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种族风暴（2/2）
作者：肯尼迪传
准。这件事的发生实在难以置信。“干预权”作为一种理论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已无人赞同。从事实上讲，1832年当约翰·卡尔霍恩①试图加以引用时，当时的密西西比州议会就曾予以驳斥，说它是：“异端邪说，对联邦的存在有致命的危害……同宪法的文字和精神背道而驰，直接有害于各州的福利、安全和独立。”如今已过去130年，巴尼特州长却试图让这个死了的教条复苏回生。联邦第五巡回法院拒绝承认巴尼特的理论，传令“老密西”负责人到法庭来申诉不能定他们藐视法庭罪的理由。大学负责人在法庭上认输，同意梅雷迪斯入学。可巴尼特仍旧不肯退让，他扬言对大学负责人的“投降”感到震惊，并宣布任何司法部人员要是干涉密西西比人执行自己的职责，都将予以逮捕和监禁。
①卡尔·霍恩（JohnC.Calhoun，1782-1850年）代表南部各州奴隶主利益的州权主义者，1825-1832年间任美国副总统。
在巴尼特的直接领导下，梅雷迪斯又给挡在了校园外。他一而再，再而三未能入学的现实令所有美国民权运动领袖以及华盛顿大部分官员都认为司法部未免过于姑息，有损于联邦政府的威望。约翰·肯尼迪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他发布了一项声明和一道行政命令准备把密西西比州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并部署一些其他部队。他宣布他将在星期天晚上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把整个事件向美国人民公布。
巴尼特似乎胆怯了，在同肯尼迪兄弟的一系列秘密电话商谈中，他表示了让步，提出星期一由他在奥克斯福德稳住暴徒，而让梅雷迪斯秘密注册。约翰·肯尼迪因为这个承诺便也让步，取消了电视讲话的打算。
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巴尼特是不可靠的，他当晚给司法部打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原来的协议无效。于是约翰·肯尼迪又订下第二天（9月30日，星期天）晚上7点半的电视时间，肯尼迪对巴尼特出尔反尔甚为恼恨，他说将在电视中向全国宣布，巴尼特如何在“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后又自食其言。巴尼特听说后，赶忙打电话给总统，上气不接下气地建议“当天下午”就把梅雷迪斯用飞机送进学校。
事情看起来可以解决了。梅雷迪斯可以不经过流血就上学，约翰·肯尼迪最初级的希望实现了。尽管在事后巴尼特曾发表一项愤慨的声明，说这件事是背着他干的，说他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只能屈服。
星期天，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梅雷迪斯被悄悄带到了“老密西”的巴克斯特楼，而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和法警队伍穿过不大使用的校园西大门在那座用红砖砌成的古老精致的大学办公楼里建立了指挥所。约翰·肯尼迪把电视演说时间推迟到了晚上10点，他以为到那时，这一次事件就算圆满结束了。可是这个星期天，又是倒霉的。实际上日落时，校园里的秘密已透露出去，传遍了整个奥克斯福德市。办公楼外很快就聚集了大约一千人。他们威胁着法警，“打死这些爱黑鬼的杂种！”“爱黑鬼的家伙们，滚到古巴去！”又一起叫着：“二、四——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徒人数成倍增加，骂得越来越难听。他们先朝法警投石子，接着扔大块石头，接着扔烟头。他们不知道梅雷迪斯在哪里，否则他们会撕碎他。
在华盛顿，肯尼迪总统还没有了解到形势的最新发展就开始电视广播了。当时，据他所知，巴尼特信守自己的诺言，正让州警在维持治安。他向全国的电视观众说明梅雷迪斯现在已进入了大学的校园，阐述贯彻执行法院判决的必要性，赞扬密西西比人在美国历次参战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并向“老密西”的在校学生呼吁说：“事关你们大学和你们州的声誉。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会起来维护这一声誉的。”
在奥克斯福德，学生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讥笑。有人夺来一辆救火车和一台推土机，要用来闯过法警的警卫线，冲进办公楼，但被几枚投掷得很准的手榴弹击退了。进攻者用可口可乐瓶子做的土炸弹还击。校园里乱哄哄的，混乱之中有时还可以听到清脆的枪声——这是隐蔽的狙击手在朝大会堂放枪。两个人被打死了：一名法国驻美记者和一名奥克斯福德的围观者。法警受伤的超过三分之一，有166人，其中有28名是被狙击手射伤的。
危机处在**了，可肯尼迪总统一无所知，华盛顿与奥克斯福德的通讯中断了，直到卡曾巴赫从公用电话亭投着硬币告诉他事情已多么严重时，他才知道，自己在电视里的讲话多么幼稚。放下卡曾巴赫的电话，他马上给巴尼特打电话，要求他把警察派去现场，他打断巴尼特慢腾腾的推托和辩解，说：“听着，那里已经有人被打死了，事态正越变越糟。”约翰·肯尼迪听到暴力激化的消息十分伤心，他下令在孟菲斯待命的部队进入行动。部队的反应缓慢让肯尼迪苦恼，他每次打电话给五角大楼，回答总是说部队“正在途中”，而奥克斯福德打给他的每一次电话总是绝望地询问部队在哪里。
从卡曾巴赫那里传来的全是坏消息，约翰·肯尼迪疾首蹙额，脸色灰白，他在通宵的等待和此起彼伏的电话声中，他诅咒自己相信了巴尼特，没有早点命令部队出动。
军队终于到达，约有二百名左右肇事者被逮捕，其中只有24名是学生，其余来自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第二天早上，梅雷迪斯由一群执法警官陪同，进入被打得破烂不堪的大会堂，在那里，板着面孔的注册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终于让他入学了。当时在办公楼里没有任何抵抗行为，只有无可奈何的神色和假惺惺的礼貌。当梅雷迪斯走出大会堂的时候，有人向他嚷道：“黑鬼，这就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
约翰·肯尼迪总统显然认为是值得的。他说：“如果……行政部门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或者不能……保护梅雷迪斯先生……这个国家就不能生存……这个政府就会很快瓦解……那样付出的代价将比这大得多。”他认为，梅雷迪斯事件的代价可以分摊在随后和平入学所避免掉的许多其他事件上。他还补充说：“我认识到，这引起了大量怨恨我的情绪，但我真不知道他们希望美国总统要起别的什么作用。他们指望我履行宪法规定的誓言，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
总统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不久以后，密西西比州的事例所显示出的说服力促使克莱姆森大学接受第一个黑人学生和平入学。同时，密西西比州战役不是结束，而是开端，肯尼迪同南方的关系再也不会恢复老样子——在1963年更严重的危机和抉择在他面前。
到约翰·肯尼迪任总统的第三个年头，民权运动的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开始，中间经过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和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德事件，争取种族平等运动仿佛像一出连台戏一样，在这出戏中，白人扮演恶棍，黑人则扮演烈士的角色。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白人的良心已被唤醒，他们的愤慨逐步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障碍。但是，这种时代就要结束。更为愤怒、激烈、不顾一切的黑人就要杀上舞台的中心。地位已经确立的黑人领域越来越发现，黑人青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趋势的出现，预示着在争取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将出现一个更为危险的时期。但是约翰·肯尼迪因为在这一年年底就被刺死，他没能经历更危险的时期，而只是经历了到下一台戏前的几幕插曲。
马丁·路德·金曾称伯明翰为“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这让伯明翰那个外号叫“公牛”的警察局长尤金·康纳，就是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拒绝派州警保护自由乘客的警察局长非常喜欢引用金的这句话，他为自己的顽固而骄傲。23年来，他一贯使用恐怖和残暴的手段来恐吓黑人领袖，无不获得成功。不仅伯明翰的学校完全实行种族隔离，这里的公共厕所、饮水站、剧场、公园、运动场、饭馆甚至教堂全是如此。联邦政府禁止种族歧视的规定，“公牛”康纳根本不在意。伯明翰长期以来一直被民权集团看作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主要对象，但1963年春，民权运动领袖们一直尽量不去招惹康纳，那时，康纳正在竟选市长，而种族问题的示威运动只会使他获得更多的白人选票。到4月份，竞选结束，康纳失败了。
康纳的失败引起了一场策划已久的斗争，在日益觉醒的黑人社会中，每天都有游行、请愿、抵制、静坐和类似的示威游行。康纳和他的部下每天都对付他们，用警棍、警犬、救火水龙带、装甲车，还逮捕他们。三千三百多名黑人，其中包括儿童，被关进了监狱，金本人也在内。金的妻子在得知丈夫被单独监禁时，为他的安全担心，她打电话给肯尼迪，总统的宽慰和保证使她放了心。
后来噩梦过去时，约翰·肯尼迪说：“民权运动应该感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布尔·康纳。他同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帮助了民权运动。”康纳的警犬用牙齿撕开黑人的衣服和用700磅压力的水龙头把黑人冲得紧贴建筑物不能动弹的照片被登在报纸的头版，这些恶心的情形使全国、全世界都为之激动。以前胆小的黑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内被激怒而采取了行动；过去漠不关心的白人也感到震惊而产生了同情心。约翰·肯尼迪看到美国人的良心终于开始被打动了，于是着手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使人们的良心觉悟到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约翰·肯尼迪在黑人问题上发表的公开演说是很少的，他一直在试图谋求不造成分裂的解决办法，他希望依靠说理和劝导解决问题，因此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抱怨政府对待伯明翰的态度，他们觉得约翰·肯尼迪过于软弱。
到5月初，司法部副部长说服了伯明翰比较负责的企业领袖们，使之认识到种族和谐比动乱对他们更有利。他们在就业的机会和公共设施方面做了一些改变。新上任的市长答应采用温和点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黑人领袖暂时停止了示威。约翰·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他们继续合作和前进。当有人问他这个解决办法是不是一个典型时，总统说：“我们还得看往后几天里伯明翰会出现什么情况。”
三天以后，约翰·肯尼迪得到了答复。5月12日下午，他得知，伯明翰一个黑人住宅和旅馆被炸弹炸毁了。恐惧、愤怒、骚乱和反骚乱再一次支配了伯明翰。约翰·肯尼迪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大约有3000名士兵迅速被派遣到伯明翰附近的各个基地。晚上9时，总统通过所有的广播网发表了一个简短而强有力的警告性声明。随后，在司法部部长同金牧师通过电话进行商谈时，约翰·肯尼迪在办公室内等候继续出现暴力行动危机的电话报告。
但是伯明翰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亚拉巴马州乔治·华莱士对派遣联邦部队的命令的法律根据表示异议，理由是他的州警有能力维持秩序。但约翰·肯尼迪因为在梅雷迪斯事件中过于迅速地接受类似保证，导致过于迟缓地调动联邦部队而吃亏，所以这次他坚定地回答说，他所拥有的镇压国内暴力行为的权力使他完全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行使和何时行使这种权力。
在伯明翰的情况时续时断地恢复之时，约翰·肯尼迪和华莱士却在逐步走向密西西比州那样的另一次对抗。在那次，当联邦部队终于到达奥克斯福德，保障了梅雷迪斯的安全之后，约翰·肯尼迪曾疲倦地问弟弟罗伯特，是否不久还会出现差不多的事情。罗伯特说，同梅雷迪斯案件相类似的亚拉巴马大学的一件诉讼案，将在1963年春达到同样严重的阶段。约翰·肯尼迪决心作好准备迎战，但决意避免另一次梅雷迪斯事件。他派了曾在古巴上空使用过的侦察机把亚拉巴马州州立大学的校园拍摄下来，军队指挥官便利用这些照片来部署兵力。他自己飞到了马瑟肖尔斯，在华莱士讲话的讲台上发言，简单地警告他不要违抗法律，司法部展开了一个深入细致的运动，去接触亚拉巴马州的教育家、编辑、牧师、企业家和其他社团领袖，希望造成一种友好团结的气氛。
根据法院的判决，三名黑人学生被宣布有资格在6月开始的大学夏季学期入学，一个进塔斯卡卢萨分校，另两名进塔斯卡卢萨大学本部。大学愿意让他们入学，有名望的亚拉巴马人也敦促华莱士不要抵抗，可华莱士州长生涯初展宏图，他决意借这个机会给本州人看，他是严格遵守竞选誓言的：他要站在亚拉巴马州每一座白人学校门口将黑人赶走。
约翰·肯尼迪不想过多地和华莱士纠缠，他想表演就让他表演吧。但肯尼迪自己这次所作的准备是细致而充分的，在附近本宁堡待命的部队已经坐上了直升飞机，校外的人完全被清出了校园，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两次发表的声明中，约翰·肯尼迪都表示希望使用部队是不必要的，希望所有亚拉巴马州人都认识到法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避免使用部队的方法就是遵守法律，随着决定的日子日益迫近，约翰·肯尼迪向华莱士发出劝告，请他离开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但华莱士不听劝告。
1963年6月11日，华莱士州长站在大学注册大楼门口，自知是愚蠢而无聊地朗读了他的一篇声明，作为对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朗读的总统声明的答复。但是当两名黑人学生被带进宿舍时，他却没有阻挠，他内心知道，任何程度、任何种类的反抗都无济于事。约翰·肯尼迪一直在电视里观看着他们的对抗，正如预先计划好的那样，他迅速把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当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准将驱车到达塔斯卡卢萨告诉华莱士这个消息时，他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大骂一通后也就走了，两名学生没有遭到意外就注册入学了。
1963年6月11日这天，标志着州政府对取消大学种族隔离问题采取公开抵抗做法的结束，它也标志着联邦政府全面承担起反对一切种族歧视的义务的开端，在此之前，约翰·肯尼迪只是处理了一件又一件种族歧视的具体事件。
约翰·肯尼迪曾考虑，如果塔斯卡卢萨发生动乱，他就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但这次动乱未成事实，约翰·肯尼迪还是决定，趁着大家的注意力还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时，无论如何要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
约翰·肯尼迪一直都不认为民权问题仅仅是联邦政府的问题，他同副总统和司法部长一起会见了工会领袖和企业家，如剧院老板、餐馆经营者、百货商店经营者，要求他们在雇佣人员和服务方面消除种族界限，他还要求全国各地的市长改善他们的习惯做法和法令。早在1963年2月，约翰·肯尼迪还发表了他任期内的第一个民权咨文，它要求扩大民权委员会的作用，使民权委员会能充当对地方团体提供交换情报和互助的机构。它要求给予正在取消种族隔离的学区技术和经济援助。它要求对选举权的法律做种种修改。它大声疾呼要在所有地区实施平等权利，并检讨了行政当局所采取的步骤。这咨文不是应付任何危机或特殊压力的，而是约翰·肯尼迪总统自己倡议的产物，是他正常立法的一部分，它在黑人中受到欢迎，他们听得进去，可国会和国内其他人根本对它不屑一顾。
但到了6月11日这天，全国都开始倾听约翰·肯尼迪的计划了，亚拉巴马州的事件才刚刚过去。所有的人都在想他们的总统因此有何打算。但对约翰·肯尼迪来说，他的这次演说仍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它至少是以他三年来的思想演变、三个月来平等权利运动、三周的白宫会议、致国会的新咨文的稿本，以及6月9日对市长的讲话和“2月份的民权咨文”为根据的。
演说一开头先提到亚拉巴马大学，以此作为引言，演说的内容是宣布一些新的立法。这篇演说的动力就是约翰·肯尼迪，他的职务和他的国家对这一主张毫不含糊的保证：“种族问题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法律中是没有地位的。”他警告说：“威胁着公共安全的不满浪潮日益高涨”，他强调，国家的义务是使这项“伟大的变革……对大家都是和平和建设性的”。他概述了他将向国会提出的法案，但是着重指出“单靠立法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它必须在所有美国人的家庭中去解决。”他赞扬北方和南方那些有合作精神的公民，说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法律责任感而是出于人类尊严感。约翰·肯尼迪还说，种族问题在美国不是地区性的问题，也不是党派问题，而且甚至不单是“一个法律或立法问题”，单靠法律并不能使人了解什么是正确的，它主要是一个道义问题，他把种族问题看成整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的一场道义危机。
在此之前，除了亚伯拉罕·林肯，没有一个总统曾如此强烈地承认一切种族歧视的非正义性；在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总统可以坦然地忽视他有消除种族歧视的道义上的责任。
约翰·肯尼迪的演讲最终目的在于防止一个种族的不满情绪把国家分裂为二。他的讲话被黑人欢迎，但也激起了某些白人的深刻反感。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当黑人领袖们对肯尼迪的讲话发出欢呼，认为它是第二次解放宣言之后几小时，他们中的一员，密西西比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干事，便遭到暗杀。第二天在国会山，南方的参议员专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发誓要扼杀一切民权立法，关于“地区重新开发”的例行扩充计划，本来估计能顺利通过，但由于54个南方民主党人投票反对，它在众议院以五票之差被否决。共和党人公开地谈论，北方白人中的“强烈和不利的反应”会将约翰·肯尼迪和他的民权法案一起打倒的。
约翰·肯尼迪也并不想轻率地或贸然地拿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作赌注。随着危机的加深，他的忧虑也加深了。当他选择的办法：强调行政权力和投票权，被证明不足以对付种族危机时，他的战略也改变了。他明白他不只是对黑人负责，更要对国家负责。他以前一直认为，国家最高利益要求他避开一场得不偿失、两败俱伤的立法斗争，但他现在则认为，这种尝试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于是在6月19日，约翰·肯尼迪送交给国会一项内容最全面的民权法案，他知道，要使他的法案通过，不止是需要向国会呼吁。一场和平革命所需要的条件还不止是通过这个法案。这个法案不会解决种族关系的所有问题。这个法案必须由联邦、州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加以补充，还必须由开明的公民、私人企业、非官方的劳工组织和市民组织采取行动加以补充。约翰·肯尼迪在行动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他的努力在全国得到了响应，这使约翰·肯尼迪十分自豪。他高兴地看到连锁商店、剧院和餐馆自动取消了实施种族隔离的标记和做法，南方的市长和商会开始同黑人领袖商谈，北方和南方的雇主和工会开始减少种族限制，联邦发起的学徒训练计划使营造业向更多黑人开门，梅迪雷斯取得了学位，在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王子的县，学校在自愿基础上重新开学。进步是缓慢的，不充分的，但同以往数百年相比，则是迅速可喜的。
不过黑暗依然存在。亚拉巴马州的华莱士州长把黑人小孩从伯明翰和其他两个城市新设立的黑白人同校的学校里赶出来，伯明翰的一个黑人教堂被炸……
夏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黑人示威减少的情况时，约翰·肯尼迪强调指出，应该利用一段平静的时期促成进步，而不能把这一时期看成运动已结束。他十分坦率地解释，示威之所以平静下来，部分原因是情况在好转，另一部分则因为重要的黑人领袖们认识到，种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任务，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极端主义的形式等于是作茧自缚。
约翰·肯尼迪讲话后不久，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告诉他，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时，他大吃一惊。他担心会弄得不可收拾。但他无法提出强硬的反对意见。
当游行的日期8月28日临近时，约翰·肯尼迪明确表示那天他将留在办公室里，他知道23万人的游行队伍有可能做出所有事情，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他决定不在游行队伍前露面，游行前也不会见黑人领袖。怀有几分大难临头恐惧感的人多不胜数，许多华盛顿人说那天他们哪也不去就待在家里，数千名加班的警察集合待命，4000名士兵在河对岸做好准备，有些国会议员要求为国会大厦提供保护。
但是到了8月28日，一切无比顺利。游行队伍所表现的昂扬精神和自我约束力使约翰·肯尼迪感到惊异，使全美国人惊异。来自各州各种族的参加者保持热情，耐心倾听文娱节目和马丁·路德·金的发言。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描述了将来和谐与平等完全实现的日子。
这次行动使约翰·肯尼迪深受感染，他在白宫欢迎这次游行的领袖们时对金说：“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他们的梦想也是他的梦想。约翰·肯尼迪并不以为这次游行会让国会对民权法案更感兴趣，也怀疑有任何种族隔离分子因此就改变了立场，但他相信，这次游行有助于让民权主义者团结得更紧。在如此庞大和焦躁的人群中竟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单凭这件事就唤起了人们新的兴趣，赢得了新的支持者。
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大多数白人是赞同肯尼迪的民权法案的，但同时，多数人又感到他走得太快了。
约翰·肯尼迪不是不清楚他的立场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的影响。私下里他担心这个种族争端会让他在1964年落选，但他对一位黑人领袖说他绝不回头。在公开的场合，他仍然抱审慎而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人民迟早会大胆面对真理，亚伯拉罕·林肯的传统会被继承。
约翰·肯尼迪虽然不反对那些人称他的演说和法案为“第二次解放宣言”，但他本人并不热衷于比较。像第一次宣言一样，既由于信念，也由于必要，它正视了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自由问题，也像第一次宣言一样，由于它立足于说理和解而遭到了黑人和白人双方的反对，但毫无疑问，约翰·肯尼迪做了他那个时代能做的，他继亚伯拉罕·林肯之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1963年，在纪念第一次解放宣言一百周年时，约翰·肯尼迪写道：“那个宣言仅仅迈开了第一步——不幸的是，宣言的作者没有活下去推进这一工作。”他写的是林肯，却不幸言中他自己的命运。
①卡尔·霍恩（JohnC.Calhoun，1782-1850年）代表南部各州奴隶主利益的州权主义者，1825-1832年间任美国副总统。
在巴尼特的直接领导下，梅雷迪斯又给挡在了校园外。他一而再，再而三未能入学的现实令所有美国民权运动领袖以及华盛顿大部分官员都认为司法部未免过于姑息，有损于联邦政府的威望。约翰·肯尼迪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他发布了一项声明和一道行政命令准备把密西西比州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并部署一些其他部队。他宣布他将在星期天晚上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把整个事件向美国人民公布。
巴尼特似乎胆怯了，在同肯尼迪兄弟的一系列秘密电话商谈中，他表示了让步，提出星期一由他在奥克斯福德稳住暴徒，而让梅雷迪斯秘密注册。约翰·肯尼迪因为这个承诺便也让步，取消了电视讲话的打算。
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巴尼特是不可靠的，他当晚给司法部打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原来的协议无效。于是约翰·肯尼迪又订下第二天（9月30日，星期天）晚上7点半的电视时间，肯尼迪对巴尼特出尔反尔甚为恼恨，他说将在电视中向全国宣布，巴尼特如何在“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后又自食其言。巴尼特听说后，赶忙打电话给总统，上气不接下气地建议“当天下午”就把梅雷迪斯用飞机送进学校。
事情看起来可以解决了。梅雷迪斯可以不经过流血就上学，约翰·肯尼迪最初级的希望实现了。尽管在事后巴尼特曾发表一项愤慨的声明，说这件事是背着他干的，说他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只能屈服。
星期天，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梅雷迪斯被悄悄带到了“老密西”的巴克斯特楼，而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和法警队伍穿过不大使用的校园西大门在那座用红砖砌成的古老精致的大学办公楼里建立了指挥所。约翰·肯尼迪把电视演说时间推迟到了晚上10点，他以为到那时，这一次事件就算圆满结束了。可是这个星期天，又是倒霉的。实际上日落时，校园里的秘密已透露出去，传遍了整个奥克斯福德市。办公楼外很快就聚集了大约一千人。他们威胁着法警，“打死这些爱黑鬼的杂种！”“爱黑鬼的家伙们，滚到古巴去！”又一起叫着：“二、四——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徒人数成倍增加，骂得越来越难听。他们先朝法警投石子，接着扔大块石头，接着扔烟头。他们不知道梅雷迪斯在哪里，否则他们会撕碎他。
在华盛顿，肯尼迪总统还没有了解到形势的最新发展就开始电视广播了。当时，据他所知，巴尼特信守自己的诺言，正让州警在维持治安。他向全国的电视观众说明梅雷迪斯现在已进入了大学的校园，阐述贯彻执行法院判决的必要性，赞扬密西西比人在美国历次参战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并向“老密西”的在校学生呼吁说：“事关你们大学和你们州的声誉。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会起来维护这一声誉的。”
在奥克斯福德，学生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讥笑。有人夺来一辆救火车和一台推土机，要用来闯过法警的警卫线，冲进办公楼，但被几枚投掷得很准的手榴弹击退了。进攻者用可口可乐瓶子做的土炸弹还击。校园里乱哄哄的，混乱之中有时还可以听到清脆的枪声——这是隐蔽的狙击手在朝大会堂放枪。两个人被打死了：一名法国驻美记者和一名奥克斯福德的围观者。法警受伤的超过三分之一，有166人，其中有28名是被狙击手射伤的。
危机处在**了，可肯尼迪总统一无所知，华盛顿与奥克斯福德的通讯中断了，直到卡曾巴赫从公用电话亭投着硬币告诉他事情已多么严重时，他才知道，自己在电视里的讲话多么幼稚。放下卡曾巴赫的电话，他马上给巴尼特打电话，要求他把警察派去现场，他打断巴尼特慢腾腾的推托和辩解，说：“听着，那里已经有人被打死了，事态正越变越糟。”约翰·肯尼迪听到暴力激化的消息十分伤心，他下令在孟菲斯待命的部队进入行动。部队的反应缓慢让肯尼迪苦恼，他每次打电话给五角大楼，回答总是说部队“正在途中”，而奥克斯福德打给他的每一次电话总是绝望地询问部队在哪里。
从卡曾巴赫那里传来的全是坏消息，约翰·肯尼迪疾首蹙额，脸色灰白，他在通宵的等待和此起彼伏的电话声中，他诅咒自己相信了巴尼特，没有早点命令部队出动。
军队终于到达，约有二百名左右肇事者被逮捕，其中只有24名是学生，其余来自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第二天早上，梅雷迪斯由一群执法警官陪同，进入被打得破烂不堪的大会堂，在那里，板着面孔的注册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终于让他入学了。当时在办公楼里没有任何抵抗行为，只有无可奈何的神色和假惺惺的礼貌。当梅雷迪斯走出大会堂的时候，有人向他嚷道：“黑鬼，这就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
约翰·肯尼迪总统显然认为是值得的。他说：“如果……行政部门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或者不能……保护梅雷迪斯先生……这个国家就不能生存……这个政府就会很快瓦解……那样付出的代价将比这大得多。”他认为，梅雷迪斯事件的代价可以分摊在随后和平入学所避免掉的许多其他事件上。他还补充说：“我认识到，这引起了大量怨恨我的情绪，但我真不知道他们希望美国总统要起别的什么作用。他们指望我履行宪法规定的誓言，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
总统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不久以后，密西西比州的事例所显示出的说服力促使克莱姆森大学接受第一个黑人学生和平入学。同时，密西西比州战役不是结束，而是开端，肯尼迪同南方的关系再也不会恢复老样子——在1963年更严重的危机和抉择在他面前。
到约翰·肯尼迪任总统的第三个年头，民权运动的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开始，中间经过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和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德事件，争取种族平等运动仿佛像一出连台戏一样，在这出戏中，白人扮演恶棍，黑人则扮演烈士的角色。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白人的良心已被唤醒，他们的愤慨逐步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障碍。但是，这种时代就要结束。更为愤怒、激烈、不顾一切的黑人就要杀上舞台的中心。地位已经确立的黑人领域越来越发现，黑人青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趋势的出现，预示着在争取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将出现一个更为危险的时期。但是约翰·肯尼迪因为在这一年年底就被刺死，他没能经历更危险的时期，而只是经历了到下一台戏前的几幕插曲。
马丁·路德·金曾称伯明翰为“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这让伯明翰那个外号叫“公牛”的警察局长尤金·康纳，就是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拒绝派州警保护自由乘客的警察局长非常喜欢引用金的这句话，他为自己的顽固而骄傲。23年来，他一贯使用恐怖和残暴的手段来恐吓黑人领袖，无不获得成功。不仅伯明翰的学校完全实行种族隔离，这里的公共厕所、饮水站、剧场、公园、运动场、饭馆甚至教堂全是如此。联邦政府禁止种族歧视的规定，“公牛”康纳根本不在意。伯明翰长期以来一直被民权集团看作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主要对象，但1963年春，民权运动领袖们一直尽量不去招惹康纳，那时，康纳正在竟选市长，而种族问题的示威运动只会使他获得更多的白人选票。到4月份，竞选结束，康纳失败了。
康纳的失败引起了一场策划已久的斗争，在日益觉醒的黑人社会中，每天都有游行、请愿、抵制、静坐和类似的示威游行。康纳和他的部下每天都对付他们，用警棍、警犬、救火水龙带、装甲车，还逮捕他们。三千三百多名黑人，其中包括儿童，被关进了监狱，金本人也在内。金的妻子在得知丈夫被单独监禁时，为他的安全担心，她打电话给肯尼迪，总统的宽慰和保证使她放了心。
后来噩梦过去时，约翰·肯尼迪说：“民权运动应该感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布尔·康纳。他同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帮助了民权运动。”康纳的警犬用牙齿撕开黑人的衣服和用700磅压力的水龙头把黑人冲得紧贴建筑物不能动弹的照片被登在报纸的头版，这些恶心的情形使全国、全世界都为之激动。以前胆小的黑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内被激怒而采取了行动；过去漠不关心的白人也感到震惊而产生了同情心。约翰·肯尼迪看到美国人的良心终于开始被打动了，于是着手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使人们的良心觉悟到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约翰·肯尼迪在黑人问题上发表的公开演说是很少的，他一直在试图谋求不造成分裂的解决办法，他希望依靠说理和劝导解决问题，因此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抱怨政府对待伯明翰的态度，他们觉得约翰·肯尼迪过于软弱。
到5月初，司法部副部长说服了伯明翰比较负责的企业领袖们，使之认识到种族和谐比动乱对他们更有利。他们在就业的机会和公共设施方面做了一些改变。新上任的市长答应采用温和点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黑人领袖暂时停止了示威。约翰·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他们继续合作和前进。当有人问他这个解决办法是不是一个典型时，总统说：“我们还得看往后几天里伯明翰会出现什么情况。”
三天以后，约翰·肯尼迪得到了答复。5月12日下午，他得知，伯明翰一个黑人住宅和旅馆被炸弹炸毁了。恐惧、愤怒、骚乱和反骚乱再一次支配了伯明翰。约翰·肯尼迪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大约有3000名士兵迅速被派遣到伯明翰附近的各个基地。晚上9时，总统通过所有的广播网发表了一个简短而强有力的警告性声明。随后，在司法部部长同金牧师通过电话进行商谈时，约翰·肯尼迪在办公室内等候继续出现暴力行动危机的电话报告。
但是伯明翰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亚拉巴马州乔治·华莱士对派遣联邦部队的命令的法律根据表示异议，理由是他的州警有能力维持秩序。但约翰·肯尼迪因为在梅雷迪斯事件中过于迅速地接受类似保证，导致过于迟缓地调动联邦部队而吃亏，所以这次他坚定地回答说，他所拥有的镇压国内暴力行为的权力使他完全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行使和何时行使这种权力。
在伯明翰的情况时续时断地恢复之时，约翰·肯尼迪和华莱士却在逐步走向密西西比州那样的另一次对抗。在那次，当联邦部队终于到达奥克斯福德，保障了梅雷迪斯的安全之后，约翰·肯尼迪曾疲倦地问弟弟罗伯特，是否不久还会出现差不多的事情。罗伯特说，同梅雷迪斯案件相类似的亚拉巴马大学的一件诉讼案，将在1963年春达到同样严重的阶段。约翰·肯尼迪决心作好准备迎战，但决意避免另一次梅雷迪斯事件。他派了曾在古巴上空使用过的侦察机把亚拉巴马州州立大学的校园拍摄下来，军队指挥官便利用这些照片来部署兵力。他自己飞到了马瑟肖尔斯，在华莱士讲话的讲台上发言，简单地警告他不要违抗法律，司法部展开了一个深入细致的运动，去接触亚拉巴马州的教育家、编辑、牧师、企业家和其他社团领袖，希望造成一种友好团结的气氛。
根据法院的判决，三名黑人学生被宣布有资格在6月开始的大学夏季学期入学，一个进塔斯卡卢萨分校，另两名进塔斯卡卢萨大学本部。大学愿意让他们入学，有名望的亚拉巴马人也敦促华莱士不要抵抗，可华莱士州长生涯初展宏图，他决意借这个机会给本州人看，他是严格遵守竞选誓言的：他要站在亚拉巴马州每一座白人学校门口将黑人赶走。
约翰·肯尼迪不想过多地和华莱士纠缠，他想表演就让他表演吧。但肯尼迪自己这次所作的准备是细致而充分的，在附近本宁堡待命的部队已经坐上了直升飞机，校外的人完全被清出了校园，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两次发表的声明中，约翰·肯尼迪都表示希望使用部队是不必要的，希望所有亚拉巴马州人都认识到法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避免使用部队的方法就是遵守法律，随着决定的日子日益迫近，约翰·肯尼迪向华莱士发出劝告，请他离开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但华莱士不听劝告。
1963年6月11日，华莱士州长站在大学注册大楼门口，自知是愚蠢而无聊地朗读了他的一篇声明，作为对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朗读的总统声明的答复。但是当两名黑人学生被带进宿舍时，他却没有阻挠，他内心知道，任何程度、任何种类的反抗都无济于事。约翰·肯尼迪一直在电视里观看着他们的对抗，正如预先计划好的那样，他迅速把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下，当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准将驱车到达塔斯卡卢萨告诉华莱士这个消息时，他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大骂一通后也就走了，两名学生没有遭到意外就注册入学了。
1963年6月11日这天，标志着州政府对取消大学种族隔离问题采取公开抵抗做法的结束，它也标志着联邦政府全面承担起反对一切种族歧视的义务的开端，在此之前，约翰·肯尼迪只是处理了一件又一件种族歧视的具体事件。
约翰·肯尼迪曾考虑，如果塔斯卡卢萨发生动乱，他就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但这次动乱未成事实，约翰·肯尼迪还是决定，趁着大家的注意力还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时，无论如何要向全国发表一篇演说。
约翰·肯尼迪一直都不认为民权问题仅仅是联邦政府的问题，他同副总统和司法部长一起会见了工会领袖和企业家，如剧院老板、餐馆经营者、百货商店经营者，要求他们在雇佣人员和服务方面消除种族界限，他还要求全国各地的市长改善他们的习惯做法和法令。早在1963年2月，约翰·肯尼迪还发表了他任期内的第一个民权咨文，它要求扩大民权委员会的作用，使民权委员会能充当对地方团体提供交换情报和互助的机构。它要求给予正在取消种族隔离的学区技术和经济援助。它要求对选举权的法律做种种修改。它大声疾呼要在所有地区实施平等权利，并检讨了行政当局所采取的步骤。这咨文不是应付任何危机或特殊压力的，而是约翰·肯尼迪总统自己倡议的产物，是他正常立法的一部分，它在黑人中受到欢迎，他们听得进去，可国会和国内其他人根本对它不屑一顾。
但到了6月11日这天，全国都开始倾听约翰·肯尼迪的计划了，亚拉巴马州的事件才刚刚过去。所有的人都在想他们的总统因此有何打算。但对约翰·肯尼迪来说，他的这次演说仍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它至少是以他三年来的思想演变、三个月来平等权利运动、三周的白宫会议、致国会的新咨文的稿本，以及6月9日对市长的讲话和“2月份的民权咨文”为根据的。
演说一开头先提到亚拉巴马大学，以此作为引言，演说的内容是宣布一些新的立法。这篇演说的动力就是约翰·肯尼迪，他的职务和他的国家对这一主张毫不含糊的保证：“种族问题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法律中是没有地位的。”他警告说：“威胁着公共安全的不满浪潮日益高涨”，他强调，国家的义务是使这项“伟大的变革……对大家都是和平和建设性的”。他概述了他将向国会提出的法案，但是着重指出“单靠立法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它必须在所有美国人的家庭中去解决。”他赞扬北方和南方那些有合作精神的公民，说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法律责任感而是出于人类尊严感。约翰·肯尼迪还说，种族问题在美国不是地区性的问题，也不是党派问题，而且甚至不单是“一个法律或立法问题”，单靠法律并不能使人了解什么是正确的，它主要是一个道义问题，他把种族问题看成整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的一场道义危机。
在此之前，除了亚伯拉罕·林肯，没有一个总统曾如此强烈地承认一切种族歧视的非正义性；在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总统可以坦然地忽视他有消除种族歧视的道义上的责任。
约翰·肯尼迪的演讲最终目的在于防止一个种族的不满情绪把国家分裂为二。他的讲话被黑人欢迎，但也激起了某些白人的深刻反感。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当黑人领袖们对肯尼迪的讲话发出欢呼，认为它是第二次解放宣言之后几小时，他们中的一员，密西西比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干事，便遭到暗杀。第二天在国会山，南方的参议员专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发誓要扼杀一切民权立法，关于“地区重新开发”的例行扩充计划，本来估计能顺利通过，但由于54个南方民主党人投票反对，它在众议院以五票之差被否决。共和党人公开地谈论，北方白人中的“强烈和不利的反应”会将约翰·肯尼迪和他的民权法案一起打倒的。
约翰·肯尼迪也并不想轻率地或贸然地拿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作赌注。随着危机的加深，他的忧虑也加深了。当他选择的办法：强调行政权力和投票权，被证明不足以对付种族危机时，他的战略也改变了。他明白他不只是对黑人负责，更要对国家负责。他以前一直认为，国家最高利益要求他避开一场得不偿失、两败俱伤的立法斗争，但他现在则认为，这种尝试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于是在6月19日，约翰·肯尼迪送交给国会一项内容最全面的民权法案，他知道，要使他的法案通过，不止是需要向国会呼吁。一场和平革命所需要的条件还不止是通过这个法案。这个法案不会解决种族关系的所有问题。这个法案必须由联邦、州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加以补充，还必须由开明的公民、私人企业、非官方的劳工组织和市民组织采取行动加以补充。约翰·肯尼迪在行动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他的努力在全国得到了响应，这使约翰·肯尼迪十分自豪。他高兴地看到连锁商店、剧院和餐馆自动取消了实施种族隔离的标记和做法，南方的市长和商会开始同黑人领袖商谈，北方和南方的雇主和工会开始减少种族限制，联邦发起的学徒训练计划使营造业向更多黑人开门，梅迪雷斯取得了学位，在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王子的县，学校在自愿基础上重新开学。进步是缓慢的，不充分的，但同以往数百年相比，则是迅速可喜的。
不过黑暗依然存在。亚拉巴马州的华莱士州长把黑人小孩从伯明翰和其他两个城市新设立的黑白人同校的学校里赶出来，伯明翰的一个黑人教堂被炸……
夏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黑人示威减少的情况时，约翰·肯尼迪强调指出，应该利用一段平静的时期促成进步，而不能把这一时期看成运动已结束。他十分坦率地解释，示威之所以平静下来，部分原因是情况在好转，另一部分则因为重要的黑人领袖们认识到，种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任务，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极端主义的形式等于是作茧自缚。
约翰·肯尼迪讲话后不久，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告诉他，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时，他大吃一惊。他担心会弄得不可收拾。但他无法提出强硬的反对意见。
当游行的日期8月28日临近时，约翰·肯尼迪明确表示那天他将留在办公室里，他知道23万人的游行队伍有可能做出所有事情，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他决定不在游行队伍前露面，游行前也不会见黑人领袖。怀有几分大难临头恐惧感的人多不胜数，许多华盛顿人说那天他们哪也不去就待在家里，数千名加班的警察集合待命，4000名士兵在河对岸做好准备，有些国会议员要求为国会大厦提供保护。
但是到了8月28日，一切无比顺利。游行队伍所表现的昂扬精神和自我约束力使约翰·肯尼迪感到惊异，使全美国人惊异。来自各州各种族的参加者保持热情，耐心倾听文娱节目和马丁·路德·金的发言。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描述了将来和谐与平等完全实现的日子。
这次行动使约翰·肯尼迪深受感染，他在白宫欢迎这次游行的领袖们时对金说：“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他们的梦想也是他的梦想。约翰·肯尼迪并不以为这次游行会让国会对民权法案更感兴趣，也怀疑有任何种族隔离分子因此就改变了立场，但他相信，这次游行有助于让民权主义者团结得更紧。在如此庞大和焦躁的人群中竟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单凭这件事就唤起了人们新的兴趣，赢得了新的支持者。
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大多数白人是赞同肯尼迪的民权法案的，但同时，多数人又感到他走得太快了。
约翰·肯尼迪不是不清楚他的立场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的影响。私下里他担心这个种族争端会让他在1964年落选，但他对一位黑人领袖说他绝不回头。在公开的场合，他仍然抱审慎而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人民迟早会大胆面对真理，亚伯拉罕·林肯的传统会被继承。
约翰·肯尼迪虽然不反对那些人称他的演说和法案为“第二次解放宣言”，但他本人并不热衷于比较。像第一次宣言一样，既由于信念，也由于必要，它正视了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自由问题，也像第一次宣言一样，由于它立足于说理和解而遭到了黑人和白人双方的反对，但毫无疑问，约翰·肯尼迪做了他那个时代能做的，他继亚伯拉罕·林肯之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1963年，在纪念第一次解放宣言一百周年时，约翰·肯尼迪写道：“那个宣言仅仅迈开了第一步——不幸的是，宣言的作者没有活下去推进这一工作。”他写的是林肯，却不幸言中他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