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群体形象塑造（2/2）
作者：红楼梦的独创艺术-周书文
密，被薛蟠强买的英莲正是他恩人甄士隐之女，还有薛蟠案久拖不决的内幕。他便立即徇私枉法，胡乱了结，并立即写信给贾政、王子腾，靠以“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于是，他又成为四大家族护官网中的重要人物，便有了多次到荣府要会宝玉，引起宝玉的厌恶；还有听到贾赦要石呆子２０把旧扇，便讹石呆子拖欠官银，把扇子抄没。这又引出贾琏的不齿：“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也引起平儿的咒骂：“半路途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人物之间就是以这种错纵复杂的多面联系与直接间接的多边关系，全方位地表现出群体形象的复杂网络联系，也全方位地表现出个别形象在这种群体网络中的关联作用，生发出超越自身刻划的系统功能。
二是写出生态环境与群体形象间的双向制约双向作用。艺术反映的主要是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的精神联系。红楼世界反映的正是这个由盛到衰的贵族公府之家的各色人等，而对整个社会、整个家族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精神都走向衰落情势下的精神状态，把末世的衰相，颓败的家境，与衰落中人物的心态举止和谐地统一起来，寄寓着深沉的哀挽的悲剧情韵。
红楼群体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即参加宫廷、王公贵族的礼仪交往，又参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的政务活动；即从垄断地主经济为主要经济来源，又与城埠当铺、商贾、钱庄有经济交往；即接触到进贡的外国珍物、外贸的帕来品与半商品经济的影响，又与寺庙憎尼、农妪村姑相交往；既享受着豪门公府的奢侈豪华物质生活，又领略到戏曲、诗词、小说等精神文化传统，甚至还接触到民间风情与村野市民文化的撞击。所以红楼群体的活动态势与运动趋向，便不能不渗透着这些复杂丰富的生态环境的孕育与影响，表现出特有的时代精神与社会内涵。离开了时代的生态环境与红楼群体的双向渗透双向影响，群体形象的运动变化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会失去存在与变化的生活依据，成为难以令人理解接受的东西，同样，群体形象的运动变化反过也影响甚至改变着生态环境，使之打上群体形象的活动投影。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⑾因此，塑造群体形象必须抓住人与现实的精神联系，反映出它们间的相互渗透、双向创造作用，才能使群体形象有深刻的时代特色与丰富的历史内涵，呈现出斑斓多姿，醒目怡情的精神世界。
红楼群体形象的悲剧意蕴，是与贾府由盛到衰的颓势乃至整个社会的衰朽情状紧密相连，相需相生，互创互成的。贾府的衰败趋势是孕育红楼人物悲剧的现实土壤，红楼人物的悲剧趋势又是造成贾府衰败趋势的物质力量。贾府那富贵豪华，优裕奢侈的生活环境，即是使主子们产生养尊处优、道德伦丧、精神颓唐、不思进取的物质条件，又是他们不能将就节省、追求排场、大肆挥霍的物态表征；贾府内弥漫着的封建等级氤氲，主尊奴贱、男尊女卑、嫡重庶轻的精神枷锁，既是制造“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人间悲剧的文化土壤，又是激发这一营垒中人物精神叛逆、奴隶们痛苦抗争的基本原因，也是培育从思想到行动都以封建精神自律人物的生态环境。“护官符”在“各省皆然”的普遍出现，太监等人公然卖官封爵，敲诈勒索，都院竟然接受凤姐贿银，受她指使，是那个社会政治上腐朽黑暗的象征，贾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为金陵“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四大家族之一，这样的家势又成为孳生贾赦、贾珍这样不法之徒、凤姐能包揽词讼指使公堂、庇护纨绔子弟薛蟠逃避治裁的渊薮，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成为加速贾府被抄衰败的重要原因。那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外贸的出现，帕来品的增多，资本主义因素的抬头，给这一形象群体带来一些新的因素，追求自主婚姻、个性解放、人格尊严，鄙弃仕途经济道路，然而封建主义仍占支配地位，贾府的掌权者都是封建卫道者，又使这种叛逆精神或反抗情绪未能最终越过封建藩篱。这便使整个红楼群体形象都必然随着贾府的“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衰败颓势，而呈现出浓重的悲剧意蕴，而群体形象的悲剧意蕴又成为贾府衰败生态环境的表征。这说明群体形象与生态环境的刻划是有机结合、双向渗透的，对深化群化群体形象的时代精神，扩宽群体形象的生活蕴涵，升华作品的主题，具有关键意义。
群体形象的强大生命活力在于性格的合力运动群体形象内部不同性格人物的多边多向组合，不是静态的机械拼凑，而是动态的有机组合，表现为不同利害关系、不同价值追求与不同性格走向的人物之间。在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下的矛盾冲撞，引起人际关系的不断分化组合，不同性格力量的互消互长形成的合力运动。《红楼梦》群体形象所以呈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蕴，就是红楼世界在与整个社会衰败情状的广泛联系与影响冲击下，引起府内生态环境的相应变化，促使群体形象内部各种人物的心态动荡，矛盾冲撞，并在互消互长、互撞互补中，形成一个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统统毁灭的合力，规制着群体形象的运动态势，朝着悲剧趋向汇聚集中。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⑿红楼群体形象的悲剧趋向就在于对诸多“多相交错的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成功把握。这是群体形象塑造的第三个层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把握纵横交错的合力决定的群体形象运动趋向。小说中的群体形象运动趋向，是创作主体的审美意向与生活重要特征双向选择双向融合的产物。这既是作者按照客观世界的感性形象与发展逻辑，作出的符合生活形态的具象显现；又是作者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将自己对世态人生的独特感受，以与生活特征异质同构地融合与传达，这两方面融合为一，便形成群体形象的运动态势与运动趋向。
贾府的衰败趋势就是“好”“了”因素互消互长中合力酿成的。从“了”的因素看，最致命的是“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子孙一代不如一代，精神空虚、坐吃山空，后继乏人，荣府靠凤姐支撑，宁府在秦氏丧葬时无人料理，只好请凤姐来协理；经济上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一方面奢侈铺张，不将就节省；一方面收入逐年减少；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撕破了温情脉脉的亲缘纱幕，“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荣府长房二房不和，长房婆媳不睦，贾琏夫妻矛盾加剧，由隐蔽到公开；二房嫡庶矛盾尖锐，相互算计，赵姨娘甚至企图使用魇魔致凤姐宝玉于死地，夺取家产。抄检大观园便是这些矛盾的总爆发。主奴矛盾更加激化，由金钏含冤投井开始，“暴殄轻生”事件层出不穷，奴隶们也自发进行抗争，鸳鸯抗婚，睛雯拒搜，芳官藕官等围殴赵姨娘，平儿说：“只听各处大小人儿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这必然要带来当权者的镇压，以致造成睛雯夭亡，司棋被逐，芳官等人出家。这些都成为加速贾府衰败的重要因素。
从“好”的方面看，元春晋升贵妃使贾府成为皇亲，这对贾府是一种起死回生之力，使贾府更加显赫一时，也时有赏赐，然而数量有限，而宫内太监却不时借机敲诈，夏太监一开口就要一千多两，周太监开口一千两，“略应慢了”“就不自在”。探春理家兴利除弊，是挽救颓势的创举，然而老祖宗规矩不能打破，节流就有限，开源也有进益但也不多，因此不过小打小闹，无关大局，且也是代理性的。
“好”的补天力与“了”的破坏力相比，显然是向“了”的方向倾斜，这种倾斜便是“了”与“好”互相作用、互消互长的合力，决定着贾府只能向“忽喇喇似大夏倾”趋向倾斜，不可能有回天的活力与希望了。而红楼群体形象在这样的衰败趋势下，也只能走向毁灭性悲剧了，作者对红楼妙龄少女美好心灵的塑造及她们那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情感的迸发的成功描绘，更使这种有价值的生命毁灭，焕发出一种惊心动魄、缠绵动人的悲剧韵味。
二是创造富有言外之意的艺术境与生命活力。群体形象和谐有序、摇曳多姿的，往往靠藏露结合、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段，将一系列生动的典型画面与人际纠葛巧妙地耦合起来，形成情节运转的“行到水穷，又看云起”⒀“左右相起，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⒁的和谐有序、波澜起伏之状；艺术意境的“藏过迅雷惊电，忽又柳丝花朵”⒂刚柔相偕的韵律，并在这跌宕起伏、虚实相生的流动中，形成群体形象的运动节奏与生命律动；也省下许多笔墨，蓄起性格矛盾的活动张力，给读者留下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使读者从那些生活断面的断续耦合中，品味到“拽之通体俱动”的运动态势，使个体形象与生活画面浑然一统，生发出超越自身具象的整体功能，使读者品悟到未尽的生活蕴涵。
红楼世界虽然没有人物关系的剧烈变幻与分化组合，也没有故事情节的大起大落，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心态荡漾、唇舌争锋；然而却在这委婉变幻中，逐渐透露出“无数交错的力量”在矛盾冲撞中，逐步“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使一切起于青萍之末的细波微漾，宛若“润物细无声”般汇聚成“一个总的结果”－－群体形象的大悲剧。
３３回贾政怒打宝玉就是由“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是将一个个生活画面聚合为一种总的合力来实现的。先是宝玉向为假寐中的王夫人捶腿的金钏逗笑，引起王夫人翻身怒打金钏，责骂她把“好好的爷们”“教坏了”，执意撵出府去，造成金钏含冤投井，接着是又一画面切入，贾雨村来府要会宝玉，宝玉厌烦相见但又不能不去，便显出葳葳蕤蕤之态，引起贾政的不快。待宝玉会过贾雨村后，又忽听金钏自杀，“心中又五内摧伤”，进来又被王夫人数落一顿，脸上现出“思欲愁闷气色”，恰好又被贾政碰上，喝骂了几句，“应对不似往日”，贾政便生了三分气。这时恰好忠顺王府又派人来向宝玉问琪官的下落，说出二人交换过汗巾，便使贾政气的“目瞪口呆”，一面送那人出去，一面回头喝命宝玉不许动，回头问话。待贾政返回时恰好又碰到贾环，贾环便乘机按照赵姨娘的教唆，诬称金钏之死是宝玉强奸不遂，打了一顿才赌气投井的，这更使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喝命快拿宝玉来。宝玉看凶多吉少，看到一老姆姆出来，要她快进去向贾母王夫人传话，那知这老婆子是聋子，没能传话进去。正是这诸多单个力量、画面的汇合，才形成贾政的暴怒，合成了笞挞宝玉的事件出现。
这场怒打，作者把它写成牵动所有主要人物与合府上下的情波意澜，引起整个群体形象运转并开始悲剧趋向的事态，先是王夫人闻讯赶来，抱着板子哭劝，接着是贾母颤巍巍喘吁吁赶来怒止，凤姐也赶来劝解贾母，命丫头媳妇把宝玉抬走，王夫人抱着宝玉大哭，讲出宝珠后，又引起李纨伤心，薛姨妈、宝钗、香菱、湘云、袭人也都来了，围着灌水打扇，袭人找焙茗询问起因，疑是薛蟠泄露、贾环诬陷。这又引出宝钗兄妹之争，宝钗的气怔，薛姨妈的气恼，薛蟠闹着要杀宝玉解气。同时又引出王夫人查问贾环怎么诬陷，嫡庶矛盾更加深了。宝钗、黛玉的探伤，进一步袒露出各自对宝玉的爱意，宝玉对黛玉的独钟。还有王夫人讯问宝玉伤情，袭人又乘机进言建议把宝玉搬出园去，引起王夫人的注意，对袭人的青睐。宝玉对袭人、睛雯的态度也发生新的变化，既支开袭人去宝钗处，又托睛雯带两方旧帕送黛玉，使黛玉领会爱意，立即神魂驰荡，就帕赋诗，两人的爱情步入生死相依阶段。凤姐又利用金钏死后空缺，大收贿礼自肥。这便借宝玉挨打后诸多生活断面的组接，展现出红楼群体的运动态势与悲剧讯息。使我们既看到贾政与宝玉在人生道路上的深刻矛盾，宝玉叛逆悲剧的必然，又看到宝黛爱情悲剧与宝玉宝钗婚姻悲剧的征兆；即看到主子间的各种矛盾加深，又看到“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拉开了序幕；这使红楼群体形象的悲剧意蕴，开始初露端倪，全书就是采用这种无数单个力量、无数生活断面总汇合的办法，使整个红楼群体形象呈现出整体运动之势，悲剧情韵不断隐现之态，生发出一种超越具象描绘的艺术境界，使人不断思索品味，若看到整体群体形象的生命律动中的五光十色，甚至人生世相的哲理意蕴。
所以，红楼群体形象的运动态势与生命活力，正是借助一系列人际关系的有机组合，单个生活画面的断续耦合，合成为整体运动合力，呈现的运动态势来显现的，这使群体形象充满了生命活力，也使读者走进了千人如一浑然一体的群象世界，并受到这个群体形象的整体活动心态、精神气质的感染，使人进入一个超越具象描绘的艺术意境与审美精神空间，获得丰富的世态人生感悟与奇妙的美学艺术感染。
⑴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66页。
⑶⑷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104、460页，齐鲁出版社1986年。
⑸⑹同上，133页。
⑺⑼⑽《红楼梦》第二回，下引用书中原文不再注。
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⑾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3页，第4卷478－479页。
⒀《水浒传合译本》30回573页，金圣叹夹批，北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
⒁同上书5页，金圣叹《水浒传》序一。
⒂《金瓶梅资料汇编》84页，北大出版社1985年版。
二是写出生态环境与群体形象间的双向制约双向作用。艺术反映的主要是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的精神联系。红楼世界反映的正是这个由盛到衰的贵族公府之家的各色人等，而对整个社会、整个家族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精神都走向衰落情势下的精神状态，把末世的衰相，颓败的家境，与衰落中人物的心态举止和谐地统一起来，寄寓着深沉的哀挽的悲剧情韵。
红楼群体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即参加宫廷、王公贵族的礼仪交往，又参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的政务活动；即从垄断地主经济为主要经济来源，又与城埠当铺、商贾、钱庄有经济交往；即接触到进贡的外国珍物、外贸的帕来品与半商品经济的影响，又与寺庙憎尼、农妪村姑相交往；既享受着豪门公府的奢侈豪华物质生活，又领略到戏曲、诗词、小说等精神文化传统，甚至还接触到民间风情与村野市民文化的撞击。所以红楼群体的活动态势与运动趋向，便不能不渗透着这些复杂丰富的生态环境的孕育与影响，表现出特有的时代精神与社会内涵。离开了时代的生态环境与红楼群体的双向渗透双向影响，群体形象的运动变化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会失去存在与变化的生活依据，成为难以令人理解接受的东西，同样，群体形象的运动变化反过也影响甚至改变着生态环境，使之打上群体形象的活动投影。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⑾因此，塑造群体形象必须抓住人与现实的精神联系，反映出它们间的相互渗透、双向创造作用，才能使群体形象有深刻的时代特色与丰富的历史内涵，呈现出斑斓多姿，醒目怡情的精神世界。
红楼群体形象的悲剧意蕴，是与贾府由盛到衰的颓势乃至整个社会的衰朽情状紧密相连，相需相生，互创互成的。贾府的衰败趋势是孕育红楼人物悲剧的现实土壤，红楼人物的悲剧趋势又是造成贾府衰败趋势的物质力量。贾府那富贵豪华，优裕奢侈的生活环境，即是使主子们产生养尊处优、道德伦丧、精神颓唐、不思进取的物质条件，又是他们不能将就节省、追求排场、大肆挥霍的物态表征；贾府内弥漫着的封建等级氤氲，主尊奴贱、男尊女卑、嫡重庶轻的精神枷锁，既是制造“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人间悲剧的文化土壤，又是激发这一营垒中人物精神叛逆、奴隶们痛苦抗争的基本原因，也是培育从思想到行动都以封建精神自律人物的生态环境。“护官符”在“各省皆然”的普遍出现，太监等人公然卖官封爵，敲诈勒索，都院竟然接受凤姐贿银，受她指使，是那个社会政治上腐朽黑暗的象征，贾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为金陵“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四大家族之一，这样的家势又成为孳生贾赦、贾珍这样不法之徒、凤姐能包揽词讼指使公堂、庇护纨绔子弟薛蟠逃避治裁的渊薮，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成为加速贾府被抄衰败的重要原因。那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外贸的出现，帕来品的增多，资本主义因素的抬头，给这一形象群体带来一些新的因素，追求自主婚姻、个性解放、人格尊严，鄙弃仕途经济道路，然而封建主义仍占支配地位，贾府的掌权者都是封建卫道者，又使这种叛逆精神或反抗情绪未能最终越过封建藩篱。这便使整个红楼群体形象都必然随着贾府的“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衰败颓势，而呈现出浓重的悲剧意蕴，而群体形象的悲剧意蕴又成为贾府衰败生态环境的表征。这说明群体形象与生态环境的刻划是有机结合、双向渗透的，对深化群化群体形象的时代精神，扩宽群体形象的生活蕴涵，升华作品的主题，具有关键意义。
群体形象的强大生命活力在于性格的合力运动群体形象内部不同性格人物的多边多向组合，不是静态的机械拼凑，而是动态的有机组合，表现为不同利害关系、不同价值追求与不同性格走向的人物之间。在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下的矛盾冲撞，引起人际关系的不断分化组合，不同性格力量的互消互长形成的合力运动。《红楼梦》群体形象所以呈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蕴，就是红楼世界在与整个社会衰败情状的广泛联系与影响冲击下，引起府内生态环境的相应变化，促使群体形象内部各种人物的心态动荡，矛盾冲撞，并在互消互长、互撞互补中，形成一个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统统毁灭的合力，规制着群体形象的运动态势，朝着悲剧趋向汇聚集中。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⑿红楼群体形象的悲剧趋向就在于对诸多“多相交错的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成功把握。这是群体形象塑造的第三个层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把握纵横交错的合力决定的群体形象运动趋向。小说中的群体形象运动趋向，是创作主体的审美意向与生活重要特征双向选择双向融合的产物。这既是作者按照客观世界的感性形象与发展逻辑，作出的符合生活形态的具象显现；又是作者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将自己对世态人生的独特感受，以与生活特征异质同构地融合与传达，这两方面融合为一，便形成群体形象的运动态势与运动趋向。
贾府的衰败趋势就是“好”“了”因素互消互长中合力酿成的。从“了”的因素看，最致命的是“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子孙一代不如一代，精神空虚、坐吃山空，后继乏人，荣府靠凤姐支撑，宁府在秦氏丧葬时无人料理，只好请凤姐来协理；经济上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一方面奢侈铺张，不将就节省；一方面收入逐年减少；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撕破了温情脉脉的亲缘纱幕，“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荣府长房二房不和，长房婆媳不睦，贾琏夫妻矛盾加剧，由隐蔽到公开；二房嫡庶矛盾尖锐，相互算计，赵姨娘甚至企图使用魇魔致凤姐宝玉于死地，夺取家产。抄检大观园便是这些矛盾的总爆发。主奴矛盾更加激化，由金钏含冤投井开始，“暴殄轻生”事件层出不穷，奴隶们也自发进行抗争，鸳鸯抗婚，睛雯拒搜，芳官藕官等围殴赵姨娘，平儿说：“只听各处大小人儿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这必然要带来当权者的镇压，以致造成睛雯夭亡，司棋被逐，芳官等人出家。这些都成为加速贾府衰败的重要因素。
从“好”的方面看，元春晋升贵妃使贾府成为皇亲，这对贾府是一种起死回生之力，使贾府更加显赫一时，也时有赏赐，然而数量有限，而宫内太监却不时借机敲诈，夏太监一开口就要一千多两，周太监开口一千两，“略应慢了”“就不自在”。探春理家兴利除弊，是挽救颓势的创举，然而老祖宗规矩不能打破，节流就有限，开源也有进益但也不多，因此不过小打小闹，无关大局，且也是代理性的。
“好”的补天力与“了”的破坏力相比，显然是向“了”的方向倾斜，这种倾斜便是“了”与“好”互相作用、互消互长的合力，决定着贾府只能向“忽喇喇似大夏倾”趋向倾斜，不可能有回天的活力与希望了。而红楼群体形象在这样的衰败趋势下，也只能走向毁灭性悲剧了，作者对红楼妙龄少女美好心灵的塑造及她们那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情感的迸发的成功描绘，更使这种有价值的生命毁灭，焕发出一种惊心动魄、缠绵动人的悲剧韵味。
二是创造富有言外之意的艺术境与生命活力。群体形象和谐有序、摇曳多姿的，往往靠藏露结合、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段，将一系列生动的典型画面与人际纠葛巧妙地耦合起来，形成情节运转的“行到水穷，又看云起”⒀“左右相起，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⒁的和谐有序、波澜起伏之状；艺术意境的“藏过迅雷惊电，忽又柳丝花朵”⒂刚柔相偕的韵律，并在这跌宕起伏、虚实相生的流动中，形成群体形象的运动节奏与生命律动；也省下许多笔墨，蓄起性格矛盾的活动张力，给读者留下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使读者从那些生活断面的断续耦合中，品味到“拽之通体俱动”的运动态势，使个体形象与生活画面浑然一统，生发出超越自身具象的整体功能，使读者品悟到未尽的生活蕴涵。
红楼世界虽然没有人物关系的剧烈变幻与分化组合，也没有故事情节的大起大落，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心态荡漾、唇舌争锋；然而却在这委婉变幻中，逐渐透露出“无数交错的力量”在矛盾冲撞中，逐步“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使一切起于青萍之末的细波微漾，宛若“润物细无声”般汇聚成“一个总的结果”－－群体形象的大悲剧。
３３回贾政怒打宝玉就是由“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是将一个个生活画面聚合为一种总的合力来实现的。先是宝玉向为假寐中的王夫人捶腿的金钏逗笑，引起王夫人翻身怒打金钏，责骂她把“好好的爷们”“教坏了”，执意撵出府去，造成金钏含冤投井，接着是又一画面切入，贾雨村来府要会宝玉，宝玉厌烦相见但又不能不去，便显出葳葳蕤蕤之态，引起贾政的不快。待宝玉会过贾雨村后，又忽听金钏自杀，“心中又五内摧伤”，进来又被王夫人数落一顿，脸上现出“思欲愁闷气色”，恰好又被贾政碰上，喝骂了几句，“应对不似往日”，贾政便生了三分气。这时恰好忠顺王府又派人来向宝玉问琪官的下落，说出二人交换过汗巾，便使贾政气的“目瞪口呆”，一面送那人出去，一面回头喝命宝玉不许动，回头问话。待贾政返回时恰好又碰到贾环，贾环便乘机按照赵姨娘的教唆，诬称金钏之死是宝玉强奸不遂，打了一顿才赌气投井的，这更使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喝命快拿宝玉来。宝玉看凶多吉少，看到一老姆姆出来，要她快进去向贾母王夫人传话，那知这老婆子是聋子，没能传话进去。正是这诸多单个力量、画面的汇合，才形成贾政的暴怒，合成了笞挞宝玉的事件出现。
这场怒打，作者把它写成牵动所有主要人物与合府上下的情波意澜，引起整个群体形象运转并开始悲剧趋向的事态，先是王夫人闻讯赶来，抱着板子哭劝，接着是贾母颤巍巍喘吁吁赶来怒止，凤姐也赶来劝解贾母，命丫头媳妇把宝玉抬走，王夫人抱着宝玉大哭，讲出宝珠后，又引起李纨伤心，薛姨妈、宝钗、香菱、湘云、袭人也都来了，围着灌水打扇，袭人找焙茗询问起因，疑是薛蟠泄露、贾环诬陷。这又引出宝钗兄妹之争，宝钗的气怔，薛姨妈的气恼，薛蟠闹着要杀宝玉解气。同时又引出王夫人查问贾环怎么诬陷，嫡庶矛盾更加深了。宝钗、黛玉的探伤，进一步袒露出各自对宝玉的爱意，宝玉对黛玉的独钟。还有王夫人讯问宝玉伤情，袭人又乘机进言建议把宝玉搬出园去，引起王夫人的注意，对袭人的青睐。宝玉对袭人、睛雯的态度也发生新的变化，既支开袭人去宝钗处，又托睛雯带两方旧帕送黛玉，使黛玉领会爱意，立即神魂驰荡，就帕赋诗，两人的爱情步入生死相依阶段。凤姐又利用金钏死后空缺，大收贿礼自肥。这便借宝玉挨打后诸多生活断面的组接，展现出红楼群体的运动态势与悲剧讯息。使我们既看到贾政与宝玉在人生道路上的深刻矛盾，宝玉叛逆悲剧的必然，又看到宝黛爱情悲剧与宝玉宝钗婚姻悲剧的征兆；即看到主子间的各种矛盾加深，又看到“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拉开了序幕；这使红楼群体形象的悲剧意蕴，开始初露端倪，全书就是采用这种无数单个力量、无数生活断面总汇合的办法，使整个红楼群体形象呈现出整体运动之势，悲剧情韵不断隐现之态，生发出一种超越具象描绘的艺术境界，使人不断思索品味，若看到整体群体形象的生命律动中的五光十色，甚至人生世相的哲理意蕴。
所以，红楼群体形象的运动态势与生命活力，正是借助一系列人际关系的有机组合，单个生活画面的断续耦合，合成为整体运动合力，呈现的运动态势来显现的，这使群体形象充满了生命活力，也使读者走进了千人如一浑然一体的群象世界，并受到这个群体形象的整体活动心态、精神气质的感染，使人进入一个超越具象描绘的艺术意境与审美精神空间，获得丰富的世态人生感悟与奇妙的美学艺术感染。
⑴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66页。
⑶⑷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104、460页，齐鲁出版社1986年。
⑸⑹同上，133页。
⑺⑼⑽《红楼梦》第二回，下引用书中原文不再注。
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⑾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3页，第4卷478－479页。
⒀《水浒传合译本》30回573页，金圣叹夹批，北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
⒁同上书5页，金圣叹《水浒传》序一。
⒂《金瓶梅资料汇编》84页，北大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