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残阳如血（1/2）
作者：丘吉尔传
1. 从高峰跌落到东山再起
联合内阁执政已经五年，这届议会还是十年前选出的。丘吉尔 1944年10月底看到胜利在望，曾向议会发表声明，战胜德国之后立即进行议会选举。他对选举后连任首相的前景看好，他乐于利用群众对他这个战争英雄的感恩戴德之心。1945年3月去世的82岁的劳合·乔治，不就是借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时机，在1918年末举行大选，连任首相的么。工党和自由党广大没有参加政府的党员认为，如果联合政府继续执政到对日作战结束为止，丘吉尔会获取更大的政治声望，如果到那时选举，他们是难以进入政府的，因此也同意现在大选。于是决定6月15日解散议会，7月5日进行大选。
由于海外驻军的选票不能很快汇集和统计，开票日定在26日。
5月23日，丘吉尔内阁正式辞职，英王立即邀请他组织看守政府。在下届政府组成之前管理国家。丘吉尔把过渡政府的阁员扩大到16人，全是保守党内右派及追随他们的小党和无党派人士，这等于暗示了保守党战后的政治纲领。
战争后期，英国人民的思想向左转。他们从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巨大威力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希望同苏联继续保持合作，希望战后实行社会改革，改善生活，特别是要尽快解决因敌机轰炸造成的住房严重短缺问题。丘吉尔在战争时期为了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曾大肆宣扬战后进行一系列改革来满足人民愿望，还成立了以工党副领袖格林伍德为首的建设委员会来研究改革方案，指示自由党的贝弗里奇起草关于改革社会保险、扩大社会服务的报告。后来这些方案和报告都被束之高阁，格林伍德还失去了内阁成员的职务。工人组织要求废除为报复1926年总罢工而通过的反工会法，要求讨论某些工业部门国有化问题，丘吉尔都借口不利于战争而拒绝审议。丘吉尔由联苏转向强烈的反苏，便是违拗了英国人民的愿望和情绪。在最后两年，不但议会很少开会，就连内阁也不起作用，一切都由丘吉尔说了算。
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支持工党的人超过支持保守党的人约 10%。
1944年12月，著名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发表题为《丘吉尔必须走开》的文章 。文章写道：“现在俨然以英国未来元首自居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满脑子冒险思想的人。他的这些思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他似乎完全丧失头脑。过去由一帮守旧的保守党人掌权并采取了不明智的政策而使英国人饱尝屈辱，这时好斗的温斯顿走上重要岗位。
国家要斗争，而他好斗，当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所以他成了我们斗争意志的象征。这个作用已经完结……丘吉尔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早该下台啦。”
可是丘吉尔和保守党对选民内心动向并未觉察。保守党竞选总部认为至少可以取得56%的多数票，他们的报纸更认为得票会超过60%。连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蒂娜都对莫兰勋爵（丘吉尔的医生）说：“温斯顿经常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他一点也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丘吉尔却自我陶醉，信心十足地等待连任首相。
在这种错误的估计下，他们采取了错误的竞选策略，正面的施政纲领只是作为陪衬，重点放在攻击工党和大树丘吉尔的威信上去了。保守党人谴责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这正好帮了工党的忙。丘吉尔信口开河地攻击工党说：“工党上台是对英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的危险挑衅。”他甚至将工党执政和希特勒统治等同起来，断言工党政府“领导国家生活和工业机构时，将不允许人民自由地表达对社会存在的强烈不满，英国将处于盖世太保统治之下。”这就自贬形象，把他从一个全国的领袖降为一个党派利益的维护者了。他乘坐专列和豪华汽车到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旅行。当他的队伍来到某一城镇时，当地保守党的宣传车为他开道：“注意第三辆汽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街道上挂着五光十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标语上写着：“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事业”。
与此相反，工党提出的竞选纲领许诺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彻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加紧进行民用住宅建设，战后继续维护英美苏联盟。艾德礼由夫人驾驶一辆很旧的敞篷汽车，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
他举止谦和，不事张扬，耐心地倾听选民的意见，颇得选民的好感。
7月17日起，丘吉尔同杜鲁门、斯大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研究对日作战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有关问题。会议中途暂停几天，让丘吉尔回英听取选举结果。
25日丘吉尔带着女儿玛丽飞回伦敦，临行前声明他相信会回来的，到家又美美地吃了顿“预祝胜利”的晚餐。他怀着稳操胜券的心情入睡。快要天亮时“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了一刀似地”猛醒过来，但很快又怀着失败的预感和跌倒的幻灭睡着了。
26日中午，局势已很明朗，工党将获得多数。丘吉尔在自己的选区内当选了，但是他没料到竞选的对手得票也相当多。他的儿子伦道夫、女婿邓肯·桑兹和过度政府中一些大臣都落选了。最后结果是工党获393席，保守党只获197席，连同其追随者一共才得到213席。
丘吉尔当晚就向国王提出辞呈。国王想授予他嘉德勋章 ，他以此时不适合接受而婉拒。国王随即召见工党领袖艾德礼，请他组织政府。
从政治生涯的最高峰突然跌落，丘吉尔简直像五雷轰顶一样被击昏。参加开票日原定“庆祝胜利”午宴的库斯看见，丘吉尔得知选举结果，悲痛得坐在那里呆若木鸡，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次日中午，丘吉尔召集内阁告别会后对艾登说，他觉得事情对他太残酷了。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和原谅英国人民在这次选举中对他的冷遇。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还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来怪罪英国人民：“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不怀感恩之情，是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但是作家哈夫纳说得好：
“英国需要丘吉尔去领导反对德国的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对他所有的赞美和 感激，仅仅是因为他领导了反德战争，而不是希望他去策动反苏战争，更不希望他去开倒车。”同时，和平时期所要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丘吉尔既不热心，也未显示出色才干。德国投降不久，他就对莫兰勋爵说：“没有战争，我感觉很孤独。”
丘吉尔很不甘心地搬出了唐宁街10号和契克斯，在市中心新买的海德公园门28号和恰特韦尔庄园两处私宅交替居住。这时他已71岁，但政治雄心未泯。许多人劝他退出政治舞台，在安享战争年代赢得的荣誉中度过晚年，但他不愿离开保守党领袖岗位，继续在议会中领导反对党进行角逐。他自我感觉良好，不知何为失败。他说：“工党政府不会永久存在。……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须会重新升起一样。”
当然，首先他需要休整。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参加内阁会议从安内克塞出来，疲累衰弱得不得不要由海军陆战队用椅子抬着。9月1日，他带着女儿莎拉和医生莫兰勋爵，来到北意大利科莫湖边亚历山大元帅的别墅度假，以绘画和野餐消磨时光，浏览他的战时记录，考虑写回忆录。返回英国前，又在法国南方里维埃拉比弗布鲁克的别墅休息两周。1946年初，他向议会请假几个月，去美国旅行，在气候温暖的迈阿密和古巴哈瓦那等地流连。到这年6月，他向莫兰勋爵自夸已恢复健康和精力时举例说，他“外出吃饭，谈到夜里两点”，在回家路上，看到下议院灯光通明，他就进去：“听上半小时，接着作一次精力充沛的讲话”。几年中，尽管动过疝症手术，患过重感冒，1949年还曾患过中风，右腿右臂一度失去知觉，但都很快恢复和治愈，总的说来，健康状况良好，谈话生动活泼，滔滔不绝，吃饭、喝酒、吸烟和从前一样贪婪。
他雇用专家和助手，花了很多时间去写作六卷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 录》。尽管此书有过分炫耀自己、文过饰非倾向，给人的印象，似乎这次大战的历史，主要就是他的善良和明智战胜希特勒的凶恶和狡诈的历史。但是，此书写的事件，广泛地涉及世界五大洲，用的资料，既非常浩繁，又信实可靠，他选择和摘引官方文献，私人信件等虽有其倾向性，但绝不进行篡改。
这两方面，都是其他同类著作无与伦比的。它汇集和提供原始材料的史料价值，它以优美的文采叙述历史事件的艺术价值，高于它的历史研究价值，对普通读者很有吸引力。
丘吉尔这时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像帝王一样，既优裕又闲暇。他继续保持了绘画的爱好，还当选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年事已高，他恋恋不舍地搞了骑马和游泳的告别式，然后又以他爱好投机的个性迷上了赛马这种娱乐。
赛马的兴趣，既是承前代而来，他接过了父亲伦道夫赛马的衣帽，又直接受后辈影响，小女婿索姆斯（玛丽的丈夫）自己养马，怂恿岳父花1500英镑买了一匹名叫“殖民者第二”的灰色赛马，雇了一个专门的驯马师。“殖民者第二”在赛马中胜过13次，给丘吉尔赢了1.2万英镑。比赛时丘吉尔常常呆在赛马场上，他下的赌注十拿九稳会赢。马和马的主人都博得观众赞扬，丘吉尔十分得意。他在恰特韦尔附近买了500英亩土地，他和索姆斯合作经营种马和短角奶牛饲养场。丘吉尔喜欢饲养金鲤鱼、澳大利亚黑天鹅等珍稀动物，他最喜爱的宠物是一头名叫“鲁菲”的棕色卷毛狮子狗。鲁菲被汽车压死后，丘吉尔很伤心，朋友又送给他一只几乎一样的鲁菲第二。
自然，他的主要目标是东山再起，改变选民们在1945年对他的判决。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同杜鲁门商量，经过精心准备之后，由杜鲁门陪同，乘坐他的专列，来到他的家乡密苏里州小城富尔顿，借威斯敏斯特学院讲坛，发表了一篇关于世界政策的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演说吁请联合国成立维持和平部队，主张西方大国封锁制造原子弹的秘密，保存二战中的英美联合参谋部。演说的核心是煽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他向听众说：“在整个欧洲，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滨的的里亚斯特，降下了一块铁幕。在这条界线背后，有着中欧和东欧各个古国的全部首都……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警察政府掌权，迄今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这篇“著名”的演说，如一石击水，引起轩然大波，破坏了当时仍然存在的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友善气氛。它鼓吹实力政策，奠定了“冷战”的先声。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丘吉尔“实质上是站在战争贩子的立场上”。1948年10月，丘吉尔在兰达诺保守党年会上号召趁苏联尚未掌握原子武器的时机发动反苏战争。1947年3月，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将丘吉尔富尔顿演说的思想采纳为政府的政策。从此美英等国联合起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1949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
丘吉尔多次访问西欧国家，接受名誉学位、荣誉公民称号、奖章和礼品。
从1945年11月在布鲁塞尔的演说开始，他先后在苏黎世、海牙、卢森堡等地多次鼓吹法德和解，成立“欧罗巴合众国”、“欧洲联邦”，希望实现英国在战后西欧的主导作用。
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贯彻了丘吉尔的上述思想。但在对待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方面要比丘吉尔开明一些。当英国在亚非的殖民地印度、缅甸等独立时，丘吉尔先是极力阻挠，后是无可奈何地哀叹：“我满怀悲伤地注视大英帝国，连同它的全部光荣，连同它为人类所曾作过的全部贡献，卡嗒作响地崩坍了。”
保守党吸取了上次大选失败的教训，决心从整顿、壮大党组织和提出建设性竞选纲领两方面加强实力。丘吉尔任命原粮食大臣伍尔顿主管党务，伍尔顿在一年内就征集到成百万新党员，限制党员向选区党组织捐款数额，使捐款者不能掌握本选区提名议员候选人的权利，这就扩大了保守党的群众基础，增加了活力。丘吉尔又任命原教育大臣巴特勒为党的研究部主任，巴特勒制定了“工业宪章 ”等一系列文件，接受了英格兰银行和煤炭工业国有化的主张。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在恢复战后经济和实行社会保险方面虽有建树但没有实现竞选时许下的某些诺言，新的工党竞选纲领已不提重要工业部门进一步国有化的主张。丘吉尔了解人民希望和平，希望同苏联友好，在竞选前夕又提出同苏联重新进行最高级会谈的主张来争取人心，让选民们忘记他的“铁幕”演说留下的坏印象。
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2月23日的大选中，保守党得票上升，工党对保守党以315票对298票的微弱多数获胜。按照惯例，由此产生的一党政府地位不稳固，需要在年内再举行一次大选。可是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工党政府在两党同意下派了一个旅参战，大选便推迟了。
工党新政府上台不久，内部矛盾加深，左派大臣比万、威尔逊辞职，财政大臣因病辞职，外交大臣因病离职，首相艾德礼也因十二指肠溃疡住院。
1951年9月下旬，英王在决定动手术切除肺癌之前，敦促艾德礼再次举行大选，以保证政治局面的稳定。
这次竞选，保守党使用了两件很得人心的新武器，一是提出对军火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二是许诺每年建造 30万所房屋以解决房荒。这届竞选第一次使用电视媒介，艾登发表电视讲话时，绘制了一张图表，表现工党政府搞军备竞赛如何导致人民生活费用迅速上涨。
10月25日公布大选结果，微弱的多数转到了保守党方面，保守党以321票对工党的295票取胜，年近77岁的丘吉尔再度担任首相。
2. 政治舞台上平淡的末场演
新政府上台后很快就发现，由于秘密研制原子弹、氢弹，英国已陷入财政和经济危机。不得不决定延缓军备竞赛的步伐，将原定三年内花费的 47亿英镑军费开支延长为四年。甚至不得不削减首相和大臣的年薪，为此，丘吉尔卖掉“殖民者第二”的种马（原为赛马），将海德公园门28号租给古巴驻英大使。
1952年初，丘吉尔去华盛顿访问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以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支持美国来换取美国援助英国加强军事力量。他强调英美在主宰世界事务方面的伙伴关系：“俾斯麦曾经说过，19世纪重要的事是英美两国讲同一种语言，让我们也肯定，20世纪重要的事是英美走着同一条道路。”但是美国正当大选之年，杜鲁门与丘吉尔的个人关系也不如罗斯福与丘吉尔那样亲热，英国在美国领导人的眼中已降为与法国同等的地位，丘吉尔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1946年8月美国通过的拒绝向英国透露原子弹秘密的决议也没有取消。
1951年丘吉尔的耳聋已经加重了。1952年1月莫兰医生说年老的首相“已经没有以往那种活动精力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吃力的”。但是这次访美，据记者报道，除了讲话比战争期间访美时缓慢一些外，依然“反应敏捷、消息灵通、思想丰富、语言生动，而且诙谐机智不减当年”。这或许是像他对铁托说的那样，“正是权力使一个人保持年轻”。
1952年底，北大西洋公约部从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1953年初，英王乔治六世逝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继位。3月，苏联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担任新领导。4月女王授予丘吉尔嘉德勋章①，表彰他对大英帝国的贡献，这是英国的最高奖赏。
① 嘉德勋章即大乔治勋章 ，比普通勋章约大两倍，最早由安娜女王赠给马尔巴罗，收回皇室后又由威廉四世赠给指挥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的首相惠灵顿将军。
苏联比英国早三年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丘吉尔原定的对苏采取核威慑的设想破了产。中朝人民把美国及英国等国参加的“联合**”赶回了三八线以南，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在前线采访新闻也负了伤，西方侵略者不得不乖乖地坐到了板门店的停战谈判桌旁。善于见机行事的丘吉尔改变了战略，1953年5月12日在下院发表了要求结束“冷战”的演说，以后又多次提出“希望与苏联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他所谓的“和平共处”，意在“改革强硬的俄国制度”，“通过西方世界与苏联之间的文化、贸易接触，是能够实现这种改革的。”斯大林逝世后，丘吉尔想召开英、美、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以便直接侦察苏联新领导的思想和意向，对苏联的实力进行摸底，设法打通“和平共处”实即“和平演变”的新路。以往罗斯福处理外交问题往往把国务卿赫尔凉在一旁，如今艾森豪威尔则让国务卿杜勒斯说了算。杜勒斯是反对召开最高级会议的。经过丘吉尔的再三说服，艾森豪威尔终于同意西方三国1953年7月先在百慕大开一次预备性会议。
2月间，丘吉尔因中风患失语症，但很快就好了。4月一个寒冷而潮湿的日子，女王举行加冕典礼，丘吉尔穿起佩戴嘉德勋章和所有勋章的制服，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帽子，满脸快活有趣的神色，精神焕发地参加了仪式。6月23日晚宴请意大利总理后，他第三次出现中风，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左边身躯出现麻痹症状，嘴的左侧歪斜，口齿不清，症状缓解时仅能步履不稳地行走。此后几个月内，病情时重时轻，他边休息边治疗，画画、读小说，去当卡斯特陪同女王度周末，到法国尼斯旅行，还主持过几次内阁会议。
百慕大三国首脑会议拖到12月初举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两个罗盘各自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了几乎180度，前者从二战后期坚决反苏转为现在对苏“缓和”，后者从二战后期对苏友好转为现在对苏“保留使用原子弹的权利”， 他不相信苏联在领导人更迭后政策会出现新变化。1954年丘吉尔打电报给莫洛托夫，想去莫斯科同马林科夫单独举行会谈，后因马林科夫解职，苏联提出召开32国讨论欧洲安全计划会议的建议而搁浅。
丘吉尔第二次首相任内对内对外政绩平淡，很少建树。这自然是因为他只适合于担任战时首相，同时也与他过于老迈病衰有关。保守党领导集团早就委婉地请他及早告退，让位给艾登。他一再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1951年上台时他答应只干一年，超期后又说等到女王加冕就退休，第三次推到女王巡视英联邦国家回来。中风后他曾因担心无法继续担任领导而哭泣。看来这回艾登上台的时机到来了，然而艾登也恰好这时在希腊动手术，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恢复健康。第四次丘吉尔说，等他参加完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再交权。这次延续几个月的会议结束后，丘吉尔说他还想接着进行英苏首脑会谈，为国家作最后的贡献。结果是会谈没搞成，这第五次许诺也没兑现。
几年之后，丘吉尔仍坚定地驻扎在唐宁街10号。
1953年10月初，丘吉尔在保守党马加特年会上说：“如果我暂时还不离职，还在这把年纪负此重任，原因并非我留恋高位或大权，这两者我已足矣。我之所以继续留任，是因为我感觉到，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施加某种影响，尤其是对我所最关心的问题，即建立可靠和持久的和平。”不恋权势和官职的表白自然有一定程度的真诚，但更重要的是，他不退隐也由于他自视甚高，对继任者艾登很不放心，两人常因政策问题而争吵。
岁月不饶人，丘吉尔终于认识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1954年3月他对巴特勒说：“我感到自己像一架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
11月30日，丘吉尔80大寿。除家中照例举办庆贺聚会外，议会两院也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庆祝会。大小人物共同捐资25万英镑，送给他两块巨大的生日蛋糕和一幅他本人的画像；蛋糕直径长达3英尺，议会庆祝会用一块，家宴用另一块。
歌功颂德的庆贺已经领受，与苏联领袖的会谈没有希望，英国同美国、法国一道签订了重新武装西德的条约。丘吉尔号“飞机”终于找到了
联合内阁执政已经五年，这届议会还是十年前选出的。丘吉尔 1944年10月底看到胜利在望，曾向议会发表声明，战胜德国之后立即进行议会选举。他对选举后连任首相的前景看好，他乐于利用群众对他这个战争英雄的感恩戴德之心。1945年3月去世的82岁的劳合·乔治，不就是借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时机，在1918年末举行大选，连任首相的么。工党和自由党广大没有参加政府的党员认为，如果联合政府继续执政到对日作战结束为止，丘吉尔会获取更大的政治声望，如果到那时选举，他们是难以进入政府的，因此也同意现在大选。于是决定6月15日解散议会，7月5日进行大选。
由于海外驻军的选票不能很快汇集和统计，开票日定在26日。
5月23日，丘吉尔内阁正式辞职，英王立即邀请他组织看守政府。在下届政府组成之前管理国家。丘吉尔把过渡政府的阁员扩大到16人，全是保守党内右派及追随他们的小党和无党派人士，这等于暗示了保守党战后的政治纲领。
战争后期，英国人民的思想向左转。他们从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巨大威力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希望同苏联继续保持合作，希望战后实行社会改革，改善生活，特别是要尽快解决因敌机轰炸造成的住房严重短缺问题。丘吉尔在战争时期为了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曾大肆宣扬战后进行一系列改革来满足人民愿望，还成立了以工党副领袖格林伍德为首的建设委员会来研究改革方案，指示自由党的贝弗里奇起草关于改革社会保险、扩大社会服务的报告。后来这些方案和报告都被束之高阁，格林伍德还失去了内阁成员的职务。工人组织要求废除为报复1926年总罢工而通过的反工会法，要求讨论某些工业部门国有化问题，丘吉尔都借口不利于战争而拒绝审议。丘吉尔由联苏转向强烈的反苏，便是违拗了英国人民的愿望和情绪。在最后两年，不但议会很少开会，就连内阁也不起作用，一切都由丘吉尔说了算。
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支持工党的人超过支持保守党的人约 10%。
1944年12月，著名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发表题为《丘吉尔必须走开》的文章 。文章写道：“现在俨然以英国未来元首自居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满脑子冒险思想的人。他的这些思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他似乎完全丧失头脑。过去由一帮守旧的保守党人掌权并采取了不明智的政策而使英国人饱尝屈辱，这时好斗的温斯顿走上重要岗位。
国家要斗争，而他好斗，当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所以他成了我们斗争意志的象征。这个作用已经完结……丘吉尔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早该下台啦。”
可是丘吉尔和保守党对选民内心动向并未觉察。保守党竞选总部认为至少可以取得56%的多数票，他们的报纸更认为得票会超过60%。连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蒂娜都对莫兰勋爵（丘吉尔的医生）说：“温斯顿经常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他一点也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丘吉尔却自我陶醉，信心十足地等待连任首相。
在这种错误的估计下，他们采取了错误的竞选策略，正面的施政纲领只是作为陪衬，重点放在攻击工党和大树丘吉尔的威信上去了。保守党人谴责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这正好帮了工党的忙。丘吉尔信口开河地攻击工党说：“工党上台是对英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的危险挑衅。”他甚至将工党执政和希特勒统治等同起来，断言工党政府“领导国家生活和工业机构时，将不允许人民自由地表达对社会存在的强烈不满，英国将处于盖世太保统治之下。”这就自贬形象，把他从一个全国的领袖降为一个党派利益的维护者了。他乘坐专列和豪华汽车到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旅行。当他的队伍来到某一城镇时，当地保守党的宣传车为他开道：“注意第三辆汽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街道上挂着五光十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标语上写着：“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事业”。
与此相反，工党提出的竞选纲领许诺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彻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加紧进行民用住宅建设，战后继续维护英美苏联盟。艾德礼由夫人驾驶一辆很旧的敞篷汽车，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
他举止谦和，不事张扬，耐心地倾听选民的意见，颇得选民的好感。
7月17日起，丘吉尔同杜鲁门、斯大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研究对日作战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有关问题。会议中途暂停几天，让丘吉尔回英听取选举结果。
25日丘吉尔带着女儿玛丽飞回伦敦，临行前声明他相信会回来的，到家又美美地吃了顿“预祝胜利”的晚餐。他怀着稳操胜券的心情入睡。快要天亮时“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了一刀似地”猛醒过来，但很快又怀着失败的预感和跌倒的幻灭睡着了。
26日中午，局势已很明朗，工党将获得多数。丘吉尔在自己的选区内当选了，但是他没料到竞选的对手得票也相当多。他的儿子伦道夫、女婿邓肯·桑兹和过度政府中一些大臣都落选了。最后结果是工党获393席，保守党只获197席，连同其追随者一共才得到213席。
丘吉尔当晚就向国王提出辞呈。国王想授予他嘉德勋章 ，他以此时不适合接受而婉拒。国王随即召见工党领袖艾德礼，请他组织政府。
从政治生涯的最高峰突然跌落，丘吉尔简直像五雷轰顶一样被击昏。参加开票日原定“庆祝胜利”午宴的库斯看见，丘吉尔得知选举结果，悲痛得坐在那里呆若木鸡，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次日中午，丘吉尔召集内阁告别会后对艾登说，他觉得事情对他太残酷了。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和原谅英国人民在这次选举中对他的冷遇。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还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来怪罪英国人民：“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不怀感恩之情，是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但是作家哈夫纳说得好：
“英国需要丘吉尔去领导反对德国的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对他所有的赞美和 感激，仅仅是因为他领导了反德战争，而不是希望他去策动反苏战争，更不希望他去开倒车。”同时，和平时期所要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丘吉尔既不热心，也未显示出色才干。德国投降不久，他就对莫兰勋爵说：“没有战争，我感觉很孤独。”
丘吉尔很不甘心地搬出了唐宁街10号和契克斯，在市中心新买的海德公园门28号和恰特韦尔庄园两处私宅交替居住。这时他已71岁，但政治雄心未泯。许多人劝他退出政治舞台，在安享战争年代赢得的荣誉中度过晚年，但他不愿离开保守党领袖岗位，继续在议会中领导反对党进行角逐。他自我感觉良好，不知何为失败。他说：“工党政府不会永久存在。……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须会重新升起一样。”
当然，首先他需要休整。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参加内阁会议从安内克塞出来，疲累衰弱得不得不要由海军陆战队用椅子抬着。9月1日，他带着女儿莎拉和医生莫兰勋爵，来到北意大利科莫湖边亚历山大元帅的别墅度假，以绘画和野餐消磨时光，浏览他的战时记录，考虑写回忆录。返回英国前，又在法国南方里维埃拉比弗布鲁克的别墅休息两周。1946年初，他向议会请假几个月，去美国旅行，在气候温暖的迈阿密和古巴哈瓦那等地流连。到这年6月，他向莫兰勋爵自夸已恢复健康和精力时举例说，他“外出吃饭，谈到夜里两点”，在回家路上，看到下议院灯光通明，他就进去：“听上半小时，接着作一次精力充沛的讲话”。几年中，尽管动过疝症手术，患过重感冒，1949年还曾患过中风，右腿右臂一度失去知觉，但都很快恢复和治愈，总的说来，健康状况良好，谈话生动活泼，滔滔不绝，吃饭、喝酒、吸烟和从前一样贪婪。
他雇用专家和助手，花了很多时间去写作六卷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 录》。尽管此书有过分炫耀自己、文过饰非倾向，给人的印象，似乎这次大战的历史，主要就是他的善良和明智战胜希特勒的凶恶和狡诈的历史。但是，此书写的事件，广泛地涉及世界五大洲，用的资料，既非常浩繁，又信实可靠，他选择和摘引官方文献，私人信件等虽有其倾向性，但绝不进行篡改。
这两方面，都是其他同类著作无与伦比的。它汇集和提供原始材料的史料价值，它以优美的文采叙述历史事件的艺术价值，高于它的历史研究价值，对普通读者很有吸引力。
丘吉尔这时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像帝王一样，既优裕又闲暇。他继续保持了绘画的爱好，还当选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年事已高，他恋恋不舍地搞了骑马和游泳的告别式，然后又以他爱好投机的个性迷上了赛马这种娱乐。
赛马的兴趣，既是承前代而来，他接过了父亲伦道夫赛马的衣帽，又直接受后辈影响，小女婿索姆斯（玛丽的丈夫）自己养马，怂恿岳父花1500英镑买了一匹名叫“殖民者第二”的灰色赛马，雇了一个专门的驯马师。“殖民者第二”在赛马中胜过13次，给丘吉尔赢了1.2万英镑。比赛时丘吉尔常常呆在赛马场上，他下的赌注十拿九稳会赢。马和马的主人都博得观众赞扬，丘吉尔十分得意。他在恰特韦尔附近买了500英亩土地，他和索姆斯合作经营种马和短角奶牛饲养场。丘吉尔喜欢饲养金鲤鱼、澳大利亚黑天鹅等珍稀动物，他最喜爱的宠物是一头名叫“鲁菲”的棕色卷毛狮子狗。鲁菲被汽车压死后，丘吉尔很伤心，朋友又送给他一只几乎一样的鲁菲第二。
自然，他的主要目标是东山再起，改变选民们在1945年对他的判决。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同杜鲁门商量，经过精心准备之后，由杜鲁门陪同，乘坐他的专列，来到他的家乡密苏里州小城富尔顿，借威斯敏斯特学院讲坛，发表了一篇关于世界政策的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演说吁请联合国成立维持和平部队，主张西方大国封锁制造原子弹的秘密，保存二战中的英美联合参谋部。演说的核心是煽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他向听众说：“在整个欧洲，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滨的的里亚斯特，降下了一块铁幕。在这条界线背后，有着中欧和东欧各个古国的全部首都……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警察政府掌权，迄今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这篇“著名”的演说，如一石击水，引起轩然大波，破坏了当时仍然存在的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友善气氛。它鼓吹实力政策，奠定了“冷战”的先声。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丘吉尔“实质上是站在战争贩子的立场上”。1948年10月，丘吉尔在兰达诺保守党年会上号召趁苏联尚未掌握原子武器的时机发动反苏战争。1947年3月，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将丘吉尔富尔顿演说的思想采纳为政府的政策。从此美英等国联合起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1949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
丘吉尔多次访问西欧国家，接受名誉学位、荣誉公民称号、奖章和礼品。
从1945年11月在布鲁塞尔的演说开始，他先后在苏黎世、海牙、卢森堡等地多次鼓吹法德和解，成立“欧罗巴合众国”、“欧洲联邦”，希望实现英国在战后西欧的主导作用。
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贯彻了丘吉尔的上述思想。但在对待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方面要比丘吉尔开明一些。当英国在亚非的殖民地印度、缅甸等独立时，丘吉尔先是极力阻挠，后是无可奈何地哀叹：“我满怀悲伤地注视大英帝国，连同它的全部光荣，连同它为人类所曾作过的全部贡献，卡嗒作响地崩坍了。”
保守党吸取了上次大选失败的教训，决心从整顿、壮大党组织和提出建设性竞选纲领两方面加强实力。丘吉尔任命原粮食大臣伍尔顿主管党务，伍尔顿在一年内就征集到成百万新党员，限制党员向选区党组织捐款数额，使捐款者不能掌握本选区提名议员候选人的权利，这就扩大了保守党的群众基础，增加了活力。丘吉尔又任命原教育大臣巴特勒为党的研究部主任，巴特勒制定了“工业宪章 ”等一系列文件，接受了英格兰银行和煤炭工业国有化的主张。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在恢复战后经济和实行社会保险方面虽有建树但没有实现竞选时许下的某些诺言，新的工党竞选纲领已不提重要工业部门进一步国有化的主张。丘吉尔了解人民希望和平，希望同苏联友好，在竞选前夕又提出同苏联重新进行最高级会谈的主张来争取人心，让选民们忘记他的“铁幕”演说留下的坏印象。
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2月23日的大选中，保守党得票上升，工党对保守党以315票对298票的微弱多数获胜。按照惯例，由此产生的一党政府地位不稳固，需要在年内再举行一次大选。可是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工党政府在两党同意下派了一个旅参战，大选便推迟了。
工党新政府上台不久，内部矛盾加深，左派大臣比万、威尔逊辞职，财政大臣因病辞职，外交大臣因病离职，首相艾德礼也因十二指肠溃疡住院。
1951年9月下旬，英王在决定动手术切除肺癌之前，敦促艾德礼再次举行大选，以保证政治局面的稳定。
这次竞选，保守党使用了两件很得人心的新武器，一是提出对军火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二是许诺每年建造 30万所房屋以解决房荒。这届竞选第一次使用电视媒介，艾登发表电视讲话时，绘制了一张图表，表现工党政府搞军备竞赛如何导致人民生活费用迅速上涨。
10月25日公布大选结果，微弱的多数转到了保守党方面，保守党以321票对工党的295票取胜，年近77岁的丘吉尔再度担任首相。
2. 政治舞台上平淡的末场演
新政府上台后很快就发现，由于秘密研制原子弹、氢弹，英国已陷入财政和经济危机。不得不决定延缓军备竞赛的步伐，将原定三年内花费的 47亿英镑军费开支延长为四年。甚至不得不削减首相和大臣的年薪，为此，丘吉尔卖掉“殖民者第二”的种马（原为赛马），将海德公园门28号租给古巴驻英大使。
1952年初，丘吉尔去华盛顿访问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以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支持美国来换取美国援助英国加强军事力量。他强调英美在主宰世界事务方面的伙伴关系：“俾斯麦曾经说过，19世纪重要的事是英美两国讲同一种语言，让我们也肯定，20世纪重要的事是英美走着同一条道路。”但是美国正当大选之年，杜鲁门与丘吉尔的个人关系也不如罗斯福与丘吉尔那样亲热，英国在美国领导人的眼中已降为与法国同等的地位，丘吉尔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1946年8月美国通过的拒绝向英国透露原子弹秘密的决议也没有取消。
1951年丘吉尔的耳聋已经加重了。1952年1月莫兰医生说年老的首相“已经没有以往那种活动精力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吃力的”。但是这次访美，据记者报道，除了讲话比战争期间访美时缓慢一些外，依然“反应敏捷、消息灵通、思想丰富、语言生动，而且诙谐机智不减当年”。这或许是像他对铁托说的那样，“正是权力使一个人保持年轻”。
1952年底，北大西洋公约部从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1953年初，英王乔治六世逝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继位。3月，苏联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担任新领导。4月女王授予丘吉尔嘉德勋章①，表彰他对大英帝国的贡献，这是英国的最高奖赏。
① 嘉德勋章即大乔治勋章 ，比普通勋章约大两倍，最早由安娜女王赠给马尔巴罗，收回皇室后又由威廉四世赠给指挥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的首相惠灵顿将军。
苏联比英国早三年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丘吉尔原定的对苏采取核威慑的设想破了产。中朝人民把美国及英国等国参加的“联合**”赶回了三八线以南，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在前线采访新闻也负了伤，西方侵略者不得不乖乖地坐到了板门店的停战谈判桌旁。善于见机行事的丘吉尔改变了战略，1953年5月12日在下院发表了要求结束“冷战”的演说，以后又多次提出“希望与苏联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他所谓的“和平共处”，意在“改革强硬的俄国制度”，“通过西方世界与苏联之间的文化、贸易接触，是能够实现这种改革的。”斯大林逝世后，丘吉尔想召开英、美、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以便直接侦察苏联新领导的思想和意向，对苏联的实力进行摸底，设法打通“和平共处”实即“和平演变”的新路。以往罗斯福处理外交问题往往把国务卿赫尔凉在一旁，如今艾森豪威尔则让国务卿杜勒斯说了算。杜勒斯是反对召开最高级会议的。经过丘吉尔的再三说服，艾森豪威尔终于同意西方三国1953年7月先在百慕大开一次预备性会议。
2月间，丘吉尔因中风患失语症，但很快就好了。4月一个寒冷而潮湿的日子，女王举行加冕典礼，丘吉尔穿起佩戴嘉德勋章和所有勋章的制服，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帽子，满脸快活有趣的神色，精神焕发地参加了仪式。6月23日晚宴请意大利总理后，他第三次出现中风，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左边身躯出现麻痹症状，嘴的左侧歪斜，口齿不清，症状缓解时仅能步履不稳地行走。此后几个月内，病情时重时轻，他边休息边治疗，画画、读小说，去当卡斯特陪同女王度周末，到法国尼斯旅行，还主持过几次内阁会议。
百慕大三国首脑会议拖到12月初举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两个罗盘各自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了几乎180度，前者从二战后期坚决反苏转为现在对苏“缓和”，后者从二战后期对苏友好转为现在对苏“保留使用原子弹的权利”， 他不相信苏联在领导人更迭后政策会出现新变化。1954年丘吉尔打电报给莫洛托夫，想去莫斯科同马林科夫单独举行会谈，后因马林科夫解职，苏联提出召开32国讨论欧洲安全计划会议的建议而搁浅。
丘吉尔第二次首相任内对内对外政绩平淡，很少建树。这自然是因为他只适合于担任战时首相，同时也与他过于老迈病衰有关。保守党领导集团早就委婉地请他及早告退，让位给艾登。他一再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1951年上台时他答应只干一年，超期后又说等到女王加冕就退休，第三次推到女王巡视英联邦国家回来。中风后他曾因担心无法继续担任领导而哭泣。看来这回艾登上台的时机到来了，然而艾登也恰好这时在希腊动手术，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恢复健康。第四次丘吉尔说，等他参加完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再交权。这次延续几个月的会议结束后，丘吉尔说他还想接着进行英苏首脑会谈，为国家作最后的贡献。结果是会谈没搞成，这第五次许诺也没兑现。
几年之后，丘吉尔仍坚定地驻扎在唐宁街10号。
1953年10月初，丘吉尔在保守党马加特年会上说：“如果我暂时还不离职，还在这把年纪负此重任，原因并非我留恋高位或大权，这两者我已足矣。我之所以继续留任，是因为我感觉到，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施加某种影响，尤其是对我所最关心的问题，即建立可靠和持久的和平。”不恋权势和官职的表白自然有一定程度的真诚，但更重要的是，他不退隐也由于他自视甚高，对继任者艾登很不放心，两人常因政策问题而争吵。
岁月不饶人，丘吉尔终于认识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1954年3月他对巴特勒说：“我感到自己像一架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
11月30日，丘吉尔80大寿。除家中照例举办庆贺聚会外，议会两院也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庆祝会。大小人物共同捐资25万英镑，送给他两块巨大的生日蛋糕和一幅他本人的画像；蛋糕直径长达3英尺，议会庆祝会用一块，家宴用另一块。
歌功颂德的庆贺已经领受，与苏联领袖的会谈没有希望，英国同美国、法国一道签订了重新武装西德的条约。丘吉尔号“飞机”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