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兴教劝学"，"经正民兴"（1/2）
作者：左宗棠评传
左宗棠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他在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以宋儒朱熹所编纂的汇集儒家道德标准为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为基本教材，从中"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在教学管理中，他主张奖勤罚惰，从严督学，"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发现不用功者，"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知勉强学习，不谓苦也"。①他认为兴办教育的关键在于"劝学"，即提倡和勉励读书学习以实现"经正民兴"的目的。他指出："朝廷有重士之意，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②因此，他在师行所到之处，均以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为己任，试图以此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他在福州设立正谊书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数十卷"，以这些儒学著述为书院的教材，并"亲课诸生"。③他在陕、甘等地注意恢复和新建一些"义学"，主张以《小学》来灌输"入塾童子"，他指出："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人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览诸生所陈义学条规，鲜有见及者。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左宗棠还"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因此，他力主在甘肃"分闱就试，届时简派学政，按期校阅，则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甚于此矣"。①左宗棠还认为他一向不以博得科名为人生追求，强调"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但他也认为"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②为了"兴教劝学"、"经正民兴"的目的，他对封建教育不断加以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左宗棠常以"寒儒"自诩，大谈自己熟读儒学经典的好处。他在批阅甘肃兰山书院院生的文稿时说：
"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监院，以晓诸生。"③他还注重刊刻儒学典籍以供"劝学"之需，他指出："经正民兴，一定之理。……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1……不佞少贫嗜学，苦无钱买书，于家塾中得见桂林陈文恭公在湖南刊行《四书》大字本及《五种遗规》，又于亲戚书塾中得见仪封张清恪公正谊堂汇刻儒先各种书残缺本，辄欣然忘食。……两公为平世理学名臣，而所莅之地皆有传书，即此可想昔吾先正之流风，其为斯世斯民谋者无弗周。况当兵戈满目，学校颓敝之日，斯文断续之交，顾可坐令坠绪弗理乎？①《六经》鲍本最佳，影刻较易。惟较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西北之人质厚有余，颖敏不逮。关陇兵燹连年，弦诵久辍，坊间刻本绝少佳者。兄因广立义学，各州县求书者纷纷而至，不得不购俗本应之，殊歉然也。盼鄂刻成，先印千本，庶资分布。"
在左宗棠的积极倡导下，其辖区内"兴教劝学"的风气一度高涨。特别是陕、甘地区，在左宗棠任总督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的11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①，至于刊刻发给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数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己读毕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盖读书即可识字，而由声音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②尽管左宗棠向学生灌输的是儒家学说，但他如此热心于教育，且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③这个表白，反映出像他这样征战南北的军政大员能如此重视"劝学"，实为难能可贵。在他与发展教育有关的活动中，令他最为得意、也是其改革颇有成效的事情是甘肃乡试分闱。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后，在210多年内向与陕西合并举行乡试，贡院设在西安。这样，"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难度很大。左宗棠上奏陈述了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的理由，他指出：甘肃"自改
左宗棠常以"寒儒"自诩，大谈自己熟读儒学经典的好处。他在批阅甘肃兰山书院院生的文稿时说：
"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监院，以晓诸生。"③他还注重刊刻儒学典籍以供"劝学"之需，他指出："经正民兴，一定之理。……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1……不佞少贫嗜学，苦无钱买书，于家塾中得见桂林陈文恭公在湖南刊行《四书》大字本及《五种遗规》，又于亲戚书塾中得见仪封张清恪公正谊堂汇刻儒先各种书残缺本，辄欣然忘食。……两公为平世理学名臣，而所莅之地皆有传书，即此可想昔吾先正之流风，其为斯世斯民谋者无弗周。况当兵戈满目，学校颓敝之日，斯文断续之交，顾可坐令坠绪弗理乎？①《六经》鲍本最佳，影刻较易。惟较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西北之人质厚有余，颖敏不逮。关陇兵燹连年，弦诵久辍，坊间刻本绝少佳者。兄因广立义学，各州县求书者纷纷而至，不得不购俗本应之，殊歉然也。盼鄂刻成，先印千本，庶资分布。"
在左宗棠的积极倡导下，其辖区内"兴教劝学"的风气一度高涨。特别是陕、甘地区，在左宗棠任总督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的11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①，至于刊刻发给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数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己读毕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盖读书即可识字，而由声音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②尽管左宗棠向学生灌输的是儒家学说，但他如此热心于教育，且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③这个表白，反映出像他这样征战南北的军政大员能如此重视"劝学"，实为难能可贵。在他与发展教育有关的活动中，令他最为得意、也是其改革颇有成效的事情是甘肃乡试分闱。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后，在210多年内向与陕西合并举行乡试，贡院设在西安。这样，"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难度很大。左宗棠上奏陈述了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的理由，他指出：甘肃"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