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2/2）
作者：贴吧精华欣赏
致当地社会文化习俗的变化，一些野蛮的原始遗留必然被逐渐淘汰，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多有记载。所以说，文人士大夫的流动不可能把他们打造成江湖人，更不会构成颠覆主流社会的“江湖”。
游商虽然不能跟游宦相比，但商人作为“四民”之一，他们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有力支持，但是也不会受到特别打压。个别朝代对商人有些打压现象，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如汉初、晋初都有“贱商令”，汉初不允许商人穿丝乘车，晋初下令，商人要穿两样鞋子，一只黑，一只白。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最根本的在于商人通过流动去追逐比农民、手工业者高得多的收入。流动满足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他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和主流社会对着干。所以说商人不会大量地流入江湖。绝大多数游民还是由破产的宗法农民构成，他们才是江湖的主体。
江湖上的芸芸众生
《水浒传》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游民的，我们看阿Q对女性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对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
《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的成功与失败故事的。但就具体情节来说，它描写了各种各样江湖人的生活。我们说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水浒传》中也写了众多的游民。
**主席1926年写的《中国农民的各阶级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游民分为五大类，即兵、匪、盗、丐、娼。我理解的游民比**说的要广一些。他只是说农村的，我包括城镇的，也包括那种合法谋生的游民。
《水浒传》写的“盗”非常多（不是指聚义以后，因为上梁山后都可以说是“盗”了），如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山寨上山大王和喽罗，这是团伙；还有单干的，像江河中的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黑店的孙二娘，盗马贼段景柱，小偷小摸的时迁。他们走上这条路的原因多种多样，如丧失了产业、走投无路而干上这一行的；有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吃了官司，上山下海以避难；更多的因为干没有本钱的买卖。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事业作大，使得官方对他们无可奈何。当然还有许多游民不从事非法活动，他们并没有祸害民众的行为，只是在江湖上谋生的江湖人。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离开了农村，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卷入反社会活动。例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往在外的戴宗、在监狱里做了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逃避灾难的武松；自幼漂泊江湖、专好结识江湖英雄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势的卖艺的薛永等等。108将中最多的就是游民，大约是50人，占了将近一半。为什么说《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从书中主要人物形象上说，它是以游民为主体的。我反对“农民起义说”，不仅因为梁山上英雄好汉没有什么农民，更重要的是《水浒传》中没有提出农民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对土地的诉求。冒着生命的危险造反却不要求他们最钟情的土地，岂非咄咄怪事！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4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谈论游民，人们往往忘了高俅，他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没有正当的职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后因为参与诈骗，被发配，后得赦免，可以回东京，东京人没有人收留他。后来得以返回东京，给人做个跟班，由于机遇好，被徽宗看重，得以发迹变泰。他是属于那些得以改换门庭的游民。为什么《水浒传》中游民没有羡慕他，反而把他作为北宋末年“四大奸臣”的代表加以揭露抨击呢？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官位来源不正，二是出身太低。你别看游民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许多也是同病不相怜的，看不起同样出身的。梁山好汉普遍认为只有靠一刀一枪博出来的功名才是正当的，这正如科举考出来的状元、进士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一样。而高俅只是靠踢球，自然被认为是佞幸小人。又因为出身太低，自然把他视为祸水（其实从《宋史》的记载来看，高俅的劣迹不多，因为会踢球而受到宋徽宗知遇的是李邦彦，他出身低微，父亲是个银匠。善于市井应对，自号“李浪子”。后来位至宰相，老百姓目为“社稷之贼”。史书上并未说高俅善于踢球，可能高俅是“沾了名字的光”，把李邦彦的故事移植到他的身上）。 在郓城县从事演艺活动、被雷横打死的白秀英也是游民出身；甚至阎婆惜他们一家子也都是游民。阎婆惜会唱曲，与她父母流浪到郓城县，想在这里停留，不料父亲得病死在郓城。母女没有买棺材的钱，遂把阎婆惜贱卖给宋江，成了宋江的外室。可是作者对于同属游民的阎婆惜没有丝毫的同情，因为她不属于宋江梁山系统，而且刁难宋江，并打算出卖梁山，那自然就是十恶不赦了，所以把她杀了。白秀英、阎婆惜都属于江湖艺人，但这里面有一个游民对于女性态度的问题。《水浒传》对年轻女性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不解，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施耐庵一定是恋爱的失败者，吃过女人的亏，所以他才那样敌视年轻女性。实际上《水浒传》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游民的，我们看阿Q对女性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对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英国人贝思飞所写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土匪认为女性是不幸的根源，不只是男土匪这样，女性匪首也如此看，遇有重大的危机先把妇女杀掉。因此《水浒传》写到的年轻妇女很少有好下场，即使是女游民也不例外。
《水浒传》中还写到许多游民知识分子，也就是稍有文化的游民。宋代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激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造纸技术的提高和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得书籍易于得到。唐代的书非常难得，像韩愈这样世代读书的人藏书也不完备，非常羡慕李泌家的藏书，鼓励朋友到他家去读书。在这种情况下，唐代受的教育面非常窄。其科举制度也在初期，录取面非常小。到了宋代这些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其文化普及程度大大高于唐代。这样读书人数目激增，而读书人的出路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做官，尽管宋代科举录取名额大大增加，官吏也远较唐代为多，但仍有大量读书人不能入仕。有钱的可以做隐士，有关系的可以奔走官场，有一技之长的可以附丽于豪门，也有的绝了做官的望，沉沦于社会底层，奔走于城乡之间，利用各种正当或不正当手段谋生。他们就是游民知识分子。《水浒传》中就写到这种人，比如吴用、公孙胜等，他们文化程度未必很高，但都要有一点道教的知识，有一点阴阳家的知识，成为队伍中的精神领袖。许多通俗小说写到人们造反，他们的队伍中往往要有个“阴阳”（为行军打仗出谋划策）。北宋欧阳修给皇帝的上书中说宋代建国一百来年，社会也有动乱，烧杀抢掠，但都没有形成巨大的力量，原因就是说没有这类人物参加。这是符合实际的。
《水浒传》是江湖人的百科全书
《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
《水浒传》是江湖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前面说过江湖是因为江湖人而存在，《水浒传》就是描写了宋代及作者所生活时代的江湖，我认为《水浒传》小说产生于明代中叶靠前期一点，所以说书中所写的江湖生活也包括了明初的江湖。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5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水浒传》小说及相关的戏曲说唱等文艺形式，在中国下层社会里普及了江湖知识。《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作者用生动的故事形象，说明了当时佞幸专权、武官受压、吏人没有出路、正义不能伸张，展示了官场的**、社会的黑暗，从而肯定了梁山好汉的聚义造反的合理性。这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在此之前，所有的文字著作中没有出现过正面歌颂敢于抗上、敢于武装造反的例子。作为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儒家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孔子就反对犯上作乱，其他思想意识如道家、佛家也都是主张人们应该各安其位的。像《水浒传》正面歌颂这种游民造反的文艺作品是不多见的，基本上可说没有。所以我认为是《水浒传》首先提出来的。 《水浒传》还通过它所创造的话语影响受众。书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可是那时多指读书人，而《水浒传》中专指的是绿林英雄。这种词义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过去我们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为好，现在就可称之为“好汉爷”了。又如拦路抢劫、入户偷盗，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且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句话是正确的。于是，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其它如“聚义”“江湖”“招安”“上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它们既反映游民的思想意识，也表达了他们的向往。
《水浒传》中的江湖是丰富而生动的，在其受众中有极广泛的影响。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社会有“水浒气”“三国气”，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存在，不能否认《水浒传》的广泛传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正俗》中说，“三教之外，还有一教”，那就是“小说教”。极言小说对于民众思想影响之大。现在也是如此。因此通俗艺术的作家们更应有社会责任感，更要慎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通俗艺术的创作者，其历史观念和思想观念甚至是落后的古代的江湖艺人，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作品搬上银幕、屏幕，把它们播散出去，其社会效果只可能是负面的。
游商虽然不能跟游宦相比，但商人作为“四民”之一，他们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有力支持，但是也不会受到特别打压。个别朝代对商人有些打压现象，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如汉初、晋初都有“贱商令”，汉初不允许商人穿丝乘车，晋初下令，商人要穿两样鞋子，一只黑，一只白。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最根本的在于商人通过流动去追逐比农民、手工业者高得多的收入。流动满足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他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和主流社会对着干。所以说商人不会大量地流入江湖。绝大多数游民还是由破产的宗法农民构成，他们才是江湖的主体。
江湖上的芸芸众生
《水浒传》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游民的，我们看阿Q对女性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对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
《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的成功与失败故事的。但就具体情节来说，它描写了各种各样江湖人的生活。我们说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水浒传》中也写了众多的游民。
**主席1926年写的《中国农民的各阶级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游民分为五大类，即兵、匪、盗、丐、娼。我理解的游民比**说的要广一些。他只是说农村的，我包括城镇的，也包括那种合法谋生的游民。
《水浒传》写的“盗”非常多（不是指聚义以后，因为上梁山后都可以说是“盗”了），如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山寨上山大王和喽罗，这是团伙；还有单干的，像江河中的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黑店的孙二娘，盗马贼段景柱，小偷小摸的时迁。他们走上这条路的原因多种多样，如丧失了产业、走投无路而干上这一行的；有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吃了官司，上山下海以避难；更多的因为干没有本钱的买卖。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事业作大，使得官方对他们无可奈何。当然还有许多游民不从事非法活动，他们并没有祸害民众的行为，只是在江湖上谋生的江湖人。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离开了农村，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卷入反社会活动。例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往在外的戴宗、在监狱里做了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逃避灾难的武松；自幼漂泊江湖、专好结识江湖英雄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势的卖艺的薛永等等。108将中最多的就是游民，大约是50人，占了将近一半。为什么说《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从书中主要人物形象上说，它是以游民为主体的。我反对“农民起义说”，不仅因为梁山上英雄好汉没有什么农民，更重要的是《水浒传》中没有提出农民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对土地的诉求。冒着生命的危险造反却不要求他们最钟情的土地，岂非咄咄怪事！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4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谈论游民，人们往往忘了高俅，他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没有正当的职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后因为参与诈骗，被发配，后得赦免，可以回东京，东京人没有人收留他。后来得以返回东京，给人做个跟班，由于机遇好，被徽宗看重，得以发迹变泰。他是属于那些得以改换门庭的游民。为什么《水浒传》中游民没有羡慕他，反而把他作为北宋末年“四大奸臣”的代表加以揭露抨击呢？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官位来源不正，二是出身太低。你别看游民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许多也是同病不相怜的，看不起同样出身的。梁山好汉普遍认为只有靠一刀一枪博出来的功名才是正当的，这正如科举考出来的状元、进士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一样。而高俅只是靠踢球，自然被认为是佞幸小人。又因为出身太低，自然把他视为祸水（其实从《宋史》的记载来看，高俅的劣迹不多，因为会踢球而受到宋徽宗知遇的是李邦彦，他出身低微，父亲是个银匠。善于市井应对，自号“李浪子”。后来位至宰相，老百姓目为“社稷之贼”。史书上并未说高俅善于踢球，可能高俅是“沾了名字的光”，把李邦彦的故事移植到他的身上）。 在郓城县从事演艺活动、被雷横打死的白秀英也是游民出身；甚至阎婆惜他们一家子也都是游民。阎婆惜会唱曲，与她父母流浪到郓城县，想在这里停留，不料父亲得病死在郓城。母女没有买棺材的钱，遂把阎婆惜贱卖给宋江，成了宋江的外室。可是作者对于同属游民的阎婆惜没有丝毫的同情，因为她不属于宋江梁山系统，而且刁难宋江，并打算出卖梁山，那自然就是十恶不赦了，所以把她杀了。白秀英、阎婆惜都属于江湖艺人，但这里面有一个游民对于女性态度的问题。《水浒传》对年轻女性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不解，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施耐庵一定是恋爱的失败者，吃过女人的亏，所以他才那样敌视年轻女性。实际上《水浒传》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游民的，我们看阿Q对女性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对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英国人贝思飞所写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土匪认为女性是不幸的根源，不只是男土匪这样，女性匪首也如此看，遇有重大的危机先把妇女杀掉。因此《水浒传》写到的年轻妇女很少有好下场，即使是女游民也不例外。
《水浒传》中还写到许多游民知识分子，也就是稍有文化的游民。宋代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激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造纸技术的提高和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得书籍易于得到。唐代的书非常难得，像韩愈这样世代读书的人藏书也不完备，非常羡慕李泌家的藏书，鼓励朋友到他家去读书。在这种情况下，唐代受的教育面非常窄。其科举制度也在初期，录取面非常小。到了宋代这些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其文化普及程度大大高于唐代。这样读书人数目激增，而读书人的出路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做官，尽管宋代科举录取名额大大增加，官吏也远较唐代为多，但仍有大量读书人不能入仕。有钱的可以做隐士，有关系的可以奔走官场，有一技之长的可以附丽于豪门，也有的绝了做官的望，沉沦于社会底层，奔走于城乡之间，利用各种正当或不正当手段谋生。他们就是游民知识分子。《水浒传》中就写到这种人，比如吴用、公孙胜等，他们文化程度未必很高，但都要有一点道教的知识，有一点阴阳家的知识，成为队伍中的精神领袖。许多通俗小说写到人们造反，他们的队伍中往往要有个“阴阳”（为行军打仗出谋划策）。北宋欧阳修给皇帝的上书中说宋代建国一百来年，社会也有动乱，烧杀抢掠，但都没有形成巨大的力量，原因就是说没有这类人物参加。这是符合实际的。
《水浒传》是江湖人的百科全书
《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
《水浒传》是江湖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前面说过江湖是因为江湖人而存在，《水浒传》就是描写了宋代及作者所生活时代的江湖，我认为《水浒传》小说产生于明代中叶靠前期一点，所以说书中所写的江湖生活也包括了明初的江湖。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5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水浒传》小说及相关的戏曲说唱等文艺形式，在中国下层社会里普及了江湖知识。《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作者用生动的故事形象，说明了当时佞幸专权、武官受压、吏人没有出路、正义不能伸张，展示了官场的**、社会的黑暗，从而肯定了梁山好汉的聚义造反的合理性。这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在此之前，所有的文字著作中没有出现过正面歌颂敢于抗上、敢于武装造反的例子。作为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儒家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孔子就反对犯上作乱，其他思想意识如道家、佛家也都是主张人们应该各安其位的。像《水浒传》正面歌颂这种游民造反的文艺作品是不多见的，基本上可说没有。所以我认为是《水浒传》首先提出来的。 《水浒传》还通过它所创造的话语影响受众。书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可是那时多指读书人，而《水浒传》中专指的是绿林英雄。这种词义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过去我们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为好，现在就可称之为“好汉爷”了。又如拦路抢劫、入户偷盗，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且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句话是正确的。于是，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其它如“聚义”“江湖”“招安”“上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它们既反映游民的思想意识，也表达了他们的向往。
《水浒传》中的江湖是丰富而生动的，在其受众中有极广泛的影响。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社会有“水浒气”“三国气”，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存在，不能否认《水浒传》的广泛传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正俗》中说，“三教之外，还有一教”，那就是“小说教”。极言小说对于民众思想影响之大。现在也是如此。因此通俗艺术的作家们更应有社会责任感，更要慎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通俗艺术的创作者，其历史观念和思想观念甚至是落后的古代的江湖艺人，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作品搬上银幕、屏幕，把它们播散出去，其社会效果只可能是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