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平生以农学为长"和以农为本（1/2）
作者：左宗棠评传
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同农业这一社会经济的主要产业联系在一起的，"以农立国"的国策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重视也素被人们所关注。孔子早在春秋时期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①，即强调不违农时，以利于农业生产，并把生产足够的粮食作为一项治国之道。此后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农业与国计民生关系的论述颇丰。孟子认为："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②，他把解决温饱同稳固政权的统治结合起来。管子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凛，国多财则远来者，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③，初步触及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联系。韩非子说："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④于是，不仅历代统治者把农业作为"本务"行其治国之道，采取"劝民农桑"、"以农为本"的政策和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扶植农业生产的种种措施，而且在社会民众的心理中也流行着"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⑤的普遍观念。这样，本书传主作为一个出身于耕读之家的地主阶级士子自然会把农业问题看得至关重要，对农学倾注了精力。
左宗棠对农学的注意始于少年时代。据他自己所说，由于"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⑥他把农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细加研究，甚至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早岁甘于农圃，不乐仕进，所求易足，无营于外，心亦安焉。"①当然，从小就熟读儒书的左宗棠如同中国封建社会中无数士子那样还是迈上了科举考试之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科举考试的答卷中，左宗棠也对农业问题做出了自己经过多年探研的心得总结。他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癸巳科、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科三次会试中，系统阐述了有关农学的思想。
左宗棠提出了重视农桑和怎样劝农的主张。在癸已科第三场五道策问的第三问中，左宗棠指出：民于何养？日农桑。天事不至，有形之灾；人事不至，无形之灾。是故勤作之家必无甚贫，乐偷之子鲜能长富，有由然也。农桑可不重乎？惩惰民，以刑劝；敬老农，以礼劝；省讼累，以时劝；修田具，以器劝，于是而民有不安于饱煖者乎？②左宗棠在乙未科的会试卷中又指出：
农事极其精，而劝相必及矣。夫事不极其精，而遽冀其获，难矣。耘籽交至，此黍稷之所以茂也。故于适亩时而寓劝农之意。且天下之所待以养者，农也。晹雨为有形之灾，而人能补之；辍忽为无形之灾，而天地之利不能救之。临民者将欲为国厚其生，为民谋其食，而苟无情意以行于劳民劝相之间，则其事终不修，而其农终不劝。从左宗棠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人与自然同农业生产的关系作了比较合理的论述。他认为农业生产中遇到自然灾害是无法避免的，但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对发展生产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强调应当勤于耕作，并对如何劝农提出了用刑劝以惩情民，用礼劝以敬老农，用时劝以省讼累和以器劝以修田具的具体措施，左宗棠还对官员提出了"为民谋其食"的要求。后来左宗棠于闽浙总督任内在浙江"劝谕耕垦，并给发耕牛、籽种、农具，借资补助"②，于陕甘总督任内在甘肃主张"亟应劝农耕垦"③，并"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官绅士庶有能实力奉行、著有成效者，准予择优奖叙"④，都是左宗棠重视农桑和劝农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视农业的，把农业作为治国之道的根本大计是天经地义和不可动摇的。他说："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大禹开衣食之原，先治沟洫；周文普旬宣之化，先即田功"，"全春秋而全省，农可称神。"①左宗棠心目中的上古农业理想国的图景是"率彼妇子，而南亩和迎春之曲。勤则不匮，无情农以自安。""是以自天降康，君子有谷。而因地之利，王用勤民。"他企盼"皇上躬先万姓，典重四推。进无逸之图，稼穑维宝。"②左宗棠对兴农桑与开利源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细致的阐述，他在戊戌科的会试文中指出：
"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是故善养民者，不必损己以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国者，不必穷民以富国，而国自宫。……且夫言农政者，将欲图匮于丰，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也，顾其事亦有难言者焉。官斯土者，非习斯土之人也，其地之肥硗，候之迟早，水泉之何出，土物之何宜，器具之何使，必不及其地之民虑之早而知之审也。……不以为利民，先以为厉民矣。虽然，因地之利而利之，不必强西北皆水田，东南皆陆海；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必强东南民食麦，西北民食稻。枣栗亦有其利，不必拔而植桑；棉苧亦惟其宜，不必转而为茧。而又以其时，行其野，历其乡，询其利，访其宜，不以为己之功，并不以为官之事，亦何利之不可兴哉？"
显然，左宗棠承继了孔子"使民以时"的恩想，并把农业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大利之原"之所在。他把国家的农业政策同"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联系起来，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并希望"皇上廑念民依，敦崇本计，丰盈有象，乐利永怀，卦亩时登，爻闾胥慰，其以此也夫！"②左宗棠还对地方官员不知农时、不懂耕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指出他们不是"利民"，而是"厉民"，申明农业生产不能依靠长官的意志行事，只有这样才能兴利。
在这篇会试文中，左宗棠对中国农学发展的概况作了评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
古今之言农政者，《夏小正》、《豳风》其最初者矣。刘向《七略》别"农家"为一流，经生而知本务之急，识已卓矣。贾思勰《齐民要术》取材博而考核精，识者虽讥其言之太文，然求之于古盖亦难焉。宋陈旉《农书》三卷，自谓胜于贾书，今按其书，多切近时用，诚与华士不同。他如元代之《农桑辑要》、鲁明善之《农桑衣食撮要》以及王伯善之《农书》皆各悉其土宜物性，为古今所不易得者，而《农书》尤赅博绝伦焉。明周王守藩开封，念天灾之流行，民生之日蹙也，于是乎有《救荒本草》之作。别其性，分其种，著其味，其于一物数名及形状同而实异者必谨志之。视鲍山之《野菜博录》，兹为精矣。徐光启《农政全书》，凡古今载籍所言利农之器、宜植之品、播种之时、任土之法靡不旁搜远绍，著为成编，卷帙繁多，高至尺许，其致力也勤，其用力也苦，宜世之说农田者宝之也。①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后，他决计不再走科举考试之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农学及地理学等经世之学的研究上来。他说："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②"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其于区种一事，实有阅历。"③左宗棠从中国古代农书中吸取精华，主张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他指出："区田之制，农书传之。创自伊尹与否未可知，若语农务之粮良，古近无以过。盖论农之理，具六善焉；论农之事，兼三便焉。"左宗棠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基本理论中，实行区田法的"六善"有：第一，"今法田必秧种"，也就是说要用"水渍谷"，"逼使芽"，"甫芽布诸秧田"，"区田法布谷于区，手覆按令着土，足履区旁高土，水不绉，谷不易其所，有撮谷之利而无其病"。第二，"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土地与肥料是农业的宝藏，"土宜禾，粪宜土，粪欺土者穰，土欺粪者荒"，于是农民治田先治粪，"粪与田称，禾之良也"。"区种法，区用熟粪二升，一亩一千三百五十二升，旁土不粪，土受粪者止亩四之一，实土载粪，粪圜禾，质取其熟，力取其多，以视恒田倍十有加"。第三，"禾畏旱畏风"，"今田竟亩不为畎，费水多"，而采用"区田法费水止今田四之一，水易足"，区田法还可以使庄稼避免风灾，"区深一尺，禾自出叶已上至结实时，旋助区土壅之，无虑七八寸，振林之风不损"。第四，"禾畏虫"，今农田"禾长掩亩，气不得利，郁蒸所至，并钟五贼。积热在土，盛雨卒加，为湿裹燥，根则受之，是生蟊"。采用"区种法，空四旁，风贯行间，緉緉然，郁者通，结者解，虫类无由滋"。第五，"区种务勤锄厚壅"，"隤土附根，深可七八寸，旁根绝，正根王，穗蕃硕而长，圆粟而少糠，米饴以香，多沃而食之疆"。第六，"先农尽地力，又惧地力乏"，从而采取"岁易之法易其田，代田之法易其圳"的做法，这是合理的。但"今农为田，宁普种而薄收，地稀种则诧，禾稀谷则无究之者"。采用区田法可以"岁易其所，不甚其取，旋相为代，地气孔有"，起到"尽地力"的效果。左宗棠还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实行区田法有三项便利之处：一是"区田用力虽频，不甚劳累，力小者亦任。开区治田，担粪引水，壮夫任之；和土布谷，锄草土壅根，余丁力可给。……老自六十已下，稚自十岁已上，主妇童女自治馈应饷外皆量力而趋。……人无冗而力无虚"。二为"区田法治田少而得谷多"。三乃"力作不惰，……易乏为饶，反瘠为沃，效莫捷焉"。左宗棠对区田"良法于数千百年而未能多睹其验"而感到愤愤不平，他力主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区田法，使"读书养素之士，世富习耕之家，未作趁食之民，游手无俚之子，皆能自营转雇，称力而食，一家为之一家足，一邑为之一邑足，天下为之天下足。聚民于农，人朴心童，几蘧之理，于焉隆矣。嗟乎！吾言区田之利，吾农重思之，不诚如此乎？"①
左宗棠所要推广的区田法，也称区种法，即把农作物种在带状低畦或方形小区内的一种农作法。其长处是作物种在低畦处或小区内能蓄水保墒，区内深耕细作，集中施肥、浇水，适当密植，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和较多地获得收成。战国时期已有将农作物种于低畦处的记载，汉代赵过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代田法
左宗棠对农学的注意始于少年时代。据他自己所说，由于"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⑥他把农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细加研究，甚至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早岁甘于农圃，不乐仕进，所求易足，无营于外，心亦安焉。"①当然，从小就熟读儒书的左宗棠如同中国封建社会中无数士子那样还是迈上了科举考试之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科举考试的答卷中，左宗棠也对农业问题做出了自己经过多年探研的心得总结。他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癸巳科、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科三次会试中，系统阐述了有关农学的思想。
左宗棠提出了重视农桑和怎样劝农的主张。在癸已科第三场五道策问的第三问中，左宗棠指出：民于何养？日农桑。天事不至，有形之灾；人事不至，无形之灾。是故勤作之家必无甚贫，乐偷之子鲜能长富，有由然也。农桑可不重乎？惩惰民，以刑劝；敬老农，以礼劝；省讼累，以时劝；修田具，以器劝，于是而民有不安于饱煖者乎？②左宗棠在乙未科的会试卷中又指出：
农事极其精，而劝相必及矣。夫事不极其精，而遽冀其获，难矣。耘籽交至，此黍稷之所以茂也。故于适亩时而寓劝农之意。且天下之所待以养者，农也。晹雨为有形之灾，而人能补之；辍忽为无形之灾，而天地之利不能救之。临民者将欲为国厚其生，为民谋其食，而苟无情意以行于劳民劝相之间，则其事终不修，而其农终不劝。从左宗棠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人与自然同农业生产的关系作了比较合理的论述。他认为农业生产中遇到自然灾害是无法避免的，但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对发展生产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强调应当勤于耕作，并对如何劝农提出了用刑劝以惩情民，用礼劝以敬老农，用时劝以省讼累和以器劝以修田具的具体措施，左宗棠还对官员提出了"为民谋其食"的要求。后来左宗棠于闽浙总督任内在浙江"劝谕耕垦，并给发耕牛、籽种、农具，借资补助"②，于陕甘总督任内在甘肃主张"亟应劝农耕垦"③，并"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官绅士庶有能实力奉行、著有成效者，准予择优奖叙"④，都是左宗棠重视农桑和劝农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视农业的，把农业作为治国之道的根本大计是天经地义和不可动摇的。他说："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大禹开衣食之原，先治沟洫；周文普旬宣之化，先即田功"，"全春秋而全省，农可称神。"①左宗棠心目中的上古农业理想国的图景是"率彼妇子，而南亩和迎春之曲。勤则不匮，无情农以自安。""是以自天降康，君子有谷。而因地之利，王用勤民。"他企盼"皇上躬先万姓，典重四推。进无逸之图，稼穑维宝。"②左宗棠对兴农桑与开利源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细致的阐述，他在戊戌科的会试文中指出：
"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是故善养民者，不必损己以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国者，不必穷民以富国，而国自宫。……且夫言农政者，将欲图匮于丰，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也，顾其事亦有难言者焉。官斯土者，非习斯土之人也，其地之肥硗，候之迟早，水泉之何出，土物之何宜，器具之何使，必不及其地之民虑之早而知之审也。……不以为利民，先以为厉民矣。虽然，因地之利而利之，不必强西北皆水田，东南皆陆海；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必强东南民食麦，西北民食稻。枣栗亦有其利，不必拔而植桑；棉苧亦惟其宜，不必转而为茧。而又以其时，行其野，历其乡，询其利，访其宜，不以为己之功，并不以为官之事，亦何利之不可兴哉？"
显然，左宗棠承继了孔子"使民以时"的恩想，并把农业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大利之原"之所在。他把国家的农业政策同"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联系起来，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并希望"皇上廑念民依，敦崇本计，丰盈有象，乐利永怀，卦亩时登，爻闾胥慰，其以此也夫！"②左宗棠还对地方官员不知农时、不懂耕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指出他们不是"利民"，而是"厉民"，申明农业生产不能依靠长官的意志行事，只有这样才能兴利。
在这篇会试文中，左宗棠对中国农学发展的概况作了评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
古今之言农政者，《夏小正》、《豳风》其最初者矣。刘向《七略》别"农家"为一流，经生而知本务之急，识已卓矣。贾思勰《齐民要术》取材博而考核精，识者虽讥其言之太文，然求之于古盖亦难焉。宋陈旉《农书》三卷，自谓胜于贾书，今按其书，多切近时用，诚与华士不同。他如元代之《农桑辑要》、鲁明善之《农桑衣食撮要》以及王伯善之《农书》皆各悉其土宜物性，为古今所不易得者，而《农书》尤赅博绝伦焉。明周王守藩开封，念天灾之流行，民生之日蹙也，于是乎有《救荒本草》之作。别其性，分其种，著其味，其于一物数名及形状同而实异者必谨志之。视鲍山之《野菜博录》，兹为精矣。徐光启《农政全书》，凡古今载籍所言利农之器、宜植之品、播种之时、任土之法靡不旁搜远绍，著为成编，卷帙繁多，高至尺许，其致力也勤，其用力也苦，宜世之说农田者宝之也。①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后，他决计不再走科举考试之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农学及地理学等经世之学的研究上来。他说："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②"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其于区种一事，实有阅历。"③左宗棠从中国古代农书中吸取精华，主张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他指出："区田之制，农书传之。创自伊尹与否未可知，若语农务之粮良，古近无以过。盖论农之理，具六善焉；论农之事，兼三便焉。"左宗棠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基本理论中，实行区田法的"六善"有：第一，"今法田必秧种"，也就是说要用"水渍谷"，"逼使芽"，"甫芽布诸秧田"，"区田法布谷于区，手覆按令着土，足履区旁高土，水不绉，谷不易其所，有撮谷之利而无其病"。第二，"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土地与肥料是农业的宝藏，"土宜禾，粪宜土，粪欺土者穰，土欺粪者荒"，于是农民治田先治粪，"粪与田称，禾之良也"。"区种法，区用熟粪二升，一亩一千三百五十二升，旁土不粪，土受粪者止亩四之一，实土载粪，粪圜禾，质取其熟，力取其多，以视恒田倍十有加"。第三，"禾畏旱畏风"，"今田竟亩不为畎，费水多"，而采用"区田法费水止今田四之一，水易足"，区田法还可以使庄稼避免风灾，"区深一尺，禾自出叶已上至结实时，旋助区土壅之，无虑七八寸，振林之风不损"。第四，"禾畏虫"，今农田"禾长掩亩，气不得利，郁蒸所至，并钟五贼。积热在土，盛雨卒加，为湿裹燥，根则受之，是生蟊"。采用"区种法，空四旁，风贯行间，緉緉然，郁者通，结者解，虫类无由滋"。第五，"区种务勤锄厚壅"，"隤土附根，深可七八寸，旁根绝，正根王，穗蕃硕而长，圆粟而少糠，米饴以香，多沃而食之疆"。第六，"先农尽地力，又惧地力乏"，从而采取"岁易之法易其田，代田之法易其圳"的做法，这是合理的。但"今农为田，宁普种而薄收，地稀种则诧，禾稀谷则无究之者"。采用区田法可以"岁易其所，不甚其取，旋相为代，地气孔有"，起到"尽地力"的效果。左宗棠还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实行区田法有三项便利之处：一是"区田用力虽频，不甚劳累，力小者亦任。开区治田，担粪引水，壮夫任之；和土布谷，锄草土壅根，余丁力可给。……老自六十已下，稚自十岁已上，主妇童女自治馈应饷外皆量力而趋。……人无冗而力无虚"。二为"区田法治田少而得谷多"。三乃"力作不惰，……易乏为饶，反瘠为沃，效莫捷焉"。左宗棠对区田"良法于数千百年而未能多睹其验"而感到愤愤不平，他力主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区田法，使"读书养素之士，世富习耕之家，未作趁食之民，游手无俚之子，皆能自营转雇，称力而食，一家为之一家足，一邑为之一邑足，天下为之天下足。聚民于农，人朴心童，几蘧之理，于焉隆矣。嗟乎！吾言区田之利，吾农重思之，不诚如此乎？"①
左宗棠所要推广的区田法，也称区种法，即把农作物种在带状低畦或方形小区内的一种农作法。其长处是作物种在低畦处或小区内能蓄水保墒，区内深耕细作，集中施肥、浇水，适当密植，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和较多地获得收成。战国时期已有将农作物种于低畦处的记载，汉代赵过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代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