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张之洞与他的时代（2/2）
作者：张之洞评传
学政任上所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除涉及个别西书外，其内容与言词均未越出传统学问的范围。这与其说表现了士子们对西学有意识的抵制，不如说是对西学的无视和淡漠。可见，截至中法战争前，中华文化的观念层面“古井无波”的状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然而，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以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开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心态文化也无可阻遏地涌进中国，如科学理论（生物进化论、血液循环学说）、民主思想（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政治制度（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社会风俗（有父子之平权、无男女之大防）、宗教信仰（原罪救赎、末日审判）等等纷纷传人，其强度则与日俱增。从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十年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明显变化，张之洞也在此间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并因“湖北新政”的实绩和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竭力主战而赢得“天下之望”。这十年应视作张之洞一生的黄金时段。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而且是败于素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瀛岛国，这给中华帝国这头“睡狮”以剧烈震撼，康有为泣血以诉：“瓜分豆剖，渐露机芽”；谭嗣同长歌当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以政治变法与思想启蒙为双重目的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从甲午到戊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自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所罕见的热烈气象。曾经因力倡“师夷智”以”救时”而一领风骚的洋务派，在“变政”任务提出后则显出落伍于时代的窘态。
这一时期，张之洞思想的内在矛盾渐趋激烈和外显。一方面，他进一步感受到国势衰败的危机，继续将洋务事业推向前进，两湖、两江地区的实业建设、学堂创办、新军操练均有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受儒教熏陶而且又执掌权柄的高级官员，他又忧心忡忡于日益昭彰的“新学”对名教纲常的冲击。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叶李鸿章深怀忧虑地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造成的威胁，那么，十九世纪末叶张之洞更进而担心中国人自身对中古传统的叛逆将导致固有国家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的崩解，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①，为此，他修撰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劝学篇》的宗旨是“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②，张之洞以此表明自己既与康有为等“激进”的“乱党”划清了界限，但又绝非抱残守缺的顽固“冬烘”，从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西太后以血腥手段扑灭戊戌维新，但清王朝也从此陷入更严重的统治危机。义和团风暴席卷北中国，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京畿。在从戊戌到庚子一片混沌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张之洞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作出淋漓尽致的权术表演。他主谋策划“东南互保”，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此间他与朝廷、列强及保皇派、革命党诸方面周旋折冲，干练老辣、机敏莫测。
进入二十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君主**制度及清王朝一并走向生命的尽头。老迈年高的张之洞，也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此时张之洞“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仍在继续，不过，由于**朝政病入膏盲，“开新”已绝无起死回生之可能，“卫道”的种种努力在不可阻挡的革命风潮面前，也越发显现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顽。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心力交瘁，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①的悲凉感叹中撤手人寰，此时距离武昌城头那划时代的首义枪声打响，已不足八百个昼夜。
作为一个敏锐而言于历史感的思想家，张之洞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其独特的观照角度和结论，这正是他作为政治家谋身行事的依据。在《劝学篇》中，他论及中外大势时说：今日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②这与此前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说，以及薛福成（1838—1894）在《变法》一文中所言“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③，是近似认识。张之洞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今日之世变”发生的因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情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情，安其偷苟，情见势继，而外侮亟矣。
张之洞明确反对以种族优劣来说明西方进步而中国停滞的严酷现实，他设问道：“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并进而分析西方“开辟也晚”，”进境尤速”的原因：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②。
这种议论显然是从当时盛行的进化论中导出：欧洲的进步是竞争的产物。张之洞继而指出，与西方世界“争胜争长”的情形相比，老大的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傫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噬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继矣。张氏不无婉惜地议论：”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假使“其时朝廷恢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做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②。在这里，张之洞颇抱怨清廷“开放”太晚，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者的反思。
张之洞对于时代面临剧变的估量，对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探讨，已越出传统陈说，显示出接纳新知的愿望，其直追异域先进，亟欲祖国富强的意向更溢于言表。他关于康熙年间若能开国师法远西，今必大盛的设想，也不失为智者之遐思。
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但历史却可以创造。张之洞不是幻想家，而是力行者，他“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③，兴灭继绝，使中华“庶政百能”，对西洋“驾而上之”，他为此奔走呼号，辛勤劳作，其成败得失，留待后人评说。我们今天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来分析张之洞思想言行的新旧杂糅、自相矛盾，却无法否认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份量——
作为政治家的张之洞，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历史条件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确实有所作为，其实绩颇耸动中外，日本名臣伊藤博文（1841—1909）称其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实非过誉；然而，对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和激烈的社会革命，张之洞又持不共戴天态度，故尔清末革命党人斥其为附鳞攀翼的汉奸，恨不能将其“头置于胯下”①，也是自有缘故的。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浪潮中殚精竭虑，因革损益，留给后世一份丰富而驳杂的遗产。方面，张之洞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技术一艺能层面给予充分的接纳，表现出颇为大度的宽容和开明，这在其《劝学篇》的外篇中表述得酣畅淋漓；另一方面，他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政治—伦理层面又加以排拒、否定，口诛笔伐，展开殊死较量，《劝学篇》的内篇正显示了他卫道的执著和激昂。从结构上分析，一种文化包括外缘和内核，技术—艺能层面属于外缘，政治—伦理层面属于内核。张之洞作为以”保教”为职志的思想家，最大特点在于，当他感受到“圣教”受到根本性威胁时，企图通过变通其外缘来达到捍卫其内核的目的。他的这种努力的理论表现就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作出系统的阐发。他所钟情的这一文化范式具有相当大的涵盖性，虽有严复（1854—1921）、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等启蒙思想家对这一文化范式及时驳诘，但仍为众多的人们所认同，直至二十世纪初叶仍然如此。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数十年间，经过全民族吞吐融会古今中西文明成就的实践，方逐步突破“中体西用”樊篱，告别张之洞时代，但仍不能说张氏的思维模式己全然成为明日黄花，兼通中两的陈寅恪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宣称自己的思想言论未能脱出其轨道，就是一个例证。
①见1907年《民报》特刊《天讨》所载”现代汉奸之真相”图片。
①**同时说，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转引自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②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作挽词曰：“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年冠盖萃英贤。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遇叟。忠顺勤劳失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可见陈氏对张之洞的景仰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服膺。
①《孟子·万章下》。
①《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百零二。
①《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遗折》。
②《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③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18页。
①《劝学篇·内篇·知类第四》，《全集》卷二百零二。以下引《劝学篇》不标《全集》卷数。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①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③胡钧：《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胡编《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甘朋云序。
①［清］宝鋆等辑：《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六，第17页。重点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①《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①见《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年版，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海水》。
②《全集》，卷二百一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第24页。
④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①《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②《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延访洋务人才启》。
③见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然而，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以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开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心态文化也无可阻遏地涌进中国，如科学理论（生物进化论、血液循环学说）、民主思想（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政治制度（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社会风俗（有父子之平权、无男女之大防）、宗教信仰（原罪救赎、末日审判）等等纷纷传人，其强度则与日俱增。从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十年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明显变化，张之洞也在此间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并因“湖北新政”的实绩和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竭力主战而赢得“天下之望”。这十年应视作张之洞一生的黄金时段。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而且是败于素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瀛岛国，这给中华帝国这头“睡狮”以剧烈震撼，康有为泣血以诉：“瓜分豆剖，渐露机芽”；谭嗣同长歌当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以政治变法与思想启蒙为双重目的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从甲午到戊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自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所罕见的热烈气象。曾经因力倡“师夷智”以”救时”而一领风骚的洋务派，在“变政”任务提出后则显出落伍于时代的窘态。
这一时期，张之洞思想的内在矛盾渐趋激烈和外显。一方面，他进一步感受到国势衰败的危机，继续将洋务事业推向前进，两湖、两江地区的实业建设、学堂创办、新军操练均有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受儒教熏陶而且又执掌权柄的高级官员，他又忧心忡忡于日益昭彰的“新学”对名教纲常的冲击。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叶李鸿章深怀忧虑地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造成的威胁，那么，十九世纪末叶张之洞更进而担心中国人自身对中古传统的叛逆将导致固有国家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的崩解，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①，为此，他修撰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劝学篇》的宗旨是“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②，张之洞以此表明自己既与康有为等“激进”的“乱党”划清了界限，但又绝非抱残守缺的顽固“冬烘”，从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西太后以血腥手段扑灭戊戌维新，但清王朝也从此陷入更严重的统治危机。义和团风暴席卷北中国，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京畿。在从戊戌到庚子一片混沌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张之洞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作出淋漓尽致的权术表演。他主谋策划“东南互保”，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此间他与朝廷、列强及保皇派、革命党诸方面周旋折冲，干练老辣、机敏莫测。
进入二十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君主**制度及清王朝一并走向生命的尽头。老迈年高的张之洞，也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此时张之洞“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仍在继续，不过，由于**朝政病入膏盲，“开新”已绝无起死回生之可能，“卫道”的种种努力在不可阻挡的革命风潮面前，也越发显现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顽。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心力交瘁，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①的悲凉感叹中撤手人寰，此时距离武昌城头那划时代的首义枪声打响，已不足八百个昼夜。
作为一个敏锐而言于历史感的思想家，张之洞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其独特的观照角度和结论，这正是他作为政治家谋身行事的依据。在《劝学篇》中，他论及中外大势时说：今日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②这与此前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说，以及薛福成（1838—1894）在《变法》一文中所言“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③，是近似认识。张之洞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今日之世变”发生的因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情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情，安其偷苟，情见势继，而外侮亟矣。
张之洞明确反对以种族优劣来说明西方进步而中国停滞的严酷现实，他设问道：“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并进而分析西方“开辟也晚”，”进境尤速”的原因：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②。
这种议论显然是从当时盛行的进化论中导出：欧洲的进步是竞争的产物。张之洞继而指出，与西方世界“争胜争长”的情形相比，老大的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傫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噬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继矣。张氏不无婉惜地议论：”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假使“其时朝廷恢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做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②。在这里，张之洞颇抱怨清廷“开放”太晚，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者的反思。
张之洞对于时代面临剧变的估量，对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探讨，已越出传统陈说，显示出接纳新知的愿望，其直追异域先进，亟欲祖国富强的意向更溢于言表。他关于康熙年间若能开国师法远西，今必大盛的设想，也不失为智者之遐思。
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但历史却可以创造。张之洞不是幻想家，而是力行者，他“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③，兴灭继绝，使中华“庶政百能”，对西洋“驾而上之”，他为此奔走呼号，辛勤劳作，其成败得失，留待后人评说。我们今天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来分析张之洞思想言行的新旧杂糅、自相矛盾，却无法否认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份量——
作为政治家的张之洞，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历史条件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确实有所作为，其实绩颇耸动中外，日本名臣伊藤博文（1841—1909）称其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实非过誉；然而，对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和激烈的社会革命，张之洞又持不共戴天态度，故尔清末革命党人斥其为附鳞攀翼的汉奸，恨不能将其“头置于胯下”①，也是自有缘故的。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浪潮中殚精竭虑，因革损益，留给后世一份丰富而驳杂的遗产。方面，张之洞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技术一艺能层面给予充分的接纳，表现出颇为大度的宽容和开明，这在其《劝学篇》的外篇中表述得酣畅淋漓；另一方面，他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政治—伦理层面又加以排拒、否定，口诛笔伐，展开殊死较量，《劝学篇》的内篇正显示了他卫道的执著和激昂。从结构上分析，一种文化包括外缘和内核，技术—艺能层面属于外缘，政治—伦理层面属于内核。张之洞作为以”保教”为职志的思想家，最大特点在于，当他感受到“圣教”受到根本性威胁时，企图通过变通其外缘来达到捍卫其内核的目的。他的这种努力的理论表现就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作出系统的阐发。他所钟情的这一文化范式具有相当大的涵盖性，虽有严复（1854—1921）、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等启蒙思想家对这一文化范式及时驳诘，但仍为众多的人们所认同，直至二十世纪初叶仍然如此。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数十年间，经过全民族吞吐融会古今中西文明成就的实践，方逐步突破“中体西用”樊篱，告别张之洞时代，但仍不能说张氏的思维模式己全然成为明日黄花，兼通中两的陈寅恪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宣称自己的思想言论未能脱出其轨道，就是一个例证。
①见1907年《民报》特刊《天讨》所载”现代汉奸之真相”图片。
①**同时说，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转引自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②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作挽词曰：“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年冠盖萃英贤。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遇叟。忠顺勤劳失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可见陈氏对张之洞的景仰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服膺。
①《孟子·万章下》。
①《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百零二。
①《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遗折》。
②《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③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18页。
①《劝学篇·内篇·知类第四》，《全集》卷二百零二。以下引《劝学篇》不标《全集》卷数。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①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③胡钧：《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胡编《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甘朋云序。
①［清］宝鋆等辑：《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六，第17页。重点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①《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①见《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年版，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海水》。
②《全集》，卷二百一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第24页。
④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①《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②《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延访洋务人才启》。
③见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