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傅子》（2/2）
作者：傅玄评传
本当成了《傅子》文辑入；严氏是用力校了《意林》的，②虽结论与叶氏相近， 12 条应属《物理论》文亦不取，但他没见宋本，立论不如叶氏坚实。
第三，叶本各卷各篇（条）下，必详注诸出处，并卷次、异文。这在校勘方面，既优于方本，又长于严本。
第四，叶本对《傅子》卷一收24 篇取自《治要》之文。
于正文内义加注按语，援引他处所见佚文，系于上下文的处理办法，似比严本另录他卷、再加按语的方式更为可取。
叶本的显著优点如上。因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肯定了叶本"持论较严氏更为精密"的成就。但是，他接着对叶氏提出两点责难。其文曰：??且有严氏已辑入而叶氏本夫载者，如《晋书·何曾传》所引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何）曾及荀是也，二本正可互相补宜；而叶氏《叙》中不及严辑本一字，纵因其书刻入《全晋文》，易于忽略，① 叶氏疑《安民》篇之后《□□》篇（"傅子曰：利天下者??"一段）力《安民》篇未段。他实际辑录《治要》所收为24 篇。若《安民》、《□□》合一，则为23 篇。
② 叶氏本附录"订讹"里注出，这段话（"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是《韩非子·观行》里的文字。③ 叶自注："今本（《意林》）羼人《物理论》中。"① 叶氏考定，《官人》篇在《意林》，《镜总叙》非《傅子》文。故余嘉锡 认为，严氏"无所考证。叶氏始知其谬，故其说较严氏为尤精"（《四库提要辨 证·傅子》）。
② 严可均《傅予·按》曰："乙亥岁（1815 年），余校《意林》??知《意 林》所载《傅子》，乃杨泉《物理论》也；所载徐幹《中论》，仅前二条又半圣是 《中论》，其第三条之下半条，及第四条，乃《傅子》也；所载《物理论》，仅前 四条是《物理论》，其第五条至第九十六条，乃《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条至末， 乃《中论》也。"（《全晋文》卷四七）。
而《铁桥漫稿》不容不见，何以不加称引，此事之不可理解者也。
余氏责难叶氏的两个问题，未必符合实际。
关于叶本《傅子》失载《晋书·何曾传》引文问题。这是叶氏有意不辑，而非失检，他后来又撰辑成《傅玄集》三卷本（1902 年刊印），《晋书·何曾传》中所引傅玄之论，一字不漏移置于文集内。这比严氏置诸《全晋文》卷五○之中作为《魏书》中内容，阑入《傅子》，显然要合理得多。仔细对比后，我们只发现，严本多于叶本者，唯《北堂书钞》卷一五八中一条（"（傅）说身隐胥余??"），其他不少；①相反，叶本多出严本条目者，为数却不少，约有16 条左右。
关于叶氏未提及严辑本问题。据严可均《傅子·按》，他订校成稿在1810-1815 年间，然而他在世时（1762-1843），规模宏大的辑录稿亦没有写成清槁，点划涂批，堆放在那里。又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王毓藻序、方功惠跋透露，直到光绪丙戌（1886 年）广雅书局设立后，仍"未逞及此"；后经勘定整理付刻，光绪癸巳（1893 年）方刻竣问世。而叶本《傅子》却是光绪十七年（1891 年）完成的，刻印推迟到《傅玄集》三卷亦成的光绪壬寅（1902 年）。所以，叶氏集辑时，不可能见到未刊刻而成的严辑稿。不过，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傅鹑觚集五卷附校勘记一卷》提示，叶德辉是看到了方师辑本（1876 年刊刻）的，因为王重民取录本上有叶氏两方印记，说明叶氏参考过方本，因增辑而成《傅子》、《傅玄集》各三卷。对此，叶氏序文中只字不提。尽管他所辑后来居上，方氏本远在其下，但连提也不提，总不大度。当然，叶氏或许如他所说："凡前人己辑已刻者，亦未及取校。我行我法，不羞雷同也。"①这段表白聊可参考。
最后，略就叶本不尽如意处，提点看法。卷一最后两篇：《宫室》出于《水经注·渭水》，似应置诸他卷佚文处；《释法》出于《艺文类聚》卷五四"赋"文，似应置于《傅玄集》中。这两篇文字添于24 篇之后，不但不妥，而且不类。（这个问题在严本中也有。）②卷一《仁论》篇在《永乐大典》引录时，文中有一大段荀悦《申鉴·杂言》文，《治要》中不载，叶氏于正文中删去，而于附录"订讹"中肯定是"误入"。其实，叶氏有点武断，不如严氏不删而指明这段文字所自的谨慎态度可取。因为《傅子》政论文里，常见引用前代诸子诸贤的论述，这就不能排除此处亦属引用情形。还有，叶本诸卷内，校记嫌少，不如严本对佚文所属、异文异字所出之详。叶本、严本在这方面确有"互相补直"（余嘉锡语）的必要：尽列出处与详校异同，各见其长。
以叶本而言，我们对各卷的看法是：卷一26 篇。保留前24 篇，将《宫室》移入卷二，将《释法》改置《傅玄集》；附入卷二中赵英《长短经》所出4 篇《傅子》文，即《量才》、《知① 严辑《傅子》中，由一条从《艺术类聚》卷四四辑文（"筝者??"）叶本《傅子》不载。而于《傅玄集》二卷有录。
① 这段文字是叶氏光绪丙午（1906 年）冬致书筱翁太夫人中的话。引自 《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版。
② 严辑本卷二，也收录了《释法》另有《镜总叙》、《大本》两篇，共计 三篇。其中《镜总叙》错收，《释法》亦当附入他卷；《大本》仅6 字，署题不能 成立，当去篇题，移文于附录卷。人》、《大体》、《定名》（？）。去二增四，合计28 篇。
卷二81 条。增入严辑1 条（《全晋文》卷四九："说身隐??"），移人《宫室》条；删掉"乐广为河南尹"条①，撤去《长短经》文4 条。增移2条，删撤5 条，合计成78 条。
卷三131 条（内《自叙》4 条）。删《口铭》②条，成130 条。
附"订讹"17 条。其中《仁论》篇文中所引荀悦《申鉴·杂言》一段，略加按语说明，仍保留不去为好。
（五）内、外、中篇的内容与写作时间
本传对《傅子》一书的介绍，因题失文佚情形太严重，史籍再难见更详细的记载，仅凭现存资料，很难说清端尾。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六臆测曰：或问《傅子》为内、外、中篇，有四部六录，云何区别？曰：内篇撰论经国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评论得失；中篇《魏书》底本，而以《自叙》终焉。四部六录，莫考；《崇文总目》作"四篇亡录"，盖误。
他在《全晋文·傅子》按语里，还提出："案，百四十首而百二十卷者，或元有缺篇，或数篇合卷，今莫能详。"即认为：本传所出"百四十首"，指的是篇数；宋以前著录"百二十卷"出的是卷数，二者不是一回事。
关于《傅子》内、外、中篇的大体划分，我们的意见是：内篇为"撰论经国"的内容；外篇、中篇为撰论"九流、三史故事"的内容，因遗文不多，己难强为区别；《魏书》底本肯定收入了《傅子》一书，或为中篇的组成部分。这一看法，略与严氏推测有异。
1.内篇"撰论经国"之理关于《傅子》内篇，本传还有一段重要文字，曰：（傅）玄初作内篇成，子（傅）咸以示司空王沈。
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朱）、墨（翟）之流遁，齐孙（孙卿，即荀况）、孟（轲）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①，信矣！"王沈（？-266），《晋书》有传。他在曹魏高贵乡公在位时（254-260 年），以散骑常侍、侍中之职，"典著作"，并与荀、阮籍等"共撰《魏书》"，常与曹髦一起"讲宴属文"，被号为"文籍先生"。曹髦攻打相府前，他向司马昭告密，其后，他出居外任。司马炎即晋王位（265 年），始回京重用。① 此条辑自《艺文类聚》卷六"郡部·河南郡"。严辑本、叶辑本均错收。《晋书》本传有乐广为河南尹及其掘墙得狸之轶事记载。据《通鉴》卷八二，乐广为河南尹在元康七年（297 年）前后，此时距傅玄去世时已有近20 年，显然非傅玄所记。《类聚》有误。
② 《口铭》（又题《口诫》），应入《傅玄集》。
① 王沈引文，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原文是："吾久不见贾生，自 以过之，今不及也！"引文与此稍异。这是汉文帝赞叹贾谊的活。贾谊刚从楚地 被召回，回答鬼神之事后，汉文帝很佩服他的学识。次年即泰始二年（266 年）五月就去世了。泰始三年（267 年），晋武帝才下诏追赠他为司空。
傅玄初成之《傅子》内篇，由其子傅咸送呈王沈的时间，必在王沈任侍中、"典著作"的几年中。其间，王沈文名甚盛，又心向司马氏。这是傅玄要让他过目的原因所在。至于傅玄本人，高贵乡公在位期间，他正在温县令任上，不在京城；其子傅咸，年龄在17-22 岁间，或在太学就读。这就是为什么内篇要由傅咸去送的原因所在。至于司马昭即王位后，王沈、傅玄都被召回重用，二人间过从甚多，内篇无需由傅咸单独送达。
本传称，傅玄任职温令、弘农太守期间，"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
《傅子》内篇无疑包含有"上书""匡正"的内容，或者就是经整理补充后的结集；宗旨是既"陈便宜"，又在"匡正"，这是给司马氏献策献计的，而不是向高贵乡公进言的。
我们认为，今存《傅子》较完整的内容，即《群书治要》所存27 段文、赵蕤《长短经》另录4 段文，共计31 段文字，正是内篇遗文。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有三。其一，王沈评语与《傅子》今存的这些残篇文字，内容是吻合的；其二，傅玄于温县任职时，接触到民情民生，了解到农业生产的实际，这在他的内篇中必然要有所反映，而上举篇段里涉及到了这类问题；其三，内篇写成前后，司马氏最终代魏还没有实现，反叛的事时有，局势怎么控制，政体如何确立，选人用人怎样才好，等等，司马氏急不急且不管，傅玄很急，所以他要陈述己见，以求采纳。王沈将傅玄比作怀才有识的贾谊，令他开卷受益，为之叹息，这说明二人心有相通，都是忠于司马氏的。有唐之初的谏臣魏微所以要在《群书治要》里大量引录《傅子》文，这又可从后代初建国之际的借鉴角度，证明这些文字正是内篇遗文。所以说，内篇是"撰论经国"之理，为司马氏代魏谋求"南面术"的。
2.中篇或为撰论包括《魏书》在内的"三史故事"傅玄"撰集《魏书》"的时间，本传有大略说明，是他初人仕后的事。
上一章我们指出，始于景初三年（239 年）齐王曹芳即位之后，终于正始十年（249 年）正月高平陵之变。大体而言，正始年问傅玄在参撰修史。
严可均认为，今存《傅子》遗文中"言三国事甚多"，则所谓"撰集《魏书》"，"此或即底本也"。因而严氏《全晋文》辑《傅子》四卷，有意将这些文字集中排列，自卷三末至卷四末，并附按语说明。卷三末有4 条，即涉及荀荀攸、袁涣华欲、曹仁、诸葛亮者；卷四《自叙》前有33 条（篇），有的原是分见成条而共涉一人事迹者，因连缀成篇，如管宁、郭嘉、刘晔、傅嘏等传记史料即是。这些汇集排列的史料，绝大部分来自《三国志》裴松之注，也有个别条目取自《北堂书钞》、《太平御览》、《意林》等处。严氏的意见大体不差，基本可信。但他也有不当以《魏书》底本看待而收错人间其中的史料。这是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
首先，曹魏时几次组织人力修撰《魏书》，起限应自汉献帝建安改元算起，上续《东观（汉）记》的下限，即汉灵帝之未的记载。这也就是说，《傅子》中凡涉汉未桓、灵之世的文字，不当归之于《魏书》范畴。例如，严辑《傅子》卷四中关于灵帝时卖官事，《三国志》裴注引桓帝时梁冀事（《三少帝纪》），应属本传所指"三史故事"，不是《魏书》中文字。
其次，傅玄参与《魏书》撰写，下限应在嘉平元年（249 年）高平陵之变。从《三国志》注引与他处摘引材料看，大量内容涉及曹操争雄创业的人和事，也有曹魏建基以后文帝、明帝时的内容，可知后期当事人的时间有：刘晔卒（234 年），管宁卒（241 年），胡昭卒（250 年）；曹爽败（249 年），傅嘏迁河南尹（249 年），李丰、夏侯玄被诛（254 年），诸葛诞被诛（258年）。上述时间里，胡昭卒、李丰等被诛、诸葛诞反三处，记到高平陵事变后。这大概是傅玄后来又补进去的笔墨。况且，傅玄在世时，高平陵之变后，已视为司马氏政权之始，他本人也离开修史职任，因而他所撰《魏书》下限，不应该再往后。严辑《傅子》卷四将《何曾、荀传论》中4 条引文（见《晋书·何曾传》）一并排列，无疑是不妥当的。因为事涉人晋之际，文为论赞，应入文集。
再者，严可均认为，傅玄《魏书》底本后有《自叙》。这个看法有道理。但他所辑《傅子》卷四之未，只列两条，容有遗漏。卷三傅说条（"说身隐肯余??"），卷四傅曼条（"傅曼字南容??"），亦应一并置于《自叙》后。
还有一个问题是，《魏书》底本当入何篇。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情形来看，傅玄"撰集《魏书》"的文字收入到了《傅子》中。按照严可均推测意见，这部分内容独立于中篇。我们则认为，《魏书》底本应为统称"三史故事"①中一部分，或为中篇同时收入。从现存文字看，《傅子》记三国事，以曹魏为主，兼及蜀、吴。曹操未及称帝，仍是汉献帝的丞相。傅玄《魏书》虽称曹操为"太祖"、"武皇帝"，亦偶然在曹操旧属（如刘晔）后事中道及"文帝"（曹丕）、"明皇帝"（曹叡），但主要是反映汉未这段历史的，承续的是《东观记》的记载，属于"三史"的补充内容。也就是说，《魏书》内容包括在"三史故事"之中，与其他评断前史记载的文字共成一篇，或为"中篇"，是撰论史事的合篇。
3.外篇或为撰论"九流"的杂记《傅子》存文中，除了政论色彩很明显的内篇没有疑问外，撰论史事的内容或为中篇，其余或为外篇。本传所称"九流"，泛指各家学说，包括对诸子学说的评议，前代史籍撰著的论断，以及各种典章制度方面的意见等等，似乎属于杂记性质。这些内容独立成篇，比较合理。
以上我们根据《晋书》本传记载及《傅子》今存文的实际，对内、外、中篇的内容作了大体的划分。这些意见虽与严可均的意见不大一致，但也属推测性质，只供参考。
至于《傅子》成书的时间，我们认为，主要内容是入晋以前完成的，少量文字是人晋以后补充而成的。《魏书》是正始年间傅玄担任史官时修撰的，内篇是高贵乡公在位、司马昭执政期间写成的，这从本传记载完全可以认定。除《魏书》外，其他撰论"三史故事"的文字，成于史官任上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内篇、中篇完成于入晋以前，这大体可以成立。外篇有些内容，特别是议论礼乐方面的文字，很可能是入晋以后所作，这跟他的职任有很大关系；但其他方面的内容，则不能排除写于人晋以前的可能性，例如关于对前代撰述、学说的评断意见，与修史、政论的联系就很紧密，未必是入晋以后所写。外篇、中篇有可能修订补充于入晋以后，或有新增内容，但占的比重不会很① 魏晋人士所称"二史"，《史记》、《汉书》而外，不指当时私撰之《后汉 书》、《后汉记》、《续汉书》等，当然更不可能指后世范晔的《后汉书》，而是指 东汉时从班固至蔡邕等先后参加的官修《东观（汉）记》。
第三，叶本各卷各篇（条）下，必详注诸出处，并卷次、异文。这在校勘方面，既优于方本，又长于严本。
第四，叶本对《傅子》卷一收24 篇取自《治要》之文。
于正文内义加注按语，援引他处所见佚文，系于上下文的处理办法，似比严本另录他卷、再加按语的方式更为可取。
叶本的显著优点如上。因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肯定了叶本"持论较严氏更为精密"的成就。但是，他接着对叶氏提出两点责难。其文曰：??且有严氏已辑入而叶氏本夫载者，如《晋书·何曾传》所引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何）曾及荀是也，二本正可互相补宜；而叶氏《叙》中不及严辑本一字，纵因其书刻入《全晋文》，易于忽略，① 叶氏疑《安民》篇之后《□□》篇（"傅子曰：利天下者??"一段）力《安民》篇未段。他实际辑录《治要》所收为24 篇。若《安民》、《□□》合一，则为23 篇。
② 叶氏本附录"订讹"里注出，这段话（"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是《韩非子·观行》里的文字。③ 叶自注："今本（《意林》）羼人《物理论》中。"① 叶氏考定，《官人》篇在《意林》，《镜总叙》非《傅子》文。故余嘉锡 认为，严氏"无所考证。叶氏始知其谬，故其说较严氏为尤精"（《四库提要辨 证·傅子》）。
② 严可均《傅予·按》曰："乙亥岁（1815 年），余校《意林》??知《意 林》所载《傅子》，乃杨泉《物理论》也；所载徐幹《中论》，仅前二条又半圣是 《中论》，其第三条之下半条，及第四条，乃《傅子》也；所载《物理论》，仅前 四条是《物理论》，其第五条至第九十六条，乃《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条至末， 乃《中论》也。"（《全晋文》卷四七）。
而《铁桥漫稿》不容不见，何以不加称引，此事之不可理解者也。
余氏责难叶氏的两个问题，未必符合实际。
关于叶本《傅子》失载《晋书·何曾传》引文问题。这是叶氏有意不辑，而非失检，他后来又撰辑成《傅玄集》三卷本（1902 年刊印），《晋书·何曾传》中所引傅玄之论，一字不漏移置于文集内。这比严氏置诸《全晋文》卷五○之中作为《魏书》中内容，阑入《傅子》，显然要合理得多。仔细对比后，我们只发现，严本多于叶本者，唯《北堂书钞》卷一五八中一条（"（傅）说身隐胥余??"），其他不少；①相反，叶本多出严本条目者，为数却不少，约有16 条左右。
关于叶氏未提及严辑本问题。据严可均《傅子·按》，他订校成稿在1810-1815 年间，然而他在世时（1762-1843），规模宏大的辑录稿亦没有写成清槁，点划涂批，堆放在那里。又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王毓藻序、方功惠跋透露，直到光绪丙戌（1886 年）广雅书局设立后，仍"未逞及此"；后经勘定整理付刻，光绪癸巳（1893 年）方刻竣问世。而叶本《傅子》却是光绪十七年（1891 年）完成的，刻印推迟到《傅玄集》三卷亦成的光绪壬寅（1902 年）。所以，叶氏集辑时，不可能见到未刊刻而成的严辑稿。不过，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傅鹑觚集五卷附校勘记一卷》提示，叶德辉是看到了方师辑本（1876 年刊刻）的，因为王重民取录本上有叶氏两方印记，说明叶氏参考过方本，因增辑而成《傅子》、《傅玄集》各三卷。对此，叶氏序文中只字不提。尽管他所辑后来居上，方氏本远在其下，但连提也不提，总不大度。当然，叶氏或许如他所说："凡前人己辑已刻者，亦未及取校。我行我法，不羞雷同也。"①这段表白聊可参考。
最后，略就叶本不尽如意处，提点看法。卷一最后两篇：《宫室》出于《水经注·渭水》，似应置诸他卷佚文处；《释法》出于《艺文类聚》卷五四"赋"文，似应置于《傅玄集》中。这两篇文字添于24 篇之后，不但不妥，而且不类。（这个问题在严本中也有。）②卷一《仁论》篇在《永乐大典》引录时，文中有一大段荀悦《申鉴·杂言》文，《治要》中不载，叶氏于正文中删去，而于附录"订讹"中肯定是"误入"。其实，叶氏有点武断，不如严氏不删而指明这段文字所自的谨慎态度可取。因为《傅子》政论文里，常见引用前代诸子诸贤的论述，这就不能排除此处亦属引用情形。还有，叶本诸卷内，校记嫌少，不如严本对佚文所属、异文异字所出之详。叶本、严本在这方面确有"互相补直"（余嘉锡语）的必要：尽列出处与详校异同，各见其长。
以叶本而言，我们对各卷的看法是：卷一26 篇。保留前24 篇，将《宫室》移入卷二，将《释法》改置《傅玄集》；附入卷二中赵英《长短经》所出4 篇《傅子》文，即《量才》、《知① 严辑《傅子》中，由一条从《艺术类聚》卷四四辑文（"筝者??"）叶本《傅子》不载。而于《傅玄集》二卷有录。
① 这段文字是叶氏光绪丙午（1906 年）冬致书筱翁太夫人中的话。引自 《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版。
② 严辑本卷二，也收录了《释法》另有《镜总叙》、《大本》两篇，共计 三篇。其中《镜总叙》错收，《释法》亦当附入他卷；《大本》仅6 字，署题不能 成立，当去篇题，移文于附录卷。人》、《大体》、《定名》（？）。去二增四，合计28 篇。
卷二81 条。增入严辑1 条（《全晋文》卷四九："说身隐??"），移人《宫室》条；删掉"乐广为河南尹"条①，撤去《长短经》文4 条。增移2条，删撤5 条，合计成78 条。
卷三131 条（内《自叙》4 条）。删《口铭》②条，成130 条。
附"订讹"17 条。其中《仁论》篇文中所引荀悦《申鉴·杂言》一段，略加按语说明，仍保留不去为好。
（五）内、外、中篇的内容与写作时间
本传对《傅子》一书的介绍，因题失文佚情形太严重，史籍再难见更详细的记载，仅凭现存资料，很难说清端尾。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六臆测曰：或问《傅子》为内、外、中篇，有四部六录，云何区别？曰：内篇撰论经国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评论得失；中篇《魏书》底本，而以《自叙》终焉。四部六录，莫考；《崇文总目》作"四篇亡录"，盖误。
他在《全晋文·傅子》按语里，还提出："案，百四十首而百二十卷者，或元有缺篇，或数篇合卷，今莫能详。"即认为：本传所出"百四十首"，指的是篇数；宋以前著录"百二十卷"出的是卷数，二者不是一回事。
关于《傅子》内、外、中篇的大体划分，我们的意见是：内篇为"撰论经国"的内容；外篇、中篇为撰论"九流、三史故事"的内容，因遗文不多，己难强为区别；《魏书》底本肯定收入了《傅子》一书，或为中篇的组成部分。这一看法，略与严氏推测有异。
1.内篇"撰论经国"之理关于《傅子》内篇，本传还有一段重要文字，曰：（傅）玄初作内篇成，子（傅）咸以示司空王沈。
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朱）、墨（翟）之流遁，齐孙（孙卿，即荀况）、孟（轲）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①，信矣！"王沈（？-266），《晋书》有传。他在曹魏高贵乡公在位时（254-260 年），以散骑常侍、侍中之职，"典著作"，并与荀、阮籍等"共撰《魏书》"，常与曹髦一起"讲宴属文"，被号为"文籍先生"。曹髦攻打相府前，他向司马昭告密，其后，他出居外任。司马炎即晋王位（265 年），始回京重用。① 此条辑自《艺文类聚》卷六"郡部·河南郡"。严辑本、叶辑本均错收。《晋书》本传有乐广为河南尹及其掘墙得狸之轶事记载。据《通鉴》卷八二，乐广为河南尹在元康七年（297 年）前后，此时距傅玄去世时已有近20 年，显然非傅玄所记。《类聚》有误。
② 《口铭》（又题《口诫》），应入《傅玄集》。
① 王沈引文，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原文是："吾久不见贾生，自 以过之，今不及也！"引文与此稍异。这是汉文帝赞叹贾谊的活。贾谊刚从楚地 被召回，回答鬼神之事后，汉文帝很佩服他的学识。次年即泰始二年（266 年）五月就去世了。泰始三年（267 年），晋武帝才下诏追赠他为司空。
傅玄初成之《傅子》内篇，由其子傅咸送呈王沈的时间，必在王沈任侍中、"典著作"的几年中。其间，王沈文名甚盛，又心向司马氏。这是傅玄要让他过目的原因所在。至于傅玄本人，高贵乡公在位期间，他正在温县令任上，不在京城；其子傅咸，年龄在17-22 岁间，或在太学就读。这就是为什么内篇要由傅咸去送的原因所在。至于司马昭即王位后，王沈、傅玄都被召回重用，二人间过从甚多，内篇无需由傅咸单独送达。
本传称，傅玄任职温令、弘农太守期间，"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
《傅子》内篇无疑包含有"上书""匡正"的内容，或者就是经整理补充后的结集；宗旨是既"陈便宜"，又在"匡正"，这是给司马氏献策献计的，而不是向高贵乡公进言的。
我们认为，今存《傅子》较完整的内容，即《群书治要》所存27 段文、赵蕤《长短经》另录4 段文，共计31 段文字，正是内篇遗文。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有三。其一，王沈评语与《傅子》今存的这些残篇文字，内容是吻合的；其二，傅玄于温县任职时，接触到民情民生，了解到农业生产的实际，这在他的内篇中必然要有所反映，而上举篇段里涉及到了这类问题；其三，内篇写成前后，司马氏最终代魏还没有实现，反叛的事时有，局势怎么控制，政体如何确立，选人用人怎样才好，等等，司马氏急不急且不管，傅玄很急，所以他要陈述己见，以求采纳。王沈将傅玄比作怀才有识的贾谊，令他开卷受益，为之叹息，这说明二人心有相通，都是忠于司马氏的。有唐之初的谏臣魏微所以要在《群书治要》里大量引录《傅子》文，这又可从后代初建国之际的借鉴角度，证明这些文字正是内篇遗文。所以说，内篇是"撰论经国"之理，为司马氏代魏谋求"南面术"的。
2.中篇或为撰论包括《魏书》在内的"三史故事"傅玄"撰集《魏书》"的时间，本传有大略说明，是他初人仕后的事。
上一章我们指出，始于景初三年（239 年）齐王曹芳即位之后，终于正始十年（249 年）正月高平陵之变。大体而言，正始年问傅玄在参撰修史。
严可均认为，今存《傅子》遗文中"言三国事甚多"，则所谓"撰集《魏书》"，"此或即底本也"。因而严氏《全晋文》辑《傅子》四卷，有意将这些文字集中排列，自卷三末至卷四末，并附按语说明。卷三末有4 条，即涉及荀荀攸、袁涣华欲、曹仁、诸葛亮者；卷四《自叙》前有33 条（篇），有的原是分见成条而共涉一人事迹者，因连缀成篇，如管宁、郭嘉、刘晔、傅嘏等传记史料即是。这些汇集排列的史料，绝大部分来自《三国志》裴松之注，也有个别条目取自《北堂书钞》、《太平御览》、《意林》等处。严氏的意见大体不差，基本可信。但他也有不当以《魏书》底本看待而收错人间其中的史料。这是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
首先，曹魏时几次组织人力修撰《魏书》，起限应自汉献帝建安改元算起，上续《东观（汉）记》的下限，即汉灵帝之未的记载。这也就是说，《傅子》中凡涉汉未桓、灵之世的文字，不当归之于《魏书》范畴。例如，严辑《傅子》卷四中关于灵帝时卖官事，《三国志》裴注引桓帝时梁冀事（《三少帝纪》），应属本传所指"三史故事"，不是《魏书》中文字。
其次，傅玄参与《魏书》撰写，下限应在嘉平元年（249 年）高平陵之变。从《三国志》注引与他处摘引材料看，大量内容涉及曹操争雄创业的人和事，也有曹魏建基以后文帝、明帝时的内容，可知后期当事人的时间有：刘晔卒（234 年），管宁卒（241 年），胡昭卒（250 年）；曹爽败（249 年），傅嘏迁河南尹（249 年），李丰、夏侯玄被诛（254 年），诸葛诞被诛（258年）。上述时间里，胡昭卒、李丰等被诛、诸葛诞反三处，记到高平陵事变后。这大概是傅玄后来又补进去的笔墨。况且，傅玄在世时，高平陵之变后，已视为司马氏政权之始，他本人也离开修史职任，因而他所撰《魏书》下限，不应该再往后。严辑《傅子》卷四将《何曾、荀传论》中4 条引文（见《晋书·何曾传》）一并排列，无疑是不妥当的。因为事涉人晋之际，文为论赞，应入文集。
再者，严可均认为，傅玄《魏书》底本后有《自叙》。这个看法有道理。但他所辑《傅子》卷四之未，只列两条，容有遗漏。卷三傅说条（"说身隐肯余??"），卷四傅曼条（"傅曼字南容??"），亦应一并置于《自叙》后。
还有一个问题是，《魏书》底本当入何篇。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情形来看，傅玄"撰集《魏书》"的文字收入到了《傅子》中。按照严可均推测意见，这部分内容独立于中篇。我们则认为，《魏书》底本应为统称"三史故事"①中一部分，或为中篇同时收入。从现存文字看，《傅子》记三国事，以曹魏为主，兼及蜀、吴。曹操未及称帝，仍是汉献帝的丞相。傅玄《魏书》虽称曹操为"太祖"、"武皇帝"，亦偶然在曹操旧属（如刘晔）后事中道及"文帝"（曹丕）、"明皇帝"（曹叡），但主要是反映汉未这段历史的，承续的是《东观记》的记载，属于"三史"的补充内容。也就是说，《魏书》内容包括在"三史故事"之中，与其他评断前史记载的文字共成一篇，或为"中篇"，是撰论史事的合篇。
3.外篇或为撰论"九流"的杂记《傅子》存文中，除了政论色彩很明显的内篇没有疑问外，撰论史事的内容或为中篇，其余或为外篇。本传所称"九流"，泛指各家学说，包括对诸子学说的评议，前代史籍撰著的论断，以及各种典章制度方面的意见等等，似乎属于杂记性质。这些内容独立成篇，比较合理。
以上我们根据《晋书》本传记载及《傅子》今存文的实际，对内、外、中篇的内容作了大体的划分。这些意见虽与严可均的意见不大一致，但也属推测性质，只供参考。
至于《傅子》成书的时间，我们认为，主要内容是入晋以前完成的，少量文字是人晋以后补充而成的。《魏书》是正始年间傅玄担任史官时修撰的，内篇是高贵乡公在位、司马昭执政期间写成的，这从本传记载完全可以认定。除《魏书》外，其他撰论"三史故事"的文字，成于史官任上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内篇、中篇完成于入晋以前，这大体可以成立。外篇有些内容，特别是议论礼乐方面的文字，很可能是入晋以后所作，这跟他的职任有很大关系；但其他方面的内容，则不能排除写于人晋以前的可能性，例如关于对前代撰述、学说的评断意见，与修史、政论的联系就很紧密，未必是入晋以后所写。外篇、中篇有可能修订补充于入晋以后，或有新增内容，但占的比重不会很① 魏晋人士所称"二史"，《史记》、《汉书》而外，不指当时私撰之《后汉 书》、《后汉记》、《续汉书》等，当然更不可能指后世范晔的《后汉书》，而是指 东汉时从班固至蔡邕等先后参加的官修《东观（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