及乌"了。同时,蒋介石对吴国桢委以重任,也由于吴国桢从不结党营私,办事讲效率,令出必行,讲究法治,却也不失为一位"干才"。吴案发生后,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回忆道: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自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上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现洋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审长。

    1949年12月,蒋介石退台后,一切行动皆以争取美援为主,而素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桢向来与美国交好,故而他就成了"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眩吴国桢对此曾大惑不解,婉言相拒:"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蒋介石毫不隐讳地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上任"台湾省主席"后夺了陈诚之权,陈诚对吴耿耿于怀,吴国桢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后坚请辞职,蒋介石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吴国桢听了蒋介石和他说的"贴心话"后,深受感动:"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遂依旧做他的"台湾省主席",幻想励精图治,挽救党国。

    吴国桢一时虽受宠于蒋介石,为何又遭贬呢?原来,吴国桢虽讨好了老子,可他却得罪了儿子。

    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之命到上海打"老虎",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一方面对蒋经国没有积极配合,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对蒋经国之举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吴国桢的权力被蒋经国架空,他又很不买蒋经国的账,致使蒋经国对吴国桢早已心存芥蒂。

    到了台湾以后,蒋经国独揽台湾岛的安全、情报和特务系统大权,尤其是就任"总统府资料组"组长后,更是发号施令,借故打击异己和政敌。吴国桢对此深为不满。1950年,蒋经国逮捕了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吴国桢认为蒋经国随意抓人,证据不足,不服人心。蒋介石的秘书告诉吴国桢,抓王哲甫是蒋介石的意思。吴国桢坚持认为:"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涉及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

    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结果,蒋介石将王哲甫由死刑改判7年徒刑。但吴国桢与蒋氏父子的间隙却越来越大。

    后来,蒋经国曾令全省特务以清查户口为名,一夜间逮捕398个人,其中19人仅有轻微的违警记录。吴国桢获息后出面干预,蒋经国方将这些人释放,避免了一次滥害无辜。事后,吴国侦对蒋介石进言:"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蒋介石未置可否。

    吴国桢与蒋经国的矛盾还涉及一个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台之初,"中央"与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应付这样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吴国桢作为"省府主席"曾向蒋介石进言:"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特务机关一些预算外的要求和请托,吴国侦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他曾悄悄对朋友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吴国桢对蒋经国不俯首听命,早已被看成是蒋经国"登基"的障碍,而吴国桢竟还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原爱经国兄,是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忠言逆耳,蒋介石听后很是尴尬和气恼。遂产生了除掉吴的念头。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写道:"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

    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和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老蒋)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原则,断然挂冠。蒋氏父子见拉不过来,只有杀。而'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这使人们更加看清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吴国桢的预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变化,蒋介石略微松了一口气,吴国桢的存在价值也大大降低,蒋氏父子遂对他突下狠手。吴国桢在《八十忆往》中讲述了如下一件事:1952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与宋美龄到台北郊外草山避寿,特邀吴国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留他们过夜。第二天,吴氏夫妇要返回时,发现自己车子的驾驶员不见了,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该吴氏夫妇走运,正巧吴夫人肚子疼,开车不久就到一家饭店方便。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驾驶员发现两只前轮的螺丝都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爬坡或转弯时,车轮必飞脱出去,吴氏夫妇必将粉身碎骨。

    吴氏夫妇死里逃生,深感惶恐。加之,吴国桢素与"行政院长"陈诚不合。他遂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仍保留"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身份,准备偕夫人赴美。5月24日,在宋美龄的周旋下,吴国桢夫妇离台。陈诚、蒋经国、蒋介石、宋美龄等五百余要人和亲友前往机场送行,盛况空前,破历史之记录。行前,吴国侦的好友张群赠送他曾国藩手书的对联一幅:"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述及吴国桢这次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请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这样,吴国桢的父与子就双双留作"人质"了。

    不料,吴国桢刚抵美不久,1954年1月,台湾就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流言。报刊推波助澜,接连发表社论,其中有《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国桢要求蒋介石:"转知政府对所传彻底查明,公布真相",并作"辟谣启事"寄回台北的父亲联系报纸刊出,结果,吴老先生跑遍各报,无人敢登。吴国桢"含冤莫白",1月29日,他在纽约《民声日报》以公开信形式辟谣:"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家着想?然而古语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仍洁其名。桢恳贵报勿逼帧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台湾当局见此,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函告吴国桢:"前次总裁指示不必登报,纯出于爱护之意,以为此类无稽之谈,不必与之计较,今兄在纽约侨报既有公开信谈及此事,此间自亦无妨同时发表吧。"

    不久,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吴的"辟谣启事":"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长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为国服务三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际自觉不挤于人类。"

    2月7日,吴国桢在美国接受台电视台和合众社记者的访问,公开表示,他之所以离台,是由于"健康"和"政治"两个原因,并发表三点政见:台湾如不实行民主政治,将无法争取美国与侨胞的支持;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是一党专政,而他主张民主化;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作战,必须采取**的方法。"

    吴国桢登高一呼,美国和台湾议论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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