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涉人生（2/2）
作者：丘吉尔传
时候，这两个半月的假期不去打猎、打马球，到大洋彼岸去游历和冒险，观战和作战，去创造新奇的充实的生活，实现一个军人的价值，那才更有意义呢。
要找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当然，这样可以免除孤单寂寞，有什么意外还可彼此照应。跟同学和战友巴恩斯中尉一说，他高兴得欢呼起来。
最好能一箭双雕，抓点创收，兼捞外快，赚点零花钱。这方面有什么锦囊妙计么？丘吉尔的写作虽然还不错，但毕竟从未投过稿，更没有发表过只言片字，哪家报刊会相信这个毛头小伙子、部队中的“老粗”呢？不过，事在人为，试试看，要敢闯嘛！他终于同伦敦的《每日纪事报》挂上了钩，以每篇5英镑的稿费发表他从古巴寄回的战地通讯。他没有新闻工作经验，报社为什么愿同他签合同呢？原来又是关系学和名人效应在起作用。这家报纸1891年曾聘请伦道夫为记者写南非报道。丘吉尔一位传记作者这样解释：“完全可以肯定，马尔巴罗公爵后代的响亮名字和他母亲的社会关系，使他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舰队街①其他同事更加优越。”
① 伦敦舰队街为英国新闻出版机构集中之地。
8. 冒险参战赴古巴
筹划周密，万事俱备，1895年10月，丘吉尔和巴恩斯乘坐客轮启程。
越过大西洋，11月到达纽约。美国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伯克·科克伦招待他们小住几日，观光游览。科克伦是丘吉尔外祖父的好友，詹妮在巴黎见过他，这次捎信请他对丘吉尔一行多加关照。科克伦担任过几届代表纽约州的国会议员，练就了一整套出色的演讲技巧。丘吉尔向他诚恳地求教，他给丘吉尔耐心讲述，详加指点。丘吉尔日后成为才华出众的演说家，考其师承，实出于此。
11月下旬的一天，他们在黎明的曙色中登上哈瓦那海岸。冒险的生涯眼看就要开始，丘吉尔心中产生一种略带夸张的壮烈想法：也许我会在这里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也许我会默默无闻地死去。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有人责备我好战。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一个在和平年代生活而又渴望迅速成长的年轻军官，如果不企盼打仗，那才是难以理解的呢。
古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土地肥沃，景色秀丽。丘吉尔完全沉醉在这个岛国迷人的风光中，赞不绝口地说：“美啊！美啊！怪不得西班牙人称她为西印度群岛的珍珠。”
他和巴恩斯被安置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被当作盟国的重要使节一般来接待。饱吃蜜甜的柑桔，吸够提神的雪茄，便尽快赶去圣克拉腊同坎波斯元帅见面。第二天，坎波斯元帅满足了他们亲临战场的要求，安排他们去前线同一支机动部队会合并随军行动。
又搭汽车又坐船，还徒步穿越原始森林，经过几天行程，来到机动部队驻地。次日天还没亮就整装出发，在微弱的晨曦中，西班牙军队像长蛇一般缓缓地蜿蜒前进，去搜索和“清剿”古巴游击队。
“敌人在哪里？”丘吉尔禁不住发问。
“不知道。也许我们还没有发现敌人，说不定就被隐藏在身边丛林中的敌人所射死。”他被这样告知。
这种战争形态闻所未闻，同丘吉尔的想象相差太远。“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么？”这个可怕的念头令他有些战栗，但随即他就给自己壮胆和打气：既然是为了寻求刺激，怀着冒险的心情前来，那么无论遭逢什么战争经历，得到什么军事体验，都可慰藉那贫瘠、荒芜的心灵，比碌碌无为、枉来世上走一遭要强。
天慢慢亮了，笼罩大森林的雾气渐渐散去，阳光在密密的枝叶间隐隐约约地闪烁着。上午九点，在一个开阔的空地停下来休息。很快准备好了早餐，有咖啡、燉肉和从未饮过的香甜的兰姆鸡尾酒。用过了早餐，将帆布绑在邻近树木的枝干上，大家奉命在吊床上午睡，从上午10点睡到下午2点，度过长年皆夏的热带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光。午睡后又行军4小时才宿营。
11月30日，丘吉尔的21岁生日，他经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这天清晨行军，忽然队伍后部枪声大作，古巴游击队发起了袭击。浓雾散去，敌人已不知去向。西班牙军人拿着长刀，边走边砍除藤蔓杂草，在大森林中开路前进。天快中午才吃早餐，指挥官命令士兵坐在马匹旁吃随身所带的干粮食品。丘吉尔从参谋那里领来半只烧鸡正坐下撕着吃。一阵急促的枪声又从林中响起，他身后的一匹马受惊跃起，被子弹击中鲜血淋漓，须臾便倒在血泊里。
“好险啊！”子弹的呼啸声停止以后，丘吉尔毕恭毕敬地向替死的马鞠了一躬：“谢谢你。”
另一天晚上，天气热得无法入睡，丘吉尔同两个参谋到附近的小河游泳。
他头枕石块，浑身泡在清凉的浅水中，不觉昏昏睡去。忽然，一颗子弹从他头上飞过，把他吓醒。他慌忙提着裤子，躲进密林中去。这一夜，枪声时响时停。起初提心吊胆，不敢睡觉。但是想到游击队出没无常，防不胜防，又见西班牙士兵照样呼呼入睡，他便也在睡睡醒醒、醒醒睡睡的状态中熬到天明。
他觉得游击队的作战方法收效不大，有些好笑，但对于他们艰苦奋斗和大无畏的精神，却很钦佩。
古巴之行是丘吉尔自我设计、个人奋斗、急功近利、加快人生上升进程的发轫初试之作。他对自己这一习作自我感觉良好，他终于成功地办完了一件似乎绝不可能的大事，而且收获颇多。
他走向了海外，接触了实战，对于生死和功名的关系有了种种复杂的真切的体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重要阅历，实属难能而可贵。
他和巴恩斯荣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红十字勋章 ，这一嘉奖表彰他们的勇敢精神。不过丘吉尔后来承认，为了并非十分重要的目的而进行这种几乎导致丢掉性命的冒险，未免有些年轻人常犯的轻率与鲁莽。
他写于1895年12月13日至1896年1月13日的五篇战地通讯都发表了，这既是生财之道，又是扬名之术。
勋章和通讯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名声，受到很多人赞赏。他成了各种宴会和舞会上的嘉宾，结识了各界不少名流。
他已经在考虑将来弃军从政的问题。他需要更多的勋章和更多的通讯为这一转变创造和积累条件。为了名扬四海，还得出国，还得当战地记者，充分运用这次成功的经验。
当时克里特岛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丘吉尔想驾轻车就熟路，他向 《每日纪事报》建议，让他担任该报特派记者去采访。但是该报不愿为 他支付特派记者的大笔旅差费。
当时英军与布尔人共和国的关系十分紧张，随时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他劝说母亲提请陆军总司令沃尔斯利批准他到南非去。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把自己雄心勃勃的抱负表露无遗：“在南非的几个月会使我赢得南非勋章 ，并且很有可能使我获得不列颠南非公司的明星勋章 。从这儿我将马不停蹄赶往埃及，一年或两年后我将再带回两枚勋章 ，从此我将弃武从文。”这一愿望也暂时不能实现，重要原因之一是第四轻骑兵团中一件诽谤性诉讼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政界也有议员插手，企图以此打击军方，丘吉尔被告知眼下不能离开部队，以免被人认为有回避调查之嫌。
不过，这些客观障碍，仅仅是使丘吉尔加速扬名，早日登上政治舞台的计划推迟了一些时间而已。
古巴之行，还给丘吉尔一生的嗜好和习惯留下两个鲜明的烙印。
他在古巴染上了抽雪茄的嗜好。直到老态龙钟，驼着背，拄着手杖，嘴里还叼着一支香烟。嗜吸雪茄烟，简直成了丘吉尔个人的“商标”。他的许多照片和画像，都是肥嘴大脸正咬着一支又粗又大的雪茄，炯炯有神的眼光，稍稍向斜上方瞪视着，或稍稍向斜下方凝视着。他的办公桌和床上，放着一个大盒子，装有许多蓝头或白头火柴，以便重新点燃因聚精会神思索和工作导致停止抽吸而熄灭了的雪茄。就是不想抽吸，他也常常习惯性地叼着一支雪茄，似乎只有维持这一姿态，他才能启动思维，进入高效率运转的工作境界。有关资料甚至说，丘吉尔抽烟往往把烟吐出来，很少吸入气管去。美国总统罗斯福1942年初首次在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后，白宫椭圆形办公桌上，也一直放置着丘吉尔嘴咬大雪茄的木雕像，直到罗斯福逝世后才被撤去。
他在古巴向西班牙人学到了每天在最热的时候午睡的习惯。而且推而广之，有所发展，即使寒冬腊月，也要午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海军大臣时起，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每天午睡。他有一种非常幸运的本领，头一挨枕头很快就能入睡，他从不放弃这一甜美的享受。他通常午睡一个小时以上，如果有紧急事务，至少也要睡20分钟。即使只睡20分钟，他也感到能够重新焕发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首相，以70岁左右垂垂老矣的年纪，肩负异常繁重的工作，有时需要彻夜工作，睡得很晚更是常事，正是午睡使他能够恢复疲劳，振奋精神。丘吉尔经常向他周围的同僚宣传午睡的好处。他说，现代人忽视午睡的重要性，实在是不懂科学、很不明智之举。
一个人从早到晚工作，即使可以做到，也会影响工作效率。如果有片刻的午睡，既可消除上午的倦意，又能为下午的工作带来生气，还可以夜以继日工作，一天能做一天半的事。他说他从不感到疲劳，就是得益于坚持午睡这一科学的作息习惯。
9. 班加罗尔：驻防苦读度闲暇
1896年春天，决定将第四轻骑兵团编入印度驻防部队。这次万里赴戎机将长达十几年之久，为了让军官们出国前有充分时间处理私事，他们得到长达半年的假期。
这是丘吉尔有生以来最闲逸和快活的时光。他和母亲住在一起，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他成天在伦敦上流社会中混，在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之中沾染了奢华的习气。他特别热衷于赛马和马球比赛，他那五匹优秀的马在马球比赛中成绩不俗。但日子一长，对无意义的逸乐生活便生厌倦。他渐渐发觉，在承袭祖先庇荫奢靡享乐的豪门贵族与辛劳一生却摆脱不了穷困的大众之间，存在一道明显的鸿沟。
这种无所作为、平庸懒散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全团1200人乘坐运输舰从南安普敦港出航，经过23天波涛汹涌的颠簸，9月的一天，眼前出现耸立云天的椰子树和巍峨壮丽的宫殿，到达了印度孟买港。
换了小船，驶近码头。风从岸上吹来，卷起大浪，把摇荡的小船又冲离码头。经过几次努力，当船再靠码头时，丘吉尔飞快地抓住岸壁的铁环，一脚踏上石阶。正在这时，又一个大浪冲来，小船猛烈地摇晃，在丘吉尔的手掌和身躯之间形成方向相反的拉力。他的右肩突然感到扭痛，上岸后才知道脱臼了！
以后，凡遇用力过猛，就会脱臼，对于他喜爱的游泳、赛马和打球，行动颇为不便。不过，顽强加固执，使他宁肯脱臼，也不放弃这些运动。而且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次的不幸，却在以后救了他一条命。在恩图曼冲锋中，因右肩脱臼只能拿手枪而不能拿军刀，要是拿军刀，可能早已阵亡沙场。他由此总结出一种对待逆境和困厄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不应对于不幸心存沮丧，相反应勇敢地面对现实。更何况这种不幸，如果你能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就好像命运坎坷的人，总比一帆风顺的人活得更有意义更能体验人生一样。”
从孟买登上长途火车，第四轻骑兵团官兵于10月间进驻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班加罗尔，维持驻地一带的治安。这里纬度很低，白天骄阳似火，由于海拔近千米之高，晚上却十分凉爽。营地周围盛开104种色彩绚丽的名贵玫瑰花，白天蝴蝶在花丛中回旋飞舞，晚上美丽的印度姑娘在月下翩翩起舞，环境富于浪漫情调。
丘吉尔等三个中尉合住在带花园和游廊、面积大约两英亩的平房里，雇佣大批廉价的印度仆役照料他们吃喝玩乐。丘吉尔住三间房，养几匹马，有一名男管家、两名男仆。他们三人还合用两个园丁、三个运水工、四个洗衣工和一个守夜人。由于天气炎热，每天只上午11点前有些训练和军务。闲来无事，不是采集蝴蝶标本，就是打马球。他们这个团还在海德拉巴举行的马球赛中夺取了集体冠军，丘吉尔在比赛中发起勇猛的进攻，将球攻进球门。
但是总的说来，正像他给母亲信中所说的，这段生活“贫乏单调、枯燥无味、百般无聊”。
当他即将跨进23岁的门槛时，突然感到美好而宝贵的青年时期不久即将逝去，而他的知识库藏却还空空如也。在社交场合，他从那些牛津或剑桥毕业的名门子弟口中听到不少哲人名言警句，有的他也学会了引用，却不解其中深刻含义。有时大家谈起英国历史大事或轶闻掌故，他只能洗耳恭听而插不上嘴。他也曾萌发进牛津、剑桥去接受系统教育的念头，可是古典语言一窍不通，像只拦路虎把他挡在大学校门之外。
思来想去，要实现追求功名的远大抱负，只有靠刻苦的自修，才能弥补知识的浅薄与不足。决心既下，马上实行。
时间，有的是，他把同事们下午睡觉、打牌、品尝带苏打水的冰冻威士忌的闲暇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对他所喜欢的打马球，也有所节制。从1896年11月到1897年5月这段时间，在热得让人心烦意乱、昏昏欲睡的下午，他每天阅读4小时到5小时，全神贯注于书中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的文句中。
书籍，他开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叔本华、赖基、马尔萨斯、达尔文、吉本、麦考莱等一批名家名作的书单，让母亲按月大包小包地给他寄来。他从诸如 《理想国》、《政治学》、《人口论》、《进化论》、《罗马帝国衰 亡史》、《英国史》这些经典著作中，获得了大量知识，接受了哲学和历史学的基本观点。
他还请母亲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便从中研究英国现代政治史。他仔细阅读，分类摘记。每次读到议会辩论重大问题的段落前，他就预先细想自己对此问题持何看法，阅读时再同与会者的各派观点进行比较。
他特别喜欢八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手不释卷地读了不止一遍。吉本那华丽铺张、崇尚辞藻的文风对丘吉尔影响很深，后来丘吉尔也写了多卷本的《世界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史学惶惶巨著。
他钦佩麦考莱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的本领，并因此原谅了他认为麦考莱对自己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有所贬低的过错。为了尊崇和夸耀自己祖先的光荣，修正麦考莱书中给人留下的歪曲的形象，丘吉尔后来撰写了四卷本的 《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
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哲学思辨和历史教训，使丘吉尔怀着苏格拉底当年一样的心情来探讨英国的前途。他认为决定未来的是人才，而要造就人才必须革新教育，废除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和制度，让青少年身心得到自由而平衡的发展。
他也关心宗教问题。他读了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认为书中对基督教的批判很具体。在哈罗和军校，早晚祈祷是每天必修课程，他觉得这种仪式太形式化了。他在现实生活中也目睹了不少牧师言行不一、令人气愤的伪善言行。不过，他还是从宗教教义中吸取了劝人为善、对人宽容的旨意，认为这样能使人在任何情况下获得和保持安详、宁静的心境，从而面对现实克服困难。至于那些宗教传说故事、圣经语录以及各种宗教仪式习俗，他一生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相信、不宣讲、不参加，只在必要时才敷衍一下，这在国民普遍信仰宗教的国度的大政治家中，是非常罕见的。
经过这半年多集中时间苦读自修，丘吉尔从书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形成了他的才学根基和知识网络。这对于弥补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缺陷，日后成长为出类拔萃的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10. 马拉坎德：激战浇开著述花
从1897年5月底开始，有3个月休假。丘吉尔回到英国，拜访了保守党总部。接着在保守党附属团体樱草会巴思市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第一次政治演讲。以前他总认为自己不能发准“S”这个音，可能引起听众哄笑。
然而喜出望外，“演讲结束后，掌声如雷，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毕竟也能做这样的事！……我开始对自己和世界非常满意。”《晨邮报》记者还对这次演讲作了详细报道。自信打开一扇扇成功的窗口，成功又把自信的气球灌得越来越大。
度假满期前夕，传来印度西北边境发生反殖民统治斗争的消息。对于天性总是渴求轰轰烈烈、大刀阔斧干一番事业的丘吉尔，这样的大好机遇岂能错过。宾登·布拉德将军指挥马拉坎德野战部队正在这个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丘吉尔曾在伯母第二任丈夫家里见过这位将军，连忙给将军发去电报，要求将他调去。将军回电，编制已满，欢迎他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去。丘吉尔立即启程，先回团部请准超期度假，再从班加罗尔日夜兼程赶去印度西北边境。
布拉德将军已帮他领到《加尔各答先驱报》随军记者证，母亲又为他联系好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战地通讯。虽说这次从军全是自费，但一稿两发也收获不菲。
印度西北高山深谷，白浪滔滔的溪河在海拔一两千米的悬崖峭壁下蜿蜒而急湍地奔流。这里世世代代是原始的帕坦部族的家乡，每个山民都是英勇的武士，每座房屋都是战斗堡垒，每个村庄、院落都修建了墙垛、枪孔、吊桥和烽火台，他们使用大刀、长矛、土炮和从英军夺来的洋枪战斗，曾在1863年把英国远征军杀得尸骨成堆。现在，在马拉坎德山口的马门河谷之战中，他们又对英军及其雇佣的锡克族军队进行围歼、袭击和骚扰，劫走大批马匹和军事物资。英军残酷地进行报复，丘吉尔曾在回忆早年生活时记述道：“烧毁他们的谷物，破坏他们的贮水池，炸毁他们的房屋，反抗的人则格杀勿论。”
9月16日黎明，丘吉尔随同一支“清剿”队向深谷前进。突然，隐藏在峭壁悬崖岩石间的帕坦人连跳带跑地冲杀过来，英军惊恐万状，不一会就有“五个人已经倒下了，两人已死，三人受伤。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 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地在地上打转；还有一个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样子非常可怕”。英军抬起死伤者慌忙逃窜，帕坦人穷追不舍。其中一人挥刀向丘吉尔砍来，丘吉尔拔出长剑与他对杀。又一个敌人拾起大石头向丘吉尔扔来。丘吉尔一边躲闪，一边掏出手枪将他击毙。这时丘吉尔发现自己已陷入敌人重围、要不是逃跑得快，与后面赶来的援军会合，他几乎要被活捉。
丘吉尔起初只是作为记者随军行动，由于英军军官死伤较多，难以补充，于是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参谋部的联络官，骑马飞驰于各支分遣队之间，后来又亲自参加战斗和指挥运送伤员的工作。从维护殖民统治的人看来，他表现得非常勇敢，指挥坚强有力，富于主动精神。因此，布拉德将军对他十分赏识和称赞，10月初派他到急需军官的旁遮普第391步兵团任职。但驻印英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调动，并命令他重返班加罗尔第四轻骑兵团。
丘吉尔的战地报道写得十分及时而且生动，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同时为了不引起军政头目的反感，他又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取舍材料的分寸，对于英军在一次溃退中的狼狈详情，以及毫无人道地使用开花的达姆弹和毫不迟疑地杀害俘虏，他都隐去不写，只在同家人亲朋交谈时，反复说到这些他所厌恶的真相。
这些报道发表时，用了“一个年轻军官”的署名，这是他妈妈与友人商量后决定的，她生怕报道中涉及敏感的战略和政治问题时，可能有人会抓辫子，使作者陷入困境。可是丘吉尔偏偏对这种隐姓埋名的做法感到遗憾，为了扩大影响，并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他以这些报道为基础，加上搜集到的其他材料，用两个月的时间，写成处女作《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边境之战插曲》，1898年3月在伦敦出版，隔年又出了修订的第二版。
这本书也给丘吉尔招来了麻烦。这位年轻的中尉居然在书中对驻印高级将领提出批评，对英国的国防制度说三道四。他还在 《三军联合杂志》约写 的一篇专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书中观点，认为在印度山民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实行“前进的边疆政策”困难重重，劳民伤财，今后军事远征应当谨慎行事，注意节省开支。后来他看到远征军受到重创的消息，几次申请上前线作战，都遭到军方领导冷冰冰的拒绝；即使只是利用圣诞节10天假期去前线看看的要求，也没有得到许可。
这本书问世后，丘吉尔养成了“写作习惯”。在班加罗尔期间，他用两个月时间写出了一部小说，名为《萨伏罗拉》。萨伏罗拉是虚构的地中海上劳拉尼亚国一位年轻的反对党领袖，他具有英勇、机智、博学、善辩等优良品格，在公众的支持下发动内战，推翻军事独裁政权。小说先在《麦克米伦杂志》连载，1900年2月出版，以后几次再版，直到丘吉尔80岁时还出了一版。
《萨伏罗拉》在艺术上显得有些抽象和粗糙，丘吉尔以后再也没有出版过小说。但它还是能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因为从书中某些形象身上，可以看到丘吉尔本人和他的父亲、保姆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的政治宣言，勾画出了他青年时代的内心世界。主人公萨伏罗拉办公室陈列的书籍中，放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丘吉尔最喜欢的吉本和麦考莱的著作。丘吉尔这样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
他不喜欢也不能忍受安逸、舒适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惟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往无前。”
虚荣心——丘吉尔一生特别是青年时期活动的内驱力，丘吉尔交给我们进入他内心之门的一把钥匙。他的盛开的虚荣心之花，长在维护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棵大树上。
11. 苏丹： 《尼罗河上的战争》
“我渴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刺激。”早在丘吉尔到达印度驻防仅三个月之时，他就给母亲写信，要她设法将自己调往埃及。他预料英国及其占领的埃及将对苏丹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迫不及待地寻找战争机遇。
现在，苏丹之战的机遇果真到来了。丘吉尔像赌徒不肯放弃每一次赌博机会那样，决定从亚洲跳往非洲参战。
早在1881年苏丹就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反英起义①，到1885年，几乎把全部外**队都赶出了国境，连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也被击毙。这个刽子手戈登作恶多端，1860年参加了进攻北京和抢劫、焚毁圆明园的罪恶活动，1863年又统领“常胜军”配合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活动。英勇的苏丹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也为我国**了仇，出了气。英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失败，要为戈登之死报仇，并于1896年再次入侵苏丹。这时，进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决定性战役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
① 起义领导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称是伊斯兰教传说中的“马赫迪”——救世主，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圣战”。
丘吉尔明白，有些人对他的举动议论纷纷：“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
他是怎么混进各种各样的远征队里去的？他为什么又给报社写文章 ，又当军官？为什么一个低级军官竟敢称赞或者批评长官？为什么他能常常离开团队去休假？他还年轻，应该遵守军纪，努力做好日常工作才对！”还有些人谴责他“追求奖章 ”、“自我吹嘘”。
丘吉尔不管这些，他我行我素，故伎重演。1898年夏天休假，他放下尚未完稿的《萨伏罗拉》，6月末赶回英国为参战周旋。他行事的惯例，是直接找最高领导，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规做出决定的下级军官身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流传一个传说：克雷孟梭（法国总理）、劳合·乔治 （英国首相）和丘吉尔三人去世后，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珍珠门外。克雷 孟梭首先到达，敲门要求进去。圣彼得走出来要求他说明自己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给他作出永恒的奖赏，他照办了。劳合·乔治也一样。丘吉尔最后到达，圣彼得开门后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丘吉尔回答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上帝来。”
这回，请出“上帝”也不灵了；不过，几经周折，顽强的参战愿望还是实现了。
英埃联军司令是赫伯特·基奇纳。先是母亲写信给她的社交密友之友，基奇纳副手伊夫林·伍德，要他向基奇纳求情，被婉言拒绝；后来丘吉尔直接写信给基奇纳，也被置之不理。
恰好这时，索尔兹伯里首相读了《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对书中涉及的政策问题感兴趣，约丘吉尔去谈话。丘吉尔认为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趁机提出参战要求，首相要秘书拍了个电报给基奇纳将军。没料到，“大主教”居然也不买“上帝”的账。
三次请缨，三遭冷遇。如果就此罢休，那丘吉尔也就不是丘吉尔了。正面进攻失败，他改用侧翼迂回。丘吉尔通“天”尽管有术，最高当局的旨意却无效，然而靠打通同基奇纳有利害关系的关节，却获得了成功。他托人请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帮忙。基奇纳将军要取得胜利，没有克罗默的密切合作不行。这一法宝祭灵了，然而条件很苛刻：“特准阁下以编外军官名义，参加苏丹之战，分配到第21枪骑兵团。请阁下立刻向开罗阿巴西营地的团本部报到。经费由自己负担，如果阁下战死的话，英国陆军也不负责任。”
收到通知的当晚，丘吉尔就同父亲曾经供稿的保守党《晨邮报》签订合同，每登一栏取得15英镑，远高于他过去的稿酬。次日早上，他就启程取道马赛奔赴开罗。第六天赶到阿巴西营地时，已经迟到了，有两个营已经开拔，另两个营也将在次晨出发。报到太迟，原定安排给丘吉尔担任的连长职务，已由别人取代了。
马赫迪已经牺牲，苏丹抗英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领导。这支伊斯兰托钵僧队伍人数众多，英勇善战，武器装备却停留在中世纪水平。他们由喀土穆北上，迎击由开罗长驱二千几百公里南下的英埃联军。
乘火车，搭轮船，过瀑布，再换船，改乘军用火车，日夜兼程两个星期，第21枪骑兵团于8月中旬到达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交会处的新营地，然后徒步行军开赴前线。8月的非洲内陆炎阳高照，热浪袭人，虽然穿着厚衣服，戴着防暑帽，皮肤仍像火烧着一般难受，挂在马鞍上水壶中的水，很快就喝掉和蒸发完。直到傍晚宿营，才能饱饮尼罗河河水解除难耐的干渴。充饥的食品也十分单调，只有少量的牛肉罐头、饼干和啤酒之类。在沙漠地带跋涉，每天要损失几匹马，不少战士中暑病倒。丘吉尔有次急忙追赶部队时，天黑迷了路，“被困在茫茫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他预料攻陷喀土穆之前有场恶战，死伤之灾难以预卜，便写信要求母亲“运用哲学上各种可以给人慰藉的观念来思考人生的全部意义”。由于医疗设施不足，他还说一旦他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恩图曼①战役打响了。9月1日上午，丘吉尔所在的营在行进中发现前方有个褐色的大斑点，随即判明那是苏丹军队。团长派丘吉尔掉转马头，赶回去向同步兵在一起前进的基奇纳司令报告。接近步兵大部队时，他让马稍微休息一下，自己爬上黑色高岩上瞭望，只见英埃联军的步兵以散开的纵队沿尼罗河畔开进，后面是炮兵和驮运武器弹药补给品的骆驼行列，河中有满载军用物资的20艘帆船和8艘白色大炮舰同陆地上部队并肩行进，旁边的沙漠中则有埃及骑兵和灰色的骆驼部队掩护着英国骑兵先头部队。
① 恩图曼现译乌姆杜尔曼，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北约20 公里处，位于青、白尼罗河会合处西岸。
丘吉尔用干脆利落的语言，向马背上的基奇纳将军报告了敌情，回答了询问。这位将军留着浓密的胡须，目光锐利，脸膛晒成紫红色，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奇纳任陆军大臣，丘吉尔任海军大臣，共同挑起英国内阁的军事重任。
9月2日，骑兵连长派丘吉尔带领侦察队去山峰上侦察敌情。黎明之前出发，晨光熹微时登上山顶，视野由200米扩大到400米再到800米，突然发现远方平原上有些闪烁的东西愈来愈明亮，那是苏丹军队的刀鞘。他写了纸条，命令下士回去报告。不久，下士带回参谋长签署的命令，要他们留在原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接着，英军向正朝山顶爬来的苏丹部队开炮，炮弹越过丘吉尔头顶在敌军阵地爆炸。直到穿黑衣、戴头巾、拿长矛的苏丹侦察兵已进入手枪射程以内，大部队随后就到，英军步兵很快就要开始射击，丘吉尔他们才赶紧回到自己阵地。
苏丹军队越过两军之间的山峰冲下来，丘吉尔在骑兵团参加了战斗。这是英**事史上骑兵对步兵发动的一次残忍的进攻，也是丘吉尔从军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斗。英军岸上、舰上70门大炮齐发，苏丹军队损失了六七千人。目睹长矛部队无法前进，苏丹手执新旧枪支的部队没有瞄准就向英军发动猛烈射击，英军死伤两百余名。丘吉尔所在的骑兵连乘胜追击途中，突然侧翼遭到袭击，连队立即向右转，由纵队改成横队迎战。丘吉尔右臂挥刀用力过猛，右肩脱臼疼痛难忍，只好插刀入鞘，拔出在伦敦买的新式自动手枪。刚打开保险，一个匐伏在近旁的蓝衣敌军就向他开枪。枪法虽不准，丘吉尔的马却滑倒在干涸的河床上。等他从地上爬起，再骑上马，已被十几个敌人包围。一人挥舞战刀冲杀过来，丘吉尔连忙拨动扳机。枪响刀落，敌人跌倒在他的马蹄前。又一名敌人拔刀相向，由于距离太近，丘吉尔只好用枪身敲击他的脑袋。这时又发现左边10米处，有一名穿着鲜艳服装和头戴钢盔的苏丹骑兵，丘吉尔毫不犹豫地向他开枪，被他闪过。接着又有几个敌人举着长矛向他杀来，丘吉尔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他想到孤身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实在太愚蠢，便紧贴马鞍，拍打战马，突围而去。
苏丹托钵僧部队在恩图曼战役中被击溃了。胜利者几次横扫战场，把苏丹伤兵全部打死。丘吉尔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感到愤慨，他给母亲的信中说：“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仅在一个月中，丘吉尔从寄给 《晨邮报》的战地通讯中，就获取了300多英镑的收入，而作为一个中尉，他当时的月薪不过12.5英镑。丘吉尔更深刻地体验到，新闻工作可以使他名利双收，而出名和赚钱则是他从事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阶梯和资本。他给母亲的信说：“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他越来越以为他的天职是当政治家。
一次战斗经历一本书。丘吉尔这次撰写新书，比起关于印度之战的那本书又前进了一步，它不限于将战地通讯加以汇编、整理和加工，他要把它写成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他从恩图曼战役的参加者搜集了大量素材，又在开罗请克罗默为他介绍有学识的英埃官员，组织他们座谈，回忆发掘史料。一回到班加罗尔，他就埋头著述。1899年10月，这部名为《尼罗河上的战争》的书出版了，它分为两卷，长达950页。年方24岁的作者的这部新书，资料丰富翔实，文字生动有趣，尤其令人赞赏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一个英国青年应有的正义感，有人认为它是丘吉尔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基奇纳将军侮辱马赫迪陵墓的暴行，认为这种野蛮、卑劣的行径也是对敬仰马赫迪的苏丹人的莫大侮辱。丘吉尔讽刺地描写道：
“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 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书中还直言不讳地指责基奇纳“对别人漠不关心”，“极度忽视……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
书中还揭露了殖民主义的伪善、可憎面目。他说很多英国人“对托钵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托钵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这些议论惹恼了英国官方和军界，丘吉尔也察觉到他从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应有的立场”走得太远了。为今后政治上的发展和前途着想，1902年该书再版时，他将该书改为一卷，篇幅缩减三分之一，删掉了上述议论和一些类似的言论。尽管如此，这本让丘吉尔第一次体验到用历史观点搞创作的愉快感的著作，仍然引人入胜，畅销不衰，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12. 南非：俘虏越狱成英雄
丘吉尔决心要摆脱军职了。除了志向已经发生变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的考虑。他觉得当骑兵中尉每天赚14先令①很不合算，而这14先令又得养活两匹马和购置昂贵的制服，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似乎不大公道。何况他已债台高筑，“要是再任几年军职，一定会使我更加困难，而无法开交”。而以新闻和著述为业，收入要丰厚得多。
① 先令是当时英国介于英镑与便士之间的货币单位。
不过，对马球的酷爱强迫他推迟退伍。这年11月末，他又回到印度班加罗尔，准备参加 1899年2月驻印全军的马球比赛。赛前4天，不慎跌倒，右肩又脱臼了。团队的伙伴纷纷劝他：“你就是绑住右臂，用左手持棒上阵，也能长我们的志气，灭对方的威风。”好胜心和团体荣誉感极强的丘吉尔，果然应命参赛。第四轻骑兵团是个强队，丘吉尔这个马球名手又带伤上阵，首先就在精神上使与之交锋的各队慑服。在决赛中，丘吉尔一人独进3球，本团马球队以共进4球的成绩夺得了团体冠军。接着，丘吉尔便满怀胜利的喜悦与光荣，辞去了担任过4年的军职。
辞去军职不等于告别军旅生涯，同年10月，他又以《晨邮报》特派记者的身分，以月薪250英镑，报销一切旅差开支的优惠条件，参加了南非的英布战争。
布尔人是荷兰移民的后裔。从17世纪开始，荷兰农民（“布尔”意为农民）开始移居现今南非共和国的领土，他们征服了土著的黑人，实行奴隶制度和种族压迫政策。后来大量英国移民也接踵而来，占领南非南部开普敦和东部纳塔尔地区，把布尔人赶往南非东北和中部。布尔人在这里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由于大量金矿和金刚石的发现，英荷两国移民的角逐日益激烈。1895年以英国南非专利公司董事长为首，在英国政府支持下，组织武装力量进攻德兰士瓦共和国，遭到惨败。但他们并不甘心，继续向北侵犯，英布冲突屡屡发生。布尔人比英国移民少，荷兰政府和德国便源源不断地给布尔人运来枪炮和弹药。1899年10月8日，布尔人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英军三天内撤离国境。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之心不死，决定派雷德弗斯·布勒将军统领大部队开赴前线作战。
丘吉尔兴高采烈，心急如焚。行前进见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出发时又赶上与新任总司令布勒将军及其参谋部人员同乘一艘专轮。当时没有电信设备，前方战况不明，丘吉尔特别担心战争会在他们抵达之前结束。
一天，前方驶来一艘货轮，当两船相遇时，军官们向货轮发出信号，让它报告南非近日军情。货轮挂出一块黑板，上面大书这样两句：“同布尔人三次激战，班·塞门将军阵亡。”丘吉尔一见，忧喜交集，忧的是想不到布尔人这么厉害，喜的是这回他又有好戏可唱了。
10月14日专轮到达开普敦，旋即换小轮船沿东海岸北上纳塔尔的德班。
这时，他遇上了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特金斯，两人很快交上了朋友。这 位同行后来这样追述对丘吉尔的印象：“他身材修长，一头淡红色的头发，脸色苍白，但相当活泼，经常跳上甲板，翘首眺望，就像诗人勃郎宁描写的拿破仑一样；有时他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之中，双手时而交叉，时而伸开，这不但不是神经质，倒好像有助于解开思维中的疙瘩。”在德班港登陆后，他乘火车向西北行，经彼得马里茨堡到达临近前线的埃斯特考特。在这里，丘吉尔意外地碰到了艾默里，即在哈罗公学就读时被他推到游泳池中的那个高年级同学，如今已是《泰晤士报》记者。当晚，三个记者在火车站旁的帐篷中睡了一夜。繁星满天，周围静悄悄，哪里料到战争的危险即将出现。
第二天清晨，丘吉尔在印度结识的战友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奉命指挥一辆六节装甲列车，载上两连士兵，配备一门从军舰上搬来的火炮，沿铁路行驶进行侦察。霍尔丹邀丘吉尔同往，丘吉尔既爱冒险，又急于为写报道搜集资料，真是喜出望外，满口应诺。
装甲列车前进了20多公里，发现在刚才来的方向约600米处出现了一支布尔人军队。敌人可能切断后路，危险！立刻决定按原路回去。驶近一座山丘时，装甲列车被炮弹击中，冒出白烟。突然，车上的人感到一阵强烈的震动，列车撞在敌人堆放在铁轨上的石头上，前面三节车厢翻倒和出轨了，有一节还堵塞在路轨上。车上的士兵有死有伤，敌人还在继续开火，霍尔丹立即带队下车，组织火力迎击敌人，设法把敌人的火力从列车周围引开。
丘吉尔不是军官，却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清除路障、使列车得以逃脱的指挥任务。司机早已跑出驾驶室，躲在翻倒的车厢后面，他的脸由于被子弹击中而流血，此时正在发牢骚：“我不是军人，若被枪炮打死是划不来的，我一分钟都无法留在这鬼地方！”丘吉尔想，只有他才能开动火车，如果他逃走了，大家都会遭殃，便鼓励他说：“一天当中，一个人不会受两次伤。如果为了完成任务而负伤，那一定会受到表扬，这种好机会，是没有第二次的。”
司机听了这话，就揩掉脸上的血，走进火车头内。
下一步，丘吉尔带领一些士兵摘掉脱轨车厢与车头和其他车厢之间的挂钩。然后又要司机开动机车一退一进，反复来回冲撞，把倒在路轨上的车厢缓缓冲开。这些艰难的工作，在敌人时断时续的炮火下，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才完成。
丘吉尔指挥人把伤员抬上机车和煤水车，让司机在炮火下启动列车开回去。当列车行驶300多米，过桥以后，已无炮火威胁，他便命令司机停车等候。他跳下车去往来路走，打算接应后面边战斗边徒步撤退的霍尔丹等大队人马。走了不远，就被两个布尔人士兵跟踪追击，子弹从他身旁飞过，他想跑到200米外河谷岩石下去避难。这时，又有一个布尔骑兵从前方追来，举着枪对着他的脑袋大声喊话要他投降。他一摸腰间，糟糕，手枪在清除路障抢救机车时放在一旁忘记再拿了！他想起拿破仑的话：“当没有武器，又是一个人之时，投降是可以原谅的。”就这样，他当了俘虏。骑兵押着他走过一段草地，来到一支布尔人骑兵部队中，丘吉尔发现霍尔丹等人全部被俘了。
三年之后英布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一次午宴会上，一位穿着白衬衫和燕尾服的路易·博塔将军，被介绍给丘吉尔。此人久久凝视着丘吉尔，突然说：“难道你不认识我么？当年俘虏你的那个人，就是我。”丘吉尔怎么也想不起，眼前这个人会是当年衣衫褴褛、农民打扮的那个人。1906年，博塔当选为南非自治领第一任总理后，前来伦敦出席大英帝国的会议，丘吉尔以殖民事务副大臣身分欢迎他。从此，抓俘虏者和被俘虏者便成为终生好朋友。
回头再说15日被俘的英军被解往德兰士瓦共和国首都比勒陀里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由40名哨兵日夜监守。丘吉尔曾以自己是记者不是军人为由要求释放，可是逃回的那些人早已替他在英国人控制的南非报纸上大肆宣扬，热烈称赞他英勇无畏指挥战斗，使遭到伏击的列车和全体伤员得以突围归来的事迹，他再怎么为自己辩护也难得到宽恕。布尔人军官还得意地嗤嗤笑着说：“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抓到英国贵族的公子哥儿呀！”
关了几个星期之后，霍尔丹、丘吉尔等三人策划越狱逃跑。12月12日晚上，他们躲进靠墙的厕所中。趁巡逻的哨兵走到墙边转过身，脸朝向另一头走去时，机灵的丘吉尔飞速地跳上厕所侧边的洗脸台，一纵身，双手攀住围墙顶，把身体拉上去，翻过墙跳了下去。他躲进隔壁庭院的树丛中，等待继续逃出的难友。等了一阵，还不见有人跟着翻墙而下，他心想，或许是哨兵听到什么响动，起了疑心，监视得更紧，霍尔丹二人无法脱身，便果断地决定走出那家大门，从漆黑的街道走向郊外，一个人独自逃走了。
俘虏营的伙伴在他的床上的被窝中巧妙地塞进一些衣物，布置得像有个人在睡着一样，直到第二天一早，哨兵才发现丘吉尔逃走了。当局得知，马上组织力量搜捕，并且张贴布告悬赏缉拿，告示这样写明他的外貌特征并公布赏格：
该犯25岁，高约5英尺8英寸，走路时有些驼背，面色苍白，头发红褐色，蓄有不显眼的小胡子，说话带有鼻音，发不好字母S这个音，不会说荷兰语，出逃前穿一套棕褐色服装。凡有能将该犯缉拿归案者，不论死活，一概赏给25英镑。
几年以后，幽默的丘吉尔将悬赏缉拿他的告示配上镜框，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有人来访，他爱讲述自己这段遭遇，对悬赏者有眼不识泰山，开价太低表示不满，指着镜框说：
“这就是我的全部价格？难道我只值25英镑吗？”
越狱成功的丘吉尔走在旷野里，心头洋溢着兴奋和喜悦，大步快行一阵就全身发热，迅速烤干了刚才因紧张过度而出的虚汗。估计暂时不会有危险之后，他放慢了脚步沉思起来：明天必定会派人追捕逃犯，在各主要路口和火车上设卡盘查行人和旅客，而自己口袋里只有75英镑和四颗巧克力，指南针、地图和牛肉干都放在没逃出来的人身上。最糟糕的是，他既不会荷兰语，又不会当地土著的卡菲尔语，路在何方？怎样抵达安全区？他不免感到一阵迷茫。
凭着猎户星座闪烁的明亮光芒定方向，他不久就走近一条铁路。只要沿着铁路往东走，500公里之外便是葡属莫桑比克境内，到了那里就可以把担惊受吓扔到印度洋中去。可是体力和财力都不足以支撑他走完这漫长的路程，何况在走完之前重新被抓住的危险始终伴随着他。“爬车！”一个声音在他脑海内鸣响着。他马上将它捕捉住，紧接着就在口中轻轻地重复着：“对！爬车，爬车！”好像生怕这个念头会像他逃出俘虏营一样跑掉似的。
走了两个小时，终于看到了车站的信号灯光。他躲在离月台约200米的铁道旁的沟中。等到下一趟货车进站停了下来，他一跃而上，才看清了这是运煤车。他把身躯藏在一堆装过煤的空袋子下面。由于担心白天卸煤时会被人发现，于是他在黎明前又从货车上跳了下来，准备采取昼伏夜行策略，到晚上又爬到另一列货车上去。
他在溪中喝够了水，又吃了巧克力，便走进附近山丘的树林中休息。半上午以后，林中热得难以忍耐，一只大秃鹫又老在他的头顶盘旋，像要啄食他似的。好不容易挨到夜晚，拖着又饿又乏的身躯走向车站，等了三个小时，火车还没有来。站上只有两节货车车厢，丘吉尔正打算去看车厢上有无开往何方的标志，忽然看见几个人边说话边朝他的方向走来，他只得很快地离开车站，藏身到一个灌木丛中去。
在黑暗中，他看到远处有两三盏灯火，他猜这或许是卡菲尔人的部落。
他曾听说卡菲尔人很讨厌布尔人，而对英国人却有好感。他想既然再次爬车不知要何时才能如愿，而饿得咕咕叫的肚皮和疲倦不堪的全身又不允许他老等下去，那就不如往灯光走去，去碰碰运气。言语不通，有英镑说话，先吃饱肚子再说。
凌晨3点，走到灯火处，发现这是一个煤矿。他曾听说这一带矿区有英国技术人员，于是他一手拿着75英镑，一手敲开了一座石屋子的门。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开门将他领进屋内。丘吉尔实话实说，请求帮助他前往国境，他愿意付钱。那个男人自述名叫约翰·霍华德，是煤矿公司经理，虽入了德兰士瓦国籍，从前却是英国人。他表示愿意关照丘吉尔，只是通缉他的风声很紧，矿内又有荷兰人和布尔人，只好将他藏在井下，安排他吃好喝好睡好，送给他一支左轮手枪，等待机会再图逃亡。
他乘升降机来到60多米深的井下，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这里老鼠猖獗，连照明的蜡烛也啃吃了。疲劳恢复之后，他开始读史蒂文森的小说《拐骗》。
书中描述大卫柏尔和阿伦布瑞克在幽谷中逃亡的惊险故事，同他现在的经历实在太相像了。每当想到随时可能受到路卡军警的盘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他就免不了感到周身紧张。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被悬赏缉拿的威胁？前途安危未卜的井下漫漫长夜哪一天才是尽头？
16日霍华德告诉他，附近有个亲英的荷兰人要送几车皮羊毛出境，可以让他藏在一袋袋羊毛中间，上面盖着防水布，转移到英国友邦葡萄牙的占领地去。19日凌晨二时，丘吉尔装扮成搬运工人，带上烧鸡、面包、甜瓜和凉茶，来到铁路支线上的一个小车站，登上满载羊毛的车厢。隆隆的列车穿山越谷，走走停停，向东驰去。当他确知已越过边境，到达葡属车站时，一俟火车开动，他就拉开防水布，把头伸出车外，大声欢呼和歌唱，举起手枪向天空鸣枪三声，热烈庆祝脱险已经大功告成。
傍晚，货车驶抵葡属海港洛伦索·马贵斯① 。那个荷兰商人把他带到红白 蓝三色米字旗飘扬的英国领事馆。他提出面见领事，一位下属官员要他明天9点再来，他听了大发雷霆，高声嚷道：“你告诉他我是丘吉尔！”
① 洛伦索·马贵斯即现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领事馆一下子沸腾了。领事闻声先向窗外探望，接着又下楼亲自迎接。
洗澡、换衣服、吃饭、拍电报，领事馆为丘吉尔忙得不亦乐乎。
丘吉尔贪婪地阅读近日报纸，知道他出逃以来英军连连失利，是开战以来“黑暗的一周”。他心急如焚，想尽快重返军中，领事也希望他早点离开这个荷兰籍居民为数不少的城市。恰好当晚10点有每周一次的班轮南下，丘吉尔顾不上休息，旋即赶去搭船。
丘吉尔脱逃成功的消息，像雷声和闪电一样飞速传开，在“黑暗的一周”战败背景上，他一下子成了耀眼的明星。12月23日，他在德班港上岸，像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
丘吉尔紧紧抓住和极力利用他在南非的历险奇遇，把它变成巨大的政治资本。到德班后，他立即向《晨邮报》写了一篇详细报道，绘声绘色和不无夸张地介绍他逃出战俘营以来的经历。伦敦其他一些报纸，也把此事和他冒着枪林弹雨，排除装甲车故障，抢救伤员事迹，当作轰动一时的新闻大炒特炒，而且过分夸大他的英勇机智，甚至不惜杜撰一些情节和细节。再加上以讹传讹，越传越奇，于是这些报道便被人们当作惊险小说来阅读，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一个最红的当代传奇式英雄的名字，传遍了英国，随着电波扩散到全世界。
丘吉尔因祸得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年轻人寻求冒险，新闻界需要广告，这两种东西我都得到了。”假如他当时坐进装甲列车的机车，护送伤员回去呢？日后的荣耀肯定不如现在，而且也许会在英军吃败仗时丧生于战场。丘吉尔一边这样设想，一边为自己的命运庆幸。
丘吉尔的战地通讯如实地报道了布尔人的英勇善战：“每一个布尔人，由于他们骑马并占据合适的地形，因而顶得上三至五个正规士兵。惟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派出在素质和经验上与之不相上下的步兵……需要25万人的部队……难道英国的绅士们都在猎狐作乐吗？为什么不派出一支英国轻骑兵呢？”
丘吉尔的批评和建议引起一些人恼怒和指责，但却很快产生了正面的效果。通过在开普敦地区招募，南非轻骑兵团终于组建起来，英军陆续集结到25万人，相当于布尔人军队的5倍。布勒将军降为纳塔尔地区的指挥官，伦敦另派罗伯茨为最高指挥官。
丘吉尔再次从军，在轻骑兵团中担任不领薪水的连队副官，在不妨碍完成记者任务前提下度过了两个月只有小规模战斗的生活，包括雷迪史密斯解围之役。这段时间“在旷野上过得十分舒服，夜晚相当凉爽，白天阳光明媚，肉、鸡和啤酒供应充实，行军、打仗、写作交替进行”。随后，他又请调到罗伯茨的司令部，常去采访伊恩·汉密尔顿率领的先头部队的军事行动，这位将军是他在从印度归国休假途中航行于印度洋上结识的。有一次他随一支侦察小分队执行任务，差一点被人捉住。他还穿着便服潜入布尔人军队撤离前的约翰内斯堡，骑自行车穿过全城进行侦察。1900年6月5日，英军攻陷比勒陀利亚。丘吉尔随着首批队伍进入该市，立即赶到收容俘虏的那所学校，望着英国国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回忆在这里度过的屈辱生活，想到自己大难不死，后福已来，心潮澎湃，脸上露出了得意洋洋的微笑。
当年，他把战地通讯汇集成两本书，出版了《从伦敦到雷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前者记述装甲列车遭受伏击突围而回以及他本 人被囚越狱的经过，四个月内销出15000册，一家报纸称他是“当今无与伦比的战地记者”。
13. “妈妈，祝你再婚幸福！”
英布战争这个上演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戏剧的大舞台，让丘吉尔意外地扮演了出尽风头的英雄角色。南非这块殖民主义者激烈争夺而洒满鲜血的土地，竟成为丘吉尔家族邂逅相逢、海外团聚的家园。母亲、弟弟、堂兄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同丘吉尔一起，以相同的政治态度参加一致的军事行动。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类似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或许是丘吉尔那篇文章 ，慨叹英军对布尔军是寡不敌众，讽刺英国绅士只知猎狐作乐，起了强刺激的作用，19岁的弟弟约翰和堂兄马尔巴罗第九代公爵也都赶来参加英布战争。
还在祖父担任爱尔兰总督时，丘吉尔同大他3岁的堂兄在都柏林的山林小屋中一道玩耍，以后就难得见面。这回他们一道作战，并肩乘坐丘吉尔的四驾马车向比勒陀利亚胜利进军。
在丘吉尔的要求下，弟弟也调到南非轻骑兵团里。兄弟俩在一起只生活了短短几星期。丘吉尔是福将，历经多次战斗，常有惊险而从无创伤，可是弟弟却在第一次参加战斗中就腿部负伤。丘吉尔把弟弟送到德班医治，正好“人类号”医疗船刚到这里，约翰成为船上得到治疗的首批伤员之一，而给 他治伤的竟是他的母亲。他们全家奇迹般地在船上团圆了，丘吉尔便请假陪伴母亲和弟弟。原来，詹妮见两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便联合上流社会一些女界名流，发动与英国人有姻亲关系的美国人捐钱，向美国一位大富翁租了一条船，配备医护人员和全套设备，把它改装成医疗船，经过狂风怒涛的航程，到南非来医治伤兵。
攻克比勒陀利亚以后，布尔军队大势已去，只能打防守战和发动零星的游击性的偷袭。丘吉尔见战争基本结束，就回到了英国，时年26岁。
就在丘吉尔到达伦敦几天后，他惊异地发现，46岁的母亲要嫁人了，而且是嫁给比母亲小20岁的乔治·康沃利斯—韦斯特，继父与他同年，只比他大两星期。
伦道夫去世时，詹妮才41岁。经过短暂的孤独苦闷之后，她又恢复了以往的活跃、浪漫和潇洒。她一直铭记着父亲杰罗姆临终前对她说的那番话：
要热爱生活，执著地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不仅弹钢琴、听音乐，还办过呼吁英美结成联邦的《盎格鲁—撒克逊评论》月刊，写过剧本，当过导演。有一段时间，她义务地去医院做护士工作，人们戏称她为“奥林匹克护士长”，这次从筹划租船至随船前往南非进行军医工作，更是女流中罕见的壮举。她人到中年，仍然妩媚动人，频繁地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周围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崇拜者和爱慕者。
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苏格兰警卫部队的年轻中尉韦斯特激情似火，追得特别紧，给詹妮写了上百封情书。他身材高大，面目清秀，家境宽裕，还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北威尔士鲁辛古堡的继承人。他喜爱竞技，对运动的兴趣胜过别的一切。
韦斯特最近的一封来信，信封上画着一颗心，信中写道：“……昨天，我想你一整天。在思念中，我建造起一座空中楼阁，后来，我们便一起住进那座楼阁里……”这如火如荼的言辞，像丘比特的神箭一样射来，令她无法阻挡，只好接纳。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过大，但是能得到如此年轻的男子的爱，不是无比美妙，可遇而不可求么？不久，韦斯特从苏格兰警卫部队调到伦敦警卫部队，两人接触更加亲密，爱情瓜熟蒂落，便向双方家庭通报了结婚决定。
韦斯特的家族竭力反对这桩婚事，态度僵硬到不派任何一个人参加婚礼。
丘吉尔听到此事，大出意外，起初感到难以接受。
军校毕业以来，他像长跑和登山运动员一样，一程紧接一程，紧张、忙碌、快速地奔自己的前途，力争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更高更快的实现，还从来没有认真地系统地思考过亲人处境和自己与家庭关系。
此刻他心潮激荡，回忆起父母的桩桩往事。
他在内心中对自己说真话，父母都有些自私，很少给他以应有的慈爱，基本上不过问他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成长。父亲一门心思扑在那失败的政治活动上。母亲只顾她的社交应酬和寻欢作乐，她与奥地利驻伦敦使馆名誉参赞金斯凯的风流韵事，丘吉尔必定也有所闻，自然，这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司空见惯，算不了多大丑闻。父母的生活享受都过分阔绰，没有给他的发展留下足以支撑的钱财；当然，这一点他并不怨怪父母，他自己也从来不懂得节俭，抵挡不住奢华的引诱，宁肯举债和辛苦多赚也要多花费。
另一方面，他敬佩父母的某些优良品性。例如，父亲雄心勃勃，处事常持主动出击的态度，母亲生性活跃，广泛结交，朋友众多。这些虽无言教，然而身教的潜移默化已化为他的血肉。早年母亲对他是不关心的，而他走向社会的这几年，古巴—印度—苏丹—南非，每一站都是母亲利用她的身分、地位、关系网和公关术，为他打开了或润滑了最初的通道，使他顺利地走着捷径。偶尔，母亲的活动也不很见效，但至少她是费了心血尽过力。对此，丘吉尔心中充满着感激。
支配丘吉尔一生的荣誉感和虚荣心，本能地指令着他特别看重、注意维护和宣扬马尔巴罗家族的名声。大概是继承了封建贵族的传统吧，他对父母向来采取隐恶扬善的做法，对他们的不足、不当、过错、劣性，包括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和举措在内，都保持缄默，为亲者讳。尽管父子间感情冷淡，他还从1902年开始撰写，1906年1月出版了两卷《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
以后，他又授意儿子伦道夫·丘吉尔（与其祖父同名）给自己写传。
作为一个孝子，丘吉尔思来想去，觉得应当设身处地为母亲着想，成全她的心愿。因为有一种感情是儿女无法给予母亲的，有一份爱是无法被替代的，做儿女的不该畏惧流言，顺从世俗，而置母亲的幸福于不顾。
他对母亲说：“妈妈，你应该享有新的幸福。儿子给你的爱再深挚也难以弥补你感情上的空白。妈妈，结婚吧！”
说完从情感出发的关心和体贴的话，过了一会，他又补上一句从理智出发仔细权衡和预想未来的话：“妈妈，现在你和他的年龄差距可能是无所谓的，46岁的妈妈还像26岁时一样漂亮，等到再过15年呢？那时可能会发生危机。妈妈，我不愿你遇到任何不幸！”
可是他母亲主意已定：“我想晚年毕竟是晚年，我不愿为晚年而牺牲我可能享受幸福的中年！”
兄弟二人在骑士桥大街的圣保罗大教堂为母亲和韦斯特安排了庄重、欢乐的婚礼。马尔巴罗公爵把新娘带给新郎。丘吉尔向妈妈献上两束鲜花：“妈妈，祝你再婚幸福！”弟弟也向继父献上鲜花。
婚后不久，韦斯特父亲取消了韦斯特的继承权，不给他以财力支持，韦斯特只得辞去军中职务，伦道夫的一个朋友给他在企业中找了一份工作。惯于玩乐的韦斯特，不懂经营之道，很快就亏损惨重。入不敷出，韦斯特和詹妮开始为了用钱之事发生口角，爱情的烈火逐渐地越燃越弱，光辉由摇曳而趋于暗淡。
早已对韦斯特暗中有意的一位女士乘虚而入，将他拖入她编织的情网。
他和詹妮的婚姻走到了终点。1913年詹妮59岁时，她主动提出，经法院审理，两人正式分道扬镳。
詹妮对自己人生道路上作出过的选择从不后悔，对他人曾给予自己的感情也不会忘记，更不会以怨报德。第二年，她在给韦斯特的信中写道：“……
为了以往我们共有的那些美好时光，日后，您如果遇到难处想找我，我不会不予理睬的。现在把订婚和结婚戒指归还您。再见了，永久的再见。”
詹妮离婚后，回到了儿子家中。丘吉尔和弟弟簇拥着母亲，低头吻着她的额角和双鬓，以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妈妈！妈妈！回来了！全家欢迎你！”
为了让母亲重新回到上层社交圈子，排解她的寂寞忧伤，当时已是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竭力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来维护母亲的尊严，还特意邀请首相夫人和母亲一起，在气候宜人的春夏之交，到风光旖旎的地中海沿岸各国，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周的旅行。首相夫人一个劲儿地夸丘吉尔的母亲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儿子。
后来，詹妮的外甥与罗马一位公爵的千金成亲，她前往庆贺，顺便散散心。在灯火辉煌的婚礼舞会上，有个身材高大、胡须蓬松、容貌不凡的壮年，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走到她身边，微笑颔首，彬彬有礼地邀她共舞。此时詹妮年近花甲，白色的星星点点已开始为她的头发装点出色彩斑驳的图案，她站起来向壮年笑了笑，说：“我想，你最好还是去找那些年轻的女士跳舞吧。”他坚持邀请，并自我介绍说：“夫人，我是您外甥的同事，在尼日利亚殖民服务团一起工作，名叫蒙塔古·波尔希。”于是两人步入舞池，像一对老舞伴般配合极好地翩翩起舞。
隔天，公爵夫人宴请波尔希，詹妮受邀作陪客。两人犹如相识多年的朋友，欢声笑语的交谈从无停歇，令同席的人十分惊异。在波尔希看来，詹妮除了岁月的风霜也很难消损的美丽，还具有他所钦佩的锐气、决心和力量。
从此以后，他们就情书往还，创造机会多见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尔希又一次从尼日利亚回到伦敦后，以无比热切的诗一般的语言向詹妮求婚：
“你年轻时，我还没有出生。你中年时，我们未曾相逢。相见恨迟，我有幸向你奉送挽歌，我渴望得到这迟暮的幸福！”
詹妮的心脏加快了跳动，要说的话语因喉咙的哽咽和唇颚的抖动尚未说出口，又听到波尔希排炮般的轰击声：
“我仿佛就是伦道夫！我仿佛就是金斯凯！我仿佛就是韦斯特！我将为你写下最后的往事！”
詹妮连忙找儿子诉说，寻求理解和支持：“我不是一个坚强的妈妈，我再也受不住重大的刺激，也苦熬不了孤独。在我的一生里，除去爱情，我没有另外的幸福追求。”
要接受一个比母亲小23岁，比自己还小三岁的人为继父，而且此时母亲已垂垂老矣，这要是通常的人，准会暴跳如雷。但是军需大臣丘吉尔，此时却十分冷静，耐心地听完母亲的倾吐。想起父亲的早逝，想起母亲再婚未能白头偕老，尤其是回忆起自己独立人生的最初几站路，仰仗母亲帮助铺路搭桥之功，自己才迈出了既迅速又坚实，虽冒险而终稳当的步子，多年来想把这份感激之情变为照顾、侍奉、孝敬母亲的实际行动，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时间尤其缺乏，而个性也不甚相宜，于是他对母亲的第三次婚姻，不仅赞同，而且赞扬：“妈妈，你值得波尔希奉献！好胜的妈妈，你用波尔希答复了韦斯特，妙极了！”
他等不及母亲来安排他和波尔希的会面，提前去约会波尔希，并在家中设宴招待他。他在餐桌上对波尔希说：“我知道，你是不会因为娶她而后悔的。”波尔希说：“绝不后悔。”于是丘吉尔举杯祝酒：“第一杯酒为我母亲和您一起生活幸福——干杯！”
开明、通达的丘吉尔，又一次在婚礼上为母亲证婚。
遗憾的是，波尔希回到伦敦谋生后，因长期居住国外而诸事生疏，举步维艰，社交圈内又有不少人对他的婚姻奚落讽刺，使他难以承受。1921年初，他背着詹妮，远走尼日利亚，这个家庭从此不再存在了。詹妮还给他去信，祝上帝保佑他，表示愿意继续为他效劳。
这年6月，詹妮在惆怅中辞世。弥留之际，望着赶来的波尔希和围在身边的儿孙，只自豪地说了一句话：“我为英国留下一个丘吉尔，这是我一生的价值。”
要找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当然，这样可以免除孤单寂寞，有什么意外还可彼此照应。跟同学和战友巴恩斯中尉一说，他高兴得欢呼起来。
最好能一箭双雕，抓点创收，兼捞外快，赚点零花钱。这方面有什么锦囊妙计么？丘吉尔的写作虽然还不错，但毕竟从未投过稿，更没有发表过只言片字，哪家报刊会相信这个毛头小伙子、部队中的“老粗”呢？不过，事在人为，试试看，要敢闯嘛！他终于同伦敦的《每日纪事报》挂上了钩，以每篇5英镑的稿费发表他从古巴寄回的战地通讯。他没有新闻工作经验，报社为什么愿同他签合同呢？原来又是关系学和名人效应在起作用。这家报纸1891年曾聘请伦道夫为记者写南非报道。丘吉尔一位传记作者这样解释：“完全可以肯定，马尔巴罗公爵后代的响亮名字和他母亲的社会关系，使他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舰队街①其他同事更加优越。”
① 伦敦舰队街为英国新闻出版机构集中之地。
8. 冒险参战赴古巴
筹划周密，万事俱备，1895年10月，丘吉尔和巴恩斯乘坐客轮启程。
越过大西洋，11月到达纽约。美国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伯克·科克伦招待他们小住几日，观光游览。科克伦是丘吉尔外祖父的好友，詹妮在巴黎见过他，这次捎信请他对丘吉尔一行多加关照。科克伦担任过几届代表纽约州的国会议员，练就了一整套出色的演讲技巧。丘吉尔向他诚恳地求教，他给丘吉尔耐心讲述，详加指点。丘吉尔日后成为才华出众的演说家，考其师承，实出于此。
11月下旬的一天，他们在黎明的曙色中登上哈瓦那海岸。冒险的生涯眼看就要开始，丘吉尔心中产生一种略带夸张的壮烈想法：也许我会在这里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也许我会默默无闻地死去。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有人责备我好战。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一个在和平年代生活而又渴望迅速成长的年轻军官，如果不企盼打仗，那才是难以理解的呢。
古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土地肥沃，景色秀丽。丘吉尔完全沉醉在这个岛国迷人的风光中，赞不绝口地说：“美啊！美啊！怪不得西班牙人称她为西印度群岛的珍珠。”
他和巴恩斯被安置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被当作盟国的重要使节一般来接待。饱吃蜜甜的柑桔，吸够提神的雪茄，便尽快赶去圣克拉腊同坎波斯元帅见面。第二天，坎波斯元帅满足了他们亲临战场的要求，安排他们去前线同一支机动部队会合并随军行动。
又搭汽车又坐船，还徒步穿越原始森林，经过几天行程，来到机动部队驻地。次日天还没亮就整装出发，在微弱的晨曦中，西班牙军队像长蛇一般缓缓地蜿蜒前进，去搜索和“清剿”古巴游击队。
“敌人在哪里？”丘吉尔禁不住发问。
“不知道。也许我们还没有发现敌人，说不定就被隐藏在身边丛林中的敌人所射死。”他被这样告知。
这种战争形态闻所未闻，同丘吉尔的想象相差太远。“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么？”这个可怕的念头令他有些战栗，但随即他就给自己壮胆和打气：既然是为了寻求刺激，怀着冒险的心情前来，那么无论遭逢什么战争经历，得到什么军事体验，都可慰藉那贫瘠、荒芜的心灵，比碌碌无为、枉来世上走一遭要强。
天慢慢亮了，笼罩大森林的雾气渐渐散去，阳光在密密的枝叶间隐隐约约地闪烁着。上午九点，在一个开阔的空地停下来休息。很快准备好了早餐，有咖啡、燉肉和从未饮过的香甜的兰姆鸡尾酒。用过了早餐，将帆布绑在邻近树木的枝干上，大家奉命在吊床上午睡，从上午10点睡到下午2点，度过长年皆夏的热带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光。午睡后又行军4小时才宿营。
11月30日，丘吉尔的21岁生日，他经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这天清晨行军，忽然队伍后部枪声大作，古巴游击队发起了袭击。浓雾散去，敌人已不知去向。西班牙军人拿着长刀，边走边砍除藤蔓杂草，在大森林中开路前进。天快中午才吃早餐，指挥官命令士兵坐在马匹旁吃随身所带的干粮食品。丘吉尔从参谋那里领来半只烧鸡正坐下撕着吃。一阵急促的枪声又从林中响起，他身后的一匹马受惊跃起，被子弹击中鲜血淋漓，须臾便倒在血泊里。
“好险啊！”子弹的呼啸声停止以后，丘吉尔毕恭毕敬地向替死的马鞠了一躬：“谢谢你。”
另一天晚上，天气热得无法入睡，丘吉尔同两个参谋到附近的小河游泳。
他头枕石块，浑身泡在清凉的浅水中，不觉昏昏睡去。忽然，一颗子弹从他头上飞过，把他吓醒。他慌忙提着裤子，躲进密林中去。这一夜，枪声时响时停。起初提心吊胆，不敢睡觉。但是想到游击队出没无常，防不胜防，又见西班牙士兵照样呼呼入睡，他便也在睡睡醒醒、醒醒睡睡的状态中熬到天明。
他觉得游击队的作战方法收效不大，有些好笑，但对于他们艰苦奋斗和大无畏的精神，却很钦佩。
古巴之行是丘吉尔自我设计、个人奋斗、急功近利、加快人生上升进程的发轫初试之作。他对自己这一习作自我感觉良好，他终于成功地办完了一件似乎绝不可能的大事，而且收获颇多。
他走向了海外，接触了实战，对于生死和功名的关系有了种种复杂的真切的体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重要阅历，实属难能而可贵。
他和巴恩斯荣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红十字勋章 ，这一嘉奖表彰他们的勇敢精神。不过丘吉尔后来承认，为了并非十分重要的目的而进行这种几乎导致丢掉性命的冒险，未免有些年轻人常犯的轻率与鲁莽。
他写于1895年12月13日至1896年1月13日的五篇战地通讯都发表了，这既是生财之道，又是扬名之术。
勋章和通讯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名声，受到很多人赞赏。他成了各种宴会和舞会上的嘉宾，结识了各界不少名流。
他已经在考虑将来弃军从政的问题。他需要更多的勋章和更多的通讯为这一转变创造和积累条件。为了名扬四海，还得出国，还得当战地记者，充分运用这次成功的经验。
当时克里特岛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丘吉尔想驾轻车就熟路，他向 《每日纪事报》建议，让他担任该报特派记者去采访。但是该报不愿为 他支付特派记者的大笔旅差费。
当时英军与布尔人共和国的关系十分紧张，随时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他劝说母亲提请陆军总司令沃尔斯利批准他到南非去。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把自己雄心勃勃的抱负表露无遗：“在南非的几个月会使我赢得南非勋章 ，并且很有可能使我获得不列颠南非公司的明星勋章 。从这儿我将马不停蹄赶往埃及，一年或两年后我将再带回两枚勋章 ，从此我将弃武从文。”这一愿望也暂时不能实现，重要原因之一是第四轻骑兵团中一件诽谤性诉讼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政界也有议员插手，企图以此打击军方，丘吉尔被告知眼下不能离开部队，以免被人认为有回避调查之嫌。
不过，这些客观障碍，仅仅是使丘吉尔加速扬名，早日登上政治舞台的计划推迟了一些时间而已。
古巴之行，还给丘吉尔一生的嗜好和习惯留下两个鲜明的烙印。
他在古巴染上了抽雪茄的嗜好。直到老态龙钟，驼着背，拄着手杖，嘴里还叼着一支香烟。嗜吸雪茄烟，简直成了丘吉尔个人的“商标”。他的许多照片和画像，都是肥嘴大脸正咬着一支又粗又大的雪茄，炯炯有神的眼光，稍稍向斜上方瞪视着，或稍稍向斜下方凝视着。他的办公桌和床上，放着一个大盒子，装有许多蓝头或白头火柴，以便重新点燃因聚精会神思索和工作导致停止抽吸而熄灭了的雪茄。就是不想抽吸，他也常常习惯性地叼着一支雪茄，似乎只有维持这一姿态，他才能启动思维，进入高效率运转的工作境界。有关资料甚至说，丘吉尔抽烟往往把烟吐出来，很少吸入气管去。美国总统罗斯福1942年初首次在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后，白宫椭圆形办公桌上，也一直放置着丘吉尔嘴咬大雪茄的木雕像，直到罗斯福逝世后才被撤去。
他在古巴向西班牙人学到了每天在最热的时候午睡的习惯。而且推而广之，有所发展，即使寒冬腊月，也要午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海军大臣时起，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每天午睡。他有一种非常幸运的本领，头一挨枕头很快就能入睡，他从不放弃这一甜美的享受。他通常午睡一个小时以上，如果有紧急事务，至少也要睡20分钟。即使只睡20分钟，他也感到能够重新焕发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首相，以70岁左右垂垂老矣的年纪，肩负异常繁重的工作，有时需要彻夜工作，睡得很晚更是常事，正是午睡使他能够恢复疲劳，振奋精神。丘吉尔经常向他周围的同僚宣传午睡的好处。他说，现代人忽视午睡的重要性，实在是不懂科学、很不明智之举。
一个人从早到晚工作，即使可以做到，也会影响工作效率。如果有片刻的午睡，既可消除上午的倦意，又能为下午的工作带来生气，还可以夜以继日工作，一天能做一天半的事。他说他从不感到疲劳，就是得益于坚持午睡这一科学的作息习惯。
9. 班加罗尔：驻防苦读度闲暇
1896年春天，决定将第四轻骑兵团编入印度驻防部队。这次万里赴戎机将长达十几年之久，为了让军官们出国前有充分时间处理私事，他们得到长达半年的假期。
这是丘吉尔有生以来最闲逸和快活的时光。他和母亲住在一起，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他成天在伦敦上流社会中混，在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之中沾染了奢华的习气。他特别热衷于赛马和马球比赛，他那五匹优秀的马在马球比赛中成绩不俗。但日子一长，对无意义的逸乐生活便生厌倦。他渐渐发觉，在承袭祖先庇荫奢靡享乐的豪门贵族与辛劳一生却摆脱不了穷困的大众之间，存在一道明显的鸿沟。
这种无所作为、平庸懒散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全团1200人乘坐运输舰从南安普敦港出航，经过23天波涛汹涌的颠簸，9月的一天，眼前出现耸立云天的椰子树和巍峨壮丽的宫殿，到达了印度孟买港。
换了小船，驶近码头。风从岸上吹来，卷起大浪，把摇荡的小船又冲离码头。经过几次努力，当船再靠码头时，丘吉尔飞快地抓住岸壁的铁环，一脚踏上石阶。正在这时，又一个大浪冲来，小船猛烈地摇晃，在丘吉尔的手掌和身躯之间形成方向相反的拉力。他的右肩突然感到扭痛，上岸后才知道脱臼了！
以后，凡遇用力过猛，就会脱臼，对于他喜爱的游泳、赛马和打球，行动颇为不便。不过，顽强加固执，使他宁肯脱臼，也不放弃这些运动。而且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次的不幸，却在以后救了他一条命。在恩图曼冲锋中，因右肩脱臼只能拿手枪而不能拿军刀，要是拿军刀，可能早已阵亡沙场。他由此总结出一种对待逆境和困厄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不应对于不幸心存沮丧，相反应勇敢地面对现实。更何况这种不幸，如果你能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就好像命运坎坷的人，总比一帆风顺的人活得更有意义更能体验人生一样。”
从孟买登上长途火车，第四轻骑兵团官兵于10月间进驻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班加罗尔，维持驻地一带的治安。这里纬度很低，白天骄阳似火，由于海拔近千米之高，晚上却十分凉爽。营地周围盛开104种色彩绚丽的名贵玫瑰花，白天蝴蝶在花丛中回旋飞舞，晚上美丽的印度姑娘在月下翩翩起舞，环境富于浪漫情调。
丘吉尔等三个中尉合住在带花园和游廊、面积大约两英亩的平房里，雇佣大批廉价的印度仆役照料他们吃喝玩乐。丘吉尔住三间房，养几匹马，有一名男管家、两名男仆。他们三人还合用两个园丁、三个运水工、四个洗衣工和一个守夜人。由于天气炎热，每天只上午11点前有些训练和军务。闲来无事，不是采集蝴蝶标本，就是打马球。他们这个团还在海德拉巴举行的马球赛中夺取了集体冠军，丘吉尔在比赛中发起勇猛的进攻，将球攻进球门。
但是总的说来，正像他给母亲信中所说的，这段生活“贫乏单调、枯燥无味、百般无聊”。
当他即将跨进23岁的门槛时，突然感到美好而宝贵的青年时期不久即将逝去，而他的知识库藏却还空空如也。在社交场合，他从那些牛津或剑桥毕业的名门子弟口中听到不少哲人名言警句，有的他也学会了引用，却不解其中深刻含义。有时大家谈起英国历史大事或轶闻掌故，他只能洗耳恭听而插不上嘴。他也曾萌发进牛津、剑桥去接受系统教育的念头，可是古典语言一窍不通，像只拦路虎把他挡在大学校门之外。
思来想去，要实现追求功名的远大抱负，只有靠刻苦的自修，才能弥补知识的浅薄与不足。决心既下，马上实行。
时间，有的是，他把同事们下午睡觉、打牌、品尝带苏打水的冰冻威士忌的闲暇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对他所喜欢的打马球，也有所节制。从1896年11月到1897年5月这段时间，在热得让人心烦意乱、昏昏欲睡的下午，他每天阅读4小时到5小时，全神贯注于书中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的文句中。
书籍，他开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叔本华、赖基、马尔萨斯、达尔文、吉本、麦考莱等一批名家名作的书单，让母亲按月大包小包地给他寄来。他从诸如 《理想国》、《政治学》、《人口论》、《进化论》、《罗马帝国衰 亡史》、《英国史》这些经典著作中，获得了大量知识，接受了哲学和历史学的基本观点。
他还请母亲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便从中研究英国现代政治史。他仔细阅读，分类摘记。每次读到议会辩论重大问题的段落前，他就预先细想自己对此问题持何看法，阅读时再同与会者的各派观点进行比较。
他特别喜欢八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手不释卷地读了不止一遍。吉本那华丽铺张、崇尚辞藻的文风对丘吉尔影响很深，后来丘吉尔也写了多卷本的《世界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史学惶惶巨著。
他钦佩麦考莱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的本领，并因此原谅了他认为麦考莱对自己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有所贬低的过错。为了尊崇和夸耀自己祖先的光荣，修正麦考莱书中给人留下的歪曲的形象，丘吉尔后来撰写了四卷本的 《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
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哲学思辨和历史教训，使丘吉尔怀着苏格拉底当年一样的心情来探讨英国的前途。他认为决定未来的是人才，而要造就人才必须革新教育，废除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和制度，让青少年身心得到自由而平衡的发展。
他也关心宗教问题。他读了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认为书中对基督教的批判很具体。在哈罗和军校，早晚祈祷是每天必修课程，他觉得这种仪式太形式化了。他在现实生活中也目睹了不少牧师言行不一、令人气愤的伪善言行。不过，他还是从宗教教义中吸取了劝人为善、对人宽容的旨意，认为这样能使人在任何情况下获得和保持安详、宁静的心境，从而面对现实克服困难。至于那些宗教传说故事、圣经语录以及各种宗教仪式习俗，他一生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相信、不宣讲、不参加，只在必要时才敷衍一下，这在国民普遍信仰宗教的国度的大政治家中，是非常罕见的。
经过这半年多集中时间苦读自修，丘吉尔从书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形成了他的才学根基和知识网络。这对于弥补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缺陷，日后成长为出类拔萃的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10. 马拉坎德：激战浇开著述花
从1897年5月底开始，有3个月休假。丘吉尔回到英国，拜访了保守党总部。接着在保守党附属团体樱草会巴思市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第一次政治演讲。以前他总认为自己不能发准“S”这个音，可能引起听众哄笑。
然而喜出望外，“演讲结束后，掌声如雷，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毕竟也能做这样的事！……我开始对自己和世界非常满意。”《晨邮报》记者还对这次演讲作了详细报道。自信打开一扇扇成功的窗口，成功又把自信的气球灌得越来越大。
度假满期前夕，传来印度西北边境发生反殖民统治斗争的消息。对于天性总是渴求轰轰烈烈、大刀阔斧干一番事业的丘吉尔，这样的大好机遇岂能错过。宾登·布拉德将军指挥马拉坎德野战部队正在这个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丘吉尔曾在伯母第二任丈夫家里见过这位将军，连忙给将军发去电报，要求将他调去。将军回电，编制已满，欢迎他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去。丘吉尔立即启程，先回团部请准超期度假，再从班加罗尔日夜兼程赶去印度西北边境。
布拉德将军已帮他领到《加尔各答先驱报》随军记者证，母亲又为他联系好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战地通讯。虽说这次从军全是自费，但一稿两发也收获不菲。
印度西北高山深谷，白浪滔滔的溪河在海拔一两千米的悬崖峭壁下蜿蜒而急湍地奔流。这里世世代代是原始的帕坦部族的家乡，每个山民都是英勇的武士，每座房屋都是战斗堡垒，每个村庄、院落都修建了墙垛、枪孔、吊桥和烽火台，他们使用大刀、长矛、土炮和从英军夺来的洋枪战斗，曾在1863年把英国远征军杀得尸骨成堆。现在，在马拉坎德山口的马门河谷之战中，他们又对英军及其雇佣的锡克族军队进行围歼、袭击和骚扰，劫走大批马匹和军事物资。英军残酷地进行报复，丘吉尔曾在回忆早年生活时记述道：“烧毁他们的谷物，破坏他们的贮水池，炸毁他们的房屋，反抗的人则格杀勿论。”
9月16日黎明，丘吉尔随同一支“清剿”队向深谷前进。突然，隐藏在峭壁悬崖岩石间的帕坦人连跳带跑地冲杀过来，英军惊恐万状，不一会就有“五个人已经倒下了，两人已死，三人受伤。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 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地在地上打转；还有一个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样子非常可怕”。英军抬起死伤者慌忙逃窜，帕坦人穷追不舍。其中一人挥刀向丘吉尔砍来，丘吉尔拔出长剑与他对杀。又一个敌人拾起大石头向丘吉尔扔来。丘吉尔一边躲闪，一边掏出手枪将他击毙。这时丘吉尔发现自己已陷入敌人重围、要不是逃跑得快，与后面赶来的援军会合，他几乎要被活捉。
丘吉尔起初只是作为记者随军行动，由于英军军官死伤较多，难以补充，于是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参谋部的联络官，骑马飞驰于各支分遣队之间，后来又亲自参加战斗和指挥运送伤员的工作。从维护殖民统治的人看来，他表现得非常勇敢，指挥坚强有力，富于主动精神。因此，布拉德将军对他十分赏识和称赞，10月初派他到急需军官的旁遮普第391步兵团任职。但驻印英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调动，并命令他重返班加罗尔第四轻骑兵团。
丘吉尔的战地报道写得十分及时而且生动，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同时为了不引起军政头目的反感，他又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取舍材料的分寸，对于英军在一次溃退中的狼狈详情，以及毫无人道地使用开花的达姆弹和毫不迟疑地杀害俘虏，他都隐去不写，只在同家人亲朋交谈时，反复说到这些他所厌恶的真相。
这些报道发表时，用了“一个年轻军官”的署名，这是他妈妈与友人商量后决定的，她生怕报道中涉及敏感的战略和政治问题时，可能有人会抓辫子，使作者陷入困境。可是丘吉尔偏偏对这种隐姓埋名的做法感到遗憾，为了扩大影响，并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他以这些报道为基础，加上搜集到的其他材料，用两个月的时间，写成处女作《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边境之战插曲》，1898年3月在伦敦出版，隔年又出了修订的第二版。
这本书也给丘吉尔招来了麻烦。这位年轻的中尉居然在书中对驻印高级将领提出批评，对英国的国防制度说三道四。他还在 《三军联合杂志》约写 的一篇专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书中观点，认为在印度山民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实行“前进的边疆政策”困难重重，劳民伤财，今后军事远征应当谨慎行事，注意节省开支。后来他看到远征军受到重创的消息，几次申请上前线作战，都遭到军方领导冷冰冰的拒绝；即使只是利用圣诞节10天假期去前线看看的要求，也没有得到许可。
这本书问世后，丘吉尔养成了“写作习惯”。在班加罗尔期间，他用两个月时间写出了一部小说，名为《萨伏罗拉》。萨伏罗拉是虚构的地中海上劳拉尼亚国一位年轻的反对党领袖，他具有英勇、机智、博学、善辩等优良品格，在公众的支持下发动内战，推翻军事独裁政权。小说先在《麦克米伦杂志》连载，1900年2月出版，以后几次再版，直到丘吉尔80岁时还出了一版。
《萨伏罗拉》在艺术上显得有些抽象和粗糙，丘吉尔以后再也没有出版过小说。但它还是能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因为从书中某些形象身上，可以看到丘吉尔本人和他的父亲、保姆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的政治宣言，勾画出了他青年时代的内心世界。主人公萨伏罗拉办公室陈列的书籍中，放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丘吉尔最喜欢的吉本和麦考莱的著作。丘吉尔这样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
他不喜欢也不能忍受安逸、舒适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惟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往无前。”
虚荣心——丘吉尔一生特别是青年时期活动的内驱力，丘吉尔交给我们进入他内心之门的一把钥匙。他的盛开的虚荣心之花，长在维护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棵大树上。
11. 苏丹： 《尼罗河上的战争》
“我渴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刺激。”早在丘吉尔到达印度驻防仅三个月之时，他就给母亲写信，要她设法将自己调往埃及。他预料英国及其占领的埃及将对苏丹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迫不及待地寻找战争机遇。
现在，苏丹之战的机遇果真到来了。丘吉尔像赌徒不肯放弃每一次赌博机会那样，决定从亚洲跳往非洲参战。
早在1881年苏丹就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反英起义①，到1885年，几乎把全部外**队都赶出了国境，连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也被击毙。这个刽子手戈登作恶多端，1860年参加了进攻北京和抢劫、焚毁圆明园的罪恶活动，1863年又统领“常胜军”配合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活动。英勇的苏丹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也为我国**了仇，出了气。英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失败，要为戈登之死报仇，并于1896年再次入侵苏丹。这时，进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决定性战役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
① 起义领导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称是伊斯兰教传说中的“马赫迪”——救世主，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圣战”。
丘吉尔明白，有些人对他的举动议论纷纷：“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
他是怎么混进各种各样的远征队里去的？他为什么又给报社写文章 ，又当军官？为什么一个低级军官竟敢称赞或者批评长官？为什么他能常常离开团队去休假？他还年轻，应该遵守军纪，努力做好日常工作才对！”还有些人谴责他“追求奖章 ”、“自我吹嘘”。
丘吉尔不管这些，他我行我素，故伎重演。1898年夏天休假，他放下尚未完稿的《萨伏罗拉》，6月末赶回英国为参战周旋。他行事的惯例，是直接找最高领导，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规做出决定的下级军官身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流传一个传说：克雷孟梭（法国总理）、劳合·乔治 （英国首相）和丘吉尔三人去世后，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珍珠门外。克雷 孟梭首先到达，敲门要求进去。圣彼得走出来要求他说明自己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给他作出永恒的奖赏，他照办了。劳合·乔治也一样。丘吉尔最后到达，圣彼得开门后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丘吉尔回答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上帝来。”
这回，请出“上帝”也不灵了；不过，几经周折，顽强的参战愿望还是实现了。
英埃联军司令是赫伯特·基奇纳。先是母亲写信给她的社交密友之友，基奇纳副手伊夫林·伍德，要他向基奇纳求情，被婉言拒绝；后来丘吉尔直接写信给基奇纳，也被置之不理。
恰好这时，索尔兹伯里首相读了《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对书中涉及的政策问题感兴趣，约丘吉尔去谈话。丘吉尔认为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趁机提出参战要求，首相要秘书拍了个电报给基奇纳将军。没料到，“大主教”居然也不买“上帝”的账。
三次请缨，三遭冷遇。如果就此罢休，那丘吉尔也就不是丘吉尔了。正面进攻失败，他改用侧翼迂回。丘吉尔通“天”尽管有术，最高当局的旨意却无效，然而靠打通同基奇纳有利害关系的关节，却获得了成功。他托人请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帮忙。基奇纳将军要取得胜利，没有克罗默的密切合作不行。这一法宝祭灵了，然而条件很苛刻：“特准阁下以编外军官名义，参加苏丹之战，分配到第21枪骑兵团。请阁下立刻向开罗阿巴西营地的团本部报到。经费由自己负担，如果阁下战死的话，英国陆军也不负责任。”
收到通知的当晚，丘吉尔就同父亲曾经供稿的保守党《晨邮报》签订合同，每登一栏取得15英镑，远高于他过去的稿酬。次日早上，他就启程取道马赛奔赴开罗。第六天赶到阿巴西营地时，已经迟到了，有两个营已经开拔，另两个营也将在次晨出发。报到太迟，原定安排给丘吉尔担任的连长职务，已由别人取代了。
马赫迪已经牺牲，苏丹抗英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领导。这支伊斯兰托钵僧队伍人数众多，英勇善战，武器装备却停留在中世纪水平。他们由喀土穆北上，迎击由开罗长驱二千几百公里南下的英埃联军。
乘火车，搭轮船，过瀑布，再换船，改乘军用火车，日夜兼程两个星期，第21枪骑兵团于8月中旬到达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交会处的新营地，然后徒步行军开赴前线。8月的非洲内陆炎阳高照，热浪袭人，虽然穿着厚衣服，戴着防暑帽，皮肤仍像火烧着一般难受，挂在马鞍上水壶中的水，很快就喝掉和蒸发完。直到傍晚宿营，才能饱饮尼罗河河水解除难耐的干渴。充饥的食品也十分单调，只有少量的牛肉罐头、饼干和啤酒之类。在沙漠地带跋涉，每天要损失几匹马，不少战士中暑病倒。丘吉尔有次急忙追赶部队时，天黑迷了路，“被困在茫茫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他预料攻陷喀土穆之前有场恶战，死伤之灾难以预卜，便写信要求母亲“运用哲学上各种可以给人慰藉的观念来思考人生的全部意义”。由于医疗设施不足，他还说一旦他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恩图曼①战役打响了。9月1日上午，丘吉尔所在的营在行进中发现前方有个褐色的大斑点，随即判明那是苏丹军队。团长派丘吉尔掉转马头，赶回去向同步兵在一起前进的基奇纳司令报告。接近步兵大部队时，他让马稍微休息一下，自己爬上黑色高岩上瞭望，只见英埃联军的步兵以散开的纵队沿尼罗河畔开进，后面是炮兵和驮运武器弹药补给品的骆驼行列，河中有满载军用物资的20艘帆船和8艘白色大炮舰同陆地上部队并肩行进，旁边的沙漠中则有埃及骑兵和灰色的骆驼部队掩护着英国骑兵先头部队。
① 恩图曼现译乌姆杜尔曼，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北约20 公里处，位于青、白尼罗河会合处西岸。
丘吉尔用干脆利落的语言，向马背上的基奇纳将军报告了敌情，回答了询问。这位将军留着浓密的胡须，目光锐利，脸膛晒成紫红色，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奇纳任陆军大臣，丘吉尔任海军大臣，共同挑起英国内阁的军事重任。
9月2日，骑兵连长派丘吉尔带领侦察队去山峰上侦察敌情。黎明之前出发，晨光熹微时登上山顶，视野由200米扩大到400米再到800米，突然发现远方平原上有些闪烁的东西愈来愈明亮，那是苏丹军队的刀鞘。他写了纸条，命令下士回去报告。不久，下士带回参谋长签署的命令，要他们留在原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接着，英军向正朝山顶爬来的苏丹部队开炮，炮弹越过丘吉尔头顶在敌军阵地爆炸。直到穿黑衣、戴头巾、拿长矛的苏丹侦察兵已进入手枪射程以内，大部队随后就到，英军步兵很快就要开始射击，丘吉尔他们才赶紧回到自己阵地。
苏丹军队越过两军之间的山峰冲下来，丘吉尔在骑兵团参加了战斗。这是英**事史上骑兵对步兵发动的一次残忍的进攻，也是丘吉尔从军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斗。英军岸上、舰上70门大炮齐发，苏丹军队损失了六七千人。目睹长矛部队无法前进，苏丹手执新旧枪支的部队没有瞄准就向英军发动猛烈射击，英军死伤两百余名。丘吉尔所在的骑兵连乘胜追击途中，突然侧翼遭到袭击，连队立即向右转，由纵队改成横队迎战。丘吉尔右臂挥刀用力过猛，右肩脱臼疼痛难忍，只好插刀入鞘，拔出在伦敦买的新式自动手枪。刚打开保险，一个匐伏在近旁的蓝衣敌军就向他开枪。枪法虽不准，丘吉尔的马却滑倒在干涸的河床上。等他从地上爬起，再骑上马，已被十几个敌人包围。一人挥舞战刀冲杀过来，丘吉尔连忙拨动扳机。枪响刀落，敌人跌倒在他的马蹄前。又一名敌人拔刀相向，由于距离太近，丘吉尔只好用枪身敲击他的脑袋。这时又发现左边10米处，有一名穿着鲜艳服装和头戴钢盔的苏丹骑兵，丘吉尔毫不犹豫地向他开枪，被他闪过。接着又有几个敌人举着长矛向他杀来，丘吉尔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他想到孤身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实在太愚蠢，便紧贴马鞍，拍打战马，突围而去。
苏丹托钵僧部队在恩图曼战役中被击溃了。胜利者几次横扫战场，把苏丹伤兵全部打死。丘吉尔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感到愤慨，他给母亲的信中说：“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仅在一个月中，丘吉尔从寄给 《晨邮报》的战地通讯中，就获取了300多英镑的收入，而作为一个中尉，他当时的月薪不过12.5英镑。丘吉尔更深刻地体验到，新闻工作可以使他名利双收，而出名和赚钱则是他从事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阶梯和资本。他给母亲的信说：“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他越来越以为他的天职是当政治家。
一次战斗经历一本书。丘吉尔这次撰写新书，比起关于印度之战的那本书又前进了一步，它不限于将战地通讯加以汇编、整理和加工，他要把它写成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他从恩图曼战役的参加者搜集了大量素材，又在开罗请克罗默为他介绍有学识的英埃官员，组织他们座谈，回忆发掘史料。一回到班加罗尔，他就埋头著述。1899年10月，这部名为《尼罗河上的战争》的书出版了，它分为两卷，长达950页。年方24岁的作者的这部新书，资料丰富翔实，文字生动有趣，尤其令人赞赏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一个英国青年应有的正义感，有人认为它是丘吉尔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基奇纳将军侮辱马赫迪陵墓的暴行，认为这种野蛮、卑劣的行径也是对敬仰马赫迪的苏丹人的莫大侮辱。丘吉尔讽刺地描写道：
“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 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书中还直言不讳地指责基奇纳“对别人漠不关心”，“极度忽视……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
书中还揭露了殖民主义的伪善、可憎面目。他说很多英国人“对托钵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托钵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这些议论惹恼了英国官方和军界，丘吉尔也察觉到他从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应有的立场”走得太远了。为今后政治上的发展和前途着想，1902年该书再版时，他将该书改为一卷，篇幅缩减三分之一，删掉了上述议论和一些类似的言论。尽管如此，这本让丘吉尔第一次体验到用历史观点搞创作的愉快感的著作，仍然引人入胜，畅销不衰，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12. 南非：俘虏越狱成英雄
丘吉尔决心要摆脱军职了。除了志向已经发生变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的考虑。他觉得当骑兵中尉每天赚14先令①很不合算，而这14先令又得养活两匹马和购置昂贵的制服，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似乎不大公道。何况他已债台高筑，“要是再任几年军职，一定会使我更加困难，而无法开交”。而以新闻和著述为业，收入要丰厚得多。
① 先令是当时英国介于英镑与便士之间的货币单位。
不过，对马球的酷爱强迫他推迟退伍。这年11月末，他又回到印度班加罗尔，准备参加 1899年2月驻印全军的马球比赛。赛前4天，不慎跌倒，右肩又脱臼了。团队的伙伴纷纷劝他：“你就是绑住右臂，用左手持棒上阵，也能长我们的志气，灭对方的威风。”好胜心和团体荣誉感极强的丘吉尔，果然应命参赛。第四轻骑兵团是个强队，丘吉尔这个马球名手又带伤上阵，首先就在精神上使与之交锋的各队慑服。在决赛中，丘吉尔一人独进3球，本团马球队以共进4球的成绩夺得了团体冠军。接着，丘吉尔便满怀胜利的喜悦与光荣，辞去了担任过4年的军职。
辞去军职不等于告别军旅生涯，同年10月，他又以《晨邮报》特派记者的身分，以月薪250英镑，报销一切旅差开支的优惠条件，参加了南非的英布战争。
布尔人是荷兰移民的后裔。从17世纪开始，荷兰农民（“布尔”意为农民）开始移居现今南非共和国的领土，他们征服了土著的黑人，实行奴隶制度和种族压迫政策。后来大量英国移民也接踵而来，占领南非南部开普敦和东部纳塔尔地区，把布尔人赶往南非东北和中部。布尔人在这里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由于大量金矿和金刚石的发现，英荷两国移民的角逐日益激烈。1895年以英国南非专利公司董事长为首，在英国政府支持下，组织武装力量进攻德兰士瓦共和国，遭到惨败。但他们并不甘心，继续向北侵犯，英布冲突屡屡发生。布尔人比英国移民少，荷兰政府和德国便源源不断地给布尔人运来枪炮和弹药。1899年10月8日，布尔人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英军三天内撤离国境。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之心不死，决定派雷德弗斯·布勒将军统领大部队开赴前线作战。
丘吉尔兴高采烈，心急如焚。行前进见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出发时又赶上与新任总司令布勒将军及其参谋部人员同乘一艘专轮。当时没有电信设备，前方战况不明，丘吉尔特别担心战争会在他们抵达之前结束。
一天，前方驶来一艘货轮，当两船相遇时，军官们向货轮发出信号，让它报告南非近日军情。货轮挂出一块黑板，上面大书这样两句：“同布尔人三次激战，班·塞门将军阵亡。”丘吉尔一见，忧喜交集，忧的是想不到布尔人这么厉害，喜的是这回他又有好戏可唱了。
10月14日专轮到达开普敦，旋即换小轮船沿东海岸北上纳塔尔的德班。
这时，他遇上了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特金斯，两人很快交上了朋友。这 位同行后来这样追述对丘吉尔的印象：“他身材修长，一头淡红色的头发，脸色苍白，但相当活泼，经常跳上甲板，翘首眺望，就像诗人勃郎宁描写的拿破仑一样；有时他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之中，双手时而交叉，时而伸开，这不但不是神经质，倒好像有助于解开思维中的疙瘩。”在德班港登陆后，他乘火车向西北行，经彼得马里茨堡到达临近前线的埃斯特考特。在这里，丘吉尔意外地碰到了艾默里，即在哈罗公学就读时被他推到游泳池中的那个高年级同学，如今已是《泰晤士报》记者。当晚，三个记者在火车站旁的帐篷中睡了一夜。繁星满天，周围静悄悄，哪里料到战争的危险即将出现。
第二天清晨，丘吉尔在印度结识的战友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奉命指挥一辆六节装甲列车，载上两连士兵，配备一门从军舰上搬来的火炮，沿铁路行驶进行侦察。霍尔丹邀丘吉尔同往，丘吉尔既爱冒险，又急于为写报道搜集资料，真是喜出望外，满口应诺。
装甲列车前进了20多公里，发现在刚才来的方向约600米处出现了一支布尔人军队。敌人可能切断后路，危险！立刻决定按原路回去。驶近一座山丘时，装甲列车被炮弹击中，冒出白烟。突然，车上的人感到一阵强烈的震动，列车撞在敌人堆放在铁轨上的石头上，前面三节车厢翻倒和出轨了，有一节还堵塞在路轨上。车上的士兵有死有伤，敌人还在继续开火，霍尔丹立即带队下车，组织火力迎击敌人，设法把敌人的火力从列车周围引开。
丘吉尔不是军官，却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清除路障、使列车得以逃脱的指挥任务。司机早已跑出驾驶室，躲在翻倒的车厢后面，他的脸由于被子弹击中而流血，此时正在发牢骚：“我不是军人，若被枪炮打死是划不来的，我一分钟都无法留在这鬼地方！”丘吉尔想，只有他才能开动火车，如果他逃走了，大家都会遭殃，便鼓励他说：“一天当中，一个人不会受两次伤。如果为了完成任务而负伤，那一定会受到表扬，这种好机会，是没有第二次的。”
司机听了这话，就揩掉脸上的血，走进火车头内。
下一步，丘吉尔带领一些士兵摘掉脱轨车厢与车头和其他车厢之间的挂钩。然后又要司机开动机车一退一进，反复来回冲撞，把倒在路轨上的车厢缓缓冲开。这些艰难的工作，在敌人时断时续的炮火下，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才完成。
丘吉尔指挥人把伤员抬上机车和煤水车，让司机在炮火下启动列车开回去。当列车行驶300多米，过桥以后，已无炮火威胁，他便命令司机停车等候。他跳下车去往来路走，打算接应后面边战斗边徒步撤退的霍尔丹等大队人马。走了不远，就被两个布尔人士兵跟踪追击，子弹从他身旁飞过，他想跑到200米外河谷岩石下去避难。这时，又有一个布尔骑兵从前方追来，举着枪对着他的脑袋大声喊话要他投降。他一摸腰间，糟糕，手枪在清除路障抢救机车时放在一旁忘记再拿了！他想起拿破仑的话：“当没有武器，又是一个人之时，投降是可以原谅的。”就这样，他当了俘虏。骑兵押着他走过一段草地，来到一支布尔人骑兵部队中，丘吉尔发现霍尔丹等人全部被俘了。
三年之后英布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一次午宴会上，一位穿着白衬衫和燕尾服的路易·博塔将军，被介绍给丘吉尔。此人久久凝视着丘吉尔，突然说：“难道你不认识我么？当年俘虏你的那个人，就是我。”丘吉尔怎么也想不起，眼前这个人会是当年衣衫褴褛、农民打扮的那个人。1906年，博塔当选为南非自治领第一任总理后，前来伦敦出席大英帝国的会议，丘吉尔以殖民事务副大臣身分欢迎他。从此，抓俘虏者和被俘虏者便成为终生好朋友。
回头再说15日被俘的英军被解往德兰士瓦共和国首都比勒陀里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由40名哨兵日夜监守。丘吉尔曾以自己是记者不是军人为由要求释放，可是逃回的那些人早已替他在英国人控制的南非报纸上大肆宣扬，热烈称赞他英勇无畏指挥战斗，使遭到伏击的列车和全体伤员得以突围归来的事迹，他再怎么为自己辩护也难得到宽恕。布尔人军官还得意地嗤嗤笑着说：“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抓到英国贵族的公子哥儿呀！”
关了几个星期之后，霍尔丹、丘吉尔等三人策划越狱逃跑。12月12日晚上，他们躲进靠墙的厕所中。趁巡逻的哨兵走到墙边转过身，脸朝向另一头走去时，机灵的丘吉尔飞速地跳上厕所侧边的洗脸台，一纵身，双手攀住围墙顶，把身体拉上去，翻过墙跳了下去。他躲进隔壁庭院的树丛中，等待继续逃出的难友。等了一阵，还不见有人跟着翻墙而下，他心想，或许是哨兵听到什么响动，起了疑心，监视得更紧，霍尔丹二人无法脱身，便果断地决定走出那家大门，从漆黑的街道走向郊外，一个人独自逃走了。
俘虏营的伙伴在他的床上的被窝中巧妙地塞进一些衣物，布置得像有个人在睡着一样，直到第二天一早，哨兵才发现丘吉尔逃走了。当局得知，马上组织力量搜捕，并且张贴布告悬赏缉拿，告示这样写明他的外貌特征并公布赏格：
该犯25岁，高约5英尺8英寸，走路时有些驼背，面色苍白，头发红褐色，蓄有不显眼的小胡子，说话带有鼻音，发不好字母S这个音，不会说荷兰语，出逃前穿一套棕褐色服装。凡有能将该犯缉拿归案者，不论死活，一概赏给25英镑。
几年以后，幽默的丘吉尔将悬赏缉拿他的告示配上镜框，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有人来访，他爱讲述自己这段遭遇，对悬赏者有眼不识泰山，开价太低表示不满，指着镜框说：
“这就是我的全部价格？难道我只值25英镑吗？”
越狱成功的丘吉尔走在旷野里，心头洋溢着兴奋和喜悦，大步快行一阵就全身发热，迅速烤干了刚才因紧张过度而出的虚汗。估计暂时不会有危险之后，他放慢了脚步沉思起来：明天必定会派人追捕逃犯，在各主要路口和火车上设卡盘查行人和旅客，而自己口袋里只有75英镑和四颗巧克力，指南针、地图和牛肉干都放在没逃出来的人身上。最糟糕的是，他既不会荷兰语，又不会当地土著的卡菲尔语，路在何方？怎样抵达安全区？他不免感到一阵迷茫。
凭着猎户星座闪烁的明亮光芒定方向，他不久就走近一条铁路。只要沿着铁路往东走，500公里之外便是葡属莫桑比克境内，到了那里就可以把担惊受吓扔到印度洋中去。可是体力和财力都不足以支撑他走完这漫长的路程，何况在走完之前重新被抓住的危险始终伴随着他。“爬车！”一个声音在他脑海内鸣响着。他马上将它捕捉住，紧接着就在口中轻轻地重复着：“对！爬车，爬车！”好像生怕这个念头会像他逃出俘虏营一样跑掉似的。
走了两个小时，终于看到了车站的信号灯光。他躲在离月台约200米的铁道旁的沟中。等到下一趟货车进站停了下来，他一跃而上，才看清了这是运煤车。他把身躯藏在一堆装过煤的空袋子下面。由于担心白天卸煤时会被人发现，于是他在黎明前又从货车上跳了下来，准备采取昼伏夜行策略，到晚上又爬到另一列货车上去。
他在溪中喝够了水，又吃了巧克力，便走进附近山丘的树林中休息。半上午以后，林中热得难以忍耐，一只大秃鹫又老在他的头顶盘旋，像要啄食他似的。好不容易挨到夜晚，拖着又饿又乏的身躯走向车站，等了三个小时，火车还没有来。站上只有两节货车车厢，丘吉尔正打算去看车厢上有无开往何方的标志，忽然看见几个人边说话边朝他的方向走来，他只得很快地离开车站，藏身到一个灌木丛中去。
在黑暗中，他看到远处有两三盏灯火，他猜这或许是卡菲尔人的部落。
他曾听说卡菲尔人很讨厌布尔人，而对英国人却有好感。他想既然再次爬车不知要何时才能如愿，而饿得咕咕叫的肚皮和疲倦不堪的全身又不允许他老等下去，那就不如往灯光走去，去碰碰运气。言语不通，有英镑说话，先吃饱肚子再说。
凌晨3点，走到灯火处，发现这是一个煤矿。他曾听说这一带矿区有英国技术人员，于是他一手拿着75英镑，一手敲开了一座石屋子的门。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开门将他领进屋内。丘吉尔实话实说，请求帮助他前往国境，他愿意付钱。那个男人自述名叫约翰·霍华德，是煤矿公司经理，虽入了德兰士瓦国籍，从前却是英国人。他表示愿意关照丘吉尔，只是通缉他的风声很紧，矿内又有荷兰人和布尔人，只好将他藏在井下，安排他吃好喝好睡好，送给他一支左轮手枪，等待机会再图逃亡。
他乘升降机来到60多米深的井下，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这里老鼠猖獗，连照明的蜡烛也啃吃了。疲劳恢复之后，他开始读史蒂文森的小说《拐骗》。
书中描述大卫柏尔和阿伦布瑞克在幽谷中逃亡的惊险故事，同他现在的经历实在太相像了。每当想到随时可能受到路卡军警的盘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他就免不了感到周身紧张。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被悬赏缉拿的威胁？前途安危未卜的井下漫漫长夜哪一天才是尽头？
16日霍华德告诉他，附近有个亲英的荷兰人要送几车皮羊毛出境，可以让他藏在一袋袋羊毛中间，上面盖着防水布，转移到英国友邦葡萄牙的占领地去。19日凌晨二时，丘吉尔装扮成搬运工人，带上烧鸡、面包、甜瓜和凉茶，来到铁路支线上的一个小车站，登上满载羊毛的车厢。隆隆的列车穿山越谷，走走停停，向东驰去。当他确知已越过边境，到达葡属车站时，一俟火车开动，他就拉开防水布，把头伸出车外，大声欢呼和歌唱，举起手枪向天空鸣枪三声，热烈庆祝脱险已经大功告成。
傍晚，货车驶抵葡属海港洛伦索·马贵斯① 。那个荷兰商人把他带到红白 蓝三色米字旗飘扬的英国领事馆。他提出面见领事，一位下属官员要他明天9点再来，他听了大发雷霆，高声嚷道：“你告诉他我是丘吉尔！”
① 洛伦索·马贵斯即现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领事馆一下子沸腾了。领事闻声先向窗外探望，接着又下楼亲自迎接。
洗澡、换衣服、吃饭、拍电报，领事馆为丘吉尔忙得不亦乐乎。
丘吉尔贪婪地阅读近日报纸，知道他出逃以来英军连连失利，是开战以来“黑暗的一周”。他心急如焚，想尽快重返军中，领事也希望他早点离开这个荷兰籍居民为数不少的城市。恰好当晚10点有每周一次的班轮南下，丘吉尔顾不上休息，旋即赶去搭船。
丘吉尔脱逃成功的消息，像雷声和闪电一样飞速传开，在“黑暗的一周”战败背景上，他一下子成了耀眼的明星。12月23日，他在德班港上岸，像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
丘吉尔紧紧抓住和极力利用他在南非的历险奇遇，把它变成巨大的政治资本。到德班后，他立即向《晨邮报》写了一篇详细报道，绘声绘色和不无夸张地介绍他逃出战俘营以来的经历。伦敦其他一些报纸，也把此事和他冒着枪林弹雨，排除装甲车故障，抢救伤员事迹，当作轰动一时的新闻大炒特炒，而且过分夸大他的英勇机智，甚至不惜杜撰一些情节和细节。再加上以讹传讹，越传越奇，于是这些报道便被人们当作惊险小说来阅读，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一个最红的当代传奇式英雄的名字，传遍了英国，随着电波扩散到全世界。
丘吉尔因祸得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年轻人寻求冒险，新闻界需要广告，这两种东西我都得到了。”假如他当时坐进装甲列车的机车，护送伤员回去呢？日后的荣耀肯定不如现在，而且也许会在英军吃败仗时丧生于战场。丘吉尔一边这样设想，一边为自己的命运庆幸。
丘吉尔的战地通讯如实地报道了布尔人的英勇善战：“每一个布尔人，由于他们骑马并占据合适的地形，因而顶得上三至五个正规士兵。惟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派出在素质和经验上与之不相上下的步兵……需要25万人的部队……难道英国的绅士们都在猎狐作乐吗？为什么不派出一支英国轻骑兵呢？”
丘吉尔的批评和建议引起一些人恼怒和指责，但却很快产生了正面的效果。通过在开普敦地区招募，南非轻骑兵团终于组建起来，英军陆续集结到25万人，相当于布尔人军队的5倍。布勒将军降为纳塔尔地区的指挥官，伦敦另派罗伯茨为最高指挥官。
丘吉尔再次从军，在轻骑兵团中担任不领薪水的连队副官，在不妨碍完成记者任务前提下度过了两个月只有小规模战斗的生活，包括雷迪史密斯解围之役。这段时间“在旷野上过得十分舒服，夜晚相当凉爽，白天阳光明媚，肉、鸡和啤酒供应充实，行军、打仗、写作交替进行”。随后，他又请调到罗伯茨的司令部，常去采访伊恩·汉密尔顿率领的先头部队的军事行动，这位将军是他在从印度归国休假途中航行于印度洋上结识的。有一次他随一支侦察小分队执行任务，差一点被人捉住。他还穿着便服潜入布尔人军队撤离前的约翰内斯堡，骑自行车穿过全城进行侦察。1900年6月5日，英军攻陷比勒陀利亚。丘吉尔随着首批队伍进入该市，立即赶到收容俘虏的那所学校，望着英国国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回忆在这里度过的屈辱生活，想到自己大难不死，后福已来，心潮澎湃，脸上露出了得意洋洋的微笑。
当年，他把战地通讯汇集成两本书，出版了《从伦敦到雷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前者记述装甲列车遭受伏击突围而回以及他本 人被囚越狱的经过，四个月内销出15000册，一家报纸称他是“当今无与伦比的战地记者”。
13. “妈妈，祝你再婚幸福！”
英布战争这个上演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戏剧的大舞台，让丘吉尔意外地扮演了出尽风头的英雄角色。南非这块殖民主义者激烈争夺而洒满鲜血的土地，竟成为丘吉尔家族邂逅相逢、海外团聚的家园。母亲、弟弟、堂兄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同丘吉尔一起，以相同的政治态度参加一致的军事行动。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类似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或许是丘吉尔那篇文章 ，慨叹英军对布尔军是寡不敌众，讽刺英国绅士只知猎狐作乐，起了强刺激的作用，19岁的弟弟约翰和堂兄马尔巴罗第九代公爵也都赶来参加英布战争。
还在祖父担任爱尔兰总督时，丘吉尔同大他3岁的堂兄在都柏林的山林小屋中一道玩耍，以后就难得见面。这回他们一道作战，并肩乘坐丘吉尔的四驾马车向比勒陀利亚胜利进军。
在丘吉尔的要求下，弟弟也调到南非轻骑兵团里。兄弟俩在一起只生活了短短几星期。丘吉尔是福将，历经多次战斗，常有惊险而从无创伤，可是弟弟却在第一次参加战斗中就腿部负伤。丘吉尔把弟弟送到德班医治，正好“人类号”医疗船刚到这里，约翰成为船上得到治疗的首批伤员之一，而给 他治伤的竟是他的母亲。他们全家奇迹般地在船上团圆了，丘吉尔便请假陪伴母亲和弟弟。原来，詹妮见两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便联合上流社会一些女界名流，发动与英国人有姻亲关系的美国人捐钱，向美国一位大富翁租了一条船，配备医护人员和全套设备，把它改装成医疗船，经过狂风怒涛的航程，到南非来医治伤兵。
攻克比勒陀利亚以后，布尔军队大势已去，只能打防守战和发动零星的游击性的偷袭。丘吉尔见战争基本结束，就回到了英国，时年26岁。
就在丘吉尔到达伦敦几天后，他惊异地发现，46岁的母亲要嫁人了，而且是嫁给比母亲小20岁的乔治·康沃利斯—韦斯特，继父与他同年，只比他大两星期。
伦道夫去世时，詹妮才41岁。经过短暂的孤独苦闷之后，她又恢复了以往的活跃、浪漫和潇洒。她一直铭记着父亲杰罗姆临终前对她说的那番话：
要热爱生活，执著地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不仅弹钢琴、听音乐，还办过呼吁英美结成联邦的《盎格鲁—撒克逊评论》月刊，写过剧本，当过导演。有一段时间，她义务地去医院做护士工作，人们戏称她为“奥林匹克护士长”，这次从筹划租船至随船前往南非进行军医工作，更是女流中罕见的壮举。她人到中年，仍然妩媚动人，频繁地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周围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崇拜者和爱慕者。
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苏格兰警卫部队的年轻中尉韦斯特激情似火，追得特别紧，给詹妮写了上百封情书。他身材高大，面目清秀，家境宽裕，还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北威尔士鲁辛古堡的继承人。他喜爱竞技，对运动的兴趣胜过别的一切。
韦斯特最近的一封来信，信封上画着一颗心，信中写道：“……昨天，我想你一整天。在思念中，我建造起一座空中楼阁，后来，我们便一起住进那座楼阁里……”这如火如荼的言辞，像丘比特的神箭一样射来，令她无法阻挡，只好接纳。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过大，但是能得到如此年轻的男子的爱，不是无比美妙，可遇而不可求么？不久，韦斯特从苏格兰警卫部队调到伦敦警卫部队，两人接触更加亲密，爱情瓜熟蒂落，便向双方家庭通报了结婚决定。
韦斯特的家族竭力反对这桩婚事，态度僵硬到不派任何一个人参加婚礼。
丘吉尔听到此事，大出意外，起初感到难以接受。
军校毕业以来，他像长跑和登山运动员一样，一程紧接一程，紧张、忙碌、快速地奔自己的前途，力争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更高更快的实现，还从来没有认真地系统地思考过亲人处境和自己与家庭关系。
此刻他心潮激荡，回忆起父母的桩桩往事。
他在内心中对自己说真话，父母都有些自私，很少给他以应有的慈爱，基本上不过问他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成长。父亲一门心思扑在那失败的政治活动上。母亲只顾她的社交应酬和寻欢作乐，她与奥地利驻伦敦使馆名誉参赞金斯凯的风流韵事，丘吉尔必定也有所闻，自然，这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司空见惯，算不了多大丑闻。父母的生活享受都过分阔绰，没有给他的发展留下足以支撑的钱财；当然，这一点他并不怨怪父母，他自己也从来不懂得节俭，抵挡不住奢华的引诱，宁肯举债和辛苦多赚也要多花费。
另一方面，他敬佩父母的某些优良品性。例如，父亲雄心勃勃，处事常持主动出击的态度，母亲生性活跃，广泛结交，朋友众多。这些虽无言教，然而身教的潜移默化已化为他的血肉。早年母亲对他是不关心的，而他走向社会的这几年，古巴—印度—苏丹—南非，每一站都是母亲利用她的身分、地位、关系网和公关术，为他打开了或润滑了最初的通道，使他顺利地走着捷径。偶尔，母亲的活动也不很见效，但至少她是费了心血尽过力。对此，丘吉尔心中充满着感激。
支配丘吉尔一生的荣誉感和虚荣心，本能地指令着他特别看重、注意维护和宣扬马尔巴罗家族的名声。大概是继承了封建贵族的传统吧，他对父母向来采取隐恶扬善的做法，对他们的不足、不当、过错、劣性，包括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和举措在内，都保持缄默，为亲者讳。尽管父子间感情冷淡，他还从1902年开始撰写，1906年1月出版了两卷《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
以后，他又授意儿子伦道夫·丘吉尔（与其祖父同名）给自己写传。
作为一个孝子，丘吉尔思来想去，觉得应当设身处地为母亲着想，成全她的心愿。因为有一种感情是儿女无法给予母亲的，有一份爱是无法被替代的，做儿女的不该畏惧流言，顺从世俗，而置母亲的幸福于不顾。
他对母亲说：“妈妈，你应该享有新的幸福。儿子给你的爱再深挚也难以弥补你感情上的空白。妈妈，结婚吧！”
说完从情感出发的关心和体贴的话，过了一会，他又补上一句从理智出发仔细权衡和预想未来的话：“妈妈，现在你和他的年龄差距可能是无所谓的，46岁的妈妈还像26岁时一样漂亮，等到再过15年呢？那时可能会发生危机。妈妈，我不愿你遇到任何不幸！”
可是他母亲主意已定：“我想晚年毕竟是晚年，我不愿为晚年而牺牲我可能享受幸福的中年！”
兄弟二人在骑士桥大街的圣保罗大教堂为母亲和韦斯特安排了庄重、欢乐的婚礼。马尔巴罗公爵把新娘带给新郎。丘吉尔向妈妈献上两束鲜花：“妈妈，祝你再婚幸福！”弟弟也向继父献上鲜花。
婚后不久，韦斯特父亲取消了韦斯特的继承权，不给他以财力支持，韦斯特只得辞去军中职务，伦道夫的一个朋友给他在企业中找了一份工作。惯于玩乐的韦斯特，不懂经营之道，很快就亏损惨重。入不敷出，韦斯特和詹妮开始为了用钱之事发生口角，爱情的烈火逐渐地越燃越弱，光辉由摇曳而趋于暗淡。
早已对韦斯特暗中有意的一位女士乘虚而入，将他拖入她编织的情网。
他和詹妮的婚姻走到了终点。1913年詹妮59岁时，她主动提出，经法院审理，两人正式分道扬镳。
詹妮对自己人生道路上作出过的选择从不后悔，对他人曾给予自己的感情也不会忘记，更不会以怨报德。第二年，她在给韦斯特的信中写道：“……
为了以往我们共有的那些美好时光，日后，您如果遇到难处想找我，我不会不予理睬的。现在把订婚和结婚戒指归还您。再见了，永久的再见。”
詹妮离婚后，回到了儿子家中。丘吉尔和弟弟簇拥着母亲，低头吻着她的额角和双鬓，以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妈妈！妈妈！回来了！全家欢迎你！”
为了让母亲重新回到上层社交圈子，排解她的寂寞忧伤，当时已是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竭力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来维护母亲的尊严，还特意邀请首相夫人和母亲一起，在气候宜人的春夏之交，到风光旖旎的地中海沿岸各国，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周的旅行。首相夫人一个劲儿地夸丘吉尔的母亲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儿子。
后来，詹妮的外甥与罗马一位公爵的千金成亲，她前往庆贺，顺便散散心。在灯火辉煌的婚礼舞会上，有个身材高大、胡须蓬松、容貌不凡的壮年，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走到她身边，微笑颔首，彬彬有礼地邀她共舞。此时詹妮年近花甲，白色的星星点点已开始为她的头发装点出色彩斑驳的图案，她站起来向壮年笑了笑，说：“我想，你最好还是去找那些年轻的女士跳舞吧。”他坚持邀请，并自我介绍说：“夫人，我是您外甥的同事，在尼日利亚殖民服务团一起工作，名叫蒙塔古·波尔希。”于是两人步入舞池，像一对老舞伴般配合极好地翩翩起舞。
隔天，公爵夫人宴请波尔希，詹妮受邀作陪客。两人犹如相识多年的朋友，欢声笑语的交谈从无停歇，令同席的人十分惊异。在波尔希看来，詹妮除了岁月的风霜也很难消损的美丽，还具有他所钦佩的锐气、决心和力量。
从此以后，他们就情书往还，创造机会多见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尔希又一次从尼日利亚回到伦敦后，以无比热切的诗一般的语言向詹妮求婚：
“你年轻时，我还没有出生。你中年时，我们未曾相逢。相见恨迟，我有幸向你奉送挽歌，我渴望得到这迟暮的幸福！”
詹妮的心脏加快了跳动，要说的话语因喉咙的哽咽和唇颚的抖动尚未说出口，又听到波尔希排炮般的轰击声：
“我仿佛就是伦道夫！我仿佛就是金斯凯！我仿佛就是韦斯特！我将为你写下最后的往事！”
詹妮连忙找儿子诉说，寻求理解和支持：“我不是一个坚强的妈妈，我再也受不住重大的刺激，也苦熬不了孤独。在我的一生里，除去爱情，我没有另外的幸福追求。”
要接受一个比母亲小23岁，比自己还小三岁的人为继父，而且此时母亲已垂垂老矣，这要是通常的人，准会暴跳如雷。但是军需大臣丘吉尔，此时却十分冷静，耐心地听完母亲的倾吐。想起父亲的早逝，想起母亲再婚未能白头偕老，尤其是回忆起自己独立人生的最初几站路，仰仗母亲帮助铺路搭桥之功，自己才迈出了既迅速又坚实，虽冒险而终稳当的步子，多年来想把这份感激之情变为照顾、侍奉、孝敬母亲的实际行动，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时间尤其缺乏，而个性也不甚相宜，于是他对母亲的第三次婚姻，不仅赞同，而且赞扬：“妈妈，你值得波尔希奉献！好胜的妈妈，你用波尔希答复了韦斯特，妙极了！”
他等不及母亲来安排他和波尔希的会面，提前去约会波尔希，并在家中设宴招待他。他在餐桌上对波尔希说：“我知道，你是不会因为娶她而后悔的。”波尔希说：“绝不后悔。”于是丘吉尔举杯祝酒：“第一杯酒为我母亲和您一起生活幸福——干杯！”
开明、通达的丘吉尔，又一次在婚礼上为母亲证婚。
遗憾的是，波尔希回到伦敦谋生后，因长期居住国外而诸事生疏，举步维艰，社交圈内又有不少人对他的婚姻奚落讽刺，使他难以承受。1921年初，他背着詹妮，远走尼日利亚，这个家庭从此不再存在了。詹妮还给他去信，祝上帝保佑他，表示愿意继续为他效劳。
这年6月，詹妮在惆怅中辞世。弥留之际，望着赶来的波尔希和围在身边的儿孙，只自豪地说了一句话：“我为英国留下一个丘吉尔，这是我一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