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奇才怪杰（1/2）
作者：司各特
夏洛特在他们相识之初，常常抱怨司各特干什么事都凭一时的冲动，称他是地道的疯子。后来，当他想取得某种成功来弥补自己因为疾病和追求威廉明娜而白白荒废了的岁月时，他也仍旧是这样行事。从现在起，他宁愿伸手去获取，而不是等待；要敢作敢为，而不是希望，因为他终于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了。
夏洛特的心地善良和乐观开朗很快就赢得了司各特的友人的好感。
她也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他母亲的疼爱，虽然老人起初并不喜欢她把家里的大客厅当做起居室，因为按照苏格兰的风俗，只有在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启用大客厅。可是夏洛特的“特殊场合”几乎每天都有，她不放过任何接待宾客、穿着入时的衣饰、跳舞或是上剧院的机会。1798年夏天，他们在埃斯克河上距爱丁堡6英里的拉绥德用30英镑租金租下一座小草房，附带有两处大牧场、一座菜园，还有优美的景色。司各特为了解闷，在菜园里种了许多花、常春藤和旋花，在大路的入口处竖起一座粗糙的牌楼。这时他的妻子“像中国人一样认真地”打扫、布置屋子，同时，按他的说法，又有一种特殊的“拖拖拉拉的才能”，把诸如写回信之类的事情一拖再拖，而且经常唠叨说她“必须安排一日三餐，还有种种小麻烦，比如说，究竟应该叫火鸡，还是叫火鸡儿等等。”她的抱怨的确有道理，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0月14日出世，而在15日就夭折了。
帮助她战胜不幸的是丈夫和婆母的体贴。用她的话来说，她的婆母“对我体贴入微，不亚于对她自己的亲生女儿”。直到1804年，他们每年都在拉绥德度夏天。
司各特一面做律师，一面收集民谣，也写诗；这些事情未必能吸引主顾，所以婚后第一年他的收入减少到80英镑。以后几年律师业务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始终没有超过230英镑，这多少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缺乏出众的才干，但主要是因为法院中的人都知道，他关心的根本不是律师事业。这时他父亲去世了，老人始终没有料到他儿子除了诗神的法庭之外，对其他任何法庭都漠然置之，所以他的逝世也许倒是一件好事。这位有些名望的律师死于脑溢血，终年70岁，当时（1799年春天）司各特正陪着妻子在伦敦休养。他给母亲写信说：“如果刚直不阿和一生清白使我们能断言亲人在彼岸的命运的话，我终生不忘的父亲离开这个使他伤心的尘世无疑是件好事。”他顺便解释说，由于夏洛特身体欠佳，他不能在得知父亲猝然长逝时回爱丁堡奔丧。
父亲的去世使他心安理得地抛开律师业务，不过，他表现了相当的明智，在他还需要靠它挣钱时，并没有放弃业务。好在他1799年年底就同律师事业分手了，由于巴克柳公爵的关照，梅尔维尔勋爵任命他为塞尔寇克郡的首席法官，因为他同巴克柳和梅尔维尔的儿子在军队中就结下了交情。薪俸是每年300英镑，职务却相当清闲。1801年秋天，他在爱丁堡的所谓新城买下了城堡街39号的一所房子，付了850英镑现金和开具两张共计850英镑的期票，因为“该项产业的总价”是1750英镑。
1802年三一节时他迁入新居，这座房子在以后的24年中一直是他的爱丁堡寓所。
婚后的最初几年，他用于收集和创作民谣的时间比他用于其他事情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他得到当时在文学界声名赫赫的一个人的支持。
这个人叫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绰号刘易斯修道士，因为他的长篇小说《安布罗修或修道士》当年曾风靡一时，作者也成了上流社会客厅中的“狮子”。刘易斯身材短小，长于辞令，衣着讲究，而且，按司各特的说法，是“头等讨厌的人物”。他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智力并不发达，所以喜欢那些鬼怪的故事、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品和令人发怵的童话。刘易斯的秉性是高尚的，可是司各特认为，他“对当今有势力的人物曲意奉承，有失一个天资出众的上流人士的体面。他开口公爵，闭口公爵夫人，只要见到一个有爵位封号的名门贵妇，他就极力巴结。可以断言，他是一个昔日的par-venu，不过他一生都在上流社会中周旋。”刘易斯读过司各特的一些作品，到爱丁堡后就邀请司各特赴宴。30年后司各特承认，这次邀请使他有一种最强烈的飘飘欲仙的感觉。当时刘易斯正在编《神奇小说集》，他打算收进司各特的几首民谣。
他在收集边区的歌谣时，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而且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司各特在爱丁堡结识了其中的第一个人——理查德·希伯，他后来是牛津的议员。理查德的兄弟雷金纳德是著名的教堂歌曲作者，后来做了加尔各答的大主教。理查德是当时最优秀的藏书家之一，而且精通中世纪文学。他并不因博学而自命不凡，善于用引人入胜的形式给人以指点。司各特同他很投契，所以26年后，当他因为被控犯了“通奸”
罪而不得不逃亡国外时，司各特无异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司各特听到这个消息时，正是在他自己遭到破产之后不久，他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万能的上帝啊！还有什么人是可以信赖的呢！……这种事比丢掉财产、失去朋友更可怕，它使人厌恶人生的舞台，因为最高尚的外表往往掩盖着最肮脏的罪孽。”不过这些气愤都是后话，当时是1800年，希伯自己一头扎进旧书堆里，却替司各特发掘出来一个罕见的奇才。此人常在爱丁堡一个叫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的人（后来司各特同他也常有来往）开的一爿小书铺里啃书本。这条书虫常常坐在大书架旁的高脚凳子顶上。他不修边幅，常常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有时又突然高谈阔论一番。他叫约翰·莱顿，是荒漠的北方一个牧羊人的儿子。他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虽然有时候他要走七英里的路到学校去听课。他不知怎么进了爱丁堡大学，在学校听讲，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日子，可是他掌握外语的速度超过了教授的教学进度。希伯发现莱顿对边区歌谣了解得极其透彻，就把他介绍给司各特。司各特当即提出为他的协助付酬。莱顿给了司各特很多帮助，为他弄到了否则肯定会被遗漏的许多歌词。
司各特也帮助过莱顿，他说：“在我们这个生意人的国家里，文学家（我指的是那些除了文学之外，没有其他职业和收入的人）备尝艰辛，这是最大的社会耻辱。”他自己不断地帮助那些向他求援的人。
另一个怪人是查尔斯·柯克帕特里克·夏普，他为司各特的歌谣集提供了《两只乌鸦》。他是一个热心的古玩家，杰出的画家，爱说俏皮话，同时又有追根溯源的怪癖，他对家谱比对活生生的人更有兴趣。家里原打算培养他担任教会职务，但是，据司各特说，“他的声调有一种特殊的妇人腔，用来读祈祷文未必合适，”因而没有能领受圣职。他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就对轶闻秘史有兴趣，现在就在故纸堆里，主要是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历史记载中搜求这些材料作为消遣。他对诸如英国革命这样的大事并不热心，因为这种大事会使他离开他所熟悉的轨道。
他喜欢搜求名人的不光彩故事，也就是会使他们脱离常轨的故事。司各特对夏普热衷于往事，而且喜爱丑闻的癖好感到奇怪，他说：“我真担心，他会使当代贵族的多少个曾祖母声誉扫地。”他鄙视没有产业
夏洛特的心地善良和乐观开朗很快就赢得了司各特的友人的好感。
她也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他母亲的疼爱，虽然老人起初并不喜欢她把家里的大客厅当做起居室，因为按照苏格兰的风俗，只有在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启用大客厅。可是夏洛特的“特殊场合”几乎每天都有，她不放过任何接待宾客、穿着入时的衣饰、跳舞或是上剧院的机会。1798年夏天，他们在埃斯克河上距爱丁堡6英里的拉绥德用30英镑租金租下一座小草房，附带有两处大牧场、一座菜园，还有优美的景色。司各特为了解闷，在菜园里种了许多花、常春藤和旋花，在大路的入口处竖起一座粗糙的牌楼。这时他的妻子“像中国人一样认真地”打扫、布置屋子，同时，按他的说法，又有一种特殊的“拖拖拉拉的才能”，把诸如写回信之类的事情一拖再拖，而且经常唠叨说她“必须安排一日三餐，还有种种小麻烦，比如说，究竟应该叫火鸡，还是叫火鸡儿等等。”她的抱怨的确有道理，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0月14日出世，而在15日就夭折了。
帮助她战胜不幸的是丈夫和婆母的体贴。用她的话来说，她的婆母“对我体贴入微，不亚于对她自己的亲生女儿”。直到1804年，他们每年都在拉绥德度夏天。
司各特一面做律师，一面收集民谣，也写诗；这些事情未必能吸引主顾，所以婚后第一年他的收入减少到80英镑。以后几年律师业务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始终没有超过230英镑，这多少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缺乏出众的才干，但主要是因为法院中的人都知道，他关心的根本不是律师事业。这时他父亲去世了，老人始终没有料到他儿子除了诗神的法庭之外，对其他任何法庭都漠然置之，所以他的逝世也许倒是一件好事。这位有些名望的律师死于脑溢血，终年70岁，当时（1799年春天）司各特正陪着妻子在伦敦休养。他给母亲写信说：“如果刚直不阿和一生清白使我们能断言亲人在彼岸的命运的话，我终生不忘的父亲离开这个使他伤心的尘世无疑是件好事。”他顺便解释说，由于夏洛特身体欠佳，他不能在得知父亲猝然长逝时回爱丁堡奔丧。
父亲的去世使他心安理得地抛开律师业务，不过，他表现了相当的明智，在他还需要靠它挣钱时，并没有放弃业务。好在他1799年年底就同律师事业分手了，由于巴克柳公爵的关照，梅尔维尔勋爵任命他为塞尔寇克郡的首席法官，因为他同巴克柳和梅尔维尔的儿子在军队中就结下了交情。薪俸是每年300英镑，职务却相当清闲。1801年秋天，他在爱丁堡的所谓新城买下了城堡街39号的一所房子，付了850英镑现金和开具两张共计850英镑的期票，因为“该项产业的总价”是1750英镑。
1802年三一节时他迁入新居，这座房子在以后的24年中一直是他的爱丁堡寓所。
婚后的最初几年，他用于收集和创作民谣的时间比他用于其他事情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他得到当时在文学界声名赫赫的一个人的支持。
这个人叫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绰号刘易斯修道士，因为他的长篇小说《安布罗修或修道士》当年曾风靡一时，作者也成了上流社会客厅中的“狮子”。刘易斯身材短小，长于辞令，衣着讲究，而且，按司各特的说法，是“头等讨厌的人物”。他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智力并不发达，所以喜欢那些鬼怪的故事、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品和令人发怵的童话。刘易斯的秉性是高尚的，可是司各特认为，他“对当今有势力的人物曲意奉承，有失一个天资出众的上流人士的体面。他开口公爵，闭口公爵夫人，只要见到一个有爵位封号的名门贵妇，他就极力巴结。可以断言，他是一个昔日的par-venu，不过他一生都在上流社会中周旋。”刘易斯读过司各特的一些作品，到爱丁堡后就邀请司各特赴宴。30年后司各特承认，这次邀请使他有一种最强烈的飘飘欲仙的感觉。当时刘易斯正在编《神奇小说集》，他打算收进司各特的几首民谣。
他在收集边区的歌谣时，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而且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司各特在爱丁堡结识了其中的第一个人——理查德·希伯，他后来是牛津的议员。理查德的兄弟雷金纳德是著名的教堂歌曲作者，后来做了加尔各答的大主教。理查德是当时最优秀的藏书家之一，而且精通中世纪文学。他并不因博学而自命不凡，善于用引人入胜的形式给人以指点。司各特同他很投契，所以26年后，当他因为被控犯了“通奸”
罪而不得不逃亡国外时，司各特无异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司各特听到这个消息时，正是在他自己遭到破产之后不久，他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万能的上帝啊！还有什么人是可以信赖的呢！……这种事比丢掉财产、失去朋友更可怕，它使人厌恶人生的舞台，因为最高尚的外表往往掩盖着最肮脏的罪孽。”不过这些气愤都是后话，当时是1800年，希伯自己一头扎进旧书堆里，却替司各特发掘出来一个罕见的奇才。此人常在爱丁堡一个叫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的人（后来司各特同他也常有来往）开的一爿小书铺里啃书本。这条书虫常常坐在大书架旁的高脚凳子顶上。他不修边幅，常常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有时又突然高谈阔论一番。他叫约翰·莱顿，是荒漠的北方一个牧羊人的儿子。他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虽然有时候他要走七英里的路到学校去听课。他不知怎么进了爱丁堡大学，在学校听讲，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日子，可是他掌握外语的速度超过了教授的教学进度。希伯发现莱顿对边区歌谣了解得极其透彻，就把他介绍给司各特。司各特当即提出为他的协助付酬。莱顿给了司各特很多帮助，为他弄到了否则肯定会被遗漏的许多歌词。
司各特也帮助过莱顿，他说：“在我们这个生意人的国家里，文学家（我指的是那些除了文学之外，没有其他职业和收入的人）备尝艰辛，这是最大的社会耻辱。”他自己不断地帮助那些向他求援的人。
另一个怪人是查尔斯·柯克帕特里克·夏普，他为司各特的歌谣集提供了《两只乌鸦》。他是一个热心的古玩家，杰出的画家，爱说俏皮话，同时又有追根溯源的怪癖，他对家谱比对活生生的人更有兴趣。家里原打算培养他担任教会职务，但是，据司各特说，“他的声调有一种特殊的妇人腔，用来读祈祷文未必合适，”因而没有能领受圣职。他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就对轶闻秘史有兴趣，现在就在故纸堆里，主要是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历史记载中搜求这些材料作为消遣。他对诸如英国革命这样的大事并不热心，因为这种大事会使他离开他所熟悉的轨道。
他喜欢搜求名人的不光彩故事，也就是会使他们脱离常轨的故事。司各特对夏普热衷于往事，而且喜爱丑闻的癖好感到奇怪，他说：“我真担心，他会使当代贵族的多少个曾祖母声誉扫地。”他鄙视没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