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猪湾风波（2/2）
作者：肯尼迪传
得。地下运动是总战略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联系，他是地下运动近乎传奇式的领袖，在全古巴以“弗朗西斯科”的代号闻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适当时机，就通知他们动手做乱，造成总起义的气氛，然后由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加以传播。天鹅电台将在广播中告诉人们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参加他们的队伍，如何炸毁发电站，等等。纸上谈兵看来倒是不错，但要具体执行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谁先谁后的根本问题。时间上的配合很难安排，起义活动与消灭古巴空军的空袭就发生了矛盾，不管谁个在先，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对另一件事的警惕。当时认为制空权更重要，因此先进行空袭，结果失败了。第二天晚上，天鹅电台播发命令让地下组织起义，命令是用暗号和措词华丽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最奇怪的事是，广播这命令的频率似乎找错了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以及佛罗里达的几个电台都收听到了，但谁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尽管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电台心目中的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谁也没有听到。从实际情况看，这倒没多大关系。头天的空袭早已使卡斯特罗警觉起来，他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光是在哈瓦那，就有数万人被捕，关在垒球场、公共建筑、剧院和礼堂里。因此，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来不及找到那个电台，就在枪口下被抓走。
第一批登陆的古巴旅是潜水员，他们过去是古巴海军的军官，现在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他们一发现暗礁，就知道他们只能标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来。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灯，可是灯刚一打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他们向车子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开来支援吉普车。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消灭了这一威胁，但这并不值得高兴，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没有下船，想选择夜间出其不意地偷袭的目的已无法达到了。
潜水员尽力想在珊瑚礁之间为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更宽的装载坦克的通用登陆艇寻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过不去的。离海岸150米便无法前进的士兵，只好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涉水登陆，但无线电设备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进器。有些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装备很重，人就像石块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人拉他们出来。人们巴望天快亮，甚至为此祈祷。到夜里2点30分，有人发现岸上的一间小木屋，顶上露出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清晨6时，吉隆镇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尚有余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事先竟没有提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疏忽。由于有这些电台，卡斯特罗知道他们来了。现在他要来对付他们了。
凌晨3点15分，人们叫醒了哈瓦那的那个大胡子，说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这是骗局，问了详细情况。微波电台的报务员报告说，那些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电讯忽然中断，显然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这样，某种临时政府随时都可能登陆，得到美国的承认，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下决心要把叛军赶下海去。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B—26飞机进行的空袭，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些不安，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可以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失败了。”
我们再来看战场上，好戏还在继续呢。船只逃跑以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一比十三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不到100人。
入侵者的情绪十分高。他们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冲进去把你们撤出来。”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有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为互相敌对的阵营。《哈泼斯》杂志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古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出乎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班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料，许多人现在感到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有理由的。”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isi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还有标语牌上写着“公平对待古巴”，“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他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对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人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回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希望成功。”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了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六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乌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排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上，肯尼迪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肯尼迪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面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斯克斯”号上出动六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星期三早晨6点30分到7点30分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队发动攻击。
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地执行任务早已精疲力竭，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做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躺在“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甲板上一动未动。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变得越来越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全部用完。敌人迫在眉睫。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下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战斗武器。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古巴旅的幸存者蒙受了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由于美国政府在导致这1133人被俘监禁的事件中也有责任，肯尼迪决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罗处决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获释。
大约一年零八个月以后，由于肯尼迪对古巴发出严重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虏们，在价值5300万美元的物品交换下获释了。
无疑，猪湾事件成为肯尼迪一生中最糟糕的失败。从此以后，肯尼迪兄弟转而反对中央情报局。肯尼迪一直把杜勒斯看成是间谍大师和政府的台柱，在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杜勒斯是个传奇人物，与传奇人物共事是困难的。”
从此以后，肯尼迪尽力避免与中央情报局接近。他罢了杜勒斯的官。他对助手说他恨不能将中央情报局焚化扬灰。
也许我们可以理解许多有识之士将后来肯尼迪遇刺与中央情报局联系起来。
这是后话。现在肯尼迪正有些烦躁、尬尴和失落。对于他来说，一切都还刚刚开始，生命的高峰还远没有到达。
最奇怪的事是，广播这命令的频率似乎找错了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以及佛罗里达的几个电台都收听到了，但谁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尽管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电台心目中的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谁也没有听到。从实际情况看，这倒没多大关系。头天的空袭早已使卡斯特罗警觉起来，他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光是在哈瓦那，就有数万人被捕，关在垒球场、公共建筑、剧院和礼堂里。因此，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来不及找到那个电台，就在枪口下被抓走。
第一批登陆的古巴旅是潜水员，他们过去是古巴海军的军官，现在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他们一发现暗礁，就知道他们只能标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来。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灯，可是灯刚一打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他们向车子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开来支援吉普车。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消灭了这一威胁，但这并不值得高兴，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没有下船，想选择夜间出其不意地偷袭的目的已无法达到了。
潜水员尽力想在珊瑚礁之间为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更宽的装载坦克的通用登陆艇寻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过不去的。离海岸150米便无法前进的士兵，只好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涉水登陆，但无线电设备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进器。有些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装备很重，人就像石块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人拉他们出来。人们巴望天快亮，甚至为此祈祷。到夜里2点30分，有人发现岸上的一间小木屋，顶上露出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清晨6时，吉隆镇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尚有余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事先竟没有提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疏忽。由于有这些电台，卡斯特罗知道他们来了。现在他要来对付他们了。
凌晨3点15分，人们叫醒了哈瓦那的那个大胡子，说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这是骗局，问了详细情况。微波电台的报务员报告说，那些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电讯忽然中断，显然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这样，某种临时政府随时都可能登陆，得到美国的承认，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下决心要把叛军赶下海去。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B—26飞机进行的空袭，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些不安，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可以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失败了。”
我们再来看战场上，好戏还在继续呢。船只逃跑以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一比十三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不到100人。
入侵者的情绪十分高。他们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冲进去把你们撤出来。”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有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为互相敌对的阵营。《哈泼斯》杂志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古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出乎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班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料，许多人现在感到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有理由的。”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isi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还有标语牌上写着“公平对待古巴”，“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他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对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人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回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希望成功。”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了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六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乌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排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上，肯尼迪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肯尼迪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面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斯克斯”号上出动六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星期三早晨6点30分到7点30分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队发动攻击。
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地执行任务早已精疲力竭，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做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躺在“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甲板上一动未动。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变得越来越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全部用完。敌人迫在眉睫。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下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战斗武器。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古巴旅的幸存者蒙受了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由于美国政府在导致这1133人被俘监禁的事件中也有责任，肯尼迪决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罗处决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获释。
大约一年零八个月以后，由于肯尼迪对古巴发出严重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虏们，在价值5300万美元的物品交换下获释了。
无疑，猪湾事件成为肯尼迪一生中最糟糕的失败。从此以后，肯尼迪兄弟转而反对中央情报局。肯尼迪一直把杜勒斯看成是间谍大师和政府的台柱，在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杜勒斯是个传奇人物，与传奇人物共事是困难的。”
从此以后，肯尼迪尽力避免与中央情报局接近。他罢了杜勒斯的官。他对助手说他恨不能将中央情报局焚化扬灰。
也许我们可以理解许多有识之士将后来肯尼迪遇刺与中央情报局联系起来。
这是后话。现在肯尼迪正有些烦躁、尬尴和失落。对于他来说，一切都还刚刚开始，生命的高峰还远没有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