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出使中国（1/2）
崔氏弃官为求学，学成持节赴中国；大清洗时官运通，入侵芬兰败而归。
1922 年，苏联红军粉碎了国内反革命的反扑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了由战时**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国内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23 岁的崔可夫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进入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以便掌握系统的军事理论，为以后的军事生涯铺路架桥。崔可夫见国内形势已趋稳定，决定“弃官求学”，于是申请进入苏俄最高军事院校——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习。他积极求学的愿望，很快得到了上级首长的批准。金色的8 月，当崔可夫接到渴慕已久的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入学通知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到那令人神往的地方。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前身是1918 年9 月8 日开办的红军总参军事学院，它是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的第一所苏联军事学院。1921 年8 月正式命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4 年4 月19 日，伏龙芝元帅受命担任该院院长。伏龙芝任该院院长后，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使该院的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像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苏联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都是这里培养出来的。
1925 年10 月31 日，伏龙芝逝世，学院全体人员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传奇式的统帅、可亲可敬的老院长，热切希望苏联革命委员会批准，将学院以米哈伊尔·瓦西里那维奇·伏龙芝的名字命名。革命军事委员会尊重学院全体人员的意愿，于1925 年11 月5 日正式批复了学院的请求，将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
崔可夫刚入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工农红军参谋长帕维尔·帕洛维奇·别列杰夫兼任院长。别列杰夫在前几任院长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工作，使学院的教学工作进一步系统化，各学科界线日趋分明，科研和教学的关系逐渐完善，各门课程的内容不断充实，教学工作很有起色。主要学科都由资深的教研室主任担任主讲；辅助课程也在教研室主任的直接组织和监督下，由指定的专门主讲人或教学小组领导人讲授。经过几年的努力，学院教学的重点开始突出，方法更趋灵活，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更趋紧密。经过广大教职员工的辛勤努力，学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编写了大量教材和参考资料，如《外军手册》、《炮兵手册》、《空军手册》、《红色骑兵》及各种战史、战略学、未来军事学、战役战术著作。学院还有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他们理论功底深，造诣高，如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史研究专家诺维茨基，杰出的军事学者卡库林、瓦采蒂斯，战术学学者萨波日尼科夫、雅库、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利格纳马、莫罗佐夫等。
伏龙芝担任院长后，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在学院兼任教研室主任之职。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任战略教研室主任，工农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任战役教研室主任，红军装甲坦克兵总监卡利诺夫斯基任装甲坦克兵教研室主任，著名军事工程师卡尔贝舍夫教授任工程教研室主任，著名学者诺维茨基任世界战争史教研室主任。崔可夫得以师承如此多的名家，受益很大。
学院在对军事理论学习重视的同时，对学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也十分关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中，又着重于观点、方法、立场的锤炼。
1924 年4 月，伏龙芝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后，明确提出：“工农红军指挥员不仅应该是技术专家，而且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必须“具备十分远大的政治眼光，能够辨明活生生的现实中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力量和民族力量的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的关系”。为此，“必须使他们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为了加强社会学科的教育，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引导学员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史、俄共（布）党史和党纲、帝国主义理论、国际关系原理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课程。
俄共（布）中央亲自为某些社会经济课程选择主讲人、教员。党的著名活动家立陶宛一白俄罗斯政府第一任主席米茨凯维奇一卡普苏卡斯受俄共（布）
中央的委托主讲了社会学；波兰**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讲授了政治经济学。此外，党的著名活动家加里宁、安东诺夫一奥夫先科、克雷连科、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人就国际生活、国内形势、军队建设以及全军教育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讲演和报告。
由于学院有一支精干的教学队伍，又有民主的学术气氛，学员们思想十分活跃，所有这些都对崔可夫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影响。崔可夫为自己能够亲耳聆听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及革命家、军事家的演讲而感到十分幸运，他积极向他们请教，认真阅读他们推荐的大量军事学术著作，并广泛参加军事实践，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际经验基础上得到升华。崔可夫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到，作为一名军事指挥人员，不仅要成为战役战术的执行者、创造者和组织者，更应该是一个教育者，要用心灵去感召自己的士兵，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勇于为祖国、人民去战斗和牺牲的精神。在具体的战斗中，不仅要激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更应创造一种军纪与民主相和谐的气氛，培养士兵遵守严明的纪律及严格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的自觉性，又要鼓励他们养成敢于创造、勇于提出自己观点的素质。崔可夫所具有的这些优良品质，在他今后的军事生涯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尽管国内的形势已开始好转，但是，学校的生活仍然十分清苦，学员们都是按入学前的职务领取生活费，崔可夫虽然已经是中级军官，但每月领取的生活费仍然少得可怜。伏龙芝在描述这一时期红军的生活状况时写道：“关于红军过去生活的特点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红军过着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生活。”岁月易逝，1925 年8 月，崔可夫作为军事学院第五期学员毕业了。与他同期毕业的还有后来在苏联军界影响颇大的扎米亚京、库尔久莫夫、莫尔德维诺夫、什列明、雅尔切夫斯基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苏联著名的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
为了庆祝第五期学员毕业，8 月5 日，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在联盟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殷切希望每了名毕业生在新旧世界激烈搏斗的时代，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聪明才智，集中全部精力，完成领导红军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伏龙芝在他的贺词里，衷心祝愿毕业生们把丰富的战斗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为部队军事技能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奉献出全部力量。”崔可夫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政治素质过硬，军事学院决定将他留在东方系中国部继续深造。学院东方系的培养目标旨在造就一代新的军事外交官，因此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学院要求每一名学员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机敏的反应力和处理紧急事务的魄力和勇气。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广泛而精深的社会、政治。军事、甚而法律知识，特别是要有汉语功底。学院的高要求督促着崔可夫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
汉语的学习，占去了崔可夫大量时间。为了掌握好汉字的准确发音，记住各式各样的方块字，崔可夫广辟蹊径，强化训练，细心研究中国文字的特点，摸索汉语学习的规律。他对中国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和古老的文明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他找曾去过中国的同学攀谈，并经常前往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参加有中国留学生参加的集会，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及当前中国的时局。但是，没有感性认识的崔可夫，对中国的历史和人民无法有十分切实、真切的理解，对中国革命的过去、未来也是似懂非懂。中国革命的风暴将往何处去？中国人民将怎样脱离苦。海？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领导者将是谁？军阀丛生的中国将何时得以统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强烈地吸引着崔可夫。
1926 年，崔可夫终于实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梦想，来到梦萦已久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大地。他是作为一名实习生，充当外交随员，跟随老布尔什维克罗日科前往中国的。这是崔可夫一生中数次赴华经历的第一次，为此，他感到特别的惊喜和新奇。他们乘坐特快列车，经过连续7 个昼夜的长途跋涉，穿过广阔的西伯利亚，奔赴中国东北边境。进入中国境内后，崔可夫发现，这里的地形、地貌与苏俄大地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但是，对崔可夫来说，一切仍是陌生的。一路上，崔可夫怀着好奇的心情，细心观察着这块曾被西方世界描绘为吸毒、堕落、饥荒的土地。在这里，崔可夫见到了昔日的俄**官和白匪军，他们仇视苏维埃国家，崔可夫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他们充满敌意的眼光。
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到了，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车站热情迎接崔可夫一行。哈尔滨作为中国东北的商业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此时正处在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控制之下，这里聚集了俄军、沙俄时代的贵族，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外币贩卖、毒品和武器走私等随处可见，官场**，官员道德沦丧、贪赃枉法，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却承受着来自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多重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崔可夫初识旧中国，仿佛回到了昔日的童年。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与痛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一行在哈尔滨逗留5 天后，继续甫行至长春。在长春火车站由中长铁路转南满铁路至旅顺港，然后又由旅顺赴大连。在这里，崔可夫感到日本密探密布，他们的间谍人员工作方法独特，与西方间谍机关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行动，对崔可夫等公然监视，有时候甚至以借火吸烟为名直接刺探他们。
到旅顺后，崔可夫一行取道海路，乘客轮经辽东半岛至塘沽港，接着弃船登岸，由天津赶到北京。一路上，崔可夫深深感到日本在中国有很大的势力，对中国的政局、民众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崔可夫的心里也存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狂热情绪，途经旅顺港时，他竟要去拜谒“在保卫旅顺的战斗中阵亡的”俄国英雄纪念碑。却不想想自己的同胞是怎样在中国的土地上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的。崔可夫头脑中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阴魂不散，这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1926 年的中国，革命形势喜人。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军很快由广东攻入两湖、江西、安徽等省，革命的红旗差不多染红了大半个中国。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在北伐军的猛烈打击下，节节败退，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的战果。湘鄂豫的工农群众运动也如火如茶，蓬勃发展。
正当南方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之际，北京的形势则动荡不安。各派军阀明争暗斗，大肆抢占地盘。吴佩孚虽然在湖南、湖北连连受挫，但依仗英、法、美的扶持仍在作垂死挣扎，不过势力已大大削弱；奉系军阀张作霖借日本之威，趁机扩大影响，在北京称霸一时。北京老百姓在夹缝中求生，生活十分艰苦。崔可夫身处黑暗与光明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才真正体会到，中国民众要脱离苦海，唯有革命一途。此行使崔可夫增长了不少知识，对中国的了解也更真切、更深入了。
1927 年秋天，崔可夫正式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习，奉命第二次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第二
1922 年，苏联红军粉碎了国内反革命的反扑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了由战时**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国内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23 岁的崔可夫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进入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以便掌握系统的军事理论，为以后的军事生涯铺路架桥。崔可夫见国内形势已趋稳定，决定“弃官求学”，于是申请进入苏俄最高军事院校——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习。他积极求学的愿望，很快得到了上级首长的批准。金色的8 月，当崔可夫接到渴慕已久的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入学通知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到那令人神往的地方。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前身是1918 年9 月8 日开办的红军总参军事学院，它是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的第一所苏联军事学院。1921 年8 月正式命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4 年4 月19 日，伏龙芝元帅受命担任该院院长。伏龙芝任该院院长后，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使该院的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像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苏联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都是这里培养出来的。
1925 年10 月31 日，伏龙芝逝世，学院全体人员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传奇式的统帅、可亲可敬的老院长，热切希望苏联革命委员会批准，将学院以米哈伊尔·瓦西里那维奇·伏龙芝的名字命名。革命军事委员会尊重学院全体人员的意愿，于1925 年11 月5 日正式批复了学院的请求，将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
崔可夫刚入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工农红军参谋长帕维尔·帕洛维奇·别列杰夫兼任院长。别列杰夫在前几任院长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工作，使学院的教学工作进一步系统化，各学科界线日趋分明，科研和教学的关系逐渐完善，各门课程的内容不断充实，教学工作很有起色。主要学科都由资深的教研室主任担任主讲；辅助课程也在教研室主任的直接组织和监督下，由指定的专门主讲人或教学小组领导人讲授。经过几年的努力，学院教学的重点开始突出，方法更趋灵活，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更趋紧密。经过广大教职员工的辛勤努力，学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编写了大量教材和参考资料，如《外军手册》、《炮兵手册》、《空军手册》、《红色骑兵》及各种战史、战略学、未来军事学、战役战术著作。学院还有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他们理论功底深，造诣高，如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史研究专家诺维茨基，杰出的军事学者卡库林、瓦采蒂斯，战术学学者萨波日尼科夫、雅库、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利格纳马、莫罗佐夫等。
伏龙芝担任院长后，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在学院兼任教研室主任之职。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任战略教研室主任，工农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任战役教研室主任，红军装甲坦克兵总监卡利诺夫斯基任装甲坦克兵教研室主任，著名军事工程师卡尔贝舍夫教授任工程教研室主任，著名学者诺维茨基任世界战争史教研室主任。崔可夫得以师承如此多的名家，受益很大。
学院在对军事理论学习重视的同时，对学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也十分关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中，又着重于观点、方法、立场的锤炼。
1924 年4 月，伏龙芝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后，明确提出：“工农红军指挥员不仅应该是技术专家，而且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必须“具备十分远大的政治眼光，能够辨明活生生的现实中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力量和民族力量的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的关系”。为此，“必须使他们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为了加强社会学科的教育，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引导学员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史、俄共（布）党史和党纲、帝国主义理论、国际关系原理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课程。
俄共（布）中央亲自为某些社会经济课程选择主讲人、教员。党的著名活动家立陶宛一白俄罗斯政府第一任主席米茨凯维奇一卡普苏卡斯受俄共（布）
中央的委托主讲了社会学；波兰**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讲授了政治经济学。此外，党的著名活动家加里宁、安东诺夫一奥夫先科、克雷连科、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人就国际生活、国内形势、军队建设以及全军教育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讲演和报告。
由于学院有一支精干的教学队伍，又有民主的学术气氛，学员们思想十分活跃，所有这些都对崔可夫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影响。崔可夫为自己能够亲耳聆听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及革命家、军事家的演讲而感到十分幸运，他积极向他们请教，认真阅读他们推荐的大量军事学术著作，并广泛参加军事实践，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际经验基础上得到升华。崔可夫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到，作为一名军事指挥人员，不仅要成为战役战术的执行者、创造者和组织者，更应该是一个教育者，要用心灵去感召自己的士兵，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勇于为祖国、人民去战斗和牺牲的精神。在具体的战斗中，不仅要激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更应创造一种军纪与民主相和谐的气氛，培养士兵遵守严明的纪律及严格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的自觉性，又要鼓励他们养成敢于创造、勇于提出自己观点的素质。崔可夫所具有的这些优良品质，在他今后的军事生涯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尽管国内的形势已开始好转，但是，学校的生活仍然十分清苦，学员们都是按入学前的职务领取生活费，崔可夫虽然已经是中级军官，但每月领取的生活费仍然少得可怜。伏龙芝在描述这一时期红军的生活状况时写道：“关于红军过去生活的特点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红军过着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生活。”岁月易逝，1925 年8 月，崔可夫作为军事学院第五期学员毕业了。与他同期毕业的还有后来在苏联军界影响颇大的扎米亚京、库尔久莫夫、莫尔德维诺夫、什列明、雅尔切夫斯基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苏联著名的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
为了庆祝第五期学员毕业，8 月5 日，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在联盟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殷切希望每了名毕业生在新旧世界激烈搏斗的时代，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聪明才智，集中全部精力，完成领导红军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伏龙芝在他的贺词里，衷心祝愿毕业生们把丰富的战斗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为部队军事技能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奉献出全部力量。”崔可夫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政治素质过硬，军事学院决定将他留在东方系中国部继续深造。学院东方系的培养目标旨在造就一代新的军事外交官，因此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学院要求每一名学员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机敏的反应力和处理紧急事务的魄力和勇气。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广泛而精深的社会、政治。军事、甚而法律知识，特别是要有汉语功底。学院的高要求督促着崔可夫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
汉语的学习，占去了崔可夫大量时间。为了掌握好汉字的准确发音，记住各式各样的方块字，崔可夫广辟蹊径，强化训练，细心研究中国文字的特点，摸索汉语学习的规律。他对中国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和古老的文明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他找曾去过中国的同学攀谈，并经常前往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参加有中国留学生参加的集会，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及当前中国的时局。但是，没有感性认识的崔可夫，对中国的历史和人民无法有十分切实、真切的理解，对中国革命的过去、未来也是似懂非懂。中国革命的风暴将往何处去？中国人民将怎样脱离苦。海？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领导者将是谁？军阀丛生的中国将何时得以统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强烈地吸引着崔可夫。
1926 年，崔可夫终于实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梦想，来到梦萦已久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大地。他是作为一名实习生，充当外交随员，跟随老布尔什维克罗日科前往中国的。这是崔可夫一生中数次赴华经历的第一次，为此，他感到特别的惊喜和新奇。他们乘坐特快列车，经过连续7 个昼夜的长途跋涉，穿过广阔的西伯利亚，奔赴中国东北边境。进入中国境内后，崔可夫发现，这里的地形、地貌与苏俄大地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但是，对崔可夫来说，一切仍是陌生的。一路上，崔可夫怀着好奇的心情，细心观察着这块曾被西方世界描绘为吸毒、堕落、饥荒的土地。在这里，崔可夫见到了昔日的俄**官和白匪军，他们仇视苏维埃国家，崔可夫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他们充满敌意的眼光。
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到了，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车站热情迎接崔可夫一行。哈尔滨作为中国东北的商业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此时正处在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控制之下，这里聚集了俄军、沙俄时代的贵族，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外币贩卖、毒品和武器走私等随处可见，官场**，官员道德沦丧、贪赃枉法，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却承受着来自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多重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崔可夫初识旧中国，仿佛回到了昔日的童年。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与痛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一行在哈尔滨逗留5 天后，继续甫行至长春。在长春火车站由中长铁路转南满铁路至旅顺港，然后又由旅顺赴大连。在这里，崔可夫感到日本密探密布，他们的间谍人员工作方法独特，与西方间谍机关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行动，对崔可夫等公然监视，有时候甚至以借火吸烟为名直接刺探他们。
到旅顺后，崔可夫一行取道海路，乘客轮经辽东半岛至塘沽港，接着弃船登岸，由天津赶到北京。一路上，崔可夫深深感到日本在中国有很大的势力，对中国的政局、民众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崔可夫的心里也存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狂热情绪，途经旅顺港时，他竟要去拜谒“在保卫旅顺的战斗中阵亡的”俄国英雄纪念碑。却不想想自己的同胞是怎样在中国的土地上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的。崔可夫头脑中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阴魂不散，这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1926 年的中国，革命形势喜人。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军很快由广东攻入两湖、江西、安徽等省，革命的红旗差不多染红了大半个中国。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在北伐军的猛烈打击下，节节败退，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的战果。湘鄂豫的工农群众运动也如火如茶，蓬勃发展。
正当南方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之际，北京的形势则动荡不安。各派军阀明争暗斗，大肆抢占地盘。吴佩孚虽然在湖南、湖北连连受挫，但依仗英、法、美的扶持仍在作垂死挣扎，不过势力已大大削弱；奉系军阀张作霖借日本之威，趁机扩大影响，在北京称霸一时。北京老百姓在夹缝中求生，生活十分艰苦。崔可夫身处黑暗与光明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才真正体会到，中国民众要脱离苦海，唯有革命一途。此行使崔可夫增长了不少知识，对中国的了解也更真切、更深入了。
1927 年秋天，崔可夫正式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习，奉命第二次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