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代对阮籍的评价（2/2）
作者：阮籍评传
，一直到现在"的具体含义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陋于知人心"的，事实上历代也有不少入能够透过阮籍毁弃礼教、纵放旷达的思想与行为的表层，追踪阮籍之"心"，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鲁迅先生就是"明于知心"的一个。
六朝宋代诗人颜延年作《五君咏·阮步兵》一诗，对阮籍予以极大的同情。诗云：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沈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文选》李善注引沈约《宋书》："颜延年领步兵，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时。刘湛言于彭城工义康，出为永嘉太守。
延年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颜延年的生活情趣与阮籍相似，又在仕途上恰好处于不得意之际，大概他与阮籍的心情很相近。因此，他对阮籍的行迹或处事态度作出肯定性的评价，当然是毫不奇怪了。
东晋时期的袁宏也可谓阮籍的一个"知心"，他所作的《七贤序》说："阮公瑰杰之量，不移于俗，然获免者，岂不以虚中荦节，动无过则乎。"（《全晋文》卷五七）对阮籍的生活态度或行为作出最精到的评判的当数沈约。沈约认为，阮籍"时值无妄之日"，司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柞，诛除异已，他为保全自已，不得己而采取阳狂避世、旷达纵放的生活态度：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途，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兀尽年。
--《七贤论》，《艺文类聚》卷三七沈约对阮籍没有作简单的肯定，而是联系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指明阮籍特定的生活态度背后的特定用心所在，就此而言，他可以说是阮籍千古难遇的一个真正知音了。沈约的说法，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士人对阮籍的一种基本评价倾向。
在对阮籍的评价活动中，大多纠缠于阮籍的生活态度或行为习气，而往往忽视了在学术思想层面上如何评价阮籍的问题。两晋六朝之后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似乎一直如此。侯外庐指出："按清以前各家对清谈的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是不问其学术内容"。并进而指出："这个弱点，到了清代汉学家，便起了反动，多为魏晋学者辩护。"（《中国思想史》第三册第36页）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同时对阮籍也是原则上适用的。但需要指出：第一，这一批评倾向只能从总体上说，特别对于整个玄学的批评是如此，但对于阮籍来说，似乎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晋人在为阮籍所作的一篇碑文中，除了盛赞阮籍的人格美或生活态度外，也称赞他："得意忘言，寻妙于万物之始；穷理尽性，研几于幽明之极。"（《魏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平太守碑》）
这无疑是注意到了阮籍学术思想的倾向与内容。这种情况尽管不是关于阮籍评价活动的主流，但也值得注意。第二，清人对玄学的态度变化，仅仅限于对何晏、王弼等人学术思想的肯定，而对阮籍似乎仍持批判或否定态度。例如，清初钱大听作《何晏论》，他一方面说："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于儒林，若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年不废"。可是，他另一方面又说："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竟事虚伪，不修方幅，在家则纲纪废，在朝则公务废，??而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则不可。"（《潜研堂集》卷一）对阮籍的生活态度仍持否定态度。
对玄学家的思想及其生活态度从总体上予以基本肯定的，近人刘师培可谓是个代表人物。他说：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樱，由旷达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
--《左庵外集》卷九诚然，刘师培之论是对两晋六朝一代"玄风"所的宏观评说，然就其所说的实际内容看，无论在学术思想的层面，还是在由这种学术思想所支配下的生活态度或行为层面，都似乎更与旷达派、特别与阮籍的实际情况一一契台。事实上，刘师培目中"玄风"的基本特征，在何晏、王弼的"贵无论"派那里，或在郭象的"独化论"者那里，均并不那么典型，而恰为阮籍、嵇康及其所代表的"旷达派"或"自然论"者所具有。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刘师培的意见实质上是对阮籍、嵇康等人的评价。
（三）历代对阮籍思想与生活态度在社会政治价值方面的评价
公元263 年，西蜀亡于魏。两年后，晋代魏而立。公元280 年，吴国灭亡，中国分裂混战的局面宣告结束。可是，西晋建国仅五十余年，就在内乱外患之中而覆灭了。皇皇赫赫的西晋王朝如此短命，其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当时一部分人在沉痛的反思中，把西晋亡国的原因归为清谈误国，认为是玄学虚无放诞之风造成的恶果。例如，当时西晋政权的重要执政者之一王衍就是个崇尚清谈的著名玄学家。他在与石勒的作战中兵败被俘，卒遭杀身大祸。
王衍在临死前曾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王衍传》）这是王衍对自己祖尚浮虚的否定，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一代"玄风"在政治层面上所作的否定。
阮籍作为玄学清谈的名家和旷达派的代表人物，自然不免也受到时人的严厉批评。晋室南渡，刘垠留在北方孤军奋战。他在《答卢湛》书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信中说，自己过去在少壮之时，"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后来天下大乱，国家灭亡，亲友散乱调残，然后"知呐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全晋文》卷一○八卷）刘琨这段异常沉痛的话与王衍一样，不止是对自己一生思想和行为的反省，同时也对整个玄学的批评。刘琨认为，爱好老庄，崇尚虚无之玄谈，只能使人脱离实际，忘掉了个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政治责任，以致造成了国破家亡的严重恶果。值得注意的是，刘馄把自己的思想远归之为老庄的影响，近归之为阮籍的影响。这种说法，隐含着对阮籍"放旷"的思想旨趣或生活态度的否定。王衍和刘垠二人，代表了当时士大夫之中一部人对玄学所持的批判态度。
但是，当时也有人不完全同意这个否定性评价。《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一则故事："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工，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据清代学者考证，王羲之与谢安的这段对话不可能是事实。（见余嘉锡《世说新语义疏》）但不论如何，说明了当时对玄学（当然也包括阮籍在内）的政治价值有两种不同的评价。如果说王羲之与刘琨持有同样的意见的话，那么，谢安的说法则代表了当时另外一种肯定性意见。
顺便指出一点，两晋六朝时期，也有人把晋室灭亡的原因直接归罪于何晏、王弼，范宁著论说："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措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崩乐坏，中原倾覆。"（《晋书·范宁传》）何晏、工弼引道人儒，以道解儒，他们对于汉代的"正宗"儒学经学的传统确有某种瓦解的作用，就此而论，范宁的说法确有些道理。但把"中原倾覆"的责任与何、王联系起来，何、王似乎有点蒙受不白之冤的意味。
但如果把"中原倾覆"与阮籍搭在一块，或许还有些道理。以上几条史料说明，当时的人们多把内忧外患、西晋亡国与玄学联系起来，认为其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具体的说法又有所不同，有人把罪责推到何晏、王弼那里，有人则把罪责推到以阮籍为代表的旷达派那里。晋室究竟因何而亡，成了千古一大公案。唐代所撰写的《晋书·儒林传》中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这种说法，似乎是直承范宁而来。唐人明确地把五胡乱中原、晋国灭亡的原因与士大夫"习正始之余论"联系起来。实际上，"正始"乃是一个外延不甚确定的概念，在历史上，似乎人们对"正始"之学与"竹林"之学并不加严格的区别，"正始"之学往往也包括"竹林"之学在内。问题是否如此，可以暂且不管，但就唐人所批评的实际内容看，与竹林之学的情况更为接近。因此，唐人对玄学的批评，实际上也包含着对阮籍的批评。
明代顾炎武似乎倾向于把晋室灭亡，甚至魏晋禅代的原因直接归之于竹林诸人。他说："（正始）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顾炎武对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与"竹林七贤"有所区分，但晋室灭亡的责任是哪一派，他说得仍然比较含糊。他一方面说，王、何"演说老庄"，开一代玄风，造成"国亡"、"教沦"，胡人入主，君臣易位的恶果，可是，最后他又把这个恶果说成是"林下之咎"。顾炎武似乎仍然把玄学当作一个整体予以评论，但联系他所说的实际内容看，他批评的主要予头应该说是指向竹林诸人，至少把晋室灭亡的原因归之于竹林诸人。正始十年，司马懿杀何晏，同年秋王弼遇疾而亡。文中又说："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洛阳兴起玄学之风，时间当在正始十年之后。这时，竹林之学代正始之学而崛起。因此，尽管顾炎武对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均有指斥，但从实际内容上看，似以后者为主要批评对象。章太炎作《五朝学》，一反前人之说。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了玄学的学术思想价值："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于上，躁竞弭乎下"；另一方面，反对把魏晋六朝国力积弱、亡乱不已的原因归罪于当时的学风，"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认为："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卷一）
章大炎从门阀士族制度和选才用人制度方面寻找六朝败乱的根源，可谓是慧眼独具，远超前人。但他完全否认学风方面的原因，似乎也有片面性。其实，六朝一直衰弱不振，原因固然很复杂，但除了章太炎所说的"由任世贵"、"言貌举人"等因素外，也与当时的士大夫崇尚自然、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思想旨趣及生活态度有一定的关系。章太炎是为"五朝学"作辩护，但无论在逻辑上或在事实上，也包含着为阮籍辩护的意义。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阮籍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这除了阮籍的思想与人格形象本身具有矛盾性，从而对历史的实际影响和作用具有两重性这一客观原因外，也与评论者自身的经历、性格，所处的时代，以及在分析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或视角有关。持否定意见的，或站在儒家之学的立场上，批评阮籍崇尚老庄道家思想，致使圣人之学沦肯；或站在维护风教的立场上，批评阮籍放荡无羁，废弃礼俗，破坏了纲常名教；或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批评阮籍及受其影响者，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无所事事，以致清谈误国，等等。持肯定意见者，则站在同情阮籍的立场上，或为阮籍旷达纵放的生活情趣辩护，或盛赞阮籍才识之高，人格之美；或盛赞其玄学思想超世脱俗，有止躁息欲，净化人心，淳化世风的作用，等等。
对于历史上的争论，我们很难简单地评判孰是孰非。事实上，无论是对阮籍倾向于待否定态度者，还是倾向于持肯定态度者，他们的意见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不是折衷。历代两种不同的评价倾向，正是阮籍的思想及其人格的双重性表现，也是他对当世或后世的实际影响具有双重性的表现。
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局限在古人的评价水平上。历史的发展早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在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大大高千古人水平的今天，给阮籍作出更为准确、客观、全面的评价，恢复或复原阮籍的真实历史面貌，对于生活在新时代的今人来说，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陋于知人心"的，事实上历代也有不少入能够透过阮籍毁弃礼教、纵放旷达的思想与行为的表层，追踪阮籍之"心"，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鲁迅先生就是"明于知心"的一个。
六朝宋代诗人颜延年作《五君咏·阮步兵》一诗，对阮籍予以极大的同情。诗云：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沈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文选》李善注引沈约《宋书》："颜延年领步兵，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时。刘湛言于彭城工义康，出为永嘉太守。
延年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颜延年的生活情趣与阮籍相似，又在仕途上恰好处于不得意之际，大概他与阮籍的心情很相近。因此，他对阮籍的行迹或处事态度作出肯定性的评价，当然是毫不奇怪了。
东晋时期的袁宏也可谓阮籍的一个"知心"，他所作的《七贤序》说："阮公瑰杰之量，不移于俗，然获免者，岂不以虚中荦节，动无过则乎。"（《全晋文》卷五七）对阮籍的生活态度或行为作出最精到的评判的当数沈约。沈约认为，阮籍"时值无妄之日"，司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柞，诛除异已，他为保全自已，不得己而采取阳狂避世、旷达纵放的生活态度：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途，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兀尽年。
--《七贤论》，《艺文类聚》卷三七沈约对阮籍没有作简单的肯定，而是联系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指明阮籍特定的生活态度背后的特定用心所在，就此而言，他可以说是阮籍千古难遇的一个真正知音了。沈约的说法，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士人对阮籍的一种基本评价倾向。
在对阮籍的评价活动中，大多纠缠于阮籍的生活态度或行为习气，而往往忽视了在学术思想层面上如何评价阮籍的问题。两晋六朝之后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似乎一直如此。侯外庐指出："按清以前各家对清谈的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是不问其学术内容"。并进而指出："这个弱点，到了清代汉学家，便起了反动，多为魏晋学者辩护。"（《中国思想史》第三册第36页）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同时对阮籍也是原则上适用的。但需要指出：第一，这一批评倾向只能从总体上说，特别对于整个玄学的批评是如此，但对于阮籍来说，似乎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晋人在为阮籍所作的一篇碑文中，除了盛赞阮籍的人格美或生活态度外，也称赞他："得意忘言，寻妙于万物之始；穷理尽性，研几于幽明之极。"（《魏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平太守碑》）
这无疑是注意到了阮籍学术思想的倾向与内容。这种情况尽管不是关于阮籍评价活动的主流，但也值得注意。第二，清人对玄学的态度变化，仅仅限于对何晏、王弼等人学术思想的肯定，而对阮籍似乎仍持批判或否定态度。例如，清初钱大听作《何晏论》，他一方面说："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于儒林，若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年不废"。可是，他另一方面又说："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竟事虚伪，不修方幅，在家则纲纪废，在朝则公务废，??而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则不可。"（《潜研堂集》卷一）对阮籍的生活态度仍持否定态度。
对玄学家的思想及其生活态度从总体上予以基本肯定的，近人刘师培可谓是个代表人物。他说：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樱，由旷达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
--《左庵外集》卷九诚然，刘师培之论是对两晋六朝一代"玄风"所的宏观评说，然就其所说的实际内容看，无论在学术思想的层面，还是在由这种学术思想所支配下的生活态度或行为层面，都似乎更与旷达派、特别与阮籍的实际情况一一契台。事实上，刘师培目中"玄风"的基本特征，在何晏、王弼的"贵无论"派那里，或在郭象的"独化论"者那里，均并不那么典型，而恰为阮籍、嵇康及其所代表的"旷达派"或"自然论"者所具有。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刘师培的意见实质上是对阮籍、嵇康等人的评价。
（三）历代对阮籍思想与生活态度在社会政治价值方面的评价
公元263 年，西蜀亡于魏。两年后，晋代魏而立。公元280 年，吴国灭亡，中国分裂混战的局面宣告结束。可是，西晋建国仅五十余年，就在内乱外患之中而覆灭了。皇皇赫赫的西晋王朝如此短命，其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当时一部分人在沉痛的反思中，把西晋亡国的原因归为清谈误国，认为是玄学虚无放诞之风造成的恶果。例如，当时西晋政权的重要执政者之一王衍就是个崇尚清谈的著名玄学家。他在与石勒的作战中兵败被俘，卒遭杀身大祸。
王衍在临死前曾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王衍传》）这是王衍对自己祖尚浮虚的否定，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一代"玄风"在政治层面上所作的否定。
阮籍作为玄学清谈的名家和旷达派的代表人物，自然不免也受到时人的严厉批评。晋室南渡，刘垠留在北方孤军奋战。他在《答卢湛》书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信中说，自己过去在少壮之时，"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后来天下大乱，国家灭亡，亲友散乱调残，然后"知呐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全晋文》卷一○八卷）刘琨这段异常沉痛的话与王衍一样，不止是对自己一生思想和行为的反省，同时也对整个玄学的批评。刘琨认为，爱好老庄，崇尚虚无之玄谈，只能使人脱离实际，忘掉了个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政治责任，以致造成了国破家亡的严重恶果。值得注意的是，刘馄把自己的思想远归之为老庄的影响，近归之为阮籍的影响。这种说法，隐含着对阮籍"放旷"的思想旨趣或生活态度的否定。王衍和刘垠二人，代表了当时士大夫之中一部人对玄学所持的批判态度。
但是，当时也有人不完全同意这个否定性评价。《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一则故事："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工，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据清代学者考证，王羲之与谢安的这段对话不可能是事实。（见余嘉锡《世说新语义疏》）但不论如何，说明了当时对玄学（当然也包括阮籍在内）的政治价值有两种不同的评价。如果说王羲之与刘琨持有同样的意见的话，那么，谢安的说法则代表了当时另外一种肯定性意见。
顺便指出一点，两晋六朝时期，也有人把晋室灭亡的原因直接归罪于何晏、王弼，范宁著论说："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措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崩乐坏，中原倾覆。"（《晋书·范宁传》）何晏、工弼引道人儒，以道解儒，他们对于汉代的"正宗"儒学经学的传统确有某种瓦解的作用，就此而论，范宁的说法确有些道理。但把"中原倾覆"的责任与何、王联系起来，何、王似乎有点蒙受不白之冤的意味。
但如果把"中原倾覆"与阮籍搭在一块，或许还有些道理。以上几条史料说明，当时的人们多把内忧外患、西晋亡国与玄学联系起来，认为其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具体的说法又有所不同，有人把罪责推到何晏、王弼那里，有人则把罪责推到以阮籍为代表的旷达派那里。晋室究竟因何而亡，成了千古一大公案。唐代所撰写的《晋书·儒林传》中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这种说法，似乎是直承范宁而来。唐人明确地把五胡乱中原、晋国灭亡的原因与士大夫"习正始之余论"联系起来。实际上，"正始"乃是一个外延不甚确定的概念，在历史上，似乎人们对"正始"之学与"竹林"之学并不加严格的区别，"正始"之学往往也包括"竹林"之学在内。问题是否如此，可以暂且不管，但就唐人所批评的实际内容看，与竹林之学的情况更为接近。因此，唐人对玄学的批评，实际上也包含着对阮籍的批评。
明代顾炎武似乎倾向于把晋室灭亡，甚至魏晋禅代的原因直接归之于竹林诸人。他说："（正始）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顾炎武对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与"竹林七贤"有所区分，但晋室灭亡的责任是哪一派，他说得仍然比较含糊。他一方面说，王、何"演说老庄"，开一代玄风，造成"国亡"、"教沦"，胡人入主，君臣易位的恶果，可是，最后他又把这个恶果说成是"林下之咎"。顾炎武似乎仍然把玄学当作一个整体予以评论，但联系他所说的实际内容看，他批评的主要予头应该说是指向竹林诸人，至少把晋室灭亡的原因归之于竹林诸人。正始十年，司马懿杀何晏，同年秋王弼遇疾而亡。文中又说："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洛阳兴起玄学之风，时间当在正始十年之后。这时，竹林之学代正始之学而崛起。因此，尽管顾炎武对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均有指斥，但从实际内容上看，似以后者为主要批评对象。章太炎作《五朝学》，一反前人之说。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了玄学的学术思想价值："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于上，躁竞弭乎下"；另一方面，反对把魏晋六朝国力积弱、亡乱不已的原因归罪于当时的学风，"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认为："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卷一）
章大炎从门阀士族制度和选才用人制度方面寻找六朝败乱的根源，可谓是慧眼独具，远超前人。但他完全否认学风方面的原因，似乎也有片面性。其实，六朝一直衰弱不振，原因固然很复杂，但除了章太炎所说的"由任世贵"、"言貌举人"等因素外，也与当时的士大夫崇尚自然、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思想旨趣及生活态度有一定的关系。章太炎是为"五朝学"作辩护，但无论在逻辑上或在事实上，也包含着为阮籍辩护的意义。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阮籍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这除了阮籍的思想与人格形象本身具有矛盾性，从而对历史的实际影响和作用具有两重性这一客观原因外，也与评论者自身的经历、性格，所处的时代，以及在分析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或视角有关。持否定意见的，或站在儒家之学的立场上，批评阮籍崇尚老庄道家思想，致使圣人之学沦肯；或站在维护风教的立场上，批评阮籍放荡无羁，废弃礼俗，破坏了纲常名教；或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批评阮籍及受其影响者，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无所事事，以致清谈误国，等等。持肯定意见者，则站在同情阮籍的立场上，或为阮籍旷达纵放的生活情趣辩护，或盛赞阮籍才识之高，人格之美；或盛赞其玄学思想超世脱俗，有止躁息欲，净化人心，淳化世风的作用，等等。
对于历史上的争论，我们很难简单地评判孰是孰非。事实上，无论是对阮籍倾向于待否定态度者，还是倾向于持肯定态度者，他们的意见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不是折衷。历代两种不同的评价倾向，正是阮籍的思想及其人格的双重性表现，也是他对当世或后世的实际影响具有双重性的表现。
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局限在古人的评价水平上。历史的发展早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在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大大高千古人水平的今天，给阮籍作出更为准确、客观、全面的评价，恢复或复原阮籍的真实历史面貌，对于生活在新时代的今人来说，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