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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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民，去邪归正。”（第四十一回），那么为实现“替天行道”的理想，接受招安，替朝廷扫除内忧外患，无疑成为最切实可行的道路。
其次，由于梁山社会成份是复杂，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如前文所说）而作为自然生存需要的墨家思想解决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存和温饱问题时，那些更多地注意温饱后的秩序和名分问题的社会生存需要的儒家思想自然就会抬头。在梁山起义事业初期，人们主要面临的是被官府所逼活不下去的问题。所以“贼”的名分和“忠君”的意识暂被抛到脑后，去赴汤蹈火，拯救自己和天下。随着人们生存状态的好转，那些以前来不及顾及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而解决名分和忠君问题的最佳途径便是接受招安。宋江自然是这种思想最典型的代表，宋江本来就是被逼无奈才上了梁山，他既不满“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同情老百姓的疾苦生活。然而在他的思想潜意识中却有着很明显的“忠君”思想，希望拥护一个开明的君主，他的斗争有很大意义是起“清君侧”的作用；其次作为一山之主的他，也考虑到梁山好汉的出路问题，正如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饰演宋江的演员李雪健所说的：“宋江不是没本事的人，众望所归这四个字他担的得起，梁山好汉都是冲着宋江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走招安之路又能走什么路呢？”（见李雪健《走进宋江》一文）他希望梁山好汉能有一官半职，正如他对武松所说的“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历史上留个好名。”（第八十二回）；此外，作为小知识分子出身，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他，在人生观念上也很难摆脱传统的一些观念，如宋江时时不能忘却脸上金印的耻辱，认为这是“贼人”的象征，这也是他永远无法弥补的精神伤痕。所以宋江的接受招安的思想是坚定的，甚至愿意做出一切妥协，比如他擒获了高俅却又把他给放了，无疑是为了自己的招安的道路作铺垫，最后他不得不去讨好宋徽宗的外宠名妓李师师希望能通过“枕头边的关节”（第七十二回）来实现招安的理想。当实现招安理想的时，他更是庆幸“今日方成正果。”（第八十二回）。作为梁山的主要头领把招安作为自己绿林事业的最后归宿，而事实上梁山也存在一批反招安的势力，如阮式兄弟把御酒换成河水；李逵撕碎皇帝的诏书；吴用设计大闹东京破坏招安的活动等，然而，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力去寻找出一条比招安更切实可行的道路，“封妻荫子”的思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仍然具有诱惑性，所以他们的反招安活动是为了武力取得朝廷更优惠的招安的政策，或者仅仅是为了唤回绿林豪侠的自尊，是为了更有面子接受招安而已。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也接受了招安的思想，并没有在招安问题上，因为意见分歧而产生分裂。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5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有生存和温饱危机的下层民众更容易接受墨家思想；而生活优裕的贵族则更注意秩序和名分的稳定。但这二者又并非井水不犯河水，随着人们地位和境遇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也就会不断地游移在二者之间。事实上梁山好汉所追求的墨家的“大同”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绿林事业的成功最多就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的王朝，正如李逵所言“哥哥做了大宋皇帝，我们都做了将军。”（第七十五回）。梁山起义事业是如此，中国历史上许多绿林事业除了被统治者镇压以外他们的归宿和结局也大抵也是如此。
二：绿林文化的人格崇拜。
上文谈了许多的是绿林文化的政治上的一些表现特征，而事实上作为绿林英雄的梁山好汉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论修养，去形而上地总结自己绿林文化的哲学基础以及其行为特征的。他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是具体形而下地表现为绿林文化的人格崇拜。那种以“义”为核心的“好汉”人格崇拜，其实就是将绿林豪杰凝聚起来的重要因素。梁山及江湖人士无不以“好汉”作为人格衡量的标准，所以个个争做好汉，人人要结识好汉，惟恐别人笑自己不是好汉。
“义”的内涵非常复杂，首先，它指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否适宜。其次，它还与人们对待利益的态度有关；再次，义还被内化为强调道德责任的伦理准则，在朝则忠孝节义，在野则忠诚信义。各阶层均以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伦理判断为准绳，或认同等级，或认同血缘，使“义”呈现出同中有异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的流传和改作中，《水浒传》主要接受了市民和小生产者的道德人格观念，同时也受到正统文化观念的浸染，形成以俗文化为核心，以雅文化为氛围的多极“义”的人格观念。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正如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词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似乎成为绿林英雄的共同性格特征。这种从先秦游侠、墨侠至后代绿林好汉最稳定和最基本的人格精神和人格观念，其实也是“替天行道”旗帜的具体体现。可以说抱打不平是梁山好汉的共同人格追求。尽管他们个人的出身、禀性、喜好不尽相同，但在这一点上却惊人地一致。鲁达听了金翠莲的悲惨遭遇骂到：“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臢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第二回）鲁达最后三拳打死镇关西，才不得不出家为僧；宋江也是为了义气私放晁天王，后被外室阎婆惜发现，并以此为要挟，宋江不得已才杀人灭口，走上充军的道路的；至于其他李逵大闹江州城、石秀跳楼劫法场、武松醉打蒋门神等个人行为都是如此。除此之外梁山好汉前期的几个大规模行动，都集中表现了聚义群体的抱打不平精神。如江州劫法场是为了营救宋江和戴宗，三打祝家庄是为了帮杨雄和石秀救出时迁，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打大名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等。它表现了的是绿林英雄的道德内涵，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之美，同时它是绿林人格崇拜最重要的外在特征之一。
“仗义疏财。”
如果说抱打不平是对被损害者生存安全的援助的话，那么“仗义疏财”则是对他们物质经济上的援助。对财物的淡薄思想成为绿林好汉共同的追求的道德境界，这种思想与儒家的“仁者爱人”不无相似，儒家的仁爱观虽然是为维护贵族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在潜意识里它已经外化为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时它也同墨侠乃至绿林人的仗义疏财实现同类人同舟共济的思想有关。它不仅是绿林人格的象征，也是绿林集团得以成立的重要内聚力。因为绿林所代表的，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下层民众利益，这些人大多经济上入不敷出，又经常受到剥削。绿林好汉的资助，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和生存问题，更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光明和希望；他们不仅为绿林人的义气所感动，而且也十分乐意过上这种生活。他们逐渐感到，并追求着“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第十五回）的生活理想，因而不断有更多的人投身到绿林事业中来，使得绿林事业逐渐壮大发展。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6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在仗义疏财方面，要以宋江和柴进为代表。在梁山起义军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人要么得过宋江的资助，要么听说过他“及时雨”的英名，所以听说要随他起义，莫不情绪激昂，死心塌地。如宋江一见到李逵就慷慨送银子给他做赌资，又以酒肉殷勤相待，所以李逵对宋江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宋哥哥相待，他江州劫法场救了宋江性命，上梁山后时时跟随宋江左右，最后宋江误饮毒酒，怕李逵造反，把毒酒也送他喝了，李逵不但不责怪，反而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第一百二十回）以自己的性命来报答宋江的恩情，以无尽的无奈与诚笃来表达对义气的看重，可见仗义疏财的人格魅力所在。在如柴进，他出生贵族，是大周世宗的后代，宋太祖曾赐他家“丹书铁卷”，然而在那个“遍地不公”的社会环境，这个贵族的虚名其实也是名存实亡，所以他喜结交绿林好汉，他帮助过不少梁山好汉，如林冲、武松、宋江等，成为了梁山的最可靠的朋友。试想如果没有柴进平日以挥金如土的风格接纳江湖好汉的积累，就不会有高唐州梁山好汉全体下山对他的营救。从此不难看出仗义疏财的人格精神对外扩大组织，对内保护自己的实际作用。
慷慨解囊，以财养士其实从先秦时就有先例，如燕太子丹厚待樊于期，荆珂；孟尝君好养家客；信陵君厚待朱亥、侯嬴；吴王阖闾厚待专诸。荆珂、专诸之所以会最后以死相报，可见“仗义疏财”在绿林文化的雏形期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格崇拜特征。
“勇武阳刚”之气。
从人格美感上来说，侠士至绿林草莽更崇尚一种勇武豪壮的阳刚之气。这一点墨子虽然未加总结，但从墨侠所从事的事业及侠士们的勇武事迹中，已可见侠士这种人格精神形成之早，延续之久。先秦时期荆轲、聂政、要离、专诸等人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勇武气概，都作为一种文化因子被后代的绿林好汉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便是一群这样的血性男儿。他们勇敢，尚武，理性甚至粗野。在他们看来，是好汉，就得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气和气概。所以他们勇武无比，豪气凌云，丝毫没有脂粉气、绮靡气，而独具雄伟、劲烈的阳刚之气。鲁智深的怒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李逵的江州劫法场、沂岭杀四虎、大闹忠义堂；武松的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都是这种阳刚之气的表现。并且英雄之间也相互欣赏这种勇猛尚武之气，如林冲就是因为看见鲁智深舞得一手好禅杖，才情不自禁道出一个“好”字；杨志和索超的比武更是英雄之间的强硬对话；谁武艺高就佩服谁，所谓英雄惜英雄。它折射出的是一种很强烈的阳刚之美，此外这种阳刚之气还表现为理性战胜感性，这里以燕青最为典型，燕青生得风流倜傥而且聪明伶俐、武艺高强“卢员外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却了这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著阮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不止一身好花绣，更兼吹得弹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得诸路乡谈，省得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得，拿著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虫蚁。若赛锦标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第六十回），因为他善解风情，聪明伶俐宋江派遣他去私见李师师，为招安大事奔走，本来才郎多情，佳人有意，燕青和李师师本来很有可能演变成才子风流的爱情故事，但是燕青始终以招安大事为己任，并没有为儿女风情所倾倒，作者显然是赞许燕青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表现出男子阳刚的坚定理性的意志。然而这种阳刚之气有时甚至是野蛮的，如李逵开口闭口就是粗话“鸟人，鸟语。”，更有甚者抡起两把大斧，不论是官兵还是百姓，不问青红皂白一路砍去，根本就无视个体生命，以杀人作为这种阳刚之气的体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绿林阳刚之气的野蛮和残忍。但是无论是英勇尚武、坚定理性还是野蛮残忍，人们能很强烈地感觉到在绿林社会中所崇尚的男性崇拜之风。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7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所以有人说水浒是男人的文学，表现出的是男人的美学。
排斥女性的色彩。
由于这种对男人阳刚之气的人格崇拜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早期的绿林豪侠小说具有明显的排斥女性的色彩。水浒中的女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梁山好汉共患难的好女人，如孙二娘、顾大嫂和扈三娘。这类女人作风正派，却不乱搞男女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男子气概，具有铁石心肠，忠义烈胆，能杀能打。但是这类女人虽然武艺高强，但是必须服从男人的领导。孙二娘和顾大嫂，对外心狠手辣，但是对丈夫却言听计从，在家是贤内助；就连色艺双全的扈三娘，也千万不能让她彻底战胜男人，再把她打发给一个她根本看不上的矮脚虎王英为妻，最后改以辅佐夫婿为己任，不同生便同死。（见张抗抗所著《梁山好汉和女人》一文。）而另一类是造就成梁山好汉的坏女人，坏女人之坏首先表现为不守妇道，三不从四不德，大搞婚外恋，最后诬陷、敲诈、杀夫再被“正义”所杀。无论是潘金莲、阎婆惜还是潘巧云，三个女人的心思、行为及下场几乎是同出一辙，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十分模式化、类型化。就连卢俊义遇上飞来的横祸，原先的贤妻也连人带物，说背叛就背叛。女人始终是梁山的心病，女人在英雄眼里是祸水，许多的女人的“坏”，甚至是许多好汉逼上梁山的原因。梁山好汉无论是上山前还是上山后，都以不近女色为荣，这里最典型的自然是武松和石秀，面对女色诱惑，他们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和理性的伦理道德，他们视女人为草芥，虽然现代许多作家用弗洛伊德性压抑的潜意识来重新来诠释他们的行为（如施蛰存，李碧华等），但是他们的解释和《水浒传》原著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只是现代人眼中的绿林好汉而已。
《水浒传》的作者在对待女性问题上甚至还表现出极端甚至残忍的情结。如杨雄大闹翠屏山那一节，就有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得。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里里了。（第四十五回）这种血淋淋的描写是残酷甚至是变态的，用毁坏来表达绿林好汉的对女性的憎恨，似乎能得到一种变态的快感。
其实这种以同性化为基础的男性结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翻版和通俗化。绿林豪侠精神的内动力不是男女**的生命活力，而是生命中强悍精神的张扬。所以他们的抱打不平的仗义疏财多属泛性化的“兼爱”，它的目的或功利所在不外是“出气”和“扫尽不平”，是好汉精神的实现，而不像同时期的西方绿林文学《罗宾汉歌谣》中罗宾汉（Robin Hood）那样侠胆柔情，更不同于骑士文学那样是以取悦于女人为主要的手段。这也反应中西方绿林文化的不同。如同封建社会内部儒、道、墨的互补性一样，绿林武侠小说缺少男女爱情故事的遗憾，在体现儒家礼教精神的“才子佳子”小说那里得到了极度的补偿。所以有人把言情小说视为儒家模式，把神魔小说视为佛道模式，把英雄豪侠小说视为墨家模式。
在以上几个方面中，抱打不平和仗义疏财是好汉人格的外在之形，而勇武豪爽的阳刚之气以及排斥女性的色彩的是好汉人格的内在之神。神为形显，形为神立，双方依存咬合，构成以“义”为中心的好汉人格崇拜系统。
其次，由于梁山社会成份是复杂，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如前文所说）而作为自然生存需要的墨家思想解决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存和温饱问题时，那些更多地注意温饱后的秩序和名分问题的社会生存需要的儒家思想自然就会抬头。在梁山起义事业初期，人们主要面临的是被官府所逼活不下去的问题。所以“贼”的名分和“忠君”的意识暂被抛到脑后，去赴汤蹈火，拯救自己和天下。随着人们生存状态的好转，那些以前来不及顾及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而解决名分和忠君问题的最佳途径便是接受招安。宋江自然是这种思想最典型的代表，宋江本来就是被逼无奈才上了梁山，他既不满“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同情老百姓的疾苦生活。然而在他的思想潜意识中却有着很明显的“忠君”思想，希望拥护一个开明的君主，他的斗争有很大意义是起“清君侧”的作用；其次作为一山之主的他，也考虑到梁山好汉的出路问题，正如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饰演宋江的演员李雪健所说的：“宋江不是没本事的人，众望所归这四个字他担的得起，梁山好汉都是冲着宋江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走招安之路又能走什么路呢？”（见李雪健《走进宋江》一文）他希望梁山好汉能有一官半职，正如他对武松所说的“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历史上留个好名。”（第八十二回）；此外，作为小知识分子出身，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他，在人生观念上也很难摆脱传统的一些观念，如宋江时时不能忘却脸上金印的耻辱，认为这是“贼人”的象征，这也是他永远无法弥补的精神伤痕。所以宋江的接受招安的思想是坚定的，甚至愿意做出一切妥协，比如他擒获了高俅却又把他给放了，无疑是为了自己的招安的道路作铺垫，最后他不得不去讨好宋徽宗的外宠名妓李师师希望能通过“枕头边的关节”（第七十二回）来实现招安的理想。当实现招安理想的时，他更是庆幸“今日方成正果。”（第八十二回）。作为梁山的主要头领把招安作为自己绿林事业的最后归宿，而事实上梁山也存在一批反招安的势力，如阮式兄弟把御酒换成河水；李逵撕碎皇帝的诏书；吴用设计大闹东京破坏招安的活动等，然而，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力去寻找出一条比招安更切实可行的道路，“封妻荫子”的思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仍然具有诱惑性，所以他们的反招安活动是为了武力取得朝廷更优惠的招安的政策，或者仅仅是为了唤回绿林豪侠的自尊，是为了更有面子接受招安而已。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也接受了招安的思想，并没有在招安问题上，因为意见分歧而产生分裂。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5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有生存和温饱危机的下层民众更容易接受墨家思想；而生活优裕的贵族则更注意秩序和名分的稳定。但这二者又并非井水不犯河水，随着人们地位和境遇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也就会不断地游移在二者之间。事实上梁山好汉所追求的墨家的“大同”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绿林事业的成功最多就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的王朝，正如李逵所言“哥哥做了大宋皇帝，我们都做了将军。”（第七十五回）。梁山起义事业是如此，中国历史上许多绿林事业除了被统治者镇压以外他们的归宿和结局也大抵也是如此。
二：绿林文化的人格崇拜。
上文谈了许多的是绿林文化的政治上的一些表现特征，而事实上作为绿林英雄的梁山好汉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论修养，去形而上地总结自己绿林文化的哲学基础以及其行为特征的。他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是具体形而下地表现为绿林文化的人格崇拜。那种以“义”为核心的“好汉”人格崇拜，其实就是将绿林豪杰凝聚起来的重要因素。梁山及江湖人士无不以“好汉”作为人格衡量的标准，所以个个争做好汉，人人要结识好汉，惟恐别人笑自己不是好汉。
“义”的内涵非常复杂，首先，它指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否适宜。其次，它还与人们对待利益的态度有关；再次，义还被内化为强调道德责任的伦理准则，在朝则忠孝节义，在野则忠诚信义。各阶层均以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伦理判断为准绳，或认同等级，或认同血缘，使“义”呈现出同中有异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的流传和改作中，《水浒传》主要接受了市民和小生产者的道德人格观念，同时也受到正统文化观念的浸染，形成以俗文化为核心，以雅文化为氛围的多极“义”的人格观念。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正如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词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似乎成为绿林英雄的共同性格特征。这种从先秦游侠、墨侠至后代绿林好汉最稳定和最基本的人格精神和人格观念，其实也是“替天行道”旗帜的具体体现。可以说抱打不平是梁山好汉的共同人格追求。尽管他们个人的出身、禀性、喜好不尽相同，但在这一点上却惊人地一致。鲁达听了金翠莲的悲惨遭遇骂到：“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臢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第二回）鲁达最后三拳打死镇关西，才不得不出家为僧；宋江也是为了义气私放晁天王，后被外室阎婆惜发现，并以此为要挟，宋江不得已才杀人灭口，走上充军的道路的；至于其他李逵大闹江州城、石秀跳楼劫法场、武松醉打蒋门神等个人行为都是如此。除此之外梁山好汉前期的几个大规模行动，都集中表现了聚义群体的抱打不平精神。如江州劫法场是为了营救宋江和戴宗，三打祝家庄是为了帮杨雄和石秀救出时迁，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打大名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等。它表现了的是绿林英雄的道德内涵，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之美，同时它是绿林人格崇拜最重要的外在特征之一。
“仗义疏财。”
如果说抱打不平是对被损害者生存安全的援助的话，那么“仗义疏财”则是对他们物质经济上的援助。对财物的淡薄思想成为绿林好汉共同的追求的道德境界，这种思想与儒家的“仁者爱人”不无相似，儒家的仁爱观虽然是为维护贵族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在潜意识里它已经外化为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时它也同墨侠乃至绿林人的仗义疏财实现同类人同舟共济的思想有关。它不仅是绿林人格的象征，也是绿林集团得以成立的重要内聚力。因为绿林所代表的，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下层民众利益，这些人大多经济上入不敷出，又经常受到剥削。绿林好汉的资助，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和生存问题，更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光明和希望；他们不仅为绿林人的义气所感动，而且也十分乐意过上这种生活。他们逐渐感到，并追求着“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第十五回）的生活理想，因而不断有更多的人投身到绿林事业中来，使得绿林事业逐渐壮大发展。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6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在仗义疏财方面，要以宋江和柴进为代表。在梁山起义军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人要么得过宋江的资助，要么听说过他“及时雨”的英名，所以听说要随他起义，莫不情绪激昂，死心塌地。如宋江一见到李逵就慷慨送银子给他做赌资，又以酒肉殷勤相待，所以李逵对宋江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宋哥哥相待，他江州劫法场救了宋江性命，上梁山后时时跟随宋江左右，最后宋江误饮毒酒，怕李逵造反，把毒酒也送他喝了，李逵不但不责怪，反而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第一百二十回）以自己的性命来报答宋江的恩情，以无尽的无奈与诚笃来表达对义气的看重，可见仗义疏财的人格魅力所在。在如柴进，他出生贵族，是大周世宗的后代，宋太祖曾赐他家“丹书铁卷”，然而在那个“遍地不公”的社会环境，这个贵族的虚名其实也是名存实亡，所以他喜结交绿林好汉，他帮助过不少梁山好汉，如林冲、武松、宋江等，成为了梁山的最可靠的朋友。试想如果没有柴进平日以挥金如土的风格接纳江湖好汉的积累，就不会有高唐州梁山好汉全体下山对他的营救。从此不难看出仗义疏财的人格精神对外扩大组织，对内保护自己的实际作用。
慷慨解囊，以财养士其实从先秦时就有先例，如燕太子丹厚待樊于期，荆珂；孟尝君好养家客；信陵君厚待朱亥、侯嬴；吴王阖闾厚待专诸。荆珂、专诸之所以会最后以死相报，可见“仗义疏财”在绿林文化的雏形期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格崇拜特征。
“勇武阳刚”之气。
从人格美感上来说，侠士至绿林草莽更崇尚一种勇武豪壮的阳刚之气。这一点墨子虽然未加总结，但从墨侠所从事的事业及侠士们的勇武事迹中，已可见侠士这种人格精神形成之早，延续之久。先秦时期荆轲、聂政、要离、专诸等人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勇武气概，都作为一种文化因子被后代的绿林好汉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便是一群这样的血性男儿。他们勇敢，尚武，理性甚至粗野。在他们看来，是好汉，就得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气和气概。所以他们勇武无比，豪气凌云，丝毫没有脂粉气、绮靡气，而独具雄伟、劲烈的阳刚之气。鲁智深的怒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李逵的江州劫法场、沂岭杀四虎、大闹忠义堂；武松的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都是这种阳刚之气的表现。并且英雄之间也相互欣赏这种勇猛尚武之气，如林冲就是因为看见鲁智深舞得一手好禅杖，才情不自禁道出一个“好”字；杨志和索超的比武更是英雄之间的强硬对话；谁武艺高就佩服谁，所谓英雄惜英雄。它折射出的是一种很强烈的阳刚之美，此外这种阳刚之气还表现为理性战胜感性，这里以燕青最为典型，燕青生得风流倜傥而且聪明伶俐、武艺高强“卢员外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却了这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著阮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不止一身好花绣，更兼吹得弹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得诸路乡谈，省得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得，拿著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虫蚁。若赛锦标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第六十回），因为他善解风情，聪明伶俐宋江派遣他去私见李师师，为招安大事奔走，本来才郎多情，佳人有意，燕青和李师师本来很有可能演变成才子风流的爱情故事，但是燕青始终以招安大事为己任，并没有为儿女风情所倾倒，作者显然是赞许燕青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表现出男子阳刚的坚定理性的意志。然而这种阳刚之气有时甚至是野蛮的，如李逵开口闭口就是粗话“鸟人，鸟语。”，更有甚者抡起两把大斧，不论是官兵还是百姓，不问青红皂白一路砍去，根本就无视个体生命，以杀人作为这种阳刚之气的体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绿林阳刚之气的野蛮和残忍。但是无论是英勇尚武、坚定理性还是野蛮残忍，人们能很强烈地感觉到在绿林社会中所崇尚的男性崇拜之风。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7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所以有人说水浒是男人的文学，表现出的是男人的美学。
排斥女性的色彩。
由于这种对男人阳刚之气的人格崇拜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早期的绿林豪侠小说具有明显的排斥女性的色彩。水浒中的女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梁山好汉共患难的好女人，如孙二娘、顾大嫂和扈三娘。这类女人作风正派，却不乱搞男女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男子气概，具有铁石心肠，忠义烈胆，能杀能打。但是这类女人虽然武艺高强，但是必须服从男人的领导。孙二娘和顾大嫂，对外心狠手辣，但是对丈夫却言听计从，在家是贤内助；就连色艺双全的扈三娘，也千万不能让她彻底战胜男人，再把她打发给一个她根本看不上的矮脚虎王英为妻，最后改以辅佐夫婿为己任，不同生便同死。（见张抗抗所著《梁山好汉和女人》一文。）而另一类是造就成梁山好汉的坏女人，坏女人之坏首先表现为不守妇道，三不从四不德，大搞婚外恋，最后诬陷、敲诈、杀夫再被“正义”所杀。无论是潘金莲、阎婆惜还是潘巧云，三个女人的心思、行为及下场几乎是同出一辙，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十分模式化、类型化。就连卢俊义遇上飞来的横祸，原先的贤妻也连人带物，说背叛就背叛。女人始终是梁山的心病，女人在英雄眼里是祸水，许多的女人的“坏”，甚至是许多好汉逼上梁山的原因。梁山好汉无论是上山前还是上山后，都以不近女色为荣，这里最典型的自然是武松和石秀，面对女色诱惑，他们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和理性的伦理道德，他们视女人为草芥，虽然现代许多作家用弗洛伊德性压抑的潜意识来重新来诠释他们的行为（如施蛰存，李碧华等），但是他们的解释和《水浒传》原著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只是现代人眼中的绿林好汉而已。
《水浒传》的作者在对待女性问题上甚至还表现出极端甚至残忍的情结。如杨雄大闹翠屏山那一节，就有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得。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里里了。（第四十五回）这种血淋淋的描写是残酷甚至是变态的，用毁坏来表达绿林好汉的对女性的憎恨，似乎能得到一种变态的快感。
其实这种以同性化为基础的男性结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翻版和通俗化。绿林豪侠精神的内动力不是男女**的生命活力，而是生命中强悍精神的张扬。所以他们的抱打不平的仗义疏财多属泛性化的“兼爱”，它的目的或功利所在不外是“出气”和“扫尽不平”，是好汉精神的实现，而不像同时期的西方绿林文学《罗宾汉歌谣》中罗宾汉（Robin Hood）那样侠胆柔情，更不同于骑士文学那样是以取悦于女人为主要的手段。这也反应中西方绿林文化的不同。如同封建社会内部儒、道、墨的互补性一样，绿林武侠小说缺少男女爱情故事的遗憾，在体现儒家礼教精神的“才子佳子”小说那里得到了极度的补偿。所以有人把言情小说视为儒家模式，把神魔小说视为佛道模式，把英雄豪侠小说视为墨家模式。
在以上几个方面中，抱打不平和仗义疏财是好汉人格的外在之形，而勇武豪爽的阳刚之气以及排斥女性的色彩的是好汉人格的内在之神。神为形显，形为神立，双方依存咬合，构成以“义”为中心的好汉人格崇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