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中不如西，学西可也"（1/2）
作者：左宗棠评传
近代中国，面对着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挑战，思想文化界逐步形成了摈弃闭关自守的旧习、冲破华夷之辨的羁绊而倡导向西方学习以图御侮自强的新的文化氛围，鸦片战争时期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实为近代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嚆矢。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初到广州，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③，加以研究，目的是"知己知彼"，把握外国的情况。不久，林则徐将翻译的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草稿，介绍了世界各大洲的情况。林则徐的这一举动，在当时举世昏昏，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的闭塞状况下，无疑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接着，魏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依据《四洲志》及其它材料，编成《海国图志》50卷本，继而又在道光二十六七年（1846-1847年）间增订为60卷，咸丰二年（1852年）扩充为100卷，刊于扬州，该书成为比较完整地介绍世界史地的力著。徐继畬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写成《瀛环考略》，在此基础上又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福州刊刻了《佩环志略》，是书简洁明了地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沿革等。梁廷枬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于广东刊行了《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粤道贡国说》，又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完成了《兰偶说》，四种书合刊为《海国四说》，介绍了中外通商和美、英等国的情况。姚莹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刊刻了《康輶纪行》，书内涉及英、法、俄、印度等国史事，并绘有中外四海舆地图。开眼看世界思想的出现，反映了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冷漠态度开始扭转，表明中国人对待世界知识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寻，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①尤其是这种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同抵御外侮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更使得由此发展而来的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林则徐开"师敌长技以制敌"思想之先河。对此，魏源作了精辟的概括：林则徐奏言"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长技以制敌。"①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正是对林则徐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本书传主在远离广东沿海有千里之遥的湖南内地乡村，竟不谋而合地也在依据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以及清朝的志乘、载记和官私各种图书来考察"有关海国故事者"。他认为："敌之所恃，专在火炮，能制其长，即可克日蒇事。"②但左宗棠对如何才能"制其长"所提出的办法还不是"师夷长技"，而是要在城根安放"水簾、丝纲、生牛皮各物为之障蔽"。③同时他的外国史地知识是很肤浅的，甚至认为"米里坚即明之洋里干，西海中一小岛耳。乃亦严然以敌国自居，思踵英人故辙，实力可笑"。④显然，他把米里坚（美利坚）视为海中一小岛，采取藐视的态度，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究其原因在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确实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左宗棠身处内地乡间，也不能像林则徐，梁廷枬在广东、徐继畬在福建、魏源在江苏、姚莹在台湾这些地处东南沿海省区得风气之先。但是，此时的左宗棠能够去主动探索有关海国故事，并试图能"制其长"，表明他与那些率先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具有异曲同工的内在联系。
左宗棠能够对世界大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坚定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和勇气，概得力于魏源的《海国图志》。从史料来看，左宗棠未谈及他何时读到《海国图志》。但从他对《海国图志》的评价和他同贺熙龄的交往来分析，他在道光末年有可能读到了这部书。左宗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向贺熙龄函索《圣武记》。魏源将《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送给贺熙龄。这样，左宗棠从贺熙龄处借阅《海国图志》是有较大可能性的。左宗棠对《海国图志》赞叹不已，他说："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物形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①他还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②光绪元年（1875年），魏源族孙甘肃平庆泾固道魏光煮重新刊刻《海国图志》，请左宗棠为是书作序。左基于对魏源的崇敬心理，在"序"中写道：
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者纷至，西通于中，战事日亟，魏子忧之，于是搜辑海谈，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所欲见诸施行者，俟之异日。呜呼！其发愤而有作也。
左宗棠还认为他在同治年间即实践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
足证左宗棠是《海国图志》的热心读者和实践者。魏源的《海国图志》100卷本共80余万言，有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图式57页，是19世纪中叶中国以至东亚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②魏源的这部书具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为中国人从全新的角度认识世界和进行"师夷长技"的观念转换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魏源所说：《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③然而，这部不同于过去海图之书的新著，在鸦片战争后的20余年中并未受到朝野的重视。与魏源同样注重了解外国情势的姚莹不无感慨地指出，《海国图志》因其广泛地介绍世界而有"犯诸公之忌"。④这样，清朝的统治者依然昧于世界大势而自安自得，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只能束之高阁。
诚如左宗棠所指出："百余年来，中国承平，水陆战备少弛，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乡故。魏子数以其说干当事，不应，退而著是书。其要旨以西人谈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统纪，征其俗尚而得其情实，言必有论。所拟方略非尽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书成，魏子殁。甘余载，事局如故。
可见，清朝闭关锁国国策对人们心理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左宗棠能对《海国图志》备加推崇，表明他是有胆有识的，他同魏源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是有共鸣的。他从对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等"以中土人谭西洋"转向对《海国图志》"以西人谈西事"的追求，标志着他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的不断深化。左宗棠不仅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继承者，而且他对《海国图志》的重视程度也是其它洋务派要员所不及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举办洋务运动时都主张"借法自强"。但在曾国藩的所有著述中，从未有过他曾翻阅《海国图志》的记载。李鸿章固然说过"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②的话，他却不能像左宗棠那样把兴办洋务工业称作"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因此，曾国藩似乎对《海国图志》抱着不屑一顾的心态，李鸿章则在"制夷"方面打有折扣。许多论者认为曾、李不是魏源思想的继承者，有其一定的道理。而左宗棠作为洋务派的要员，直接继承了魏源于《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制夷"的思想，是勿庸置疑的。
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中系统地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有能傲以无也。"他通过西洋各国"互相师法"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大势的事实批驳了顽固派讥讽向西人学习造船为"失体"的论调，并巧妙地对所谓本末观进行了恰如其分的阐释，论证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引进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并不是"失体"。他指出创办船政局，雇佣外国员匠教造轮船，是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这是他已料到的事情。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防海必须使用海船，而过去乃至目前中国海防所依恃的帆蓬舟揖无法与外国的轮船相比。西洋各国与俄国、美国等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的制造，"互相师法，制作日精"。就连东洋的日本也开始购买西方的轮船，拆视仿造末成，便派遣留学生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唯独中国对仿造轮船不予重视。鉴于由外国代造轮船和英中联合舰队事件的教训，无论是代造还是购雇轮船都是不适宜的。他指出中国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那么怎样才能保住海疆的利权呢，他形象地比喻了落人之后的情形：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继之，左宗棠对传统的本末观进行了辨析：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
左宗棠的这段话是很有分量的。它切中了中国士大夫空言义理，将智慧运用于"虚"的要害。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即是把义理视为本，将艺事看成末，且反复强调重本抑末。冥顽不化的守旧者常常也以此为护符，对学习西方的艺事横加攻击，以为这是"失体"，乃大逆不道。左宗棠尽管说中西方为"本"为"末"各是其是，两不相喻，而实际上他是对外国将其"聪明寄于实"和"以艺事为重"表示赞同的。他反对顽固派把艺事同义理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认为讲义理者也应当成为执艺事者。他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迎头赶上的唯一办法即是"藉外国导其先"，防止"外国擅其能"。左宗棠还反驳了守旧者那种认为造船糜费太多的论调，指出：
"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经过一番论述，左宗棠认为仿造轮船不为"失体"。他说："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无论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己然。即以枪炮言之，中国古无范金为炮施放药弹之制，所谓炮者，以车发石而已。至明中叶始有"佛郎机"之名，国初始有"红衣大将军"之名。当时得其国之器，即被以其国之名。……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
这里，左宗棠并不是单纯地翻翻古时丹，而是为其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找些历史的依据。这样，左宗棠提倡学西，就不能不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出新的判断与界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道"、"本"、"体"与"器"、"末"、"用"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其中"道"与"器"是就事物的本体而言，《易经·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道"即指事物的道理，"器"即指客观事物；"本"与"末"按事物表现的形式划分，"本"指事物的主导形式，"末"指事物的从属形式；"体"与"用"则是兼二者有之。由于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界把这一组关系套在中学和西学上面，形成了中学力"道"、"本"、"体"，西学力"器"、"末"、"用"的概念。于是，顽固守旧者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正统地位，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认为引进西学乃为"失道"、"失体"。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要引进西学，也不能不对"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进行新的阐发，以便为"师夷长技"提供理论依据，摆脱守旧势力的攻击。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率先提出这个方面的主张。他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①此后，一些洋务论者于19世纪70-80年代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这一思想。王韬指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②薛福成认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惮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③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①到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发了这一理论，提出"旧学力体，新学力用"八个字。这是晚清关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中体西用"论发展的大致状况。左宗棠在怎样对待中学和西学问题上，同样离不开谈"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他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
如前所述，左宗棠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里，在论述了"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之后，紧接着强调指出："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对这一句话，可以引伸理解为：从事作为"末"的艺事者不能舍弃义理之学这个"本"，而讲求作为"本"的义理之学者也绝不能轻视遗漏艺事这个"末"。也就是说要"本末兼顾"，"明体达用"。19世纪70-80年代，左宗棠进一步阐述了"道"、"本"、"体"与"器"、"末"、"用"的关系，其思想不断深化。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撰《（海国图志）序》中说：
"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专诣，盖得儒之数而革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乃显于其教矣。"
西方各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左宗棠能意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论述了"艺事"与"道"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旁征博引阐明了行艺事的好处，指出：
"艺事系形而下者之称，然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形而上者所不废。《经》称工执艺事以谏，是其有位于朝，与百尔并无同异。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请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宗棠在闽浙总督任
左宗棠能够对世界大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坚定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和勇气，概得力于魏源的《海国图志》。从史料来看，左宗棠未谈及他何时读到《海国图志》。但从他对《海国图志》的评价和他同贺熙龄的交往来分析，他在道光末年有可能读到了这部书。左宗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向贺熙龄函索《圣武记》。魏源将《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送给贺熙龄。这样，左宗棠从贺熙龄处借阅《海国图志》是有较大可能性的。左宗棠对《海国图志》赞叹不已，他说："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物形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①他还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②光绪元年（1875年），魏源族孙甘肃平庆泾固道魏光煮重新刊刻《海国图志》，请左宗棠为是书作序。左基于对魏源的崇敬心理，在"序"中写道：
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者纷至，西通于中，战事日亟，魏子忧之，于是搜辑海谈，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所欲见诸施行者，俟之异日。呜呼！其发愤而有作也。
左宗棠还认为他在同治年间即实践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
足证左宗棠是《海国图志》的热心读者和实践者。魏源的《海国图志》100卷本共80余万言，有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图式57页，是19世纪中叶中国以至东亚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②魏源的这部书具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为中国人从全新的角度认识世界和进行"师夷长技"的观念转换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魏源所说：《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③然而，这部不同于过去海图之书的新著，在鸦片战争后的20余年中并未受到朝野的重视。与魏源同样注重了解外国情势的姚莹不无感慨地指出，《海国图志》因其广泛地介绍世界而有"犯诸公之忌"。④这样，清朝的统治者依然昧于世界大势而自安自得，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只能束之高阁。
诚如左宗棠所指出："百余年来，中国承平，水陆战备少弛，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乡故。魏子数以其说干当事，不应，退而著是书。其要旨以西人谈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统纪，征其俗尚而得其情实，言必有论。所拟方略非尽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书成，魏子殁。甘余载，事局如故。
可见，清朝闭关锁国国策对人们心理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左宗棠能对《海国图志》备加推崇，表明他是有胆有识的，他同魏源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是有共鸣的。他从对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等"以中土人谭西洋"转向对《海国图志》"以西人谈西事"的追求，标志着他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的不断深化。左宗棠不仅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继承者，而且他对《海国图志》的重视程度也是其它洋务派要员所不及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举办洋务运动时都主张"借法自强"。但在曾国藩的所有著述中，从未有过他曾翻阅《海国图志》的记载。李鸿章固然说过"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②的话，他却不能像左宗棠那样把兴办洋务工业称作"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因此，曾国藩似乎对《海国图志》抱着不屑一顾的心态，李鸿章则在"制夷"方面打有折扣。许多论者认为曾、李不是魏源思想的继承者，有其一定的道理。而左宗棠作为洋务派的要员，直接继承了魏源于《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制夷"的思想，是勿庸置疑的。
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中系统地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有能傲以无也。"他通过西洋各国"互相师法"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大势的事实批驳了顽固派讥讽向西人学习造船为"失体"的论调，并巧妙地对所谓本末观进行了恰如其分的阐释，论证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引进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并不是"失体"。他指出创办船政局，雇佣外国员匠教造轮船，是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这是他已料到的事情。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防海必须使用海船，而过去乃至目前中国海防所依恃的帆蓬舟揖无法与外国的轮船相比。西洋各国与俄国、美国等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的制造，"互相师法，制作日精"。就连东洋的日本也开始购买西方的轮船，拆视仿造末成，便派遣留学生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唯独中国对仿造轮船不予重视。鉴于由外国代造轮船和英中联合舰队事件的教训，无论是代造还是购雇轮船都是不适宜的。他指出中国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那么怎样才能保住海疆的利权呢，他形象地比喻了落人之后的情形：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继之，左宗棠对传统的本末观进行了辨析：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
左宗棠的这段话是很有分量的。它切中了中国士大夫空言义理，将智慧运用于"虚"的要害。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即是把义理视为本，将艺事看成末，且反复强调重本抑末。冥顽不化的守旧者常常也以此为护符，对学习西方的艺事横加攻击，以为这是"失体"，乃大逆不道。左宗棠尽管说中西方为"本"为"末"各是其是，两不相喻，而实际上他是对外国将其"聪明寄于实"和"以艺事为重"表示赞同的。他反对顽固派把艺事同义理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认为讲义理者也应当成为执艺事者。他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迎头赶上的唯一办法即是"藉外国导其先"，防止"外国擅其能"。左宗棠还反驳了守旧者那种认为造船糜费太多的论调，指出：
"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经过一番论述，左宗棠认为仿造轮船不为"失体"。他说："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无论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己然。即以枪炮言之，中国古无范金为炮施放药弹之制，所谓炮者，以车发石而已。至明中叶始有"佛郎机"之名，国初始有"红衣大将军"之名。当时得其国之器，即被以其国之名。……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
这里，左宗棠并不是单纯地翻翻古时丹，而是为其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找些历史的依据。这样，左宗棠提倡学西，就不能不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出新的判断与界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道"、"本"、"体"与"器"、"末"、"用"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其中"道"与"器"是就事物的本体而言，《易经·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道"即指事物的道理，"器"即指客观事物；"本"与"末"按事物表现的形式划分，"本"指事物的主导形式，"末"指事物的从属形式；"体"与"用"则是兼二者有之。由于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界把这一组关系套在中学和西学上面，形成了中学力"道"、"本"、"体"，西学力"器"、"末"、"用"的概念。于是，顽固守旧者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正统地位，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认为引进西学乃为"失道"、"失体"。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要引进西学，也不能不对"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进行新的阐发，以便为"师夷长技"提供理论依据，摆脱守旧势力的攻击。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率先提出这个方面的主张。他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①此后，一些洋务论者于19世纪70-80年代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这一思想。王韬指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②薛福成认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惮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③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①到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发了这一理论，提出"旧学力体，新学力用"八个字。这是晚清关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中体西用"论发展的大致状况。左宗棠在怎样对待中学和西学问题上，同样离不开谈"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他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
如前所述，左宗棠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里，在论述了"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之后，紧接着强调指出："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对这一句话，可以引伸理解为：从事作为"末"的艺事者不能舍弃义理之学这个"本"，而讲求作为"本"的义理之学者也绝不能轻视遗漏艺事这个"末"。也就是说要"本末兼顾"，"明体达用"。19世纪70-80年代，左宗棠进一步阐述了"道"、"本"、"体"与"器"、"末"、"用"的关系，其思想不断深化。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撰《（海国图志）序》中说：
"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专诣，盖得儒之数而革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乃显于其教矣。"
西方各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左宗棠能意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论述了"艺事"与"道"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旁征博引阐明了行艺事的好处，指出：
"艺事系形而下者之称，然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形而上者所不废。《经》称工执艺事以谏，是其有位于朝，与百尔并无同异。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请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宗棠在闽浙总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