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母与子（2/2）
作者：毕加索传
快的时候，他创造了轮子，而轮子与腿并不相像，他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创造了超现实主义。
这就是超现实主义一词的来源。
1918年刚到，阿波利奈尔又病了，初步诊断为肺充血。5月2日，他和照顾他的护士加科林·柯里布结婚，毕加索作为证婚人和奥尔佳一同前往祝贺。两个月后，即7月12日，毕加索与奥尔佳在巴黎第六区区长的主持下，先举行了市民婚礼，然后到达鲁街俄国东正教堂举行一系列俄式婚礼，证婚人为阿波利奈尔、耶科和科克多。
毕加索夫妇在埃拉楚里斯夫人的美丽别墅度过了他们的蜜月，这里风景优美，各种式样的古典建筑鳞次栉比。毕加索在这里还见到了流亡的西班牙王子斯拉维克，他向王子行了臣民的礼节，表明一个西班牙人的忠诚。
9月，毕加索为了满足奥尔佳的愿望，将住宅向巴黎的中心部位迁移。鲍埃蒂耶街是一条热闹繁华的街道，画商卢森堡给他们找了一栋两层楼的寓所，他自己就在隔壁开了一个画廊。不久，毕加索发现，画商们纷纷迁入这一带，他已落进了他们的包围圈。
1918年秋，保尔·居罗姆在他圣霍诺勒郊区的画廊举行了毕加索与马蒂斯联合画展。立体主义的信徒们对毕加索新作所运用的古典手法十分不满，他们叫嚣要把“只会抄袭”的毕加索开除出立体派。面对蜂拥而至的责难，毕加索又发惊人之语：“抄袭别人是必要的，抄袭自己是可耻的。”转过身来，对着科克多哈哈大笑：“我终于把他们给甩开了。”
还是阿波利奈尔在画展目录上所写的序言，显示了这位诗人对毕加索的深刻理解：
他改变了方向，看上去回到了原来的道路上，但这是一次更高层次的回归，是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他总是越来越伟大，总是通过研究未曾探察过的人性，或者与以往进行检验比较，来丰富自己。
毕加索在他一生伟大的艺术实践中，受到过难以胜数的困挫、责难、辱骂，他都义无反顾地挺过来了，除了他天才的灵感和顽强的意志以外，那就是他总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知音，他们在那个时代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华与优秀品质，给了毕加索以极大的信心。阿波利奈尔便是其中的代表。
但此刻的阿波利奈尔，已陷入命运的劫数之中，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好友擂鼓助威了。他竭尽全力，也不能睁开自己的眼睛，一片混沌压在他的头顶，啊，鲜花飞来了，艳丽无比，还水灵灵的呢……怎么？一阵腥臭，上面沾的是唾液……啊，唾液淹没了我……光明的黑暗……黑暗的光明……
阿波利奈尔弥留之际，他的窗外正挤满了游行的群众，他们挥动彩旗，高呼着“绞死吉罗姆”的口号，抗议戏剧《蒂雷齐亚的**》上演。他只剩下一口气了，问妻子这个吉罗姆是谁，是不是吉罗姆·阿波利奈尔。
柯尔布泪流满面，在阿波利奈尔眼前幻化成一团白光。他听见妻子说，这不是吉罗姆·阿波利奈尔，他们诅咒的“吉罗姆”是德国皇帝。
毕加索听说群众在街上游行，声势很大，而阿波利奈尔刚感染了西班牙流行感冒病毒，恐怕受不住，他立即赶往医院，想去陪陪这位遭受苦难的朋友。
他沿着利佛利大街的连环拱廊迎风疾步，当他在人群中穿梭时，一个寡妇戴着的皱绸面纱飘到了他的脸上，裹住了他的头，他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心里猛然跳得厉害。他跑到阿波利奈尔的病室门口，就听到了柯尔布凄绝的哭喊。
巴黎各大报纸均发布重要新闻：11月9日，诗人、艺术家阿波利奈尔病逝，他穿着战争时的上尉军服，手里拿着十字架。
毕加索欲哭无泪，他久久地凝望着好友的遗容，在心中铭刻这最后的纪念。科克多写信给萨尔蒙说：“可怜的阿波利奈尔已经去世，毕加索过于忧伤，不能执笔写信，他要我写信给你，并安排新闻讣告。”
毕加索知道，阿波利奈尔的死，将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画了一幅漫画，把阿波利奈尔画成坐着的教皇，头戴三重皇冠，手持牧杖，口衔烟斗。毕加索以此预示阿波利奈尔是立体主义的教皇，是现代艺术运动的开拓者和发言人。他在阳台上低徊不已，吟咏着阿波利奈尔的名篇《美人鱼》：
我怎么知道，美人鱼，你的苦恼从哪里来
每当深夜，你哀声叹息，在大海
我跟你一样，海啊，充满了幽潜的声息
而我那唱歌的船名字就叫年代
5
战争的杀伐给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普遍的危机，军队的铁蹄也极大限度地践踏了艺术之花。但人类的生机是不可抹煞的，在中立国瑞士，在厮杀与对峙的缝罅里，一群流亡艺术家尽情地展示他们狂乱不安的心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的言行疯狂、怪诞、矛盾之至，以彻底否定这个风雨飘摇的旧世界。艺术家们扭曲的面孔、破碎的心灵聚集在一起。在这片经历过炮火和饥寒的废墟上，新的艺术种子正酝酿着破土而出。
促成这一新的艺术运动产生的重要人物，是从德国慕尼黑流亡来的哲学家、诗人雨果·巴尔。1916年2月，他和妻子歌唱家赫宁格斯在苏黎世城的米埃尔区办了一个“伏尔泰酒店”，这里因经常举办画展、歌舞晚会、诗歌朗诵会等，而成为文学家、艺术家们的聚会场所。2月26日，来自罗马尼亚的诗人扎拉、画家扬科，来自巴黎的雕塑家阿尔普和妻子索菲，来自柏林的精神病医生兼诗人胡森贝克，来自慕尼黑的画家李切特等人围着伏尔泰酒店二楼的一张圆桌，商议为他们的集团起一个名字，来延续被战争中断的以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为核心的那一现代运动。他们把毕加索的素描和铜版画张挂在墙上，朗诵阿波利奈尔的诗歌，但他们的争论非常激烈，无法确定一个宗旨，只得由巴尔和胡森贝克两人用餐刀随意插入一本德法辞典，餐刀正好插在某一页的一个词语上：
“DADA”。它在法语中，表示儿童玩的一种木马；在罗马尼亚语中则近似肯定的口语“是的”；而在德语中，又与幼儿呀呀学语时呼叫爸爸的语调谐音。胡森贝克说：“就用‘达达’这个词吧，它正好是为我们的意图而发明的。这儿童的第一个声音表现了原始性，从零开始，我们艺术的创新。”
“达达主义”迅速从苏黎世向全世界辐射，引导着战后艺术运动的新潮流。
达达主义的浪潮将立体主义的船只推进了历史的港湾，毕加索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切。1918年9月，他随佳吉列夫芭蕾舞剧团来到了伦敦。青年时代的毕加索从巴塞罗那出走，当初就是想越过英伦海峡的。一晃20年过去了，毕加索由一个忍饥挨饿的穷画家变成了可以呼风唤雨的画坛领袖，身边还有一位贵族气派的夫人，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1920年，达达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诗人扎拉到巴黎访问造型艺术家毕卡比亚，他们就当代文学和艺术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会谈吸引了作家苏波、路易·阿拉贡、保罗·埃鲁阿德、安德列·布列顿，这些人都是“巴黎达达”的骨干，毕卡比亚家就成了达达主义者的俱乐部。
达达主义在巴黎的发展，使他们一改以前对毕加索的欣赏和崇拜。他们深知，要轻易攀越毕加索这座高峰靠技艺是难以达到的，妒忌和攻击也许可以削弱他的声誉。毕卡比亚傲慢地说：“毕加索如果想成为一个达达主义者，就必须放弃立体主义。”好一副山大王的嘴脸，粗横无理。
其实，毕卡比亚与扎拉的那次会谈，恰好是将达达主义引向歧途的开始。他们采取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一句话作为口号：“破坏就是创造。”于是乎，拿一张报纸、一把剪刀，把文字剪下来，按你所需要的诗歌长度，任意排列这些剪下的文字，便是一首诗。绘画更是无意义的线条和胡乱的色彩构成，倘若有人能说明你画布上那些玩意的意思，你就不是成功的。毕卡比亚正是这种“艺术”的主要实践者，他的一幅《扎拉肖像》，画上根本就没有人像，尽是些圆圈、曲直线和莫名其妙的字词，如“幻影、确实性、观念幻术、蒸、花、香”等，然后写上扎拉的名字，完了。不知扎拉对好朋友给他画的这幅肖像是否满意，他肯定不会天天悬于床头案前顾影自怜，因为那画上压根儿就连影子也找不着。
毕加索对达达主义既想拉拢，又要攻击他的两难心态觉得好笑，他一方面与达达主义的一些很不错的画家诗人保持友好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毫不苟同他们的观点。他不留余地地说：“达达主义就是反艺术。”
6
1921年2月4日，奥尔佳生下了儿子保罗。毕加索对自己的这个“复制品”十分感兴趣。他每天都要给小保罗画素描，而没有一张完全相同，可见他是详细地记录了儿子的生长变化过程。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毕加索丝毫不为达达主义的叫嚣所动，他以深厚的亲情和坚定的信念，创作了系列画《母与子》。
画中，母亲的眼睛虽然是向下看着孩子，可她温柔怜爱的目光却照亮了整个世界。那双手，修长、瘦削，它是一把锁，将战争、瘟疫、饥饿等一切灾祸都锁在了外面。孩子，你好好吃奶吧，你快快长大吧，你是妈妈的好宝贝……孩子仿佛听懂了妈妈的话语，他吐出**，抬眼望着，胖嘟嘟的小手摩娑着妈妈的下巴；妈妈尽量低下头，就着孩子，给他以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即使是古典主义大师、大大师，也难以画出这样的作品来。因为，在这些画里，技巧已经不是什么东西了，整个画面洋溢着的，倾诉着的，都只有一个字，那是全世界最深沉、最博大、最激动人心、最有力量的一个字——爱。这与他的早期成名作《科学与仁慈》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
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也变得更加稚拙纯真。1921年夏，他创作的《三乐师》即透露了立体主义的新信息。在这幅画中，毕加索力求造型简单，着色不分明暗，让人感到一种内在的旋律。人物的手不像过去老是夸大，而是缩小到极限，以突出庞大的身躯，画面反而显得明快、有趣。
毕加索在表达爱情、亲情、友情时，几乎全部使用纯粹的、经典的现实主义手法，融入画中的是他的信念、感激和依恋之情；而在表现自己对社会生活与人类命运的理解时，他则采取变形的立体主义方式，写在画上的常常是他的愤慨、忧虑和思索。毕加索与达达主义及其他主义的显著不同在于，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哗众取宠而求新猎奇，他热爱生活，忠实于生活，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他是生活的强者，是命运的主人。毕加索在同马利亚斯·德·萨伊阿斯的一次谈话中说：“我在艺术上采用过几种风格，决不能被认为是向一种不明确的绘画概念迈进的步骤。我并不指望找到终极的解决途径，那是愚蠢之至的想法。我从未做过试验和实验，每逢我有一种意思要表达时，我总是使用那些我认为适当的方式。不同的主题毫无例外地要求不同的表现方法。”
这就是超现实主义一词的来源。
1918年刚到，阿波利奈尔又病了，初步诊断为肺充血。5月2日，他和照顾他的护士加科林·柯里布结婚，毕加索作为证婚人和奥尔佳一同前往祝贺。两个月后，即7月12日，毕加索与奥尔佳在巴黎第六区区长的主持下，先举行了市民婚礼，然后到达鲁街俄国东正教堂举行一系列俄式婚礼，证婚人为阿波利奈尔、耶科和科克多。
毕加索夫妇在埃拉楚里斯夫人的美丽别墅度过了他们的蜜月，这里风景优美，各种式样的古典建筑鳞次栉比。毕加索在这里还见到了流亡的西班牙王子斯拉维克，他向王子行了臣民的礼节，表明一个西班牙人的忠诚。
9月，毕加索为了满足奥尔佳的愿望，将住宅向巴黎的中心部位迁移。鲍埃蒂耶街是一条热闹繁华的街道，画商卢森堡给他们找了一栋两层楼的寓所，他自己就在隔壁开了一个画廊。不久，毕加索发现，画商们纷纷迁入这一带，他已落进了他们的包围圈。
1918年秋，保尔·居罗姆在他圣霍诺勒郊区的画廊举行了毕加索与马蒂斯联合画展。立体主义的信徒们对毕加索新作所运用的古典手法十分不满，他们叫嚣要把“只会抄袭”的毕加索开除出立体派。面对蜂拥而至的责难，毕加索又发惊人之语：“抄袭别人是必要的，抄袭自己是可耻的。”转过身来，对着科克多哈哈大笑：“我终于把他们给甩开了。”
还是阿波利奈尔在画展目录上所写的序言，显示了这位诗人对毕加索的深刻理解：
他改变了方向，看上去回到了原来的道路上，但这是一次更高层次的回归，是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他总是越来越伟大，总是通过研究未曾探察过的人性，或者与以往进行检验比较，来丰富自己。
毕加索在他一生伟大的艺术实践中，受到过难以胜数的困挫、责难、辱骂，他都义无反顾地挺过来了，除了他天才的灵感和顽强的意志以外，那就是他总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知音，他们在那个时代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华与优秀品质，给了毕加索以极大的信心。阿波利奈尔便是其中的代表。
但此刻的阿波利奈尔，已陷入命运的劫数之中，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好友擂鼓助威了。他竭尽全力，也不能睁开自己的眼睛，一片混沌压在他的头顶，啊，鲜花飞来了，艳丽无比，还水灵灵的呢……怎么？一阵腥臭，上面沾的是唾液……啊，唾液淹没了我……光明的黑暗……黑暗的光明……
阿波利奈尔弥留之际，他的窗外正挤满了游行的群众，他们挥动彩旗，高呼着“绞死吉罗姆”的口号，抗议戏剧《蒂雷齐亚的**》上演。他只剩下一口气了，问妻子这个吉罗姆是谁，是不是吉罗姆·阿波利奈尔。
柯尔布泪流满面，在阿波利奈尔眼前幻化成一团白光。他听见妻子说，这不是吉罗姆·阿波利奈尔，他们诅咒的“吉罗姆”是德国皇帝。
毕加索听说群众在街上游行，声势很大，而阿波利奈尔刚感染了西班牙流行感冒病毒，恐怕受不住，他立即赶往医院，想去陪陪这位遭受苦难的朋友。
他沿着利佛利大街的连环拱廊迎风疾步，当他在人群中穿梭时，一个寡妇戴着的皱绸面纱飘到了他的脸上，裹住了他的头，他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心里猛然跳得厉害。他跑到阿波利奈尔的病室门口，就听到了柯尔布凄绝的哭喊。
巴黎各大报纸均发布重要新闻：11月9日，诗人、艺术家阿波利奈尔病逝，他穿着战争时的上尉军服，手里拿着十字架。
毕加索欲哭无泪，他久久地凝望着好友的遗容，在心中铭刻这最后的纪念。科克多写信给萨尔蒙说：“可怜的阿波利奈尔已经去世，毕加索过于忧伤，不能执笔写信，他要我写信给你，并安排新闻讣告。”
毕加索知道，阿波利奈尔的死，将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画了一幅漫画，把阿波利奈尔画成坐着的教皇，头戴三重皇冠，手持牧杖，口衔烟斗。毕加索以此预示阿波利奈尔是立体主义的教皇，是现代艺术运动的开拓者和发言人。他在阳台上低徊不已，吟咏着阿波利奈尔的名篇《美人鱼》：
我怎么知道，美人鱼，你的苦恼从哪里来
每当深夜，你哀声叹息，在大海
我跟你一样，海啊，充满了幽潜的声息
而我那唱歌的船名字就叫年代
5
战争的杀伐给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普遍的危机，军队的铁蹄也极大限度地践踏了艺术之花。但人类的生机是不可抹煞的，在中立国瑞士，在厮杀与对峙的缝罅里，一群流亡艺术家尽情地展示他们狂乱不安的心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的言行疯狂、怪诞、矛盾之至，以彻底否定这个风雨飘摇的旧世界。艺术家们扭曲的面孔、破碎的心灵聚集在一起。在这片经历过炮火和饥寒的废墟上，新的艺术种子正酝酿着破土而出。
促成这一新的艺术运动产生的重要人物，是从德国慕尼黑流亡来的哲学家、诗人雨果·巴尔。1916年2月，他和妻子歌唱家赫宁格斯在苏黎世城的米埃尔区办了一个“伏尔泰酒店”，这里因经常举办画展、歌舞晚会、诗歌朗诵会等，而成为文学家、艺术家们的聚会场所。2月26日，来自罗马尼亚的诗人扎拉、画家扬科，来自巴黎的雕塑家阿尔普和妻子索菲，来自柏林的精神病医生兼诗人胡森贝克，来自慕尼黑的画家李切特等人围着伏尔泰酒店二楼的一张圆桌，商议为他们的集团起一个名字，来延续被战争中断的以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为核心的那一现代运动。他们把毕加索的素描和铜版画张挂在墙上，朗诵阿波利奈尔的诗歌，但他们的争论非常激烈，无法确定一个宗旨，只得由巴尔和胡森贝克两人用餐刀随意插入一本德法辞典，餐刀正好插在某一页的一个词语上：
“DADA”。它在法语中，表示儿童玩的一种木马；在罗马尼亚语中则近似肯定的口语“是的”；而在德语中，又与幼儿呀呀学语时呼叫爸爸的语调谐音。胡森贝克说：“就用‘达达’这个词吧，它正好是为我们的意图而发明的。这儿童的第一个声音表现了原始性，从零开始，我们艺术的创新。”
“达达主义”迅速从苏黎世向全世界辐射，引导着战后艺术运动的新潮流。
达达主义的浪潮将立体主义的船只推进了历史的港湾，毕加索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切。1918年9月，他随佳吉列夫芭蕾舞剧团来到了伦敦。青年时代的毕加索从巴塞罗那出走，当初就是想越过英伦海峡的。一晃20年过去了，毕加索由一个忍饥挨饿的穷画家变成了可以呼风唤雨的画坛领袖，身边还有一位贵族气派的夫人，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1920年，达达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诗人扎拉到巴黎访问造型艺术家毕卡比亚，他们就当代文学和艺术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会谈吸引了作家苏波、路易·阿拉贡、保罗·埃鲁阿德、安德列·布列顿，这些人都是“巴黎达达”的骨干，毕卡比亚家就成了达达主义者的俱乐部。
达达主义在巴黎的发展，使他们一改以前对毕加索的欣赏和崇拜。他们深知，要轻易攀越毕加索这座高峰靠技艺是难以达到的，妒忌和攻击也许可以削弱他的声誉。毕卡比亚傲慢地说：“毕加索如果想成为一个达达主义者，就必须放弃立体主义。”好一副山大王的嘴脸，粗横无理。
其实，毕卡比亚与扎拉的那次会谈，恰好是将达达主义引向歧途的开始。他们采取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一句话作为口号：“破坏就是创造。”于是乎，拿一张报纸、一把剪刀，把文字剪下来，按你所需要的诗歌长度，任意排列这些剪下的文字，便是一首诗。绘画更是无意义的线条和胡乱的色彩构成，倘若有人能说明你画布上那些玩意的意思，你就不是成功的。毕卡比亚正是这种“艺术”的主要实践者，他的一幅《扎拉肖像》，画上根本就没有人像，尽是些圆圈、曲直线和莫名其妙的字词，如“幻影、确实性、观念幻术、蒸、花、香”等，然后写上扎拉的名字，完了。不知扎拉对好朋友给他画的这幅肖像是否满意，他肯定不会天天悬于床头案前顾影自怜，因为那画上压根儿就连影子也找不着。
毕加索对达达主义既想拉拢，又要攻击他的两难心态觉得好笑，他一方面与达达主义的一些很不错的画家诗人保持友好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毫不苟同他们的观点。他不留余地地说：“达达主义就是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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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4日，奥尔佳生下了儿子保罗。毕加索对自己的这个“复制品”十分感兴趣。他每天都要给小保罗画素描，而没有一张完全相同，可见他是详细地记录了儿子的生长变化过程。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毕加索丝毫不为达达主义的叫嚣所动，他以深厚的亲情和坚定的信念，创作了系列画《母与子》。
画中，母亲的眼睛虽然是向下看着孩子，可她温柔怜爱的目光却照亮了整个世界。那双手，修长、瘦削，它是一把锁，将战争、瘟疫、饥饿等一切灾祸都锁在了外面。孩子，你好好吃奶吧，你快快长大吧，你是妈妈的好宝贝……孩子仿佛听懂了妈妈的话语，他吐出**，抬眼望着，胖嘟嘟的小手摩娑着妈妈的下巴；妈妈尽量低下头，就着孩子，给他以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即使是古典主义大师、大大师，也难以画出这样的作品来。因为，在这些画里，技巧已经不是什么东西了，整个画面洋溢着的，倾诉着的，都只有一个字，那是全世界最深沉、最博大、最激动人心、最有力量的一个字——爱。这与他的早期成名作《科学与仁慈》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
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也变得更加稚拙纯真。1921年夏，他创作的《三乐师》即透露了立体主义的新信息。在这幅画中，毕加索力求造型简单，着色不分明暗，让人感到一种内在的旋律。人物的手不像过去老是夸大，而是缩小到极限，以突出庞大的身躯，画面反而显得明快、有趣。
毕加索在表达爱情、亲情、友情时，几乎全部使用纯粹的、经典的现实主义手法，融入画中的是他的信念、感激和依恋之情；而在表现自己对社会生活与人类命运的理解时，他则采取变形的立体主义方式，写在画上的常常是他的愤慨、忧虑和思索。毕加索与达达主义及其他主义的显著不同在于，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哗众取宠而求新猎奇，他热爱生活，忠实于生活，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他是生活的强者，是命运的主人。毕加索在同马利亚斯·德·萨伊阿斯的一次谈话中说：“我在艺术上采用过几种风格，决不能被认为是向一种不明确的绘画概念迈进的步骤。我并不指望找到终极的解决途径，那是愚蠢之至的想法。我从未做过试验和实验，每逢我有一种意思要表达时，我总是使用那些我认为适当的方式。不同的主题毫无例外地要求不同的表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