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尽南洋大臣之职"（1/2）
作者：左宗棠评传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2年2月10日），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左宗棠至江宁（今南京市）接篆视事。两江总督之职，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南洋大臣则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例由两江总督兼任，其职责是代表朝廷主管南方的对外通商事务并兼及海防，它与由直隶总督所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别成为晚清南、北方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担任此职，正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较之在枢垣处处受人掣肘来说，在这里更有利于发挥他的作用。因此，清廷命他总督两江，既有"安慰"这个忠诚老臣之意，也有迫于法国武力进逼而让左宗棠去加以对付之图。
法国试图通过占据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50至60年代，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发生了"七年战争"，结果是法国失去了其殖民地印度领土的大部分和将近全部的北美辖地。于是，法国开始把它在东方殖民掠夺的重点从印度转到了越南，对越南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已侵占了整个越南南部。至70年代中期，通过两次《西贡条约》的签订，法国声称越南已置于它的"保护"之下。这样，中国的西南边疆，已受到法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光绪六年（1880年），茹费理出任法国总理，他更加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策划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年），法军攻占越南河内，企图打开红河通道，直窥云南。次年，法军攻下越南首都顺化，使越南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的侵略矛头对准了中国。
正基于这样的形势，左宗棠一上任，便把"防边固圉"作为重要的任务加紧布置落实。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882年3月14日），左宗棠在抵南京仅一个多月，就开始查阅江苏营伍情况。他指出如对水陆各营加紧训练，"以后日加振厉，化弱为强，自有成效可睹"。他通过亲自阅视各营，发现"弁兵年逾五十者颇多，并有六十余岁而仍食粮充伍者"，对此他下令一律加以裁汰，新"募取精壮补额"①，既免致虚糜，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次出阅江苏营伍，左宗棠周历扬州、清江、镇江、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他到上海经过租界时，那些一向鄙视清朝官员的外国人急忙在租界"换升中国龙旗，声炮执鞭，迎道唯谨"。②第二年左再次到上海，此景不仅复现，而且外国人"恭谨有加"，以至"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①可见外国人畏左之声威并非一句空话。左宗棠也确在国势一向"积弱"的环境中为中国人争了气。
左宗棠把加强海防视为防止外国对东南沿海染指的关键。他除了亲赴吴淞口和沿长江校阅海口与内江水师外，还建议防守南洋须添造大兵船10艘，以"洋防为时务要著"。为此，他从福州船政局定造了"开济"与"镜清"号两艘快船，从德国购进"南深"、"南瑞"号巡洋舰，加强了南洋水师的力量。他认为如不加强南洋之防，"万一南洋有警，何以待之？"因此，"谋国者当计及久长，岂以我躬不阅遽图恝置乎？"②他于光绪九年三月三十日（1883年5月6日）所写的有关筹办海防的奏折，系统地阐发了其精辟的见解。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坛，未能确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其原因在于"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动辄挟其所长，多所凌忽"。而中国不但不"以经商为本务"，反而对机器生产多予责难，甚至对勇于抵抗外来侵略的官员和将领予以压制，使中国失去了40余年的机遇！他指出：
综观往事，窃有不能已于言者。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武如陈化成，力扼吴淞，苦战不却，不幸右路未战先溃，致夷兵革于右路，力遂不支，遂以身殉。是则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有任其咎者，遗憾至今四十余年，不知伊于胡底！而所谓识时务者，仍以因循粉饰，苟且目前之安，此志节之士所为抱抑塞磊落之怀，扼腕叹息者也！
接着，左宗棠强调"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此时，他已意识到法国的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认为就"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三方面而言，次第为"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反对那种一味求和的妥协论调。他认真分析了东南沿海的军事实力，感到"虽海外与战，难言遽有把握，但筹边固圉，则尚力所能为，亦有未可因循玩惕坐昧机宜者"。他看到了南洋"诸将领又各思发愤为雄，自可及锋而试"。因而饬令"一面挑选奋勇弁丁，一面严明赏罚，订立规程，俾互相激劝，以齐心力，遇有外国兵轮闯入海口不服查禁者，开炮测准轰击"。①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与李鸿章的表现相反，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二三月间会同受命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在吴淞口布置海防时接见诸将校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左宗棠和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左宗棠向诸将校说："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彭玉麟说："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诸将校表示："我辈忝居一二品武职，各有应尽之分，两老不临前敌，我辈亦可拼命报国。"③对此，左宗棠非常激动，他不仅记述下了这段对话，而且还在家书中写道："值此时水师将领弁丁之气可用，悬以重赏示以严罚，一其心志，齐其气力，所为必成。我与彭宫保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④正是为了一吐40余年之恶气，左宗棠甘愿拚命于疆场也在所不惜，他在给清廷的上奏中表示："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疆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即其汛地。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①左宗棠的这些话是多么感人肺腑！
左宗棠还牢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用以"保民"视为加强海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莅事以来，以治水行盐为功课，而精神所注，则在海防。盖必治水而后可以保民，能保江淮以北之民不为岛人所驱使，而后两江之兵不可胜用。岛人之势日孤，官军之气日壮。"因此，他在两江任内"唯农田水利一事，躬亲相度"，"凡修堤坝、开沟洫，去淤垫"无不认真部署，治理了运河、淮河，加固了淮北盐城沿海一带的滨海大堤。左宗棠以为实现了治水"保民之道"，再"加以桑棉之利"和"垦荒成熟"，就可以用中国的"本富"去抵抗外国的"末富"，说下了"彼之末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②的话。这表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认识是有误差的，且同他曾意识到西方"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但他着眼于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生产，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不无促进作用。实际上左宗棠加强海防的主张更多的是强调师法西方，引进和仿制外国船炮，并在两江督所令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增制枪炮，以御外侮。正如左宗棠谈及他治水的目的时所指出：
"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为急。……我朝治吴有声绩者，推陈鹏年、陶澍、林则徐，皆名显当时，功垂后世。诚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民得所养。民得所养，而后礼义廉耻由此兴，尊亲乐利之心由此笃。民心定，民力纾，官司有所恃以为固，更得精兵利器辅之，自可销好慝之萌，折骄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关系国计民生，亦实海防根本。"
左宗棠意识到为进行反侵略战争必须在国内创造一个民有所食、民有所养的安定社会环境，这种思想是有着十分积极意义的。此外，左宗棠在筹划海防的过程中、对沿海人民群众的力量寄予厚望。他令滨海20多个州县的官府组织渔团，加以训练，藉此作为反对外国武装侵略的一支生力军。他亲自到沿海校阅渔团，认为："此军有成，则海外有截，豪俊之士闻风而至，以战以守，均确有把握。"②
左宗棠在筹划两江布防的同时，对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入侵中国南疆的局势极为关切。特别是光绪九年四五月间奕䜣、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妥协主张以及李鸿章拒绝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而仍以北洋大臣的身份去上海同法国代表脱利古谈判，对此，他异常愤懑。他致函总理衙门说："法越交兵一事，议论纷坛，究以执咎无人，莫敢以正义达诸政府"。他则"默察时局"，强调"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③左宗棠还令其部将王德榜于回湖南省墓之际，将云贵总督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在江南制造总局订造的枪炮顺道由上海经湖南转运云贵，并嘱王德榜"回籍后，遗其旧部与刘永福熟识者，径赴刘永福处探视军情，路途据实禀报，以便区画，一尽南洋职分"。①不久，左宗棠在写给两广总督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的信中，说他筹防江南海防乃"未雨绸缪之计，果能制敌死命，与否固未可必，而自处之道则预以白诸朝廷。盖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法虏骄横，谓越南非我属国，竟思倾国从事，而不顾其后。刘永福以一健卒，为越捍边，力挫虐焰，似亦人所难能。但孤立无援，势难持久，吾华将有唇亡齿寒之虑。南洋以兼筹边防为责，岂能袖手旁观"？②接着，左宗棠致函其密友、时为潜运总督的杨昌浚，谈了他愿请求奔赴抗法第一线的想法。他说："法越交兵一案，枢部束手。
法国试图通过占据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50至60年代，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发生了"七年战争"，结果是法国失去了其殖民地印度领土的大部分和将近全部的北美辖地。于是，法国开始把它在东方殖民掠夺的重点从印度转到了越南，对越南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已侵占了整个越南南部。至70年代中期，通过两次《西贡条约》的签订，法国声称越南已置于它的"保护"之下。这样，中国的西南边疆，已受到法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光绪六年（1880年），茹费理出任法国总理，他更加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策划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年），法军攻占越南河内，企图打开红河通道，直窥云南。次年，法军攻下越南首都顺化，使越南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的侵略矛头对准了中国。
正基于这样的形势，左宗棠一上任，便把"防边固圉"作为重要的任务加紧布置落实。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882年3月14日），左宗棠在抵南京仅一个多月，就开始查阅江苏营伍情况。他指出如对水陆各营加紧训练，"以后日加振厉，化弱为强，自有成效可睹"。他通过亲自阅视各营，发现"弁兵年逾五十者颇多，并有六十余岁而仍食粮充伍者"，对此他下令一律加以裁汰，新"募取精壮补额"①，既免致虚糜，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次出阅江苏营伍，左宗棠周历扬州、清江、镇江、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他到上海经过租界时，那些一向鄙视清朝官员的外国人急忙在租界"换升中国龙旗，声炮执鞭，迎道唯谨"。②第二年左再次到上海，此景不仅复现，而且外国人"恭谨有加"，以至"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①可见外国人畏左之声威并非一句空话。左宗棠也确在国势一向"积弱"的环境中为中国人争了气。
左宗棠把加强海防视为防止外国对东南沿海染指的关键。他除了亲赴吴淞口和沿长江校阅海口与内江水师外，还建议防守南洋须添造大兵船10艘，以"洋防为时务要著"。为此，他从福州船政局定造了"开济"与"镜清"号两艘快船，从德国购进"南深"、"南瑞"号巡洋舰，加强了南洋水师的力量。他认为如不加强南洋之防，"万一南洋有警，何以待之？"因此，"谋国者当计及久长，岂以我躬不阅遽图恝置乎？"②他于光绪九年三月三十日（1883年5月6日）所写的有关筹办海防的奏折，系统地阐发了其精辟的见解。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坛，未能确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其原因在于"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动辄挟其所长，多所凌忽"。而中国不但不"以经商为本务"，反而对机器生产多予责难，甚至对勇于抵抗外来侵略的官员和将领予以压制，使中国失去了40余年的机遇！他指出：
综观往事，窃有不能已于言者。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武如陈化成，力扼吴淞，苦战不却，不幸右路未战先溃，致夷兵革于右路，力遂不支，遂以身殉。是则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有任其咎者，遗憾至今四十余年，不知伊于胡底！而所谓识时务者，仍以因循粉饰，苟且目前之安，此志节之士所为抱抑塞磊落之怀，扼腕叹息者也！
接着，左宗棠强调"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此时，他已意识到法国的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认为就"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三方面而言，次第为"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反对那种一味求和的妥协论调。他认真分析了东南沿海的军事实力，感到"虽海外与战，难言遽有把握，但筹边固圉，则尚力所能为，亦有未可因循玩惕坐昧机宜者"。他看到了南洋"诸将领又各思发愤为雄，自可及锋而试"。因而饬令"一面挑选奋勇弁丁，一面严明赏罚，订立规程，俾互相激劝，以齐心力，遇有外国兵轮闯入海口不服查禁者，开炮测准轰击"。①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与李鸿章的表现相反，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二三月间会同受命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在吴淞口布置海防时接见诸将校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左宗棠和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左宗棠向诸将校说："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彭玉麟说："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诸将校表示："我辈忝居一二品武职，各有应尽之分，两老不临前敌，我辈亦可拼命报国。"③对此，左宗棠非常激动，他不仅记述下了这段对话，而且还在家书中写道："值此时水师将领弁丁之气可用，悬以重赏示以严罚，一其心志，齐其气力，所为必成。我与彭宫保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④正是为了一吐40余年之恶气，左宗棠甘愿拚命于疆场也在所不惜，他在给清廷的上奏中表示："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疆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即其汛地。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①左宗棠的这些话是多么感人肺腑！
左宗棠还牢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用以"保民"视为加强海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莅事以来，以治水行盐为功课，而精神所注，则在海防。盖必治水而后可以保民，能保江淮以北之民不为岛人所驱使，而后两江之兵不可胜用。岛人之势日孤，官军之气日壮。"因此，他在两江任内"唯农田水利一事，躬亲相度"，"凡修堤坝、开沟洫，去淤垫"无不认真部署，治理了运河、淮河，加固了淮北盐城沿海一带的滨海大堤。左宗棠以为实现了治水"保民之道"，再"加以桑棉之利"和"垦荒成熟"，就可以用中国的"本富"去抵抗外国的"末富"，说下了"彼之末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②的话。这表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认识是有误差的，且同他曾意识到西方"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但他着眼于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生产，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不无促进作用。实际上左宗棠加强海防的主张更多的是强调师法西方，引进和仿制外国船炮，并在两江督所令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增制枪炮，以御外侮。正如左宗棠谈及他治水的目的时所指出：
"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为急。……我朝治吴有声绩者，推陈鹏年、陶澍、林则徐，皆名显当时，功垂后世。诚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民得所养。民得所养，而后礼义廉耻由此兴，尊亲乐利之心由此笃。民心定，民力纾，官司有所恃以为固，更得精兵利器辅之，自可销好慝之萌，折骄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关系国计民生，亦实海防根本。"
左宗棠意识到为进行反侵略战争必须在国内创造一个民有所食、民有所养的安定社会环境，这种思想是有着十分积极意义的。此外，左宗棠在筹划海防的过程中、对沿海人民群众的力量寄予厚望。他令滨海20多个州县的官府组织渔团，加以训练，藉此作为反对外国武装侵略的一支生力军。他亲自到沿海校阅渔团，认为："此军有成，则海外有截，豪俊之士闻风而至，以战以守，均确有把握。"②
左宗棠在筹划两江布防的同时，对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入侵中国南疆的局势极为关切。特别是光绪九年四五月间奕䜣、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妥协主张以及李鸿章拒绝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而仍以北洋大臣的身份去上海同法国代表脱利古谈判，对此，他异常愤懑。他致函总理衙门说："法越交兵一事，议论纷坛，究以执咎无人，莫敢以正义达诸政府"。他则"默察时局"，强调"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③左宗棠还令其部将王德榜于回湖南省墓之际，将云贵总督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在江南制造总局订造的枪炮顺道由上海经湖南转运云贵，并嘱王德榜"回籍后，遗其旧部与刘永福熟识者，径赴刘永福处探视军情，路途据实禀报，以便区画，一尽南洋职分"。①不久，左宗棠在写给两广总督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的信中，说他筹防江南海防乃"未雨绸缪之计，果能制敌死命，与否固未可必，而自处之道则预以白诸朝廷。盖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法虏骄横，谓越南非我属国，竟思倾国从事，而不顾其后。刘永福以一健卒，为越捍边，力挫虐焰，似亦人所难能。但孤立无援，势难持久，吾华将有唇亡齿寒之虑。南洋以兼筹边防为责，岂能袖手旁观"？②接着，左宗棠致函其密友、时为潜运总督的杨昌浚，谈了他愿请求奔赴抗法第一线的想法。他说："法越交兵一案，枢部束手。